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局角色转变与台湾经济衰退的误解_台当局论文

对当局角色转变与台湾经济衰退的误解_台当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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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4)04-0021-08

       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出现了显著的衰退趋势。经济增长率逐渐下探,失业率不断升高,社会经济问题不断涌现。而台湾当局角色转变误区对经济的负面作用则是近年来学界对台湾经济衰退解释的重要观点之一。如林长华(2004)指出民进党时期台湾动荡的政治局势破坏了台湾的投资环境是台湾当局阻碍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刘相平(2008)认为台湾的“本土化思维”阻碍台湾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台湾经济衰退的重要原因。而邓利娟(2004,2009)则根据演化制度学派的“政府失灵”的观点指出,台湾当局的“政府失灵”引发了诸如投资环境恶化、降低国际竞争力、阻碍两岸交流、加深岛内需求衰退等问题,从而阻碍了台湾经济的发展。这些研究都从不同角度描述了台湾经济衰退和当局角色转变失误的关系,然而却无法回答何以在台湾市场经济中小“政府”的台湾当局能够对经济产生如此重要影响这一违反经济学基本规律的难题。且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陈水扁当局时期的混乱局面,对2008年以后马英九当局同样的政治表现和经济衰退却无法给出合理解释。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构建台湾当局决策产生的制度演化框架,并从新制度经济学产权和意识形态对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保障观点入手,解释从当局混乱的决策到台湾经济衰退之间的路径依赖。从而对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角色转变误区对经济衰退的影响做出具有内在逻辑一贯性的解释。

       一、台湾当局决策模式演进

       21世纪前后几十年间,台湾经济发展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外部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知识经济发展模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内部,台湾则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行了深入的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改革。内外部环境的显著变革给台湾当局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决策模式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进。

       (一)政治民主化与当局决策

       现代经济学理论指出,“政府”在经济中并非如古典经济学理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市场机制的“守夜人”和市场失灵的纠错者扮演着中立而理性的角色。“政府”以及政府官员和其他参与经济的主体一样,在经济中追寻自己的利益,并为相应的激励机制所驱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运作模式,即是政府(当局)及其中官员参与经济的基本激励机制,因此台湾经济民主化的过程,必定对当局经济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产生深远的影响。

       1.民主机制中当局决策机制

       民主机制的基本原则在于民众参与选举执政当局并对其决策进行监督。以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民主机制,参选政党或执政当局类似于公共产品的生产者,而选民则类似于公共产品的消费者,因此民主机制可以用一个简单地厂商消费者框架来表示。类似于厂商不是为了利他的目的而是为了获得利润生产产品。在民主机制中参选政党提出自己对公共产品的生产计划也不是为了利他目的而是为了当选并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同样选民作为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决定其投票的方向。这样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参选政党首先要满足多数选民的利益诉求。这一利益诉求的实现,在野党派通过对未来计划的许诺来实现,而执政党则一方面要给出未来许诺,另一方面在选举之前的任期内就必须考虑未来连任的目标,从而理智的选择兑现上一选举期对选民承诺。在这样的机制下,当局对各项政策决策的决定权比非民选当局大幅下降。由于决策权一定程度上让渡给了选民,当局由公共产品的生产决策主体向代理人角色转变。

       然而公共产品的生产过程和一般商品的生产又有显著的不同。典型的表现在于,厂商生产商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和其获得利润的过程是一致的并且厂商和消费者的契约有足够强的法律监督,因此在法制健全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厂商生产违约的意愿较低。而在政治领域,受选民要求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和当局的利益并不经常一致,且对于当局违约缺乏强约束力的监督主体。①因此参选政党总有违约和诱导选民改变其偏好的倾向。在成熟的民主政体国家,由于民主选举已经进行过相当多次,因此政党与选民之间的违约风险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重复博弈中的“以牙还牙”策略所避免。同时在选举演进变迁的过程中形成的公民意识和媒体监督以及相关法律都对监督的强度有显著的加强作用。而另一面成熟的公民意识也具有较为稳定而理性的偏好,选民和政党之间对政党本身信息了解的不对称性也较低,不易为政党简单的诱导。

       然而在2000年才首次实现政党轮替,实施民主机制不超20年的台湾显然并不具备多次博弈、成熟公民社会和成熟媒体以及成熟的相关法律机制的选举条件。在这种背景下,在民主机制中运行的台湾当局在选举中以及执政过程中为谋求自身利益而主动违约并诱导选民的倾向显然高于成熟民主机制国家。而正是这种制度以及民意的相对不成熟将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的角色转变引入误区。

       2.台湾民主化演进及其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Arrow,2007)是指经济或其他系统长期的演化依赖于系统的初始状态或系列历史中的一些扰动。由于报酬递增、自我强化,正反馈以及锁定(Page,2006)等原因,系统形成了对过去演化状态的持续保留的“惯性”,从而使系统整体长期偏离最优状态的现象。台湾当局在民主化路径中形成的决策机制既有普遍的政治经济规律所揭示的现象,也有由于本身初始条件不同和特定历史扰动所造成的独特现象,这些现象在相关机制的强化下形成循环反馈造成了当局决策机制偏离最优的路径依赖。

       台湾民主化生发的初始条件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是长期当局引导下发展的社会经济。在这种“意识形态”作用下台湾从当局到民间普遍具有当局理应对经济负责,并能够对经济负责的认知。第二点则是台湾民主化并非经历长期历史演进形成,而是由威权当局在短时间内开放形成,且此威权当局在发展过程中秉持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决策模式。由此初始状态中民众具有强烈的追求经济增长以外权利的诉求。第三是台湾面临着不可回避两岸隔离问题,且这一问题一直困扰台湾。台湾民主化发生过程中的历史扰动,则是以“台独、环保、民生”等为核心议题,从小到大发展的反对党民进党的成长过程。三项初始条件使得民众更容易接受民进党理念的宣教。而这种接受是对民进党政治利益的正反馈,其促使民进党在谋求政治利益的过程中会更进一步的去利用这种宣教从而形成循环锁定的路径依赖,最终造成目前非理性的选民偏好。

       由于民进党和国民党本身风格的区别,台湾政治机制由威权到民选的变迁对两党的影响也有显著的差别。由于民进党执政经验不足,相对弱小,对自身利益关注高于整体社会经济利益。民主机制对民进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直接许诺和直接违约,这些在2000年到2008年间的民进党当局执政期间摇摆不定的混乱政策和不顾大局的秉持自己核心立场中显而易见。而国民党由于更关注整体利益,其对经济社会的规划和政策往往较有意义。但是由于非理性民众通过不成熟民主机制的反对,这些政策往往无法得以通行,而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意支持度的国民党则不得不对原有规划改弦更张,这些在2008年以来国民党反复无常的政策方向和低下的议事效率中有所反应。然而虽然两党表现出来的具体现象差别明显,但这背后都是当局为了自身利益考量而以政乱经的事实。而更进一步的深层机制则是台湾为路径依赖所困越来越非理性的民意以及远不够成熟的民主机制。这些问题是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角色转变走入误区的最基础诱因。

       (二)经济自由化与当局决策

       除政治方面对当局的影响外,经济自由化和知识经济发展也对台湾当局决策方式带了一定的影响。其主要作用是使得台湾当局进行经济干预的能力进一步弱化。

       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首先,台湾当局直接干预经济的资源逐渐减少。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自由化改革,台湾的公营企业民营化,当局在经济中的资源越来越少,能对经济造成的直接影响越来越小。根据台湾“行政院”主计处资料,截至2012年,台湾经济固定资本形成中的公营资本已从1976年的55%下降为21%,而当局资本则进一步降低为14%,反映出经济自由化作用下台湾当局在直接资源配置中作用的弱化。其次,台湾当局间接干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逐渐减弱。在当局资源和计划逐渐退出经济的过程中,当局对经济的干预将主要转移到间接的宏观调控手段;从而一方面保证市场对经济发展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也保证当局能够有有效的手段对市场失灵进行补足。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利率等调控市场的金融工具越来越由市场资金供需所决定,当局能够进行调控市场的金融手段也越来越有限。而另一方面,随着台湾“政府”债务逐渐逼近警戒线,其财政手段的运用空间也进一步缩小。

       而在知识经济方面。随着台湾经济逐渐步入创新驱动时代以及全球知识经济的兴起,台湾当局对经济的引导作用开始受到冲击。首先,随着岛内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创新层级的提高,外部经济可供台湾学习的典范逐渐消失,台湾当局根据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路径引导本地经济的生产模式将不可持续。其次,在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产品生产周期极大提高,台湾本地企业模仿学习的速度远赶不上全球产品革新的速度,从另一个角度决定了模仿学习式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最后,由于创新本身具有的不确定特点,当局只能尽量保证创新所需要的环境和机制,却无法引导创新的投入产出。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转化进一步弱化了当局的引导职能。

       二、台湾当局角色转变误区

       随着当局决策模式在内外部环境变化下不断演进,台湾当局的角色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些转变包括了从目标到能力以及执政效率的各方面,深刻影响了台湾当局在经济中的作用。

       (一)当局目标转变的误区

       当局目标的转变,主要受威权机制向民主机制转变的政治变化影响。由于上述机制的作用台湾当局的执政目标由发展经济向关注本身政治利益转变。这一机制由于台湾特有的路径依赖影响加深了当局经济政策决策和执行中的无序性和非理性,从而使得当局目标转变进入误区,极大的混乱了市场秩序。这些在无论陈水扁当局还是马英九当局都有显著的体现。

       陈水扁当局时期是较为直接的“许诺—违约”模式,其“工时案”、“核四案”、财划法复议案以及各类为选举目的许诺而无法兑现的福利政策和陈水扁本身的黑金政治等均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而马英九当局执政期间则是“民意-妥协”模式。以马英九2008年参选时的重要规划“建立自由经济示范区”为例。该规划是马英九“黄金十年”规划中提出的重大经济建设方案之一。然而这一方案先是受到民进党的全力阻碍,规划内容多次调整,出台时间数度延后,拖延6年毫无建树;②在2014年年初又受“太阳花学运”的影响,为街头抗议民众所阻止,通过之日遥遥无期。除此而外,马英九当局执政期间的老农津贴案、国民年金案、证所税、12年“国教”的排富条款等决策均是一遇民意立刻调改的模式。③究其根本还是将选举目标置于经济目标之前,失去长远目标的表现。以针对台湾当局这些现象,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专家层指出,台湾当局政策缺乏一致性,没有可预测性,缺乏有效管理,社会凝聚力低等弊病使民间企业无法相信当局,生产陷入恶性循环是其目前竞争力下降的关键因素。④而经济学人杂志也指出,台湾“街头抗议频仍,反映出民众普遍为政治体制疲弱感到幻灭,但街头运动将更加弱化体制”。⑤由此可见,台湾当局为政治以及民意所困而致目标短期盲目的现象不仅困扰当局本身且已经对台湾经济造成了整体竞争力的损害,而这种民意裹挟当局任意插手经济的行为,也极有可能形成无法自拔的恶性循环,对台湾经济的未来造成深远的伤害。

       (二)当局效率转变误区

       当局效率的弱化,是台湾政治机制变迁给当局角色带来的另一个不良影响。民选社会当局决策和执行效率的弱化本身是一种正常现象。鉴于现代社会经济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民选当局的多角度考虑和多利益代表权衡的决策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牺牲效率的条件下很大程度的保证决策的质量或提高社会公平度,从而有利于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然而台湾当前由于不成熟的选举体制,和民进党对公平、环保、两岸问题等多个议题的有目的操纵,从而使得台湾众多关系经济的决策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非理性的反对中,不但未能提高社会公平和决策质量,反而极大地削弱了决策本身的效率。

       台湾当局的这种非正常化的效率弱化表现在21世纪以来的多个决策之中。最典型的则是涉及民进党核心议题“台独”、环保和民生的相关议题。台独议题主要是对涉及两岸的相关议题的排斥。如两岸“三通”议题,两岸直接“三通”是关系海峡两岸经济福祉的重要举措,无论两岸民众还是国际社会都对两岸直接“三通”抱有强烈期待,这一议题从陈水扁当局2000上任以来就被广泛讨论。然而迫于政治原因,终其两届任期陈水扁当局都没能通过这一政策,而是拖延到2008年政党轮替,由马英九当局最终完成这一历史性事件。而如今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同样是解除贸易壁垒有利于两岸经济的重要协议,其作为ECFA后续协议之一在2013年上半年得到签署。签署之后却在台湾被以各种原因一议再议,本就被批评效率低下。然而在2014年通过之时却依旧遭到非理性的游行反对,使得这一议题被无限期搁置。环保方面的议题同样如此。“核四”案即是这方面的典型。2000年陈水扁上台伊始,为了实现其对反核人士的许诺,片面宣布停止台湾第四核电厂建设预算。从此“核四”被政治捆绑不断炒作讨论,时至15年后的今天,这一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解决。而民生议题,如之前提到的老农津贴案、国民年金案等等均是在反复和低效中不断挣扎。台湾当局政策决策和实施的低效和拖沓由此可见一斑。

       (三)当局能力转变误区

       当局能力的弱化主要由经济方面的变迁所引发。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当局在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力,干预经济的资源和手段上都降到了极低的水平。干预手段和资源的减少较为直观,这里主要解释当局前瞻力的衰弱。

       当局前瞻力的衰弱主要体现在对产业前景和创新前景的无法有效把握上。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即台湾的“两兆双星”计划。此计划为陈水扁当局期间于2002年拟定的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并在之后的10多年间为台湾当局所重视。其中“两兆”指半导体产业及影像显示产业,“双星”则指数位内容和生物技术产业。⑥除生物技术以外,该计划的主要内容集中在以互联网为前端的电子技术产业。然而与此计划出台几乎同时,全球互联网泡沫破灭,整个互联网产业陷入低潮。虽然经过10年低迷,从2010年起互联网产业再次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亮点,然而其产业的主导方向却集中在了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以及整个互联网平台化思维所带来的传统产业的革命上⑦,相关产品和服务在近年来大放异彩,相关公司也不断创造出互联网时代的造富神话。而与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相对比,2002年到2010年间台湾在互联网产业领域集中于半导体等硬件技术的产业发展方向其实是与全球产业动向完全相悖的。这也从根本上导致了相关产业在过去的10多年间成就乏善可陈的局面。而近期随着产业发展的历程日渐明朗,台湾当局对“两兆双星”计划的反思和批评也日渐产生⑧。然而反观互联网产业目前发展的动向,其更加革命性的创新如可穿戴智能设备、智能汽车以及生物技术之智能化等领域皆因面对硬件研发的瓶颈而无法实现。而2010年以来的互联网运营以及移动互联网等热门领域的动能也在逐渐减弱,未来产业内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动力可能还要有赖于半导体等行业的革命性创新,而该领域正是台湾的现有强项。因此若能在“两兆双星”产业内继续深耕,争取原发的创新性突破,台湾则有可能成为下一波互联网产业革命的推动者。因此就更长远的将来来看,该计划未必如朱立伦所言,属于“完全的资源错置,是一场噩梦”。然而无论产业发展如何,从早期台湾当局对此计划制定时对未来十年产业发展方向的错误定位以及产业发展短期受到挫折之后即予以批评否认的做法可以看出,当局对产业和创新方向的把握远没有足够的明智和前瞻性。创新的不确定性和产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远离实际生产的当局对引导经济发展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三、当局角色转变误区对台湾经济的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由于目标混乱,效率降低以及能力的衰弱,台湾当局角色转变从多个角度走入误区,已经丧失了合理引导经济的基本条件,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而这种失灵对于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一)混乱市场秩序

       虽然通过逐步民营化等手段,台湾有效降低了当局对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使得市场成为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机制。但是市场机制的维持却需要政府予以保障。这些保障中最关键的即是对产权的明确划分和有效保护。

       台湾当局以政治目的干预经济,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反复无常,对重大项目因政治利益随时叫停的习惯,所带来的影响不仅使当局威信降低,其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使投资者存在当局不能有效捍卫其产权的预期。仍以“核四”建设为例,该项目于1999年已经开工建设,而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却为了满足反核人士的要求单方面决定停止该工程预算,之后在多次讨论未果不断建而复停。虽然以环保和政治的目的来看,该项目的拖延和停滞确实实现了反核的目标。然而以政治手段直接干预项目,随时叫停,无视契约的行为本质上却是对投资方以及建设方产权的野蛮践踏。而其他政策决定如“服务贸易协定”等虽然不涉及具体主体的产权,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利益却是和无数生产者息息相关。协议的生效与否关系者相关生产者的利益存废与否,当局仅凭政治抗议就置其利益与不顾,充分体现了当局重政治利益而轻产权保护的执政思维。

       对产权保护的忽视,直接影响的即是投资者和生产者对自身利益保障的不确定性,从而极大的降低其投资和生产意愿,并对经济产生深远的打击。反观2000年以来台湾经济成长中投资对经济成长的贡献,多数年份的这一贡献率低于10%,而有半数年份甚至投资对经济成长构成了负贡献,与上个世纪多数年份25%-50%的投资贡献率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十多年来投资大幅降低的走势和衰退的台湾经济保持了一致。除此之外,台湾对投资者保护的忽视也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认知,在2012-2013年世界经济论坛对全球144个国家(地区)的“投资者保护”评价中,台湾的位置只达到全球65位,和赞比亚的名次相当,充分反映了台湾当局以政乱经对经济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二)降低生产激励

       除基本的保障机制外,市场运行同样需要其基本的意识形态条件保证,即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它要求社会中的经济参与者以经济利益为重。现代经济学对经济意识形态的研究表明,看重经济利益,偏好生产而非闲暇(或其他非生产性行为),具有高度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文化对于无论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奇迹都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台湾当局混乱的角色定位和非理性的经济干预对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多个方面。但其最主要的影响还是在降低台湾民众的生产倾向和企业家精神上。以台湾对ECFA以及服务贸易协议等开放经贸的议题讨论为例。反对者关注的核心总是集中在台湾的失业率、实际薪资水平下降以及贫富分化扩大等民生议题上。然而考察相关统计数据却可知,21世纪以来台湾的除遭遇互联网泡沫和全球金融危机的年份外,其他多数年份的失业率不超过4.5%。2013年的失业率为4.18%,虽然较上个世纪不足2%的水平为高,但与全球平均值6%仍有相当距离;贫富分化程度有同样的问题,2013年台湾的基尼系数为0.338,不但较国际警戒线0.4差距较多,较金融危机以来也有显著缓解。⑨然而面对这样相对平稳的数据,台湾却有近7成民众认为自己需要挣扎度日(struggling)。⑩反映出台湾民众对分配问题的敏感性。而退一步说,即使伴随台湾经济衰退,失业和贫富分化出现恶化,其解决方案首当其冲的也应当是发展生产,而不是以分配为理由阻碍经济发展。而台湾的众多民众却完全无视相关政策的生产性意义,将注意力完全投注在了分配方面。充分反映了在政治利益—民意循环机制下台湾民众早期戮力生产发展经济的偏好已经完全被改变了。

       台湾企业家精神的衰落则可以从一些相关调查中显示。台湾《30》杂志2012年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台湾30岁左右的年轻人23.8%的理想是当个性小店店长,而43%的大陆年轻人想成为大企业家;34.6%的台湾年轻人认为赚钱虽重要但不是唯一价值,而20%的大陆年轻人希望自己未来年薪可超千万,进取心的差异显而易见。而台湾“中央社”的调查也显示,台湾青年认为最有竞争力的年轻人以中国大陆居首占33%,只有5%受访者认为台湾年轻人有竞争力。(11)总之,在不重经济重政治,不重生产重分配的文化氛围之下,通过台湾政治-民意循环机制不断强化,近10多年来,台湾民众对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偏好已经大幅向闲暇方向转移,生产意愿和企业家精神也随之衰落,台湾经济发展的根本被动摇了。

       (三)阻碍区域经济合作

       阻碍区域经济合作是台湾当局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对以中国大陆为起点的区域经济合作刻意阻拦的结果,是台湾当局以政乱经的具体表现。而由于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特殊关系,台湾对与大陆经济合作的刻意延缓也使得台湾整体上被阻隔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门槛之外。这一自我孤立的行为对外向型经济的台湾有着极为不利的影响。

       近年来,区域经济合作或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到2005年9月,正式向世贸组织通报的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贸易安排达334个,其中80%是在过去十年签订的,仅2005年1-9月就增加了27个。截至目前,台湾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彼此之间都建立了相互关联的区域经济合作,而台湾却因政治因素未能与任何一个重要的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有政治图谋并积极争取建立中国台湾与美国、中国台湾与日本自由贸易协定遥遥无期,曾提出与东亚地区多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设想纷纷告吹,台湾因而被排除在经济区域化浪潮之外,形成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危机。

       边缘化的经济地位极大地削弱了台湾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以世界经济论坛的国际竞争力统计为例,2010年以来,台湾连续在国际144个国家(地区)间获得竞争力13位的佳绩,其产品市场的发达程度更是在144个国家(地区)中位居前10,然而具体到关税税率和贸易壁垒方面,2012-2013年台湾的排名则落到全球73位和55位,反映了台湾由于无法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在市场开放度方面极度落后情况。而进一步的这种竞争力的落后又造成了台湾经济的衰退。据台湾经济研究院估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加上中国内地与港澳签署的CEPA,将使大陆经济增长增加0.45个百分点,GDP增加0.77%,而台湾如果被排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外,台湾经济将衰退0.15%,GDP下滑0.36%。中华经济研究院模拟分析也得出台湾的GDP将会下降0.2%的类似结果,各主要产业都将受到影响的程度不一,工业总产值将会出现下降,台湾产品出口到东盟的竞争力也将会被削弱。(12)总之,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当局对台湾市场开放的阻碍与之下,21世纪以来台湾经济被相当程度地拖累了。

       四、结论和启示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进入21世纪以来,台湾当局受到政治经济变革的冲击造成的当局角色转变违背了当局在经济中发挥合理作用的基本前提,进入了角色转变的误区,引发了“政府失灵”。而这种“政府失灵”一方面通过将台湾孤立在世界市场之外限制台湾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从制度和文化层面危害台湾市场机制的根基。前者作为直接影响,使台湾经济短期内的发展缓慢,后者作为间接影响却从根本上撼动台湾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尤其,台湾当局对经济的这种无序干预和本身角色的混乱定位来自于其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由初始条件和历史事件扰动所造成的路径依赖,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制度锁定,并表现为从不理性的民意到不理性的当局之间构成的恶性循环。如果台湾当局不能够从长远利益出发,纠正造成角色误区的制度基础,这种制度锁定必将越陷越深,而恶性循环的结果必将使台湾经济深受其害。

       注释:

       ①媒体监督以及第三方民调监督等手段比起法律监督只能算是弱监督手段。

       ②中国台湾网,王建民:《自由经济示范区规划反复多变制约经济建设》,http://www.taiwan.cn/plzhx/zhjzhl/zhjlw/201302/t20130222_3810835.htm

       ③搜狐资讯,《台民众对马当局信心濒临崩溃 政策反复成马英九“标章”》,http://roll.sohu.com/20130809/n383756914.shtml

       ④中国台湾网,IMD指出:台湾竞争力下降,台当局政策反复是主因。http://news.163.com/06/1018/11/2TNC82830001124J.html

       ⑤中国新闻网,评论:台湾的前途是否会由街头运动决定?http://www.chinanews.com/tw/2014/05-04/6129956.shtml

       ⑥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两兆双星计划,http://www.ndc.gov.tw/m1.aspx? sNo=0012498

       ⑦这些革命包括社交网络、互联网金融、传统产业电商化以及大数据分析等延伸领域。

       ⑧如朱立伦的批评。华夏经纬网,朱立伦炮打当局,批两兆双星计划错误,http://www.huaxia.com/jjtw/dnzq/2014/01/3729529.html

       ⑨台湾“行政院”主计处,统计资料库,http://ebas1.e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L.asp

       ⑩盖洛普咨询,http://www.gallup.com/poll/147167/high-wellbeing-eludes-masses-countries-worldwide.aspx#1

       (11)新华网:《台湾年轻人啃老现象普遍》,http://news.xinhuanet.com/gongyi/2012-11/12/c_123942278.htm

       (12)华夏经纬网:《为何台湾出现经济边缘化危机》,http://www.huaxia.com/zt/sw/13-043/35993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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