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抑制盲目重复建设与产业结构调整[*]_投资结构论文

论抑制盲目重复建设和调整产业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抑制论文,重复建设论文,盲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形成盲目重复建设的根本原因，在于“条条”和“块块”分割的经济管理的体制，在经济体制的过渡时期被事实上的市场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进一步强化。抑制盲目重复建设和调整产业结构，必须破除金融抑制下的自我融投资机制，加快资本市场的发育和建设。非均衡经济运行条件下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加快经济增长，为此必须从产权市场建设、企业破产制度以及开辟结构调整的国际通道等方面，进行具有操作性的制度创新。

关键词：盲目重复建设 产业结构调整 资本市场建设

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经济总量的供求矛盾已经开始“软着陆”，而通货膨胀下长期被掩盖的产业结构矛盾却日益严重，“大而全”、“小而全”和低水平的盲目重复建设问题愈演愈烈，使国民经济发展始终难以摆脱高速度、低效益的老路。一方面，盲目重复建设导致大量的生产能力过剩，如电视机、电冰箱、汽车的生产能力闲置1/3——1/2，纺织业的纱锭、炼油、耐火材料、玻璃等，生产能力也大大超过需求。产业的供给能力超过市场需求，本来是适度竞争的要求，但是过度了就会使企业开工率下降、资产发生大规模闲置，使投资的经济效益下降。另一方面，盲目重复建设又使行业内部进入了许多“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和项目，投资资金使用高度分散，产业集中度下降，形不成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在同类高起点和高技术水平的外资项目面前不堪一击。

一、投融资机制的行政性与产业结构的深层矛盾

盲目重复建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问题，与中国的经济体制的行政性有直接的关系，具体来看是与投融资机制的行政性有密切的关系。可以这样说，以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为主体的投融资机制的性质，是造成目前产业结构的矛盾和阻碍投入效果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

第一，投资资源配置的行政性，使经济增长过程服从于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的推动而不是服从于资本市场、企业和企业家推动。在计划经济年代，中央政府往往致力于制定雄心勃勃的赶超计划，用行政计划和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地方政府、部门政府和所属企业去超额完成。在经济体制过渡时期，中央政府虽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为超脱于市场过程的宏观调控者，但是行政性分权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法，使经济增长的主体，表面上看是企业和各类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企业虽然是经济增长的承担主体，但不是发动主体。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的经济增长偏好函数，往往直接决定了下级政府和企业的经济增长行为和经济增长方式。也就是说，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是政府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企业的目标和方式；在政府系统内部，则是上级政府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下级政府的目标和方式。受政府部门短期任期的影响和速度型考核评价体系的制约，为了在短期内做出成绩，最简单、最方便的办法便是动用行政手段去扩张投资项目和投资规模，至于投资的效率和由此所形成的大量的资本债务，则可以留给他的后任去接收和考虑；大量低效率投资所形成的恶性债务问题，以及经济运行的紧张状态和恶性的通货膨胀之灾难，则可以由全国人民和其他地区承担，“收益内化，成本外化”，是这种增长方式中的最普遍的心态。以短期、总量、速度论英雄、比高低，不仅会从纵向的角度对基层政府和所属企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鼓励其用大量消耗和大量投入方式追求生产总量和增长速度，而且会从横向角度诱发同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恶性竞争，产生强烈的攀比效应。这一推论也不难从这些年来中国各个地方产业结构趋同、重复投资和大量重复引进技术、设备的事实中得到印证。

第二，投资资源配置的行政性，使经济增长过程不是由技术进步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推动，而是主要依靠资本投入来推动。(1)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在短期内迅速取得政绩的最简便的方法是进行大量的资本投入。众所周知，投资完成额是GNP或者社会总产值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投资的增长便意味着经济总量的增长。铺摊子式的投资方式，往往在短期内能够获取巨大的经济总量增长，但投资效益往往较低。(2)一般来说，政府机构充当竞争性市场中的市场主体，与具有市场需求约束和产权边界约束的企业行为是极其不同的。政府是一个具有强烈的行政权力约束而缺少市场约束的主体，由其充当竞争性领域的投资主体，不可能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负担起高市场效率的投资责任。政府集中资源的能力往往较强，但是选择正确的投资方向和负担投资经济责任的能力往往较弱。(3)行政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缺乏一个有效率的诱导机制来引导技术创新和技术变革的方向，一方面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和压力环境，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竞争性领域的技术开发，往往又不能符合市场需求结构变化趋向。长期以往当然会形成技术开发投入的低效率和投资的低技术水平的扩张。(4)由种种原因引起的对金融市场化的压制以及在通货膨胀条件下所导致的负利率格局，使资金使用主体借多还少，这又进一步刺激了地方政府、部门政府和企业的强大的资金需求和利用资本投入扩张经济规模的动机。

第三，投资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在条块分割的中央主导型计划经济体制破除后，演变为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以行政边界利益最大化为特征的经济割据状态，这是经济运行中的重复投资、盲目建设、以邻为壑的过渡竞争和投资低效率现象形成的根本原因。(1)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中形成的过分强调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偏向，使处于经济分割状态的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不注意发挥比较优势和动态分工的好处，总是希望在本地区发展起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别人好的东西不仅全部都要，而且还要全部都自己生产和制造。在一定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这种行为方式怎么不引起产业结构趋同和过渡竞争呢？(2)自给自足的发展偏向，在现行的干部制度和地方、部门财政包干体制下被演化到了极点。由于经济增长、政府财政、地方部门福利、干部政绩及其提升之间的高度相关性，促使地方政府和部门政府在投资方向选择上纷纷追求价高税大的产业和产品发展。这是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多头引进、重复引进、对外销售争相压价、对外购买争相抬价的体制原因。(3)以地方政府的行政区划和部门政府的“条条”系统为最大化的利益边界，不仅使中央政府在协调地方、部门的发展时遇到其相互间的利益的严重冲突而难以进行，而且还诱发了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的十分严重的恶性竞争和在经济增长中的不良的行政化的攀比行为，进一步导致建设活动的粗放化和投资的低效率现象。

第四，投资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在体制改革的过渡时期，还由于把有限的资源重点投向了在投资回报上业绩糟糕的国有经济，而相对地阻塞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机会，延缓了其正常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使非国有企业难以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和相对顺畅的投融资渠道，进入那些由国有经济长期占据的部门和行业，从而使效率竞争不能充分展开。(2)使非国有企业实行发展资金的行政性歧视。为了支持资本密集型的、处于净亏损状态的国有竞争性企业，政府所能直接掌握的信贷资金大部分都分配给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这一方面的特权意味着非国有企业在筹资市场上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得到发展资金。国有企业对GDP的贡献份额与其所吸收和使用的资金之间，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不均衡现象，浪费了宝贵的资源。(3)使促进经济发展的“血液”系统——银行和各类非银行的金融机构陷入债务的泥潭难以自拔，调控发展的能力大大降低。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政府用信贷资金去弥补国有企业的财务赤字，银行也无法拒绝，或者认为有政府保证而乐意接收。

第五，投资资源配置的行政性，是在扭曲了价格体系下进行的。资金价格／劳动力价格的扭曲，鼓励各类政府和承担增长责任的企业大量进行有利于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大量地使用资本而非是丰富的劳动力；忽视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不注意在经济发展中适当地用劳动力去替代宝贵而稀缺的资本。不仅造成了劳动就业的巨大困难、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强大的社会压力，而且不利于利用资源禀赋的优势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基础产业的过度的政府官制和价格控制，扭曲了加工工业和基础工业的比价关系，形成在改革过程中基础工业进入不足、而一般加工工业投资膨胀的不良格局。由于加工工业的发展最终要受到基础工业“瓶颈”状态的限制，因而使大量投资于一般加工工业的资金发生生产能力过剩，极大地影响了投资效率的提高。

综上所述，投资资源配置的行政性机制向市场机制的转换，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础条件和基本保证，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配置资源机制的真正确立，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有效地调整产业结构。

二、金融深化与产业结构调整

投融资机制的行政性，说到底是因为我国现在的各类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是受政府的行政体系所严格左右及支配的，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不充分的，金融这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不自由的和受到行政抑制的，投资主体是各级行政部门而不是那种受硬预算约束企业和受高度的社会责任以及盈利要求约束的金融机构。由此所导致的投融资活动由行政权力引导而不是由自由交易的金融活动来引导，不是按资本利益最大化在全社会范围内配置投资资源而是在狭隘的行政区域和“条条”范围内办自己的项目，这种现象西方经济学家叫它是金融抑制下的自我融资，就是在很小的行政区域和行政范围内融资，然后运用行政权力把资金投到自己决定的项目上去（如一个省一个市一个县，甚至一个乡，在本身的行政管辖权范围内来融资和投资办自己的项目，而不是在一个广大范围的金融市场上根据价格信号自由流动）。这样肯定会导致最起码的三个问题：

第一，小范围的投融资活动所决定的项目，一定不可能是大范围的金融市场体系所要求的最优项目。这样国民经济中的投资的机会成本就很高，最有前途的项目往往得不到急需的资金，或无法取得足够的投资资金，而相对无效的投资就会大量存在，不仅投资效率低，而且重复建设在所难免。如现在各地按行政区划而不是按经济有效的原则搞各类开发区和飞机场，由于投资不可能在一个大范围内实现最优，所选择的开发项目难以形成范围经济效应，就一定会出现某些开发区根本招不到商，某些飞机场没有几个航班的低效率现象。

第二，由于是小范围内的小规模融资，所以项目的规模不可能很经济，不仅偏小，而且往往在同一行业内部拥挤过多的同类项目，结果每一个项目都不能获得应有的市场份额。这就造成了产业组织结构中的过度竞争和不适当竞争，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投资资源，而且使许多主导产业缺乏竞争力，使其高度化进程建立在“沙滩”上。如“老三件”中的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产业，80年代初中期的电视机、电冰箱、收录机、微波炉、空调，90年代的电脑、VCD机、摩托车、轿车等产业，虽然发展和淘汰都很迅速，但是其中建立了多少厂、究竟有几个厂家有竞争力、浪费了多少投资，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这些产业的发展都走过了一条代价极其高昂的重复建设道路。

第三，小范围融资的投资能力有限，项目建设过程中会出现配套资金不够的现象，往往是主体工程有了，但是附属工程车间还没有建；或者固定资本有了，但是没有流动资金，企业还是不能正常开工生产，影响投资效益发挥；或者仅有借入资本，但是没有保证企业正常运行资本金，企业负债率过高发展不稳定。

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在实践中对待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思路，可以归结为是主要由计划来选择还是主要由市场来选择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 一种思路认为重复建设是搞市场经济带来的，要解决问题就必须强调政府的计划控制和审批，主要由计划来选择。我认为这种思路是有问题的，计划审批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在目前的情况下还会走回头路。目前中国的利益主体已经高度分散，强行收回不仅困难而且会造成极大的经济运行摩擦和动乱。用计划经济的思路去控制盲目建设和发展，实践证明也是不可取的。例如，乙烯产业改革以来都是由中央最高当局用计划手段审批的项目，结果并不如人意：“八五计划”期间所上的15个乙烯项目，有10个都是大大低于经济规模的要求。虽然我们的产业政策规定乙烯的年生产能力不得低于30万吨（国际上一般认为年生产能力应该最低在45—60万吨左右）但是审批结果因顶不住地方利益的驱动，大都建成了11.5万吨的小项目，这些项目在投产之时往往便是亏损之日。

另一种思路是坚持走金融深化的改革道路，通过加快发育资本市场来引导投资资源的配置，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来选择投资方向和调整产业结构。具体来说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加快进行：

一是通过产权改革硬化企业的预算约束，让其自主决策投资活动并承担投资风险和投资责任。这是健全产业结构微观自调整机制的关键点；

二是加快直接金融市场和间接金融市场的建设，依靠资本市场机制来大力推进资产存量的流动和组合，发展直接融资，完成产业结构的战略性改组；

三是加强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宏观协调，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对若干主导产业进行政策调控，制定针对战略产业的科学完善的产业政策，规范其投资结构和产业组织规模。

从客观上说，由于任何市场竞争中都存在信息不充分以及投资主体的有限理性问题，所以通过任何市场经济体制模式配置资源，都会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和浪费现象，投资所形成的生产能力结构与产业的市场需求结构之间存在偏差也是在所难免的；即使初始投资方向选择是准确的，也不能保证今后由于市场需求变化和生产技术水平变化，会出现新的供给过剩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说明市场经济体制配置资源也是有很大的代价的。实践证明，完全的市场竞争在配置投资的问题上，并不总是那么有效的。一切通过竞争解决的看法是低估了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市场竞争的代价可以通过完善信息系统、定期发布投资信息、加强投资的市场研究等办法来降低。此外，还可以用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的方法来主动调整产业结构。一个受政府调控的相对健全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存在的好处是，在市场配置投资资源的初始阶段发生失误后，可以通过资本存量的流动和再配置来校正，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资本市场中的产权交易（收购、兼并、合并等）和破产倒闭等机制来纠偏。这一点，正是目前产业结构调整中所缺乏的。产业结构调整由于缺乏这一有效机制，往往不得不用每年新增加的投资来强制调整，不仅投资浪费，而且调整的时间长、效果差。问题又回到破除金融抑制和设法使金融深化上来了，政府在这一领域中必须发挥较大的调节作用，具体包括发展资本市场、完善资产购并的法律体系、制定鼓励企业兼并的具体政策等等。

有人担心现在我们反对盲目重复建设，会在实践中出现面对已有类似投资项目而不敢大胆投资，影响地方经济建设发展的情况。这可能是在产业经济理论中的一种错误的“结构相似度”的分析方法误导了人们的思路：一些人用国民经济中的大的产业分类（如三次产业分类法、工业结构分类法等）来计算所比较的两个地区的产业结构相似程度，往往用较大的结构相似度值来断言地区间发生了产业结构的趋同趋势。实际上，这种方法只有在极其精细的产业分类的基础上才有准确性可言，最起码要细分到产品层次才有现实的意义，否则将得不到任何的可信的结论。在实际工作中，中央提出要反对搞盲目重复建设，主要是指要减少低水平、同层次、技术档次和产品性能无差别的盲目重复建设项目。因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不可能有某处搞了某个项目，其他地区就不能搞该项目了。一方面经济竞争需要建设项目适度分散；另一方面，是不是盲目重复建设，其判断标准只能看新搞项目的规模经济状态、技术档次和产品的差别化程度这三个标准。只要新上项目的规模经济效应显著，技术水平有新的提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就不算是盲目重复建设，而应属于产品的更新换代和内涵式扩张。我们应该大胆地鼓励这种建设思路。因为这是经济进步的希望所在。

三、资本营运与调整产业结构

当前中国产业结构的矛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工业化过程中，因消费结构、比较优势和技术发展等因素变化对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如果能够因势利导地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步伐，瞄准产业高度化的发展目标把握好具体策略，将是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的极好机遇。

经济发展与产业变迁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证明，强化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不断地推进产业结构由低附加价值向高附加价值的转换，推进同一产业内的生产要素由低效率企业向高效率企业分配和移动，使其符合社会需求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不仅能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能取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这种从产业结构的演进和产业组织的调整中索取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思想，是产业发展政策的核心和精髓。正因为如此，从宏观上强化产业结构转换能力，不断地提升产业结构的水平和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的步伐，也就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的有效主题之一。

中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是经济增长过程的非均衡性，即从中长期看，不仅资源（指自然资源、资本、劳动、技术等）投入不同的产业部门其效率有显著的差别，而且即使投入同一产业部门其效率在不同的企业之间也有重要的差别。因此，根据现代发展理论，改善整个经济系统运行绩效的办法就不是简单地依靠资本和劳动的增量的投入，而应该主要依靠资源的再配置（即进行有效的结构调整）来实现，依靠资源在产业部门间和产业部门内部的再流动来实现有效的经济增长。

目前不完善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最大的阻隔，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在于资源移动的不顺畅和僵硬性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结构矛盾。这一致命的缺陷维系着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和低效率。在存量资源移动不充分的条件下，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只能依靠大量的增量资源投入来推动。这样，经济体系内部一方面大量地吸纳新增资源，另一方面又拼命地沉淀已投入的资源。如果说这种现象在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早期因为百废待兴、急需要进行铺摊子建设表现还不是太明显的话，那么在已经初步完成工业化之后，那么结构调整的速度和力度就会上升为制约经济良性循环的主要矛盾。

所以通过资本营运使资产存量在产业部门间再配置和再流动，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也是决定能否把握住新一轮经济发展机遇的关键问题。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现有国有资产（含金融产业以外的中央企业）4690亿元，集体资产4200亿元，加上外资和个体资产，估计经营性资产总额大约在1万亿人民币左右。按其中有1/5－1/4的沉淀资产做保守估计，大约有2000—2500亿元的资产迫切需要进行重新组合和再配置。如果能让这笔资产在资本市场上流动起来，那么就相当于在全省无形中增加了一年多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按现有投资效率计算，相当于无形中使每年净增加了3000—4000亿元的GDP。这还是算“死帐”。如果考虑到产业结构的战略性改组后对新兴产业制高点的抢占，以及对新一轮经济发展机遇的主动权的掌握，其宏观经济效益更是不可估量。从此角度看，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必定是今后一个时期中政府经济工作的两项重点工程。

困难的问题是如何让这笔资产在资本市场上流动起来？从加快资本市场的建立以及从启动资本营运的角度出发。不难设想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具体操作途径：

第一，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的开放化和公开化，逐渐盘活存量资产。目前我国各省市都在纷纷建设产权交易市场，有些省市的产权交易市场还相当红火，但绝大部分产权交易市场都存在以下问题：(1)交易信息不灵。由于普遍没有设立相互间交流的信息网络并与全国的产权交易市场联网，所以究竟哪些地区有什么样的企业要出卖，哪些地区又想收购什么样的企业，这些供求信息人们并不清楚。(2)交易主体双方势力失衡。目前的产权交易市场是一种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需要出售的企业很多，但是购买者寥寥无几，由此使资产的成交的价格往往低于资产的评估价值，引发了人们关于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议。(3)交易主体的人为限制。目前产权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对于自然人和境外资本的限制比较严格，交易主体的资格主要限于境内企业法人。我认为，要解决产权交易市场实际上有场无市的交易低迷问题，主要应该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数量和势力，具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动作：(1)扩大授予资产经营权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的数量，鼓励被授予资产经营权的企业参与产权市场交易，各类产权市场交易机构应设法用诸如会员制等方式吸引企业参与。(2)在政策上鼓励各类金融机构、投资公司、基金会等参与或者支持产权市场交易的运作，没有这些金融机构的实质性支持和参与，产权市场交易就无法被激活，资产成交价格长期低于资产评估价值的不正常现象就不可能达到彻底的改善。(3)用“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对待任何意欲进入产权市场交易的主体，而不能按其身份实行差别性政策。差别性政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能通过国家的产业政策来体现，即根据国家导向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除一些国家明令限制和禁止的外商投资的产业外，通过规范市场行为规则，应放手让外资和个人购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国家从出卖的资产中换回的钱，再投入新兴的主导产业，或者把它用于对破产企业职工的调整援助。

第二，实行有限破产制度，逐步探索企业兼并和托管的新方法。在现实生活中，那些资不抵债、名存实亡的企业之所以不能正常地破产和进行资产流动和重组，是因为目前需要破产的企业太多，如果都让其依法破产，职工难以安置，对社会的振荡太大，不利于渐进性改革战略的稳步实施。资产调整和劳动调整的刚性，是现代社会中市场正常运行的一大难题，即使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也难以忍受企业大规模破产的社会代价。一般认为，尽量减少企业的“硬破产”现象（指那种对全部债务完全彻底清偿的办法），尽可能地实施所谓的“软破产”政策（即指对那些产品尚有一定的市场潜力，如果加强管理投入和一部分资本投入就能起死回生的企业，只让其破产一部分资产，另一部分资产或者由其他企业兼并接管，债务随之转移；或者通过债权转为股权之后，由每个机构实行托管经营），是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其好处主要体现为：(1)所留下来的企业部分资产尚能为社会创造财富和继续吸收劳动力就业，破产的社会振荡较小；(2)作为主要债权人的一方特别是银行和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可以获得比较高的破产偿付率，不至于发生大规模的银行信用危机，不会使国家财政背太重的包袱，银行也比较容易接收这种办法。不过这种办法在现阶段实施也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利益作祟严重的情况下，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可能助长那种巧立名目的“金蝉脱壳”的逃避债务的不良行为。

第三，通过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逐步调整国内的产业结构。具体来说主要在于这么几个方面：(1)拓宽直接利用外资的途径，除了继续保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势头外，可以探索其他的直接利用外资的新的形式，如在境内上市的B股、在境外上市的H股、利用海外窗口发行的红筹股等等。由于B股、H股受到国家宏观总量的严格控制，所以发行红筹股的办法现在尤其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旦境外某个中资机构在海外直接上市，或者“买壳上市”成功，或者以区域性政府的背景上市成功，就为该地区的资产存量的市场交易开辟了一条国际通道：一方面，政府可以把一些绩效良好的企业经过包装推向国际资本市场，以筹集经济建设急需的资金；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国际股市价格大幅度下跌的适当时刻有计划地回收部分股权。此外，还可以通过这条资本运作通道有计划地向海外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资本渗透，获取国内产业进行技术改造所急需的高新技术和先进管理技能。(2)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拓展国内企业的R&D能力，加快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可以设想和海外的科研开发机构、各类基金组织共同投资创立创业的R&D机构，让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在技术先进的国家和地区收购或者创建一些R&D机构组织，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开发市场导向的产品，同时利用国内便宜的生产要素组织国内生产。适当的时候还可以考虑让其上市，这样，企业的资产价值就会迅速增加。(3)学习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跻身我国市场的先进做法，把一些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设备（如一些家用电器和机械生产线）和相应的技术劳务输出到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国家，利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和需求结构变化之机，主动地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还没有到了大规模资本输出的程度，但是沿海个别省市在这些年的经济竞争中，已经初步地具备了这种能力。如江苏省目前就拥有546家海外企业，其资产中有75%是以设备技术作为投资，有90%的企业获得盈利。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随着经济发展，这种做法的迫切性愈来愈明显，应该及早做好准备。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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