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萌[1]2010年在《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文中提出在全球经济日益一体化的今天,汇率作为联系一国内外经济的纽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大国汇率制度的选择和实施对于该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会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升以及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持续增加,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已日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鉴于此,笔者希望通过对人民币汇率制度问题进行科学系统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当前和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实施提供些许的参考和帮助。首先,本文系统地研究了建国以来人民币汇率制度发展的历程,着重分析了2005年7月21日汇改之前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与我国经济发展的不适应性以及现行汇率制度对这些不适应性的纠正,并且运用BEER模型对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进行了估计,从而得出了现行汇率制度为当前人民币汇率制度最优选择的结论。同时,结合波兰、智利、泰国等国中间汇率制退出的实践,分别从第一代、第二代和第叁代货币危机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间汇率制不可持续的内在机理。此外,本文依据M-F模型分析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向自由浮动汇率制过渡的必然性,并且运用抵补利率平价理论阐释了资本项目开放后钉住汇率制影响货币政策独立性的过程。最后,本文讨论了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和配套措施,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近期目标应该是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不断完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远期目标则应该是实现自由浮动汇率制。
王晓佳[2]2007年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性分析》文中认为2005年7月21日的汇率制度改革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新一轮改革的开端，而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猛，积累了巨额贸易顺差。对外贸易与人民币汇率制度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研究。首先对汇率制度选择理论进行综述，进而阐述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历程，深刻理解此次汇率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其次，从汇改后中国对外贸易数据来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在促使进口大幅增加的同时，并没有带来出口的大幅减缓，中国外贸快速增长的格局没有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中国外贸总额的相关性不高，但对贸易结构具有一定的改善作用。最后，为更好地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就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提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
郑维臣[3]2013年在《俄罗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选择研究》文中提出关于货币政策选择，学术界的研究重心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货币政策能做什么？明确了这一问题后，就可以讨论第二个问题，应该选择怎样的货币政策。关于货币政策能做什么，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应将政策目标集中于价格水平这一名义变量，而不是就业率等实际变量。这一观点已经被理论界和各国政策制定者所普遍接受。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已由充分就业逐渐演变为反通胀。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构建一个明确的政策框架来对货币政策加以约束。在实践中，有叁种主要的货币政策框架，分别是，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目标制、货币供应量目标制。然而，俄罗斯在转型过程中却选择了多重货币政策目标。为什么在转型时期有着这样的货币政策选择？俄罗斯是否应选择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核心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目标制、货币供应量目标制这叁个被广泛选择的货币政策框架在俄罗斯有着怎样的适用性？本文以经济和政治视角对俄罗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选择加以分析，并指向以下目标：（1）探寻俄罗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选择的决定机制。（2）评价俄罗斯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3）探讨是否应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4）分别探讨通货膨胀目标制、汇率目标制、货币供应量目标制在俄罗斯的适用性问题。围绕以上主题，论文除第1章绪论外，主要由以下几章构成：第2章构建了关于俄罗斯转型时期货币政策选择问题研究的理论框架。关于货币政策选择，货币政策理论已经有了系统的研究，并形成了大量的文献和一套成型的理论。通过对已有研究加以分析可以发现，关于在中央银行独立性缺失、市场发育程度较弱条件下货币政策选择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货币政策的传导是一个经济过程，但是其制定实施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一点在转型经济表现的尤为明显。因此，本文引入公共选择理论来解释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构建了转型时期货币政策选择的效率——公共选择解释框架。第3章回顾了苏联时期的货币体系、货币政策及其影响。之后，将俄罗斯经济转型启动以来的货币政策选择分成以下几个阶段：经济转型初期曾试图选择“休克疗法”的“稳定化”策略，但为叶利钦当局的赤字财政融资而放弃了这一目标；1998年金融危机后在强国战略的指引下把抑制卢布升值作为优先考虑的目标；2008年金融危机后又主动选择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第4章采用效率——公共选择解释框架来分析俄罗斯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并探讨了货币政策利益非中性这一概念。货币政策在不同利益集团间产生利益分配效应，而俄罗斯转型时期中央银行并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因此，利益集团将采取行动来影响货币政策选择。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俄罗斯转型时期并未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核心政策目标。多重货币政策目标导致了俄罗斯通货膨胀问题一直较为严重，高通胀导致了经济秩序混乱、社会福利损失严重。因此得出结论，俄罗斯还是应该避免选择多重货币政策目标，应把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当下，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货币政策核心目标已经成为各国央行的普遍选择。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克服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央行通常会选择一个合适的货币政策框架，常见的货币政策框架包括：货币供应量目标制、汇率目标制、通货膨胀目标制。第5、6、7章分别探讨了这叁种货币政策框架在俄罗斯的适用性问题。第5章对俄罗斯转型时期货币流通状况加以研究。根据相关数据测算得出俄罗斯转型时期货币流通速度大幅波动，这表明了货币需求状况发生了剧烈变动。转型初期高通胀、汇率贬值等因素导致货币需求萎缩，在经济复苏时期通胀问题的缓解和汇率升值等因素导致货币需求在不断扩大。通过对货币供应量目标制的理论依据和适用性加以分析，可以得出俄罗斯转型时期货币需求状况的大幅波动导致这一政策框架并不适用。第6章对俄罗斯转型时期汇率制度和汇率变动情况加以分析，俄罗斯的美元化和货币错配问题使得汇率稳定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十分重要。俄罗斯曾采取过类似汇率目标制的“外汇走廊”制度，通过对“外汇走廊”的实施经验加以分析表明，汇率稳定对于控制通货膨胀问题十分重要，但是选择汇率目标也隐含着较大的金融风险。第7章对通货膨胀目标制这一目前最为流行的货币政策框架的实施特点及其在俄罗斯的适用性加以分析。目前已有多个转型国家选择通货膨胀目标制作为政策框架，通过回顾捷克和波兰的通货膨胀目标制实施经历，为俄罗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提供了借鉴经验。虽然俄罗斯实施这一政策框架还面临一定的挑战，但是基本条件已经成熟，本章也为俄罗斯迈向通货膨胀目标制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最后，第8章是论文的结论。通过对俄罗斯转型时期的货币政策选择研究得出：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应注重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建设，避免利益集团对货币政策制定实施的干扰。货币政策应致力于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将控制通货膨胀置于核心位置。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应选择合适的货币政策框架。在经济转型初期，汇率目标制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但是，汇率目标制有着易受投机的弱点。因此，对于经济规模较小、开放程度高的转型国家，可以选择采取货币局或彻底美元化。对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还是应在相关条件初步具备后，转向通货膨胀目标制。
武良成[4]2002年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汇率制度选择》文中指出汇率制度选择的目标取向1973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固定汇率制度 也宣告终结。自1978年“牙买加协定”生效以来，世界各国汇率制度有了明显变化，实行管理浮动或独立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多，实行固定汇率和钉住汇率制度国家减少，尤
付琼[5]2011年在《中国经济崛起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文中认为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GDP在过去的30多年中保持了年均接近10%的增长速度,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誉为“中国奇迹”。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和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性关注的话题。经济崛起体现在对外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化是我国进出口和贸易顺差的快速增长,在全球经济失衡日趋严重的背景下,世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焦点从增长速度转移到了人民币汇率问题。尽管2005年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名义汇率累计升值23%,弹性明显增加,但要求人民币升值和指责汇率操纵的声音不绝于耳。可见人民币汇率制度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继续崛起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回顾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我国走过了一条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迥然不同的道路,与新兴经济体汇率制度被迫退出和频繁调整形成鲜明对照。从演进趋势看,虽然呈现向更为灵活汇率制度转变的趋势,但具体演变路径具有明显特异性。本文站在全球化开放经济视角,在国际货币体系框架下,从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这一角度对经济崛起过程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全景式研究,探寻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模式,以明晰未来改革方向。论文首先从理论上研究美元霸权的形成及影响,人民币主权与美元霸权之间的关系,提出人民币汇率制度研究的关键问题。然后通过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历程,及其与我国经济崛起的良性互动,说明坚持人民币主权是我国汇率制度的根本特色。接下来通过对当前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汇率制度困境的深入分析,指出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是造成现实困境的根源。最后得出结论,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坚持马克思和凯恩斯的货币主权理论,从本国经济利益出发,坚持国家干预和政府管理原则,谨慎开放资本账户,并创造条件推动人民币最终成为比肩美元的国际本位。基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现实,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中最重要的是人民币同美元的汇率关系。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领导地位与长期美元霸权密切相关。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巧妙地借助黄金的威严确立了美元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商品世界中的上帝,成为资本市场中的上帝。美国牢牢把握住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领导权,也掌握了世界经济的领导权。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去除了美国应承担的国际义务,美元由本位货币发展为霸权货币。通过美元霸权,美国放任贸易收支逆差,攫取他国资源;大量举借外债,控制债权国;主导汇率制度窃取别国货币主权,对世界经济金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美元霸权与本国货币主权的冲突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中国经济崛起使我们成为一个经济大国、贸易大国,但不是金融大国。维护本国的货币主权和经济利益,势必与美元霸权形成冲突。我们需要承认人民币不是国际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仍然是弱势货币。面对冲突,既要认同和接受美元霸权,同时要利用美元霸权来制定人民币货币战略。那就需要建立一种既要以美元为本位,又能保证我国经济独立自主发展的汇率制度。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汇率制度可以概括为:1.汇率变动以我国利益为基础;2.从我国的利益和相关国家利益出发管理本国货币供给;3.对资本流动加以管理和限制。坚持这一制度才能够保持货币主权,抗拒美元霸权。在我国经济发展各个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与相应阶段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金融市场状况、开放程度以及政府政策目标等相适应,因此既实现了平稳转型,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绩效。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对外经济交往几乎停顿,贸易盈亏由国家统一承担,汇率实际退化为计价核算工具而失去本来的经济意义,1955-1971年长达16年的时间内保持不变。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高估的深层原因是我国实施重工业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人为高估本国币值,实行低汇率政策,保证资本密集的重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也表明改革开放后我国发展战略的转变内在地要求汇率制度做出调整。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同渐进式经济体制转型相适应,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的改革模式,而是通过双重汇率制度并行,逐步消除原有制度带来的汇率高估扭曲,渐进式改革特征十分突出。人民币不是通过扩大波动幅度,而是由央行直接调整中心汇率,逐渐退出固定汇率制而转向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这一模式是在汇率形成机制中逐渐增加市场决定的比重,通过严格的资本管制保持汇率稳定可控。在体制转型的客观要求下,汇率制度对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可以概括为:改革开放→外贸、物价、税收、金融等体制改革→汇率制度改革→进出口、外商投资→对外经济交往扩大→进一步推动开放。转轨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通过对名义汇率缓慢、不规则的调整,逐步向市场均衡汇率靠拢,比较平稳地解决了旧体制下汇率高估问题。我国没有出现很多转轨经济或发展中国家曾经历的汇率大幅贬值伴随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通过制度创新和相关政策调整,人民币汇率回归到与经济基本面相适应水平,为全面实行对外开放战略和推动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奠定基础。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形成,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外部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中国经济迎来高速增长时期。理论上短期一般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清晰地解释了汇率变动对宏观经济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汇率制度与我国经济成长的互动以及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全面视角。对于汇率制度和宏观经济绩效(performance)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大量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都没有形成所谓最优汇率制度的一致结论。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开放度、资源禀赋、发展模式、金融市场完善程度等不同,只有符合本国国情和维护本国利益的汇率制度才是合适的。这一时期人民币汇率制度经过两次重大变革:1994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实际转变为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2005年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我国汇率制度演进是在政府主导下主动展开的,体现了政府政策目标的权衡,演进过程平稳、有序、可控。从理论上讲,汇率制度目标既可以是维持经济增长,也可以是充分就业、维持币值稳定(控制通货膨胀),或者是以上几种目标的组合。我国政府通过汇率制度调整和资本项目管理,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增长、货币政策独立有效、金融安全、币值稳定等目标的协调。从实际表现来看,我国经济始终保持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人民币汇率制度在促进出口增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我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制度保障。中国经济崛起和进出口的高速发展引起世界关注,人民币升值压力从2002年开始出现并愈演愈烈。这一压力是多种因素复合的结果:中国经济崛起的事实是升值的内在趋动力;长期国际收支顺差、巨额外汇储备、我国经济结构和发展战略等因素使升值具备了内在基础;全球经济失衡则造成升值的外部压力增大。但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理论和以上各种经济因素都无法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人民币升值压力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上升到国家利益之争。美国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深层原因是维护美元霸权和遏制中国经济崛起。客观来看,升值压力下内外经济失衡使得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的成本逐渐增大,要求相应做出调整,2005年汇改即体现了这一思路。人民币升值压力集中体现了美元霸权与人民币主权的冲突,使得我国维护货币主权的难度增加。随着我国经济地位提升,对外开放程度提高,资本流动日益频繁,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日趋复杂。现行汇率制度下出现了宏观经济内外失衡加剧,通货膨胀形式严峻,货币政策空间受到挤压等诸多问题,人民币升值压力有增无减。深入分析当前汇率制度面临的困境,我们发现,无论是发展中债权国的“高储蓄两难”困境,货币错配所导致“浮动恐惧”,还是人民币出现的内外价值背离、价格稳定与汇率稳定的冲突困境等等,深层原因是以美元霸权为特征的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美元霸权造成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动荡,强化了发展中国家货币与美元之间的联系,弱化了本国货币主权和利用宏观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中美之间的经济失衡实质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失衡。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和债权国,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的冲突必然最为突出,因此汇率制度面临巨大困境。国内外众多研究建议通过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加速扩大汇率弹性、实行更为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汇率制度来解决宏观经济困境,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存在严重谬误。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和汇率制度的政策困境关键在于我国如何能够更好地坚持货币主权原则。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促使理论界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进行反思,呼唤凯恩斯主义的回归。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货币主权、人为调节取代自然规律、政府干预和管理的经济思想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凯恩斯提出的以国家本位为标准的汇率制度理论应该成为未来改革的理论依据。以本国利益为中心,灵活协调美元霸权和人民币主权之间的关系,谨慎开放资本账户、长期内创造条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成为国际本位。这是在未来经济崛起过程中,我们始终应坚持的“中国模式”汇率制度。
刘鹏[6]2003年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汇率制度选择》文中指出在金融自由化趋势下,全球范围内的国际资本流动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汇率制度选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本文简要考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汇率制度安排及其选择理论在时间上的演进。通过分析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以及二者之间的各种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安排,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有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本文论证我国1994年以后的汇率机制,在名义上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但实际上却是一种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并分析了该汇率制度设计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的背景下都有若干的缺陷,存在着汇率制度重新选择的问题。由于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之间存在着所谓的“叁元悖论”,所以选择人民币汇率制度时,必须寻求最能适应国情的组合。然而,在中国金融进一步开放中,选择浮动汇率制又受到众多的硬性约束,实践中难以发挥理论上完全浮动汇率制度的优点。故逻辑地推论出:汇率制度重新设计的方向应当考虑介于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两者之间的汇率体制。作者认为,“汇率目标区制度”应当成为我国近期汇率制度的选择目标；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可能是我国汇率制度安排的最终选择，并且人民币将成为区域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主导货币，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张健[7]2010年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国解除资本项目下的交易与汇兑限制,融入经济与金融全球化的客观趋势的关键性措施。由于从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国际资本流动的规模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项目可兑换在给一国带来潜在收益的同时,也将一国的经济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内在缺陷充分暴露在外,使该国面临更多的外部冲击风险。因此,在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如何有效的进行政策搭配,合理安排政策次序,找到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着力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的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大课题。本文从国内外资本项目可兑换理论研究入手,借鉴发展中国家实施资本项目可兑换成功与失败的经验,综合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和国际金融学理论,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纵向比较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相结合、一般分析和对策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当前我国经济与金融的实际情况,对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收益与风险、核心条件、资本管制的解除、汇率制度等配套性措施作了系统性的研究。由于资本项目可兑换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配套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对其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较多,本文根据研究的需要,除导论外,共分为4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础理论,这一部分主要包含概念界定、收益与风险、顺序安排、汇率制度选择等基础性内容；第二部分在结合第一部分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联系中国经济、金融的实际,系统研究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动因、条件、时机、顺序等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第叁部分是有关中国资本管制的内容,与第二部分的逻辑关系在于,资本管制和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系统的研究我国的资本管制,有助于更好的理解资本项目可兑换。这一部分系统的论述了资本管制的理论依据,并在回顾我国资本管制制度的历史演进基础上对我国的资本管制的目标、手段、有效性作出了判断。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问题,本文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需要与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相匹配,两者的匹配程度决定了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状况,因此,这一部分系统的论述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演变,并对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制度制度改革后,现行汇率制度在运行中的缺陷及未来取向作了分析。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以下几处：1.在辨析国内外学者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定义的基础上,从通货兑换权的角度,对资本项目可兑换和资本管制的概念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为后续研究打下基础。2.提出资本项目项目可兑换不一定要同时满足所有的前提条件,但为了降低风险,必须要满足一个核心条件,对不同国家来说,核心条件的选择可能因经济金融的基础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本文对资本项目可兑换概念的新观点,认为对中国来说,这个核心条件就是我国出口产业竞争力的提升。3.在中国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中,必须注意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推进与汇率制度改革的有效匹配。这两者是有内在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两者的脱节将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降低,进而带来风险的累积。本文始终认为,任何将资本项目可兑换和汇率制度改革割裂开来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张磊[8]2015年在《汇率制度安排与反通胀绩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汇率制度是一国金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对于宏观调控效力的发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胀绩效是衡量宏观调控效力的一个重要指标。然而，汇率制度安排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在理论上的研究结论却颇有争议。虽然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文献，但是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关于转型经济体的相关研究较少。为此，本文以转型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探寻汇率制度与通胀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而探析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问题。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分析转型经济体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汇率制度选择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为了探寻这一问题，本文运用规范分析结合实证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该问题进行了研究。从全文来看，共分为五章、叁部分，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全文的理论部分，包括第1章和第3章。第1章主要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梳理、比较和分析，结果发现关于汇率制度选择与通货膨胀关系的研究理论界存在较大分歧。第3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主要包含叁部分内容：首先详细分析了现有通胀影响因素体系，其次分析了汇率制度选择的理论依据——汇率名义锚理论，最后从“不可能叁角理论”视角对二者关系经行了探讨。理论梳理后发现，通货膨胀影响因素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体系，并且这一体系是不断发展的，作为本文关注的汇率制度因素是对这一体系的发展、补充；‖汇率名义锚理论‖是反通胀的一个重要汇率制度选择标准；不可能叁角理论为我们分析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构建了桥梁。第二部分为实证部分，包括第2章和第4章。第2章是实证研究的准备工作，主要对实证样本国家转型期内的现状做了经验分析。第4章为实证研究，首先以第一部分理论分析为基础选取模型变量、构建了静态和动态多元面板模型，然后以第2章中转型国家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下均为固定汇率制度的反通胀绩效最好、浮动汇率制度的反通胀绩效最差，具体为：静态面板模型，固定汇率制度下CPI增长率比浮动汇率制度下约低10.3个百分点；动态面板模型，固定汇率制度下CPI增长率比浮动汇率制度下约低14.6个百分点。第叁部分回归我国实际，分析我国1980年至今经济社会转型期内汇率制度变迁对国内通胀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与前文中东欧和独联体国家有着相似的情况，汇率制度管理性的增强同样可以降低我国的通货膨胀水平。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从实证研究方法来看，在系统考虑众多通胀影响因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汇率制度这一变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在考虑多种CPI影响因素的前提下,构建了多元面板回归模型，着重凸显引入的汇率制度变量对CPI的影响。在系统考虑众多通胀影响因素前提下研究汇率制度对通胀的影响，在国内还比较少。另外，针对本文转型国家特点，选取了RR事实汇率制度分类，以Reinhart和Rogoff的汇率制度五分法为标准使汇率制度分类更科学、细致。其次，本文的样本选取具有创新性。现有的关于汇率制度选择与通货膨胀的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而对于转型经济体的研究较少。本文选取中东欧及独联体25个转型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对这类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与通货膨胀研究是比较有新意的。当然，本文研究仍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例如：由于样本数据的难以获得，本文的实证研究只是跟进到2010年，如能进一步扩充数据，实证结果将更具说服性；基于实证分析的便利，本文模型只是分析了各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而没有考虑彼此间的交叉关系，实证模型可以进一步优化。
马宪宇[9]2015年在《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居民生活的相关性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汇率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无时无刻地影响着国家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汇率的上涨，还是下跌，都关系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走向，关系着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近些年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升值，使得居民在购买力、投资理财以及出境旅游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以说汇率变动与居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汇率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关注的一个热点民生话题。鉴于此，本文着眼于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态势，系统分析了汇率变动对社会经济、居民消费水平以及居民就业结构的影响，并有针对性地对我国的汇率政策调整提出建议，为居民如何应对人民币汇率变动提供了参考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由绪论、汇率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中国汇率制度变迁进程与内在逻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政府、外贸行业和居民应对汇率变动的对策五个章节组成。其中第一章为论文导读，其余四章为论文的主体。每章具体内容如下：第1章绪论；本章论述了论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可能的创新之处与不足之处，通过对汇率变动问题的全面了解与总结，为整篇论文的写作做好充分的准备。第2章关于汇率的基本概念与相关理论；本章分别阐述了汇率的基本概念、马克思经济学的汇率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汇率理论，为整篇论文的写作打好理论基础。第3章中国汇率制度变迁进程与内在逻辑；本章首先论述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发展历程，即1949年—1977年的计划时期外汇管理体制、1978年—1993年的转型时期外汇管理制度、1994年—2004年单一的浮动汇率管理制度、2005年以来的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管理制度；其次，从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将实用主义原则运用到汇率政策的制定过程、推行循序渐进的汇率制度的改革策略叁个方面论述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第4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居民社会生活的影响；本章首先从人民币升值对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的影响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总结得出了汇率政策对居民生活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其中有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人民币汇率提高有利于购买国外产品、降低了出国留学和旅游的费用、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物价；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降低了对外贸易收益、加剧了就业难度、对农业出口产生了负面影响等。第5章政府、外贸行业和居民应对汇率变动的对策；本章首先从政府调控汇率制度的角度提出了调控人民币汇率的政策建议，即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和加强对金融市场的风险监管；其次，从外贸行业相关者的角度提出了外贸农业生产者要提升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外贸企业管理者要坚持科技创新的发展道路；最后，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提出了应对汇率变动的理财和消费策略。
陈腾龙[10]2012年在《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下简称双顺差)格局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1992年、1998年的资本和金融项目①(非特别指明,以下简称资本项目或资本账户)和1993年的经常项目为逆差外,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货物贸易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主要表现为直接投资顺差)已经持续将近20年。双顺差给中国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也给宏观经济制造了不少麻烦。双顺差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巨额累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占款剧增,而央行的对冲干预行为又形成流动性过剩预期,造成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此起彼伏,最终导致宏观调控效果不佳甚至丧失独立性。同时,由于累积的庞大外汇储备集中投资于美元及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外汇储备面临贬值风险。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和发达国家的贸易赤字不断扩大,国际社会抨击中国刻意压低人民币汇率以获取不公平的贸易优势,要求人民币持续升值以缓解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本文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发展历程及特征1.从2005年开始,经常项目顺差逐渐成为中国双顺差的主要来源。其中货物贸易顺差占经常项目顺差的80%以上,而约一半的出口贸易是由加工贸易尤其是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贡献的。服务贸易逆差已持续多年,且有扩大趋势。除2007－2009年为顺差外,收益项目逆差已持续十几年,产生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投资收益逆差过大。2.中国在外直接投资增幅长期低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增幅,使得直接投资顺差逐渐成为资本项目顺差的主要来源。中国在外直接投资规模偏小,仅占中国国际投资总资产的6%左右；中国目前有超过4万亿美元的国际投资资产,近70%属于外汇资产,绝大部分被动投资于收益率很低的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国债。(二)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模型基于微观消费者的跨期消费最优选择模型,研究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国经济的跨期消费和跨期贸易模式,同时从跨期资本流动角度对资本项目顺差与经常项目顺差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了梳理,建立了分析中国双顺差的理论框架,对双顺差的性质及其成因有了更深的认识。(叁)产生双顺差的国际背景和国内根源1.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适逢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处于飞速发展阶段。一方面发达国家由于制造业转移到国外导致其商品贸易逆差成为必然,同时其快速壮大的服务业又具有不可完全贸易的特性,发达国家很容易出现经常项目赤字,另一方面中国凭借改革开放政策,及时承接了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工业产能。2.全球按生产链分工的模式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中国制造具有生产成本低、制造技术相对成熟、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等优势,许多跨国企业将制造工厂从发达国家甚至从昔日的东亚“四小龙”转移到中国大陆,相当于中国承接了大部分原本属于它们的贸易顺差。3.中国实行出口导向型外资优惠政策。在出口导向的政绩观指引下,中国各级政府采取资源价格人为低估、出口补贴和关税政策等手段,鼓励出口、抑制进口扩大了贸易顺差。同时对外资实行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不断流入扩大了直接投资顺差。4.国内消费有效需求相对不足。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当中不公平的资源配置方式导致经济发展不均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虽然国民总储蓄率很高,但居民储蓄在国民总储蓄中的占比较小,从而使得社会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同时政府和国企主导的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推动了无效供给的不断增加,最终表现为经济整体性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5.国内过剩储蓄转化成投资需要借助国际收支渠道,扩大了资本项目顺差规模。由于中国金融市场不发达,在外资优惠政策的刺激下,中国过剩国民储蓄并非通过国内金融市场直接转化成国内投资,而是需要转道国际金融市场,以FDI的形式回流后弥补中国国内的实际投资一储蓄缺口。于是便存在国内储蓄为外国在华投资“曲线”融资的情况：一方面中国通过贸易顺差积累外汇储备成为资本输出国,主要投资于国外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另一方面经由中国外汇储备融资的FDI又回流中国,主要投资于企业股权。(四)中国双顺差的影响、可持续性与再平衡机制1.双顺差对中国经济利益的影响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巨额累积,汇率管制下的对冲干预机制形成人民币升值预期,最终导致人民币升值的螺旋式“自我实现”。外汇占款成为中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来源,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行票据只能暂时“封存”过剩流动性,实际上并没有消除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预期。在双顺差格局暂难逆转的情况下,抑制流动性过剩的成本越来越大,中国宏观调控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受到严重威胁。同时,在美元兑人民币贬值战略下,中国外汇储备的实际购买力迅速下降,经过数年贸易顺差辛苦积累的国民财富正被美元贬值战略不断“蚕食”2.双顺差的可持续性短期来看,中国的贸易顺差将惯性存在,但规模将逐步缩小。但是现阶段,中国出口优势依然存在,政府和企业都不会轻易放弃这种优势；同时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需要时间,消费增长仍需时日,这些都决定了出口依赖不会很快消失。此外,由于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相对较好,中国市场的投资回报率在全球具有较强竞争力,金融项目顺差规模也不会迅速收窄。但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失衡难以持续,西方债务国家需要紧缩财政开支,国外需求萎缩似乎正在形成,未来对于中国出口的打击将是巨大的,贸易顺差可能会快速回落,迫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尽快做出调整。3.双顺差的再平衡机制多年的双顺差带来的经济利益使得中国有能力调整自身经济和金融战略。继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抓住国际货币体系从美元本位向多元化转化的机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努力摆脱美元依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调整出口创汇型经济政策,加大对外投资。(五)人民币汇率变动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实证分析方法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了协整检验、误差修正、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短期能抑制贸易顺差的扩大,但从长期来说,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其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求弹性。国外需求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远大于人民币汇率,人民币汇率不是贸易顺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同时发现,国内需求的增加对贸易顺差水平影响不显着。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六)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现阶段汇率保持稳定预期有利于强化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和对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但是人民币汇率稳定不能简单地“钉死”,应在提高国际资本流动监测能力的基础上扩大人民币交易区间的浮动范围,发挥市场供求关系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在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有效的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管制,同时应当尽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七)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中国现阶段实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符合当前宏观经济利益,有利于缓解人民币汇率的大幅波动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不利影响。目前中国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户开放等改革措施正处于攻坚阶段,需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和汇率制度的灵活管理营造合适的改革环境。(八)不足之处1.由于本人学识有限,本文对理论模型的理解还不够透彻,计量经济模型略显简单,同时实证分析可能会因数据采集、处理的问题使结论偏离正确方向。2.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创新性数量模型,仅利用现有成熟的计量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没有建立更加精确的模型来求证汇率对我国贸易收支的影响。3.由于汇率政策的选择受国家政策和经济改革路径的影响较大,甚至牵涉到国际政治因素,故本文没有建立分析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的理论框架,仅结合人民币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对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有可能使分析结果偏重于经验分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可能过于主观,尚不够成熟和细致。
参考文献：
[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D]. 孙萌. 吉林大学. 2010
[2].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与中国对外贸易的相关性分析[D]. 王晓佳. 黑龙江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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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汇率制度选择[D]. 刘鹏. 天津财经学院. 2003
[7].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问题研究[D]. 张健. 西南财经大学. 2010
[8]. 汇率制度安排与反通胀绩效研究[D]. 张磊. 山西财经大学. 2015
[9]. 人民币汇率变动与居民生活的相关性研究[D]. 马宪宇. 吉林大学. 2015
[10]. 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D]. 陈腾龙.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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