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事求是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671(2008)01-0084-08
在党的历史上，我们依靠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建立起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胜利，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建设和发展的道路。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左”的思想的禁锢，我们党逐渐背离了实事求是的路线，脱离了我国的现实国情，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宣告了“左”的指导思想的彻底失败。但是，当时的情况是，不仅长期形成的“左”的指导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而且“两个凡是”又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新的精神枷锁，严重地阻碍着拨乱反正的推进，致使党和国家的事业处于徘徊的局面。在这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深刻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针对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现实，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必须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主义、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了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他不仅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对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作了大量的论述，为重新确立并发展党的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身体力行，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善于总结，领导我们党解决了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创立了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伟大理论——邓小平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创造性实践党的思想路线的光辉典范。认真研究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与实践，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认识党的思想路线乃至整个邓小平理论，而且有助于增强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以贯之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不断地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
江泽民在回顾邓小平的丰功伟绩时指出，在中国能否扭转“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开辟新的道路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以他的远见卓识、丰富的政治经验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千头万绪中抓住决定性环节，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他强调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1]这段话对邓小平在重新确立党的思想路线，进而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及其决定性作用，作了科学的评价。
(一)率先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拉开了思想路线拨乱反正的帷幕
所谓“两个凡是”，即1977年2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批准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是继续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维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违背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错误方针的提出，堵塞了实事求是地总结“文化大革命”沉痛教训的通道，使得拨乱反正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进行，从而使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处于徘徊不前的局面。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以非凡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率先针锋相对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不仅如此，他还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阐述。[3]首先，“两个凡是”阻碍拨乱反正，特别是阻碍平反冤假错案，阻碍大批革命老干部恢复工作。他尖锐地指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其次，“两个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搞个人迷信。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同样，领袖是人不是神，也会犯错误。马恩列斯的手稿之所以常常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毛泽东自己也曾设想在他死后，如果后人能够给他以“三七开”的估计，他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因此，对领袖人物不能搞现代迷信，不能神化。再次，“两个凡是”不符合唯物主义。他深刻指出，如何对待“两个凡是”的问题，“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4]在这里，邓小平明确指出了“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符合唯物主义，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主观主义。要实现全面的拨乱反正，必须从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入手，彻底推倒“两个凡是”。
(二)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国性大讨论，为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提供了思想理论先导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在全党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也遭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的激烈反对和责难。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要推倒“两个凡是”，使人们的思想从“两个凡是”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推进拨乱反正，必须开展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破除“两个凡是”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是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因此，他坚决支持和领导了这场大讨论。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潮，不仅强调以实践标准检验真理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强调真理标准讨论的实质在于是不是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的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并且，我们对问题的解决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现在就连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检验这样的问题也要争论和反对，可见思想之僵化。“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5]因此，“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6]同年9月，他再次深刻指出：“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7]与此同时，他还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毛泽东思想的真谛。所有这些，为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促成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长期盛行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特别是“两个凡是”，重新确立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建国以来我们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提供了伟大的思想理论先导。
(三)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对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而实现全面拨乱反正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了进一步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推动思想解放，邓小平在1978年12月党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在这篇被江泽民誉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中，[8]他不仅从拨乱反正的角度，而且更着重从开创新的历史时期、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把解放思想鲜明地提到了突出的位置。他明确强调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揭示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实质，并且特别指出，思想不解放，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本本主义和条条、框框、随风倒等现象就会严重起来，就做不到实事求是。而“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9]因此，“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0]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11]这篇重要讲话不仅把思想解放的历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指导思想。据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这不仅标志着党的正确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重新确立，而且其科学内涵有了新的表述，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邓小平不仅领导我们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且科学揭示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地位和实践价值，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并提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表述，把党的思想路线构建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12]
(一)首次指出并阐述了实事求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中的精髓地位和实践中的决定作用，深化了人们对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认识
邓小平不仅从哲学的高度深刻论述了实事求是的理论地位，而且科学揭示了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决定作用。首先，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反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13]“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14]明确使用“精髓”这个概念，并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赋予实事求是以更高的理论品格和价值地位，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尚属首次。其次，把实事求是升华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揭示了实事求是的哲学实质。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15]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特点。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16]没有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不可能做好我们的工作。特别是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时间”还是“条件”、“对象”都不同于过去，甚至与过去根本不同。“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17]才能正确地解决我们在前进中遇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再次，坚持实事求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具有决定作用。坚持实事求是，对于我们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制定和贯彻对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正确政治路线至关重要。“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18]“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19]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毅然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与实践，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是由于我们重新确立和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正如邓小平所深刻指出：“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21]邓小平的科学论述，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价值的认识，增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二)首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崭新的时代内涵
邓小平明确强调：“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22]“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已经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23]这些论述，不仅阐明了解放思想的科学内涵，而且揭示了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辩证关系，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有机统一起来，赋予党的思想路线以更深层次的时代内涵。[24]首先，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高度统一的有机整体。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根本目的，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判断思想是不是真正解放，是不是实事求是，根本尺度是通过实践看主观是否同客观符合。教条主义盛行，思想不能适应已经变化的客观情况，不敢试不敢闯，不是实事求是，也不是解放思想；离开四项基本原则，脱离亿万群众的创造性实践，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都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只有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紧密结合起来，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主观随意性和思想僵化的偏向，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才是真正坚持了党的思想路线。其次，社会实践永无止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永无止境。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断发展的。要使我们的思想同客观实际相符合，就必须不断地克服陈旧的思想和过时的观念，在实践中获得新的认识，让我们的思想随着客观事物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果说，实事求是的基本点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寻求其本质和规律，那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在思想观念上突破主观偏见和僵化保守，是人们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重要条件。这就在认识世界方面，在认识主体和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方面，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路线。再次，要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在革命和建设中，坚持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敢于和善于走自己的路。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情，既不能在经典作家的本本里寻找现成的答案，也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而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他反复指出，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5]“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6]正因为“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27]一切从我国还处在经济文化特别是生产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才成功地开创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中国式道路，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暂处低谷的严峻形势下，我们不仅战胜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风险和压力，而且取得了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使我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首次完整系统地阐发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丰富内容，把党的思想路线构建成为一个科学理论体系
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构建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作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的重大贡献。1979年，他在讲到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重要作用时指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28]1980年初，他又进一步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29]其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确认了这一表述，从而使党的思想路线成为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系统。其中，“实事求是”在党的思想路线中居于核心的地位。党的思想路线的其他方面的内容都是围绕实事求是展开的，都是以实事求是为目的的。这也正是党的思想路线又可简称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原因所在。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0]江泽民更对其科学内涵作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论述。他说：“实事求是，就是不断地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研究和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找出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确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造中国、建设中国的战略策略，实现推动历史前进的目标。”[31]在实践中，为了真正达到实事求是，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思想与实际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关键。对此，毛泽东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他指出：“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32]邓小平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并发展了这个思想观点。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实际。“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33]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想问题、办事情、作决定，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否则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会导致失败。“理论联系实际”，是达到实事求是的必然要求。毛泽东历来强调，我们学习和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34]邓小平针对新的形势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35]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命题，经典作家多有论及，毛泽东在其名著《实践论》中更有系统论述。他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36]邓小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这些正确思想，而且把它提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纳入党的思想路线的科学体系。他在高度评价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时指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37]把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充分说明了“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党的思想路线中的重要地位。总之，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表述，使我们党的这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的理论形态更加规范，实践操作更加具体。
邓小平在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的同时，还身体力行，勇当实践上的“实事求是派”，[38]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相统一，领导我们开创并推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一)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实践
邓小平历来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是统领一切工作的灵魂和根本，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特别是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仅迥异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并且也不同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经典作家没有也不可能为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提供现成的具体的答案。“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9]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实践。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因此，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国情、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走自己的路，并在新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发展着的、切合当代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新的实践，他不仅要求思想理论界要“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40]而且率先垂范，立足当代中国新的实践基础，着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事”中，“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之“是”。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深化认识，突破仅仅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破除超越阶段的不切实际的“左”的观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破除脱离现实生产力而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提出社会主义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而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舍弃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不正确的认识，提出社会主义要利用市场经济为实现自己本质服务的科学论断；等等。正是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不懈而成功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解决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思想，同时也使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在当代中国达到了新的境界。[41]
(二)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创造性地解决我们在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坚持根本原则不动摇，是邓小平的一贯风格。例如，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尊严的问题上，他铁骨铮铮：“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42]我们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孤立，不怕制裁，“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43]在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他立场坚定：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党立国之本。“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44]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45]改革开放是我们的强国富民之路。“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于不可能放慢。”[46]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把维护、实现和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价值标准，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制定和实行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所有这些，充分表现了邓小平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雷打不动的坚定性。但他同时认为，由于客观事物本身的复杂多变性，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既要原则坚定，又要策略灵活，才能真正解决问题，实现我们既定的即原则所要求的战略目标。因此，他坚持原则并不僵化，而是以高超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善于在原则指导下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依据客观事实的发展变化采取灵活的领导方法。他在强调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的同时，也强调它的内容必须不断丰富和充实。“这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47]他既强调“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48]又要求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现状实行灵活的政策：在公有制占主体的情况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国两制”更是邓小平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经典之作。20世纪70年代末特别是80年代以后，国际格局发生了新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在国内，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时期。由此出发，邓小平明确提出，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问题上，要尽可能采取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后遗症很多的香港，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所以，和平解决香港、台湾问题，只能是“一国两制”。“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强调，提出“一国两制”，是“克服‘左’的错误，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的产物，[49]即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的产物。这里的原则性就是坚持祖国的统一，坚持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行使国家主权；这里的灵活性就是照顾香港和台湾的实际情况和各方面的利益，在不违背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允许它们在一个长时期内保存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构想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心，以统一大业为重，存两种不同制度之异；尊重历史和现实，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大陆和港澳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其科学性和可行性已为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及其以后的实践所证明。
(三)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相统一，把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首要任务
坚持实践标准历来为马克思主义者所重视，也是邓小平所反复强调的重要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认为，在社会实践这个内容丰富的范畴中，“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50]与宽泛的实践标准相比，在检验人们具体的社会生产活动结果时，采用生产力标准会更现实、更直接。特别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关键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邓小平既特别重视实践标准，将其纳入党的思想路线，又根据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形势的发展实际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需要，将实践标准具体化，进一步提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这些标准是统一的，反映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逻辑发展与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的一致性，也反映了我们党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检验标准认识的不断深化。1978年前后，我们正是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针对“两个凡是”和“左”的思想，以实践标准为锐利的武器，劈开精神枷锁，砸破思想牢笼，掀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使思想解放沿着实践标准所要求的方向发展，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的历史时期。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实现，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起来。为了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以生产力标准来衡量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的进步性与改革的是非得失，反对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生产力标准是“生产力是社会发展最终决定力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运用，是实践标准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具体化。生产力标准的确立，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种种空想的界限，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建立新的经济体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使中国走上了改革不断深化、开放不断扩大、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运行轨道。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倾覆，我国也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打着“反和平演变”的旗号否定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姓“资”姓“社”的争论困扰着人们，严重影响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谈话。他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要抓住机遇而不可丧失机遇。他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1]“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全面价值标准，是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深化和发展，其基础和核心是生产力标准。因为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都必须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事，我们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地干。“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使人们从根本上摆脱了姓“资”姓“社”抽象争论的束缚，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表明，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特别是“三个有利于”标准，就能推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不断深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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