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品出口“质量门槛”假说及其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假说论文,中国论文,产品出口论文,门槛论文,质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已经居世界第二，然而产品质量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着较大差距，如何提升中国的产品质量水平，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正成为政府决策层以及社会民众关注的问题。对于各个国家间在产品质量上的差异，需求偏好相似理论认为，一国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市场偏好是影响贸易产品结构的主要原因（Linder，1961），这意味着高收入国家由于具有对高质量产品更大的市场偏好，因而成为高质量产品比较集中的地方。一些学者从市场供给方面延伸了Linder的理论，指出富裕国家由于具有技术、人才等资源禀赋优势以及企业生产率水平普遍较高，因而在高质量产品的供给能力上具有天然的优势（Murphy，Shleifer，1997；Hummels，Klenow，2005）。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曾经垄断了瓷器的国际贸易，但自19世纪后半期欧洲诞生了现代瓷器业后，以英国、德国、丹麦为代表的欧洲瓷器业在品质上超越了中国（以国际市场单价为品质标准），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产业变迁一定程度上与欧洲在近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从而对瓷器品质有更高的本土市场需求有关。 基于相关理论，在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的现阶段，对高质量产品不管是在市场需求还是在供给层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瓶颈约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必然沦为低质量产品充斥的国家？在封闭经济体系里，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可以通过贸易开放拓展市场边界，利用国际市场需求提高本国产品的品质水平，而国内市场也可以通过溢出效应享受相关的红利。 目前国内学者对中国产品质量提升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给层面，例如殷德生等（2011）通过模型分析，指出贸易开放为中间投入品产业带来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活动和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从而有利于贸易参与方的产品质量升级；李坤望和王有鑫（2013）对中国利用FDI与产品质量提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资本密集型行业和高外资进入行业的FDI活动促进了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此外，杨汝岱和朱诗娥（2013）引入企业异质性概念，对地理因素与产品质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整体来讲，国内的研究缺少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外部市场需求因素对中国产品质量升级作用的分析。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方面对对外贸易与中国产品质量提升进行了相关研究，首次提出了产品出口“质量门槛”的假说，并以中国产品出口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鉴于中国正处于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型过程中，产品质量的升级显得更为重要，相关问题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与政策启示意义。 二、理论模型 传统贸易理论将产品视为同质，Melitz（2003）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针对的是企业在生产率上的差异，并未包括企业在产品上的异质性。在现实中，产品异质性较为常见，不同的企业生产的同一种类产品往往在产品质量上具有明显差异；即使是同一企业，由于针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产品差异化战略，也会导致在同一种类产品上出现了质量差异。基于此，本文尝试将产品质量作为影响变量引入到贸易模型中，以分析产品质量与贸易模型中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假定i国企业出口产品到j国市场，传统CES形式的效用函数如下：
传统的CES效用函数是基于产品同质性的假定，而实际上产品存在异质性并对消费者效用有着实际影响，因此考虑增加产品质量变量，将式（1）扩展为式（2）：
再来考虑供给层面。参考Helpman et al.（2008）的做法，假定生产过程中只有劳动力投入，生产一单位产品所需投入的劳动量为a，企业工资率为ω，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企业生产差异化的产品，根据边际成本定价，i国企业生产产品的出厂定价为：
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越高，需要投入的劳动成本也会越高，而如果企业生产率较高，则相应的劳动投入会低。此外考虑到劳动力成本投入与产品质量、企业生产率不一定为线性关系，我们设定劳动投入与产品质量的关系表现为指数形式：
上式中，
为企业生产率水平，e为自然常数。将式（5）代入式（4），可以得到：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冰山成本（以T示）的存在，i国企业出口产品的出厂价与j国的市场销售价格有如下关系：
将式（3）、式（6）、式（7）代入上式中，得到下式：
其中系数μ为：
求解市场均衡条件下i国企业出口到j国市场的均衡产品质量：
将式（9）代入，可以得到：
从上式可以推导出均衡产品质量
为：
“质量门槛”存在着短期与长期效应。从短期看，企业生产率水平
不易改变，“质量门槛”效应主要通过出口目的市场的质量偏好δ来发挥市场淘汰作用，将能够生产高质量产品的企业留在出口市场；而从长期看，企业若要想进入市场需求更大的高收入国家市场，就需要提高其自身的生产率水平
，从而提升其均衡的产品质量
，这样才能不被挡在“质量门槛”之外，这构成了企业的一个“自选择”过程，客观上推动了出口国家产品质量的提升。 接下来再考虑均衡产品质量
与产品替代弹性σ的变化关系。根据式（13）的表达式，我们将
对σ求导：
上式中σ＞1，求导结果为负数，说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时，均衡产品质量
与产品替代弹性σ是反向的关系，产品替代弹性σ越小，则均衡产品质量
越高，这构成了“质量门槛”假说的另一个补充。 基于以上理论模型分析，中国作为一个贸易依存度较高、而人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的国家，对外贸易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质量门槛”假说是否在中国出口中得到了体现，以下部分将通过相关实证分析进行检验。 三、计量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1.计量模型及变量说明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市场的质量偏好有着关系。我们将质量偏好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因为收入水平差异导致不同的消费者预算约束，从而产生不同的产品质量偏好，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对高质量产品的偏好自然也会越高，我们用出口目的国家的人均GDP来代表收入水平；第二类影响因素是消费文化，一般来讲，高收入国家具有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文化，即使这类国家遇到经济困难或个人收入水平一时下降，消费者也不愿意降低生活质量，而低收入国家一般来讲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相对比较保守，对这一类影响因素我们用国家发达程度的虚拟变量来代表。 式（13）说明企业生产率对产品质量也有影响，由于本文选用的样本未包含微观层面的企业生产率数据，因此考虑使用其他替代变量。对于产品所属的行业，由于存在资本密集或技术密集等特定的自然特性，导致不同产品的生产会面临不同的生产率水平，因此我们使用出口产品所在的行业作为虚拟变量，以替代企业生产率水平。 在其他变量选择上，相关研究表明，运输成本对国际贸易仍有重要的影响，Anderson and Wincoop（2003）测算出发达国家制造业产品的平均贸易成本相当于离岸价格的170%，而出口目的国家的地理特征，如是否内陆国家还是滨海国家、贸易双方的空间距离等都会通过影响贸易成本而影响贸易活动；而从需求角度讲，不同出口目的国家的地理特征也会影响所在地的消费习惯，势必也会影响市场的产品质量偏好。基于此分析，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增加出口目的国家的地理因素变量。 此外，为了观察出口目的国家的市场规模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我们在模型中增加该类变量，以出口目的国家的GDP来代表。 基于以上分析，建立以下计量模型：
其他解释变量中，Geo代表j国家的地理特征，在具体变量选取上，选择j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dist，以及j国是否为内陆国家（以虚拟变量landlock代表）、是否与中国接壤（以虚拟变量contig代表）等变量。 Dev为国家发达程度的虚拟变量，参考一些学者在实证分析中对国家分组的做法（Feenstra，2008；Dreher，2006），本文以j国是否为OECD国家为判断依据，将样本国家分为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两类，如果j国属于OECD国家，则归为高收入国家，变量取值为1；否则归为中低收入国家，变量取值为0。 2.产品质量的测度 对产品质量的衡量，不同学者建立了不同的测度方法。Hausman et al.（2007）构建了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指标，其计算方法是以一种产品占一国出口的比重与世界加总的比重之比作为权数，然后与该国人均GDP相乘，由于技术复杂度指标计算相对较为粗略，并未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在生产率上的差异性，因此并不能精确反映产品质量水平。Sutton（1996）提出了以产业研发密度和广告密度来测度产品质量，认为高研发密度与高广告密度的产业具有较高的产品质量水平，这种测度方法显然受到产业异质性的影响较大，不适合跨产业的产品质量比较。当前学术界使用较多的是用产品单位价格作为产品质量指标，相对于其他指标，用单位价格指标来衡量产品质量比较方便、直观，又能较好地在微观层次体现产品的差异，因此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Schott，2004；Hallak，2006），但是以产品单位价格代表产品质量的方法存在一个不足，即不同种类的产品在单位价格上差别可能很大，如果进行跨产品种类的分析并不一定合适。除了以上方法之外，还有学者使用评级机构或专家对某一产品的质量评级结果作为产品质量的衡量指标（Crozet et al.，2012），但这种方法存在着一定的主观性，受到评级机构或专家鉴定水平或能力的影响较大，同时该方法还存在应用的局限性，不适合对跨产品种类、大样本的产品进行分析。 目前国内对产品质量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现有的研究主要使用产品单位价格作为产品质量的测度指标（李坤望，王有鑫，2013；杨汝岱，朱诗娥，2013）；施炳展（2014）对产品质量的测度进行了进一步改进，将产品质量看做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其影响体现在对贸易模型进行计量回归后的残差项内，因而通过残差项来逆向推导产品质量，然后再对产品质量的测算结果进行标准化处理，从而可以对跨产品种类、跨年度的产品质量进行比较，但这种测算方法过程相对比较复杂，并且通过残差项来间接测算产品质量可能会受到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而在产品质量的测度上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借鉴当前对产品质量的不同测度方法，本文对当前较为常用的以产品单位价格代表产品质量的方法进行了改进。为了消除不同种类产品间的异质性，我们构建了相对产品质量指标，将一种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作为该产品平均质量指标，以一种产品的实际价格除以该种类产品的平均价格得到一个相对数值，以此作为该产品的相对质量，其计算方法如下：
3.数据来源与描述统计 本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三个数据库。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数据来源于CEPⅡ的BACI数据库，数据结构包括HS96产品编码、出口目的国家以及出口金额等；出口目的国家的地理变量来源于CEPⅡ的Geography数据库；出口目的国家的GDP、人均GDP等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选择的数据年份为2011年。 本文选取CEPⅡ的BACI数据库中出口国家代码为中国的贸易数据，原始数据有384448条、出口规模1.84万亿美元，考虑到从中国进口规模过小的国家（本文定为小于2000万美元）以及政治不稳定的出口目的国家可能都会存在较大的非市场因素影响，因而排除这两类国家样本。最终保留出口目的国家140个、样本数335851，样本的出口规模为1.81万亿美元，出口产品种类为4854种，相比于原始数据，出口样本量为原始样本的87.4%，出口规模为原始样本的98.5%，保证了最终分析的数据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将贸易数据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中各个国家的GDP、人均GDP等数据，以及CEPⅡ的Geography数据库中的每个国家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是否为内陆国家、是否与中国接壤等数据进行匹配，从而得到更为完整的分析数据。 得到完整的样本数据后进行产品质量的测算，首先计算中国对外贸易出口所涉及4854种产品中每个产品的全球市场平均单价，以此作为该产品的平均质量衡量标准，然后以每笔出口产品的单价与该产品的全球平均单价相除，得到每笔出口产品的质量指标。 表1列出了主要数据的描述统计。根据表1数据，高收入国家数量为33个，虽然国家数远小于中低收入国家的107个，但高收入国家市场占中国出口总规模的60.9%，从lnq的均值可以观察到，中低收入国家样本的该数值为负，说明中国出口到中低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水平低于平均水平；而高收入国家样本的lnq为正数，说明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水平明显高于平均水平。由此可以初步判断，出口目的国家的不同收入水平对于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有着一定的影响，初步的数据观察符合本文的假说。
四、计量结果及分析 1.整体估计 为了观察不同变量对回归的影响，在回归处理时依次在模型中增加相关变量进行回归，最后再根据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进行分组回归。在回归过程中使用了产品的SITC三位编码进行行业变量的控制。最终的回归结果见表2。 根据表2回归结果，对模型（1）依次增加相关变量之后，模型的拟合度有所提高，说明所选择的变量具有合理性；除了GDP变量，其他变量系数均显示了较强的稳健性，这说明回归结果整体上较为可信。GDP变量的系数趋向于0，并且在不同回归模型中出现符号的变换，因此可以认为，以GDP衡量的出口目的国家的市场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不明显。 根据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与出口目的国家的人均GDP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出口目的国家的人均GDP每增加1%，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将提高0.1386%。从国家发达程度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比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要高26.47%，这反映了出口目的市场的消费倾向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显著影响。回归结果验证了“质量门槛”的存在以及在推动中国产品质量提升上所发挥的作用，高收入国家比中低收入国家在推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上作用更为明显。 在其他变量中，地理空间距离对产品质量起到负向的影响，即对越远的出口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水平越低，这可以认为是空间距离产生的贸易成本对产品质量所发挥的影响。而内陆国家比滨海国家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弹性要高，可能的解释是，内陆国家的市场竞争相对不够充分，流通的产品品种较少，有可能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现象，表现为进口商品的相对价格高于平均水平。此外，出口目的地若与中国接壤，产品质量相对较高，其内在机理可能与是否为内陆国家类似，因为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大多数为内陆国家。 模型（5）与模型（6）为按出口目的国家的收入组别进行分类后的回归，从回归结果看，高收入国家的人均GDP变量系数比中低收入国家要高，说明高收入国家对中国产品质量提升的“质量门槛”效应要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同样，高收入国家的内陆国家比中低收入的内陆国家对中国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也要高。 2.分行业估计 为了进一步分析“质量门槛”在不同产业间的效应差异，同时也为了观察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我们根据行业划分标准将样本数据进行产品分组后再进行估计。
在文献研究中关于产业的分类存在着不同的做法，Pavitt（1984）将产品分为资源品、劳动密集型、规模经济型制造业、差异化制造业与技术型制造业等类型，这种行业分类方法整体来讲较为复杂，一些行业在归属上易于重叠，因而在应用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另一种常用的行业划分是根据投入要素的密集程度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类型（谢建国，2003；陈丰龙，徐康宁，2012），这种行业分类方法相对于Pavitt（1984）的分类更为简洁易用，但由于其分类主要基于SITC 2位产品编码，不足之处是行业划分较为粗泛；Lall（2000）对行业的划分更加关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特性，将所有产品按行业划分为五种类型：初级产品、自然资源产品、低技术产品、中技术产品、高技术产品，由于这种行业分类方法基于SITC 3位产品编码，因此行业分类更加精确。根据以上不同的行业分类对比，本文采用Lall（2000）的行业分类方法，表3列出了具体的分类原则与典型行业。 在数据处理时，首先根据联合国统计网站上公布的不同产品编码之间的对应表①，将原始样本数据中HS96编码对应到SITC（Rev2）编码，然后根据Lall（2000）的产品归类方法将SITC三位产品编码对应到五个行业组别的产品上。产品组别划分之后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
根据表4回归结果，人均GDP变量系数的符号全部为正，且均呈显著，说明具有较强的稳健性。人均GDP变量的系数在不同产品组别中显示了较大的差异，其中高技术产品的系数最大，而初级产品与自然资源产品的系数较小，这说明“质量门槛”效应在不同产品组别间存在着差异。这种现象可以由产品替代弹性对产品质量的影响来解释，根据前文的理论模型推导，产品的替代弹性越小，则“质量门槛”效应越强。一般来讲，产品的技术成分越高，则产品差异化程度越大，产品越难被替代，其替代弹性就会越小，Feenstra（1994）对美国市场的产品替代弹性进行过测算，结果符合这一趋势，例如金块的替代弹性为27.2，运动鞋的替代弹性为6.23，薄钢板的替代弹性是4.21，打字机的替代弹性是2.96。 在具体的对各分组产品的解释上，初级产品的系数最小，这是因为初级产品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产品具有较强的同质性，因而产品的替代弹性也较高；受产品本身特性的制约，该类产品的生产商不易于、或相对较为微小地通过产品差异化来提升产品质量，以满足高收入国家的市场偏好，因而表现为回归结果中人均GDP变量系数最小。自然资源产品的变量系数略有提升，这是因为相对于初级产品，自然资源产品的技术含量要稍高一些，生产商在产品差异化能力上比初级产品要高一些，因而该类产品的人均GDP变量系数比初级产品高一些。而对低技术、中技术、高技术三类产品来讲，人均GDP变量系数都要比前两类产品要高，这是因为从技术含量来讲，这三类产品都要大大高于初级产品与自然资源产品，具有较低的产品替代弹性，因而在回归结果上其相应系数也较高。对三种类型技术产品的相关系数进行对比可以看到，高技术产品的人均GDP变量系数最高，说明“质量门槛”效应对高技术产品最为明显，这是因为高技术产品具有较低的替代性，生产商更倾向于通过产品差异化生产来满足高收入市场对产品质量的需求；低技术产品的人均GDP变量系数次之，这是因为如纺织、服装等低技术产品需要投入较多的劳动，而中国正具有劳动力丰富与廉价的优势，面对高收入市场，生产商倾向于通过调整劳动投入来进行产品质量升级；而中技术产品需要较多的资本投入以及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面对高收入市场，如果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则需要改变生产线等较难的操作，这样会付出更大的成本，因而相对于高技术行业与低技术行业来讲，中技术产品的质量升级动力要弱，由于产品同质性特点，其产品替代弹性也相对高一些，在回归结果中则表现为人均GDP变量系数要低于另两种类型技术的产品。整体上人均GDP变量系数的大小验证了前文在“质量门槛”假说中提及的出口产品质量与产品替代弹性的关系。 出口产品质量对以GDP为代表的市场规模变量的系数趋向于0，并且在不同产品组别的回归中出现符号的变化，因此可以认为出口目的国家的市场规模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影响不大。 对于地理距离变量，不同产品的弹性系数差异较大，其中初级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随着出口市场的地理距离增加，其品质越高，可能的原因是运输成本在这两类产品的价格构成中所占比例较大，因此销售到越远距离的市场，需要用高质量的产品来抵消运输成本的上升。对于低技术、中技术与高技术的产品，其质量水平对地理距离的弹性系数均为负，因为这些产品不像初级产品与自然资源产品那么稀缺，对于越远的出口市场，企业越倾向于用低质量的产品，从而用低价竞争的方式来取得市场。 与中国接壤的出口目的国家虚拟变量系数除了初级产品都为正，说明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质量整体上比其他国家要高。其中高技术产品的弹性系数最大，说明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对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质量需求较大。内陆国家虚拟变量系数除了低技术产品为负外，其他产品的系数为正，说明整体上中国产品出口到内陆国家的质量要比其他国家高一些。但对于这两类变量，其影响机理可能会更加复杂，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国家发达程度虚拟变量的符号为正，说明由于高收入国家对高质量产品具有较高的消费文化，使得中国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产品质量要高于中低收入国家，这与本文的“质量门槛”假说一致。从各产品组别的系数来看，初级产品与自然资源产品的系数最小，说明“质量门槛”对这两类产品的效应最小；而在三类按技术高低分组的产品中，高技术产品的系数最大，说明“质量门槛”对高技术产品的效应最强，而低技术产品的系数次之，中技术产品的系数更小，说明“质量门槛”对这两类产品的效应依次变弱，相关的解释与人均GDP变量对各产品组别的作用有所类似。 3.跨年度估计 为了观察年度的趋势变化，我们对2006—2010年的中国出口数据进行跨年度的回归，同时列上2011年的回归数据进行对比。跨年度回归一般来讲需要考虑汇率等随着年度而变化的影响变量，由于本文被解释变量的设计是产品质量的相对指标，因而有效化解了汇率等年度变化因素的影响，使得回归结果更加稳定与可靠。相关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回归结果看，尽管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但核心变量仍保持了较强的稳健性。其中人均GDP变量的系数逐年上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说明对外贸易的“质量门槛”效应越来越明显。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在规模上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出口企业越来越多地根据出口目的市场的市场偏好水平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高收入国家在促进中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升级上起到了促进作用。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也意味着中国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增强。 国家收入分组的虚拟变量系数基本保持了稳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其弹性系数略有下降，说明对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对消费心理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对高质量产品的消费有了一定程度的抑制，但由于消费习惯的惯性，发达国家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整体上还处于高位水平。 从其他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GDP变量的系数不稳定，出现了符号的变化，但由于其系数本身接近于零，可以认为出口目的市场的规模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不明显，这与前面的回归结果相吻合。在相关的地理变量中，地理距离变量对产品质量供给起到负向的影响，即对越远的出口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水平越低，这与前面的回归结果一致；与中国接壤的出口目的国家虚拟变量的系数为正，说明中国出口到这些国家的质量整体上比其他国家要高；内陆国家的虚拟变量的系数在大多数年份为负，但存在一个明显的向正数变化的趋势，变量系数到2011年则完全转变为正数，这说明了中国高质量产品流向的一个地理变化，但其中具体的机理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五、主要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在传统贸易模型中引入产品质量变量，推导出在市场均衡条件下，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主要决定于出口目的市场的质量偏好以及出口企业本身的生产率水平，同时也受到出口产品的替代弹性的影响。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对贸易产品的需求会产生越高的“质量门槛”。“质量门槛”存在短期与长期效应，短期内“质量门槛”主要通过对低生产率出口企业的淘汰效应来提升出口国家的平均产品质量，而长期内“质量门槛”效应则推动了出口企业通过“自选择”来提升生产率、从而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对中国出口数据的实证分析验证了“质量门槛”的存在以及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作用：出口目的国家的人均GDP每升高1%，出口产品质量将提升0.14%；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向高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比向中低收入国家出口产品质量要高26.5%。分行业的回归结果显示了“质量门槛”效应存在着行业间的差异，其中对高技术行业作用最明显，而对初级行业与自然资源行业作用最低；跨年度的回归结果显示了近些年来中国出口的“质量门槛”效应呈现出了逐年增强的趋势，中国出口企业越来越多地开始利用不同需求水平的国际市场进行产品差异化生产，产品的质量水平得到了提升，企业出口竞争力得到了加强。 “质量门槛”效应说明了一国参与对外贸易除了起到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国内就业等作用之外，还起到了提升一国产品质量水平的作用，这构成了一个新的贸易所得。尤其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讲，由于国内的市场需求条件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可以采取贸易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市场尤其是高收入国家的市场需求，通过“质量门槛”效应来促进一国的产品质量水平的提升。日本与韩国的产品最初进入国际市场时，也是以产品的价廉质次出名，但由于长期坚持发展对外贸易，积极利用国际市场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最终成为高质量产品的供给国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本文的研究也具有积极的政策意义。 （1）重新设计出口市场多元化的战略，优化市场布局应服从于经济转型升级的更大战略。为了分散海外市场风险，中国很早就提出了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但从现实来看，这一战略实行效果并不好，市场集中于高收入国家的状况多年来并未根本改变。根据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2012年中国对OECD国家出口占总出口规模的58.9%。基于本文的研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高收入国家市场容量较大，客观上承载了中国更多的出口量；另一方面，本文的跨年度回归结果表明，近些年来中国出口的“质量门槛”效应在逐年加强，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中国出口企业通过“自选择”提升了企业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从而提高了企业在高质量产品上的供给能力，在国际市场尤其在发达国家市场的竞争能力得到了加强。中国正处在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和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关键阶段，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层次比仅仅扩大出口规模更为重要，重点寻求在发达国家市场的布局突破和市场深化，有利于转变对外贸易方式的市场机制的形成，提升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水平。实践证明，无论是中国还是已经成功转型升级的国家，正是通过主要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的战略，产品在质量和技术层次上达到甚至超越发达国家的门槛标准，国内产业才得到根本性的提升。中国当年向欧美国家出口的家具、箱包、玩具等产品在环保和品质上因达不到当地市场的门槛标准，一时受阻，经过多年的改进和提升，生产层次已经提高很多。具有一定外向度的中国产业，经历这样一种市场倒逼机制，整体上是有利于转型升级的。在现阶段，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是更为顶层的战略，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也应服从于前者，应从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来重新设计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2）通过高度开放的产业政策推动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质量升级，促进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长远发展。本文的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都表明，由产品的技术特点所决定的产品替代弹性对“质量门槛”效应的发挥有着重要影响，产品的技术成分越高，则产品的替代弹性越低，“质量门槛”效应越明显，企业越有内在的动力进行产品质量升级，而初级产品与自然资源产品的“质量门槛”效应则较低。从产品质量提升与产业升级的角度来看，产业政策应根据每个产业的具体特点而有所区别，对于中国高技术产业来讲，高度开放的产业政策对于产业发展意义更加重大。近些年来，在人均收入较低、国内生产技术水平整体并不高的背景下，中国却能够在移动通信设备产业、光伏等新能源产业等高技术产业上快速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涌现出了华为、中兴等国际知名企业，这与这些产业采取了更为开放的产业政策有关，通过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尤其是发达国家市场，使得“质量门槛”效应发挥得更为充分，发达国家市场已经成为中国在移动通信设备产业领域最早布局3G、4G技术的主要市场，光伏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利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较高的市场需求条件，“质量门槛”效应明显促进了中国在这些高技术产业的产品质量水平的快速提升。然而从整体来讲，中国高技术产业的产品质量水平要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产品质量升级仍然任重道远，在政策层面应该采取更为开放的产业政策，从而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长远发展。 （3）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提升国内市场的产品质量水平。本文研究的是中国产品出口“质量门槛”及其效应，考虑到中国地域广大，企业进入地方性市场同样需要面对一定的市场进入成本，另外各个地方也存在着因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导致的对产品质量偏好的差异，因此中国企业进入国内地方性市场与进入国际市场有着一定的类似之处，本文的研究也可以借鉴到国内市场。中国产品质量整体上不高，一方面与当前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不高有关系，但也有市场结构扭曲的原因，例如地方行政管理部门为了保护当地市场，对外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采取歧视行为，从而导致较高的区域间市场壁垒，这样不利于通过消费者的市场选择行为来充分发挥“质量门槛”效应。随着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提高，市场上流通的差异化产品会增多，这使得产品的替代弹性出现下降，根据本文的研究结果，这种变化会起到增强“质量门槛”效应的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中国产品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政策层面，也要重视“对内开放”，努力提高国内市场的一体化水平，这样对中国产品质量提升也大有裨益。 ①提供编码对应表的联合国统计网站地址为：http://unstats.un.org/unsd/trade/conversions/HS%20Correlation%20and%20Conversion%20tables.htm。
标签：回归模型论文; 收入效应论文; 差异分析论文; 收入弹性论文; 地理论文; 生产率论文;
中国产品出口“质量门槛”假设及其检验_回归模型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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