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试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浪潮论文,试论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20世纪世界历史，追究20世纪发展演变的根源，在揭去掩盖其上的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障眼布”之后，我们探测到的不是别的，正是民族主义的底蕴。可以说，风云聚汇的20世纪在整体化、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模塑了民族主义，而民族主义则在特殊性、差异性、多样性的生存情境中演绎着世界历史。两股潮流，相反相容，互为消长。民族主义的洪峰巨浪裹挟着20世纪世界历史奔突碰撞，使之成为本世纪发展演变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的分析整理，阐明20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特征及其形成原因，并对未来国际冲突范式作些探讨。
一 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及其主要特征
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政治思潮和实践活动，首先产生于西方民族国家构建之时，起源于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的18世纪末的欧洲〔1〕。19 世纪是民族主义继续在欧洲扩散、确立和嬗变时期。20世纪是民族主义在东方取得胜利并在世界范围内全方位多元化发展时期。东方民族主义或曰亚非拉民族主义代表了20世纪民族主义的主流趋势。它是在欧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掠夺下形成的，最早可以19世纪拉美独立战争为其发端；到20世纪初发展为“亚洲的觉醒”，这时期，中国、伊朗、印度、土耳其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构成了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普遍兴起，并有了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给欧洲殖民体系以沉重打击，极大地动摇了欧洲殖民统治。此即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与民族主义在西欧的形成相比，亚非拉民族主义并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是一种防卫性或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是对西方武力入侵、政治奴役和经济掠夺的反抗，是反殖民主义的产物，并且由于民族经济的初步发展，促进了民族政治意识的觉醒而旨在争取维护民族主权和民族国家独立地位。东方民族主义的兴起为世界的整体发展输入了全新的信息。
20世纪上半期的两次世界大战是民族主义走向极端，蜕化为霸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所掀起的狂风恶浪，徒使人类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只是由于人民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才最终被遏制。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的共同启示就是极端民族主义与强权政治的联姻是产生世界大战的根源。任何时候都不要放出极端民族主义的魔鬼。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涌来了20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民族主义全方位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不仅体现为亚非拉民族主义仍然是发展主流，同时伴有西欧民族主义的聚合和东欧民族主义的躁动。
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在东方，继续扫荡殖民主义体系。50年代中期，亚非两洲独立国家大批涌现，至60年代末，新独立的国家已有69个，此后增加到120多个。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创立， 造成了欧洲殖民帝国的土崩瓦解。东方民族主义取得的决定性胜利，为整个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这一时期，亚非拉民族主义从争取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转变为争取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本国正当经济权益，加速实现国家现代化。60年代77国集团的建立便是发展中国家力图维护合法经济权益的集中体现。亚非拉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斗争给战后两极格局造成巨大冲击波，以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为标志，发展中国家作为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国际舞台，第三世界在反帝、反殖、反霸斗争、争取建立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成为打进两极结构中的楔子，极大地动摇了雅尔塔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几百年来欧洲中心的历史格局，昔日欧洲地位不在，民族主义在西欧呈现出由嬗变向回归的转化。战后美苏两极格局对西欧民族国家造成了巨大压抑，维护民族国家利益和民族发展的要求，使西欧国家多有反抗。50年代出现的法国“戴高乐主义”，60年代联邦德国的“新东方政策”，强烈地反映了法德要求摆脱美国控制，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主旨。正是从50年代开始，欧洲更是走上了联合图强的不退之路。从1951年欧洲6国签署《煤钢联营协定》到1958 年《罗马条约》宣告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到1967年《布鲁塞尔条约》正式生效，欧洲共同体（煤钢联营共同体、原子能共同体、经济共同体）诞生；从70—80年代欧共体三次扩大到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条约》，以法德为“发动机”的欧洲联盟隆隆启动，朝着欧洲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预定发展目标迈进。
东欧民族主义虽然是在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中使世界受到了强烈地震撼，但这一剧变的种子则是在战后埋下的。由于冷战意识形态的钳制，东欧民族主义发展受到极大束缚。东欧各民族国家长期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制的认可、区分及抗衡中受制于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维系着苏东联盟。然而也并不乏时时泛起的民族主义浪花。40年代末的苏南冲突、50年代的波兹南事件、匈牙利事件、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都是对民族情绪的宣泄，对强制推行苏联模式的拒绝和寻找符合本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尝试。这一切犹如地下火山在蕴育、躁动，一遇时机就会喷发而出。
可见，20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涵盖了二战结束后确立的、持续了40余年之久的雅尔塔体制下的各方位民族主义。多方位、多元化的民族主义发展特征初成框架，它表明，即使“铁幕”笼罩，受民族主义的驱动，各民族国家的生存发展也是无法窒息的，意识形态下民族主义的本源因素虽不甚清晰，但始终存在。可以说，这一时期，除了亚非拉的民族主义，西欧民族主义和东欧民族主义也具有合理性。
本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源头，兴起了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其势头迅疾而猛烈，造成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三个联邦国家相继解体，一批新独立主权国家随之出现，旋即蔓延全球，各地民族纷争迭起，硝烟弥漫，世界为之多变多乱。
造成苏东演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民族主义的冲击、民族分离主义作崇是其瓦解的重要因素，几乎已成共识。苏联解体的当事人戈尔巴乔夫对此曾有预感，他在1989年7月1日的电视讲话中说：“民族间关系尖锐化的危险性在日益加深”，“如果这种政策蔓延开来，那么可能会遇到一个最坏的时期”〔2〕。对于民族分离主义的成因， 大都从苏东社会主义建设视角，指出苏联“没有解决民族问题”，“对民族问题的处理过于简单化”，尤其是苏联奉行大民族主义，给少数民族造成灾难，使各民族之间造成隔阂，结果民族沙文主义激起狭隘民族主义的反抗，进而导致民族分裂；而民族分裂主义又冲击着多民族国家联盟，使联盟逐步失去凝聚力，而民族主义或自动或被利用率先冲破联盟国家以及苏东体系的壁垒〔3〕。然而从更广泛地意义上说， 苏联和南斯拉夫等国家的解体，实际上是传统帝国式结构的坍塌。前苏联不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古老帝国在现代的翻版，它是靠着强大的政治力量把历史上曾经属于若干个国家的人群结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而当这种力量消失后，共同体也必然消解，这种消解正是民族主义势不可挡的反映〔4〕。这说明，民族主义的政治合法性， 若不与现代性相结合，不仅不能稳固而且极易走上极端而导致破裂。
与20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相比，第三次浪潮更具多样性、复杂性，其主要特征表现为民族分离主义，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国家越分越小，数量越来越多。在这股民族分离主义浪潮裹挟下，不仅中东、非洲、南亚和亚太地区出现类似分离主义和复国主义抬头趋势，而且西欧北美也受到北爱尔兰、科西嘉、巴斯克、魁北克和夏威夷等“族裔自主”、分离主义的困扰。然而在民族分离主义的另一边，跨地区、跨世界、超国家的集团化、一体化组织迅速发展，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聚合的势头正健。可以说，20世纪民族主义产生了聚变和裂变的两种形式，民族主义功能的双重性表明：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善御之则安，不善御之则乱。
二 民族主义与世界化
20世纪民族主义发展呈现出聚变和裂变或曰聚合和离散的两种模式，其宏观原因就在于世界历史整体化、一体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民族主义特殊性、差异性、多样性的客观存在。民族主义与世界化构成了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侧面，相互模塑，互为消长。
所谓世界化是指世界史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相互观照中，由分散发展转化为整体发展进而一体发展，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日益卷入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网络之中，其走势是世界越来越超越各民族国家的界限而趋向于生产和经济的一体化并进一步导致社会文化的相互融合。
民族主义是对一个拥有共同历史、共同文化以及共同生活环境的特定人类集团的感情依托、文化认同和政治忠诚。换言之，民族主义强调“历史”概念，强调文化个性，偏重“集体理性”而不像世界主义那样信奉人类同一性。
20世纪民族主义的聚合和离散两种发展趋势就来源于民族国家体系正经历的、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即：人类经济、文化生活的一体化；民族国家内部差异性和自主意识的增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首次联结成一个整体〔5〕。 伴随日益完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欧洲列强的殖民扩张，弱小民族和落后国家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从此开始了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历程。显然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民族主义，一种是工业化国家以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为特征的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一种是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与世界化发展紧密相联。应该说， 世界联成一体是资本主义大工业的产物〔6〕，而以民族独立、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为宗旨的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代表了世界整体化发展的新阶段。随着整体化发展不断深入，被动卷入世界化过程的落后民族日益觉醒，力量壮大，必然要为生存权、发展权奋起抗争，于是形成“国家要解放，民族要独立”的民族主义浪潮，存在了几百年的殖民体系最终被荡涤干净，亚非拉民族国家作为20世纪民族主义的主体力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世界面貌为之一新。
二战后的世界格局对民族主义的发展既有有利作用也有钳制作用。二战结束了欧洲对世界的霸权，导致以欧洲列强为主导的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和一大批亚非拉民族国家的独立，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愈来愈不可忽视，为新型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在冷战格局下的民族主义更多地处于被抑制状态。两极对立的需要、意识形态的标准掩盖了国家之间与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同时，世界一体化发展也受到阻隔。但仍以变换的形式生长着，如欧共体、北约、华约等超国家、多国家的联合组织的建立，标志着在意识形态框架内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尤其欧共体更是代表了某种不可阻挡的趋势。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的坍塌，犹如打开了“潘多拉盒子”，在世界一体化高度发展的同时，民族主义亦全面勃兴。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与世界化有着更为复杂的关系。如果说20世纪初世界化假手于发达国家对殖民地附属国的掠夺奴役使其体系得以在世界确立，民族主义与世界化相容相成；冷战格局下的民族主义对世界化具有双重作用，那么这一阶段的民族主义与世界化有着更多的对立关系，且不说遍布全球的民族、种族、部族纷争的热点、焦点，即使代表世界一体化最高成就的欧洲联盟运作起来，多有歧义，向纵深发展困难重重，“欧洲统一”犹如“悬浮在空中的苹果馅饼”。当今民族主义不再是促进全球一体化的工具，而具有了更多的对抗意味，原因有三：其一，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世界一体化过程对发展中国家表现出更多的挑战与强制。发达国家为维护旧秩序、大国主义、强权政治，常借一体化之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压制，而民族主义成为这些国家反对大国一体化的最好武器。其二，由于全球一体化进入攻坚阶段，跨国界、超国家的世界性经济、政治组织愈强化，意味着各民族国家付出的代价越大，一体化趋势对每一个国家主权都程度不同地构成威胁，因而民族国家会本能地以民族主义与之对抗。其三，文化排斥、传统的韧性和情感的抵触是民族主义的深层体现，即使“走向共同的国际生活方式趋势的同时”，“文化和语言的民族化这股逆向趋势”也会形成对全球一体化的反对潮流。“在生活方式趋于一致后，人们在宗教、语言、艺术和文学这些方面反而更强调其独特的价值。随着外部世界更为相似，产生于内部世界的传统也更受到重视”〔7〕。正是全球化带来了民族主义， 也正是现代化带来了本土文化的复兴，虽然从长远看两股势头“并非不相容而是深深地互相渗透的”，但在具体的实际过程中往往是惨烈地碰撞。
实质上，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与世界一体化的发展进入了更高阶段，处于新旧秩序转型时期，新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尚在确立之中，轻言“世界内政”、“世界共和国”、“世界大同”固然浅薄，但对极端民族主义的任何轻纵都是犯罪，是灾难，只有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旗帜下，以各民族国家的平等合作、共同参与，才能推动一体化深入发展，从而创造世界的光明未来。
三 民族主义与未来国际冲突范式
美国政治学者塞缪尔·享廷顿在1993年夏季号的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文明的冲突》，同年在同一刊物上又发表题为《如果不是文明，那又是什么？》，两篇文章，一脉相承，一再提出用“文明”代替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等作为今后观察、讨论、判断一切国际纷争的“范式”。在冷战结束，意识形态淡化，文化因素日益影响国际政治的背景下，享廷顿无疑提供了透视国际政治的一种视角。但是把冷战后国际冲突完全归结为文明冲突，以“文明”取代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主体，把文化看作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根源，把冷战后的世界看作是文化主宰的世界，则是不真实的，是缺乏历史根据的。
考察20世纪民族主义对世界的冲击与重构，使人们清楚地知道：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的主体，追求国家利益是国际冲突的原因和本质。两次世界大战如此，两极格局下的东西冲突实质上亦是如此。冷战结束后在这一点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民族国家并没有（亦尚未有）退出历史舞台（的可能）而让位给所谓的“几大文明”，若有不同只是表征上的，表现在追求国家利益的不同方面发生了变化。冷战时期注重的是国家利益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而在冷战后突出的则是国家利益的经济物质形态方面。国家利益包括政治经济安全等重要内容，冷战期间国家利益表现为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体，国际关系中表现为东西冲突；随着两极格局的消失，政治意识形态因素减弱，经济物质因素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因此，这时的利益主要是民族主义与经济因素的结合体，而国际关系中南北关系更为重要。自然，冷战后由经济安全取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各国追求的首要目标，“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好”同“民族解放”一样，成为最响亮的口号。以物质利益关系主导的定位，意味着未来国际冲突，取决于各国物质经济利益的消长。21世纪将是世界进入激烈的经济实力角逐的世纪。
民族国家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物质利益分配不平衡将成为冲突最为可能的源泉。大国争霸将是重大国际冲突的始作俑者，而争霸的背后靠的是经济物质力量的支撑，并由此决定冲突的结果。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大国军事冲突的胜败“取决于该国在实际冲突发生前几十年间，同其他领先国家比较而言的经济上的兴衰情况”〔8〕。 冷战后世界经济物质利益主导地位的重新确立决定了未来国际冲突将在更高的实力基础上进行。大国之间的经济物质利益之争将是未来国际冲突的重要根源。
至于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面上是以“文明”作为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强调的是“文明冲突”，实际上骨子里却是比民族主义更为狭隘的种族意识。“享廷顿以文明为‘范式’立说，而在诸文明因素中又特别强调宗教，实际上他认为文明一宗教—种族是三位一体的，明眼人一望而知，他最深刻、最核心的范式恰恰是他不愿意多谈的种族界限。”〔9〕这样看来，对于未来国际冲突范式到底真的是文明冲突， 还是被说成是文明的冲突？
倒是享廷顿的两位美国同胞对此揭示得直截了当，也颇有道理。汉斯·科恩指出：“自1945年以来的20世纪，已成为有史以来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即民族主义的第一个时期”〔10〕。可以说，这个时期才开始，冷战结束，预示着全球民族主义时期的到来。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我们时代的众多动乱均由两大互相对抗的力量之间的冲突而引起。一方面，由于现代媒介、跨国公司以及环球飞行的宇宙飞船，现代技术正在前所未有地将全球统一起来。另一方面，全球又因那些决心创造自己未来的沉睡至今的大众的觉醒而正被搞得四分五裂。”〔11〕他借埃及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的话，告诫人们：“陷入重围的民族主义已经集中精力，准备为了未来而不是过去而背水一战。”〔12〕民族主义是20 世纪最大的成就之一， 随着20世纪的终结，世界范围内构建民族国家的任务已基本完成，接下来的也是最重要的是各民族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共创21世纪的美好未来。但愿人类摒弃那布满荆棘的纷争之路而选择开满玫瑰花的芳草地。
注释：
〔1〕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 E ·J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剑桥1990年，第3页
〔2〕《国际资料信息》1990年4月。
〔3〕《苏东演变原因之辩析》《社会主义研究》（武汉）， 1993年第3期。
〔4〕《论冷战后国际冲突》《复旦学校》1995年第3期。
〔5〕李植枬《世界历史与整体发展》《世界历史》，1991年第2期，第125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页。
〔7〕[美]约翰·耐斯比特，帕特里夏·阿伯丁《2000 年大趋势》，经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106页。
〔8〕[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中国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9〕李慎之《数量优势下的恐惧》《读书》，1997年第6期，第35页。
〔10〕[美]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意义与历史》，Hanskohn,Nationalism:Its Meaning and history.普林斯顿1955年版，第10页。
〔11〕〔12〕[美]L·S·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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