青年研究的理论范式转型及其学科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学科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采用的理论范式看，青年研究经历了从现代化理论范式到后现代化理论范式的转变，目前正在经历向新型现代性或互构论范式的转变。青年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特征是：强调青年的本质、青年发展的过渡性和确定性及青年的社会化等；青年研究中的后现代化理论范式的特征是：强调青年的建构、青年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及青年的选择性等；青年研究中的新型现代化或互构论范式的特征是：强调青年与社会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青年发展过程中青年与社会的“互构共变”或“互构谐变”等。 一、青年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范式 1.本质主义 现代化理论范式把青年视为一个社会的年龄类别或群体，并认为它具有其自身的本质规定性。青年的这种本质规定性必须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必须具有稳定性；第二，必须具有区别于儿童少年和成人、老年的特殊性。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青年研究人员对于青年的本质规定性曾做过非常多的探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青年研究人员如果找不到青年的本质规定性，或找不到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那么，所开展的研究将缺乏合理性。关于当时对此问题的探讨情况，笔者曾做过一些归纳和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种[1]。 第一种观点认为，青年是智力机能高度发展，参与意向强烈而社会化正趋于完成的具有统计意义的群体。第二种观点认为，“青年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关系发展中的不平衡性是青年的本质特征之一。最大限度地向未来开放是青年的本质特征之二”。第三种观点认为，青年的本质是生物人格和社会人格的双重矛盾。“青年作为人的年龄层次，比其他年龄层次的人更显露着非理性的和理性的(或者说生物的和社会的)对立。”第四种观点认为，“青年是处在一定社会形态中从儿童向成年过渡的社会群体和热情奔放，探索着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先锋”。“热情奔放，探索着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青年的本质特征。” 在分析了上述四种观点的不足之后，笔者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将青年本质规定为：“青年是身心逐渐成熟，开始能动地建立和完善自我独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个体以及由这些个体所组成的群体。” 2.把青年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连续的和确定的过程 受现代化理论影响的青年研究人员一般认为，青年发展遵循着一定的轨迹，即沿着“学习—就业—组建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等”这样一个轨迹前行，顺序是固定的、不可逆转的，在处于上述各个节点的重要的生活事件之间的过渡或转换是连续的、确定的，因而也是可以预期的，青年发展是人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同样遵循着“线性”模式。 3.过渡理论是这一理论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理论 青年研究中的过渡理论认为，青年是处于从童年向成年过渡当中的一个年龄群体，是个体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年龄阶段。完成学业、就业、组建婚姻家庭、生儿育女及拥有自己的住房，是成熟的重要标识。还有学者将参与社区或社会生活，也列为成熟的标识之一。获得了上述标识，就意味着青年期的正式结束和成人期的正式开始。过渡理论的理论预设是“成人中心”，是“成人支配或主导青年”。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传统社会化理论中的“社会化”，它重点强调的是“社会化青年”。 4.实证研究案例 现代化理论范式不仅对学者们关于青年群体的整体认识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它对于人们关于青年具体层面的问题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下面以有关中国青年价值观演变的研究为例，对现代化理论范式如何影响青年具体层面的问题研究作一简要说明。 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说是“新旧取代假说”。工业社会取代农村社会，现代价值观取代传统价值观。台湾学者杨国枢曾对这一理论做过比较详细的综述。他认为，这一理论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Inkeles,Smith和Kahl。这种理论的基本特点是，认为传统与现代是二分对立的，经由现代化历程，人们的现代心理与行为特征将取代传统的心理与行为特征。这一理论范式对20世纪6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台湾学者关于价值观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期间，杨国枢等人完成了大约二十项实验研究，均是在这一理论的影响下从事的有关研究工作，目的是想了解在现代化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台湾民众心理与行为的变迁情形[2]。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学者对大陆青年价值观变迁的研究基本上重复了这一历程。一项最具代表性的全国性的调查研究认为，青年的价值观变迁存在着三个基本的演变取向：即群体本位取向向个体本位取向偏移；单一取向向多元取向发展；世俗性的价值目标正在取代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3]。另一项涉及转型时期农民价值观的研究逐一分析了农民在开放意识、风险意识、进取意识、贫富意识、自我意识、政治法律意识等观念意识方面的转型程度[4]。正如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①所指出的那样，众多研究所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他们的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框架，实际上都属于将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一刀切开，具有“二元论”特点的“古典现代化理论”框架。例如，在第一项研究中的“三个基本演变取向”表述中的群体本位取向、单一取向和理想主义的价值目标与传统相对应；而个体本位、多元化、世俗性价值目标则与现代相对应。因此，三个基本的演变取向说到底就是一个取向，即现代价值观取代传统价值观的取向。 二、青年研究中的后现代化理论范式 1.反本质主义 后现代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m)的。后现代主义者否认本质和现象的严格区分，否认事物拥有某种固定不变的“本质”或者诸多“现象”后面存在着某种固定不变的“共性”[5]。 后现代理论家否认对青年的本质主义理解。在他们眼里，年龄与性别一样，也是一种建构物。什么时候可以发生性行为，什么时候可以结婚，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体的生理与心理成熟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它取决于社会的法律和社会规范的约定。而法律和社会规范均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 国外的一些青年问题研究人员不仅不承认青年具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内在本质，而且还认为，青年这一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被建构起来的社会类别，在后现代化阶段，正面临被解构的趋势[6]。向下，它与儿童的边界在不断地消失。这是因为，市场及电视等大众媒体导致了儿童过早地进入了成人消费市场，过早地失去了童年，即儿童过早地“成人化”了；向上，它与成人、老年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充满青春活力的行为方式，如坠入爱河、跳舞、听流行音乐等，不再属于年轻人的专利，而是已成为所有年龄段人群都可能会有的行为[7]。正如Claire Wallace和Kovatcheva所指出的，伴随后现代性的出现而被解构掉的不是青年这一社会群体本身，而是现代社会中的现代化理论家们对这一群体所作的那种具有现代意义的概念建构[8]。 2.把青年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不连续和不确定的过程 后现代理论家认为，青年发展并非遵循个人传记体式的轨迹，“学习—就业—组建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等”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时序是可以反转的。更为重要的是，青年在不同节点间的过渡，既不连续，也不确定，存在一种“去标准化”的趋势，甚至在两个节点之间，有可能出现断裂，其结果可能是永远也没有实现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过渡。用于描述人的发展过程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这一概念，被“生命历程”(Life course)这一新的概念取而代之。 3.个人选择论或建构论是这一理论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理论 青年研究中的个人选择论或建构论重点强调的是主体的自我选择和自我建构，强调青年在学习、就业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选择的多样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去标准化”：一是在“学习—就业—组建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等”不同节点间转换时间和程序的去标准化；二是在“学习—就业—组建婚姻家庭—生儿育女等”各方面具体样式选择上的去标准化。例如，在组建婚姻家庭方面，青年人既可选择结婚，也可选择同居或不婚等，其结果是现代核心家庭(nuclear modern family)被后现代碎片化家庭(the fragmented postmodern family)取而代之[9]；在就业方面，青年人既可选择全日制工作，也可选择临时性工作，或选择暂时不工作等。这一经典理论的理论预设是“青年中心”，它最基本的理论命题是“青年建构社会”，即“青年化社会”，其核心概念是“个体化”。 4.实证研究案例 后现代化理论范式不仅有助于学者们形成有别于现代化理论范式对青年群体的总体认识，对于人们关于青年具体层面的问题研究，也非常有益。下面我们对后现代化理论范式如何有助于青年具体层面问题研究的理论创新作一说明。 20世纪90年代，在发达国家的青年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种不谋而合的“研究范式”的“转型”现象。一些著名专家、学者纷纷感到，用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范式，再也无法解释当代社会青年的价值观与行为方式了。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开始运用“后现代化”或“脱现代化”的理论范式来解释变化的原因。 在美国，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密歇根大学教授R.英格尔哈特于1997年出版的《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个国家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变迁》一书。其理论特色是，作者根据1990—1993年对四十多个国家所做的“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分析，提出当今世界各国的价值观变迁实际上存在“两个维度”。一个是“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传统价值观”向“现代价值观”转变的程度；另一个是“后现代化”维度。它反映的是从“生存价值”向“幸福价值”转变的程度。此外，他还依据近20年的“纵贯数据”，揭示了当今世界发达工业社会出现的从“现代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观”转变的文化变迁趋势。 在欧洲，曾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青年社会学委员会秘书长的Claire Wallace与Sijka Kovatcheva合著的《社会中的青年：东西欧青年的建构与解构》(Youth in Society:The Constru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Youth in East and West Europe)一书，是欧洲青年社会学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力作。该书对东、西欧青年的比较研究，不仅摆脱了那种简单数字罗列式的比较方式，而且还采用了一种新的理论架构。这种新的理论架构，同样是后现代化的理论范式。这从该书的最后一章的标题，即“结论：后现代化与青年的解构”中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 在东亚，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先生写了一本专著，名叫《“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作者在该书中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范式正在装点着青年人的生活。因此，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已不能解释当代日本青年中的价值现象和行为方式了。 近十年来，笔者和同事及学生一起，沿着“后现代化理论”的索引前行，完成了十几篇有关青年后现代价值观研究文献的写作。笔者自己独立完成了北京青年的价值观向后现代价值转向的研究，撰写相关论文1篇；与同事或学生合作，研究了中学生中的消费主义倾向及其影响因素，撰写了3篇相关的学术论文；与同事或学生合作，研究了世界各国公民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它的个体与国家特征，以及中国IT白领青年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撰写了3篇相关的学术论文；与学生合作，研究了大学生的后现代人生价值观及其影响因素，撰写相关方面的学术论文1篇；与学生合作，还研究了女性身体建构、明星婚姻形态、流行音乐和手机短信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后现代价值取向的各种表征，共撰写了4篇学术论文。如果说在这一阶段研究的早期，我们主要是从与“系统”相关的层面来探寻青年中的后现代价值取向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研究的后期，我们则主要是从青年的“日常生活领域”来探寻青年的后现代价值取向②。 三、青年研究中的新型现代性或互构论范式 1.青年发展的实质 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来看青年发展，可以将其看成是青年与社会多元主体之间相互建构与型塑的结果。社会在力图建构与型塑青年的同时，也在被青年建构与型塑；青年在力图建构与型塑社会的同时，也在被社会建构与型塑。互构“结果”指称互构的未来结局，这种结局更多的情形是非决定性的、非因果性的；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唯一可以预期的，就是它的变动性；唯一可以构想的，是在各种可能性中争取一个最佳值[10]。 2.把青年发展的过程看成是青年与社会互构共变的过程 社会互构论是关于“社会互构共变”特别是“社会互构谐变”的理论，简称“互构论”。所谓社会互构共变，是指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关系(或行动关联)具有突出的交互性建塑和型构特征[11]。该理论将“交互性”、“型塑性”、“多元性”、“谐变性”和“实践性”视为“互构共变”的五种行动关联和关系的基本性状，并以其作为整个理论的核心范畴[12]。当然，社会互构论并不排斥出现逆向冲突的可能性。将这一理论应用到青年发展研究领域，可以把青年发展的过程看成是青年与社会互构共变尤其是互构谐变的过程。 3.“互构论”是这一理论范式的经典理论 “互构论”强调多元主体的相互建构与型塑。它在理论预设上不主张对于个人与社会其中一方的优越性选择，这意味着对其中另一方的排斥性选择；在实践中不赞成具体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的主导或从属、支配或服从、强制或被制的观念。既不主张“社会中心主义”，也不主张“个人中心主义”[13]。 4.实证研究案例 我们在研究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时，采用了“互构论”这一当前最前沿的基础社会学理论。由于这一理论突破和超越了西方社会学对个人与社会关系僵死的、静态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理解，认为“个人”和“社会”同属于人类生活的共同过程，表征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双重性，二者之间是互构与谐变的关系，因而能使我们的研究从根本上避免走入政治社会化研究在“系统论”与“建构论”之间游移的困境和怪圈，真正实现政治社会化研究的本土化③。正是在该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获得了不少关于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认识。其中之一便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多元主体间的相互建构与型塑。具体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第一，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多元主体互构的过程。每一行动主体都有自己的行动意图，都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对方，而最后在型塑对方的过程中也被对方型塑，最后呈现的结果是行动主体之间在不断调整和改变后达成共识，而不是各自原有的意愿。从我们的问卷调查情况来看，当代大学生在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了对政治系统积极的政治定向，但从认同的程度来看，认同水平还不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0—100分的范围内，国家认同为72分，政党认同为63.7分，政府认同为54分，政治制度认同为56.89分)。这一实际测量到的得分水平既与一些人提到的中国民众政治认同处于危机状态这一说法不一致，也与一些学者认为“大学生对中国政治认同感强烈”这一乐观的判断和预期存在一定的差距。 肯定互构主体的多元性并不意味着承认各种主体在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结果影响力上的均等性。虽然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各类行动主体所形成的“合力”，但不同主体因其与“着力点”的距离差异、方向差异，尤其是因其所拥有的互构资源差异，而对这一“合力”所贡献出的“分力”是不同的。 下表显示的是按不同影响因素分类的各个具体的自变量及大学生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同和政党制度认同这两个因变量的作用大小情况。表中的系数值如果在其右上角带有星号(*)，表明处于该行的自变量对于处于该列的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且标准化回归系数值越大，其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就越大。例如，对于大学生政党制度认同这一因变量来说，专业课老师政治态度这一自变量的影响，要大于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这一自变量的影响。前者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为0.104，而后者的这一系数值为0.085。 第二，个人是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主体。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系统对个人的型塑过程，也是个人对政治系统的能动建构过程。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学生对政治系统的建构和型塑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在政治定向中对政治文化的选择性认同。他们当前所形成的政治态度并非完全是政治教育机构灌输的政治信息所决定的，而是社会化机构塑造与个人自我选择相互作用的结果。二是在政治行为方面的选择性参与。作为政治定向的重要外在表现以及型构政治系统的重要方式，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程度以及方式也都是他们在与政治系统互动过程中自我选择的结果或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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