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选学与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古代文集之兴，与辞赋有着很深的渊源。《隋书·经籍志》论“总集”云：“总集者，以建安以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挚虞之编失传，今存萧统《文选》为肇始，冠“赋”于首，并撰《序》说明：“今之作者，异乎古昔，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骚人之文，自兹而作。”区分赋、骚，颇见特识，然缘《诗》尊“赋”，喻义亦深。后世尊《选》，谓之“选学”，区分其要，约有两端：一则续“选”，各有风采，如《唐文粹》、《宋文鉴》等；一则论“选”，或褒或贬，如杜甫《宗武生日》言“熟精文选理”，章学诚论“汉志诗赋”则谓“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①等。至明、清时期，选学兴盛，其间尤以明代为历史转扭，不仅文学选本丛出，而且以《续文选》、《广文选》之编纂行世，均标明其承续《文选》的作用，再结合当代大量的文章总集与辞赋选本，已成为明人治赋的重要内涵。本文拟以广义的“选学”着眼，探讨明人选赋中的批评，观觇其辨体思潮与复古理论。
明人治赋有一最鲜明的口号就是“唐无赋”说，这与当时浓厚的文学复古思潮有关②，观其辞赋作品的编选，又缘于“选学”的复兴，其所内涵的祖骚宗汉的观念，正是在这一文学背景下展开的。考察明代选赋情形，有必要先明历朝赋集之编纂及选赋之大略。
一、从“选学”看明人选赋
赋集的初始编纂在晋、宋之际，据《隋书·经籍志四》载有：谢灵运《赋集》92卷、崔浩《赋集》86卷、无名氏《赋集钞》1卷、《续赋集》19卷、梁武帝《历代赋》10卷等。因诸集不存，故萧氏《文选》录“赋”15类，为今存选赋之首。继此，史志所载或序目所存，选赋大体分见两类典籍：一是文总集，如宋初李昉等编《文苑英华》收赋千余首，多为唐代律赋，姚铉编选《唐文粹》选赋55首，专收古体赋，而吕祖谦编纂《宋文鉴》则兼存古、律，赋为文之一体。一是赋专集，如《宋史·艺文志》记载的徐锴《赋苑》、杨翱《典丽赋》、无名氏《甲赋》，以及范仲淹编《赋林衡鉴》、元代祝尧编《古赋辨体》等。范编亡佚，但序言尚存，可知为宋人考赋所编，全选律赋③；而祝编则与当时人编的赋集如郝经《皇朝古赋》、虞廷硕《古赋准绳》、吴莱《楚汉正声》、无名氏《元赋青云梯》等声气相求④，均缘法古而选古赋。除此之外，尚有以赋家专集与赋名传世者，如《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李德裕杂赋二卷”、“卢肇《海潮赋》一卷”等，延及宋、元、明三朝，如“谢壁《七赋》一卷”、“冯子振《受命宝赋》一卷”、“叶宪祖《青锦园赋草》一卷”等(前两种分别引录自《宋史·艺文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后一种赋集今存)，属专人或专作，缺少“选”的意义与价值。
明代赋选同样传承“文总集”与“赋专集”两类形式，但由于明人不仅重视广义的“选学”(选文之学)，而且着意复兴狭义的“选学”，即“《文选》学”，以“续”、“广”自命，故又较前人多辟一专项文本。由此似可将明人选赋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文选》”系。这主要有刘节编《广文选》(明嘉靖十六年陈蕙刻本)、周应治编《广广文选》(明崇祯八年周元孚刻本)与汤绍祖编《续文选》(明万历三十年希贵堂刻本)三部，皆收录辞赋作品，且仿萧选体例，居“赋”于首。
刘节《广文选》六十卷，首七卷为“赋”，“取昭明太子《文选》之遗者，类分而增辑之”⑤。书中卷一辑“天地”、“京都”、“郊祀”、“畋猎”、“纪行”五类计10篇；卷二辑“游览”、“宫殿”、“江山”、“物色”四类计25篇；卷三、卷四、卷五辑“鸟兽”、“草木”、“志”三类计40篇；卷六辑“哀伤”、“论文”、“音乐”、“情”四类计19篇；卷七辑“杂赋”32篇。观其编选特色：其一，所选皆萧选所未选者，广收而补其遗；其二，所选录时段以汉、晋赋为主，且上溯战国荀、宋，录荀卿《云》、《礼》、《知》、《蚕》、《箴》五赋，宋玉《微咏》、《笛》、《大言》、《小言》、《钓》五赋，而下及南北朝，兼录江淹、庾信诸家赋作；其三，分类仿萧《选》而有所增、改，设“杂赋”类，以惩前贤难以类辑者而造成的“遗珠”之憾，即编者自谓“弗目者遗，是故次之杂赋以广遗也”⑥；其四，编者处明之世，不取隋、唐以后赋，以远骈、律，标明其复古意识。
周应治《广广文选》23卷，首二卷为“赋”，第三卷录“骚”，书继刘编而成，意取“广广”，即“广昭明、梅国所选也，盖随所见摭之，以俟后之复广吾之广者”⑦。书中卷一辑“象数”、“京都”、“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时令”、“物色”八类计29篇；卷二辑“鸟兽”、“草木”、“志”、“哀伤”、“论文”、“音乐”、“情”、“器具”、“寺观”、“杂”十类计65篇。卷三录“骚”赋6篇，分别是班彪《悼离骚》、曹植《九咏》、挚虞《愍骚》、张缵《拟若有人兮》、梁孝元帝《秋风摇落》与范缜《拟招隐士》。观其编选特色：其一，取意补遗，书中除录荀卿《与春申君书后赋》一篇战国文，余皆汉魏六朝作品，然则重在补汉及魏、晋之赋，即编者《广广文选自序》所言“自今观之，《选》操一切绳墨，所遗宜多；《广》于汉颇详，然遗者十二，晋魏而下，遗者不第十八”；其二，继刘《选》仍取“广”义，以济补萧《选》过严之阙，即周应宾所说“昭明意在垂后，故其裁取也严，君衡意在稽古，其搜收也广”⑧；其三，不重篇幅之长短，而在赋体之古雅瑰丽，如编者《广广文选议例》自诩：“所选于汉，即短篇如羊胜之《屏风赋》……亦在所甄。若六朝，连牍数千言亦或不收，岂非以短者信如珠之遗，而长者如玉屑剉丝之盈箧。其尔雅瑰丽不诡于体者，概不敢遗。”
汤绍祖《续文选》32卷，首五卷为“赋”，“采自唐及明诗文，以续昭明之书”⑨。书中卷一辑“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五类，前三类缺失，后两类存赋5篇；卷二辑“游览”类计8篇；卷三辑“宫殿”、“山海”两类计8篇；卷四辑“物色”、“鸟兽”、“志”三类计20篇；卷五辑“哀伤”、“论文”、“音乐”、“情”四类计16篇。观其编选特色：其一，以“续”萧《选》立其义例，故所选赋皆其后续者，亦即由六朝到明代的赋作；其二，编者续选，实仅六朝、唐、明之赋，空缺五代、宋、元诸朝，诚如其《续文选序》言“五代局于促运，宋元沦于卑习，并文太纤靡，诗涉近体，以非本旨，并从删黜”⑩；其三，推崇当朝文翰，以明赋为重点，即编者自谓“逮入我明，日月重朗，文章篇翰并为一新”(同前)的缘故，因此全编存赋57篇，明赋即有37篇之多；其四，本书选赋重视古体，而不选骈律，故于唐赋仅取李白、李百药、刘禹锡诸家之古体，这也与编者契合于当世的复古文学观有关。
明人除了上述三种大型的广、续《文选》之，编，尚有诸多评注萧《选》的撰述，其中如张凤翼的《文选纂注》12卷(万历八年刻本)、陈与郊的《文选章句》28卷(万历二十五年刻本)、闵齐华的《文选瀹注》30卷(明天启二年乌程闵氏刻本，题名《孙月峰先生评文选》)、郭正域评点的《选赋》6卷(明凌氏凤笙阁刻朱墨套印本)。这些撰述虽然是《文选》旧本新注，并无新“选”意义，其价值主要在对《选》“赋”的注释与评点，但作为明代“选学”论著，其与前述之广、续《文选》对当时赋学的构建，具有同样重要的学理意义。
第二类是“赋集”系。今存明代赋集虽仅十余种，但却包括了赋总集、选集与专集。据《明史·艺文志》载录赋集三种：刘世教《赋纪》100卷、俞王言《辞赋标义》18卷、陈山毓《赋略》50卷，前一种亡佚，后两种尚存。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有王志守《赋藻》(缺卷数)。稽考各类文献，明人赋选包括上述两种，约存10种：俞王言撰《辞赋标义》18卷，明万历29年木宁金氏浑朴居刻本；陈山毓辑《赋略》56卷，明崇祯刻本；周履靖、刘凤、屠隆辑《赋海补遗》30卷，明书林叶如春刻本；李鸿辑《赋苑》8卷，明万历本(11)；施重光辑《赋珍》8卷，明刻本；无名氏辑《类编古赋》25卷，明抄本(12)；袁宏道辑、王三余补《精镌古今丽赋》10卷，明崇祯本；无名氏辑《赋学剖蒙》2卷，《永乐大典》本，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余绍祉《赋草》1卷，崇祯元年歙县刻本；叶宪祖《青锦园赋草》1卷，收入《藜照庐丛书》。上列诸编，除袁宏道辑《赋学剖蒙》及余绍祉、叶宪祖两卷赋专集外，其他七种正标志了明人继元祝尧《古赋辨体》之后，再一次在复古文学旗帜下兴起的编选赋集的高潮。以前六种赋集为例，其中虽仅《类编古赋》标明“古赋”，然其他五种所选，亦惟“古”是崇。
(一)《辞赋标义》
俞王言《辞赋标义·凡例》：“是编所选，恢拓昭明，收其逸也；旁及《七发》《封禅》等篇，聚其类也。”可见是对《文选》赋篇加以增补而成的。该书共收录先唐辞赋120篇，自然分成三大类：卷一至卷六收录楚辞和拟骚之作，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卷七至卷十七收录汉魏六朝赋，都是以赋名篇的作品，共73篇，按其题材和内容分类编次为：京都、宫殿、郊祀、耕藉、仙、畋猎、纪行、游览、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草木、情；卷十八加一“附”字，收录七、符命两种接近赋的作品。在收录汉魏六朝赋时，该编类别及次序均效仿《文选》，但对宫殿赋价值的重视、新增仙、草木两类赋以及分类较《文选》更为细致等，均有新义。该编采取类别之下又分细目的方法，对清代的赋集编纂之形式也有一定影响。
(二)《赋略》
陈山毓此编选赋始于先秦，迄于明代，然与汤绍祖《续文选》例同，《正编》34卷不录宋、金、元三代赋作。其中卷五至卷十三专选汉赋，计51篇，皆为名篇；《外篇》20卷，选录战国迄明代赋，《正编》未选之宋赋，则略有增补。书前《绪言》一卷，分“源流”、“历代”、“品藻”、“志遗”、“统论”五部辑录历代论赋资料，间有编者按语及评论，而卷首《赋略序》一篇，阐发了编者追溯渊源复古求正的选学思想及赋论观。
(三)《赋海补遗》
据周履靖《自叙》云：“孙卿、屈原之流倡其源，唐勒、景差、枚乘、司马相如、杨雄、班固、曹植、左思之徒扬其波，皆披文相质，墨妙笔精，能令千载之下劳人、志士展卷徘徊，沉吟疑咀，泛滥恍叹。后之作者盖林立矣，虽复月露兼缥，风云满箧，然排沙汰砾，寂寞名山，只羽片鳞，参差断简，学者盖未睹其全马。周逸之士，傲寄北窗，才高东箭，著述之富，甲于一时。暇日探遗珠于学海，采夕秀于艺林。爰自汉初，迄于宋季，略耳目之所逮，搜僻隐之奇文，比类相从，都为二十八卷。”书中选录唐以前赋作23部(天文、时令、节序、地理、宫室、人品、身体、人事、文史、珍宝、冠裳、器皿、伎艺、音乐、树木、花卉、果实、芝草、饮馔、飞禽、走兽、鳞介、昆虫)计615篇，另附有铭156首、螺冠子自叙1首、螺冠子传1首、螺冠子赞9首(13)。据前引序及书中卷二周氏按语所言“余观作赋，始祖风、骚，创于荀、宋，盛于两汉”，其赋学“宗汉”思想十分明显。
(四)《赋苑》
据《四库全书总目》称，该编“所录诸赋，始于周荀况，终于隋萧皇后，以时代为编次。大抵多取自《艺文类聚》诸书，故往往残阙”(14)。又《赋苑凡例》自谓：此书选赋断自陈、隋以上，至于后代之赋，则多“气象萎苶”而“率置不载”，可知其为先唐赋集，按其数量达875篇，已超《赋海补遗》，然其赋学观相同，皆崇尚古赋，轻贱今体。对此，《赋苑》卷首蔡绍襄序尤多阐述。
(五)《赋珍》
该编共分八卷，不分目，按题材分类，始选晋人成公绥《天地赋》，迄于明人王世贞《二鸟赋》，计350篇(其中卷一79篇；卷二40篇，含附3篇；卷三百42篇；卷四33篇；卷五29篇；卷六32篇；卷七28篇；卷八为补遗，67篇)。所选以晋(含六朝)、唐古体赋为主，上选汉赋27篇，而稍及宋、元诸家，惟于卷八“补遗”选录当代(明)赋12篇。其选录思想，诚如书前吴宗达《赋珍叙》谓“采昭明之遗英，汇耳目之奇赏，鸿纤毕简，仿古并收”，“吊三闾之悱恻，探六义之幽深”，意同汤绍祖《续文选》，既有辞赋的通史意识，又有溯源尊古的旨趣。
上举五种赋集，虽选录范围与篇章有所不同，但其承续昭明《文选》，以古赋为标的，则是一致的，而这也是明人选赋的主导思想。
第三类是“文总集”系。据踪凡《汉赋研究史论》考述明代编录汉赋的文总集分为六种，除了以上专列的“《文选》系”和“赋集系”，本文列入“文总集”者尚有四类：其一，分体编次的诗文总集，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朱木旃《文章类选》(15)、李伯玙、冯原编《文翰类选大成》等；其二，断代的文纪、文钞，如顾锡畴《秦汉鸿文》、冯有翼《秦汉文钞》、倪元璐《秦汉文尤》等；其三，汇集经史子集的大型文总集，如陈仁锡《三续古文奇赏》等；其四，以作家为单位的通代诗文总集，如李宾《八代文钞》、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等(16)。除此之外，尚有录赋者如程敏政编《明文衡》卷二选赋，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六十、卷一四四、卷一六四选录有欧阳修、苏轼、苏辙少量赋作，文洪《文氏五家集》卷二选赋一篇等。还有些地方文献如周复俊《全蜀艺文志》卷一选赋33篇、钱榖《吴都文粹》卷一、卷八、卷十九、卷二十、卷二三皆选录赋文。他如黄佐《六艺流别》、刘佑《文章正论》、邹迪光《文府滑稽·文部》、汪廷讷《文坛列俎》、方孝岳《历代古文国纬集》、陈翼飞《文俪》等，亦录有汉赋及相关评论。
这类文总集选赋多寡不一，然却反映了明人选赋的两大特征：一是有汇总前人的气象，其如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张燮《七十二家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这类大型文集自然如是，而一些辑评之作，如陈仁锡陆续而编成的《古文奇赏》系列，包括《古文奇赏》20卷(无赋)、《续古文奇赏》34卷(卷十五文苑英华“骚”类；卷十六、卷十七文苑英华“赋”类)、《奇赏斋广文苑英华》(三续)26卷(卷一至卷四广文苑英华“赋”类)、《四续古文奇赏》53卷(卷一“赋”类)(明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刻本)，以及《奇赏斋古文汇编》236卷(明崇祯七年刻本，卷一三一至卷一百四十“赋”类)，有“全录”与“节录”，采用类书编纂体例，内涵宏博，超迈前人。二是推崇赋体，具有非功利性的学术性质，这一点最突出地表现在诸本不选唐、宋、金、元以来的大量科举应试赋，包括前三朝的棘闱“律体”与元人改制后的棘闱“古体”，而其所推尊者，显然是历朝文人以骚、汉为宗的古赋。
二、赋选与文学辨体观
明人的选赋思想，表达了当世对辞赋创作的要求与规范，具有从“辨体”而“尊体”的特征。而以赋集论“辨体”，初见元人祝尧的《古赋辨体》。祝书辨赋论“古”，从文学史的意义来看，有两个针对，一是针对唐、宋以来“名家名篇，往往破体”为文(17)，致使有如宋代欧、苏“以文为赋”而作《秋声》、《赤壁》，故“以赋论之，恐坊雷大使舞剑，终非本色”(18)；二是针对唐、宋、辽、金四朝科举试“律”，文士限于闱场，追逐声韵，于赋“以格律痛绳之，洗垢求瘢苛甚”(19)，而不论“情”与“辞”，即祝氏所言“进士赋体又其甚焉”。然元人所论，实为当朝科举试赋“变律为古”制度张本，有极强的功利意识。至明代吴讷编撰《文章辨体》，继后徐师曾编撰《文体明辨》，承续祝书，其论赋亦多效仿。如吴氏论“古赋”之“两汉”、“三国六朝”、“唐”、“宋”俱引“祝氏曰”以明己见，徐氏论“赋”，如谓：“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文赋尚理，而失于辞……至于律赋……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呜呼，极矣！数代之习，乃令元人洗之，岂不痛哉！”(20)其议论皆取法祝氏，唯末言数代积习(弊)“元人洗之”，乃明人看法，前引吴书论“元”赋已有类似说法：“元主中国百年，国初文学，不过循习金源之故步。迨至元混一，士习丕变，于是完颜之粗犷既除，而宋末萎苶之气亦去矣。延祐设科，以古赋命题，律赋之体，繇是而变。然多浮靡华巧，抑扬归美。至末年而格调益弱矣。”(21)明人论文尝以“圣明统御，一洗胡元陋习，以复中国先王之治”(同前论“国朝”赋语)以自傲，这也是徐师曾因数代积弊被“元人洗之”而为之“痛”的缘故。然细绎其内涵，却不乏深意，这就是明代科举不复考赋，而以制艺取士，其推崇古赋已淡褪元人科举之功利，自然也消除了应试古赋“浮靡华巧”、“抑扬归美”(谀圣)的弊端，所以明人继承祝尧“辨体”观却抽去了元人第二个针对，即唐、宋以来的考律制度。于是，明代的辨体赋论真正保持了元人的第一个针对，具有文学史意义的由“辨体”而“尊体”。因此，不具科举功利内涵的明人“选赋”，也就更能体现赋学辨体观的思路与价值。
综观明人选赋，其中一个主要特征是由尊“《选》”与辨“选”到辨“体”而宗“汉”，多数赋选均以汉赋为鹄的，以构建其赋学历史观的。文人尊《选》，前代不乏其例，如宋人科举考文，以《文选》为蓝本，以致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说(22)，然终流为士子闱场文战之工具。明人则不同，是淡褪科举功利色彩的学术自为，其所谓尊《选》，突出表现于评点《选》赋与广、续《文选》以彰赋体方面，而辨“选”，则在济补《文选》之“遗”与变更其“例”。比如刘节《广文选》以“王言”、“臣言”(奏疏)、与“士言”(表达个人情感的文体)三者的排序确立范文的选录，视“赋体”为“士言”，显然具有文人化倾向的理解。在编纂思想上诸家也有异于《文选》，如《广文选》列“天地”目于“京都”之前，《广广文选》“京都”之作标“象数”，《续文选》无“京都”类等，但有一点是统一的，就是诸家意欲广、续《文选》之“遗”，实质是以《选》为标准的一种“选学”的复兴。对此，李维桢《广广文选序》记述云：“文之有总集也，自晋挚虞始。虞以为建安之后，众家集日滋，广览者惮劳，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为《文章流别》。继虞而作者，有《集林》、《集苑》、《集钞》、《集略》、《文苑》，而后昭明《文选》出焉，类三十有七，为卷三十。与昭明同时复有《词林》、《文海》，而独《文选》传，迄今不衰，则以选故。其可以选而选所无，可以无选而选所有，人各执意见为去舍，而陈同俌《补遗》，刘介夫《广选》出焉；遗不尽补，选不尽广，而周君衡《广广文选》出。”诸家广、续《文选》而变更其“例”处亦多，再以刘节《广文选序》论“选赋”为例：
《广文选》何？广萧子之选也；何广乎萧子之选也？萧子之选文也，为赋，赋之目十有四……然或遗焉，是故广之以备遗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广也；鸟兽草木皆物也，鸟兽选矣，草木遗焉，是故次之草木以广遗也。夫赋，诸目具矣。弗目者遗，是故次之杂赋以广遗也。……夫文犹赋也，诸类具矣，弗类者遗，是故次之杂文以广遗也。夫骚，作于屈、宋者也，《九歌》遗焉，《九辩》遗焉，景、贾以下不录也。……诗之遗犹夫赋也，十四五也。赋之遗犹夫骚也，十二三也。是故广之以备遗也。
序文中所言增设“天地”、“草木”类，以及增设“屈骚”、明辨诗、文与赋之关联，尤其是增列“杂赋”以广赋类之“遗”，都是编者依据辞赋文本的发展变更旧例的理论探寻。在广、续之外，明人对《文选》的评注，如钱谦益《文选瀹注序》对闵齐华注《选》的评价：“吴兴闵赤如先生高才闳览，博极群籍，研核于《文选》有年，遂为《瀹注》一书，大都经李善，纬五臣，而又穿穴子史，搜罗旁魄，裨益其所未备。删繁刈秽，撮要钩玄。信学圃之津涉，文苑之钤键也。”(23)这又从注疏之学阐述明人从事《文选》学研究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广续，还是评注，明人热衷于《文选》之本义，就是尊“《选》”，于赋学而言，因《文选》选赋重汉代作手，且以京都大篇居首，这也形成了明人追摹《选》学而尊“汉”的赋学取向。胡应麟曾进行过汉赋的辑补工作，其论赋亦宗汉：“汉人赋冠绝古今。今所共称，司马、扬、班十余曹而已。余读《汉志》，西京以赋传者六十余家，而东汉不与焉。总之当不下百家。范史不志《艺文》，东汉诸人制作，遂概湮没无稽，志之所系如此。然班氏本《七略》而芟之者也，志之于略仅三之一，则西汉诸词赋家，亦仅半存而已。如司马相如友盛览，梁孝王客路乔如、公孙诡、(枚)乘、邹阳、羊胜、韩安国，又庆虬之有《清思赋》，中山王《文木赋》，并载稚川《杂记》，志皆不收，则知西京之赋，已不啻百家，不必东汉也。”(24)可见其辑录杂见诸选的汉赋，正出于胡氏宗汉的批评观，而这也是当时大多数选家的共识。试以俞王言《辞赋标义》为例，其《凡例》云“是编所选，恢拓昭明，收其逸也；旁及《七发》、《封禅》等篇，聚其类也。”明确该编对《文选》加以增补进益的意义。然观其将先唐辞赋划分为三大板块即楚辞体、赋体、类赋之作，视楚辞为赋，又本之《汉志》文体观。因此该编卷一至卷六收录楚辞和拟骚之作，比《文选》多出22篇，正与俞氏由尊《选》而尊“汉”，由尊“汉”再祖“骚”的赋学观相符。如其《刻辞赋标义序》云：“艺林之技，首推辞赋。辞则屈子从容于骚坛，赋则马卿神化于文苑。……屈子发愤于忠肝，存君兴国之外，无他肠焉。而篇各异轴，语各殊制，触意成声，矢口成响，譬之橐钥，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其天行者乎！马卿藻思渊涵，才情霞起，立乎四虚之地，游乎万有之途；有境必穷，无象不肖；譬之大壑，舟焉者浮，饮焉者饱，其泉涌者乎！……故侪马卿于屈平，兄弟也；宋、景、杨、贾，父子也；班、张、潘、左、曹、陆辈，祖孙也；其余皆曾、玄耳。后之作者如林，然唐以绮偶，宋以淡泊，古道衰矣。”(25)所谓“祖屈宗马”，意在树立楚汉正宗，俞氏对六朝赋有所贬低，对于唐赋的对仗精工、宋赋的淡泊闲远，皆因有违古赋之体而不屑置评，均缘于此。当然，俞氏宗汉仍有选择，如书前《凡例》明言“赋以雄浑典丽为主，故虽两汉六朝诸名家，亦时有采择焉。至骈偶靡曼之音，则一概不录”，这又牵涉到明人选赋祖骚宗汉思想中的一条原则，即在辨体过程中的重构赋学之经典化。
概括地说，明人选赋所表达的经典化思想，是以《文选》为基础而加以广、续，包括对楚骚与汉魏六朝名篇的推崇，对唐代古体赋的肯定，还包括对当朝赋作的彰显，而其核心则是楚、汉为赋之根本的典范性。对此，陈山毓《赋略·绪言》论“赋之变”引述并强化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的观点云：“徐师曾曰：赋自魏、晋以及六朝而为俳，唐变而律，其趋愈下。盖四声八病，休文倡其拘；隔句作对，徐、庾成其陋；取士限韵，唐、宋极其敝。但以音韵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风流蕴藉，蔑如也。呜呼，极矣！按唐之俳，宋之俚，元之稚，无赋矣。国朝宋、刘诸君子，犹沿季习，暨李献吉出，人始知有屈、宋、马、扬云，厥功伟矣。”(26)屈、宋、马、扬已是明人选赋的标尺，成为楚汉辞赋的经典，而这一思想在明代的成型，又有赖于弘治以后的文学复古思潮。而作为明人选赋或赋集本身的经典性，除了最基本的选赋标准(如诸家共选之赋作)，还体现于两方面：
一是有关明人选赋(赋集)的理论批评，例如吴宗达《赋珍叙》在评述施重光《赋珍》选赋之“采昭明之遗英，汇耳目之奇赏后”，就其“珍”之义抒发议论云：“珍，宇宙间一种精粹不可磨灭之气，在人为材，在物为宝，非二也。然用有大小，品有真赝。上之阐绎圣真，敷陈帝制，如天球神鼎，传亿祀而慑万灵，此一珍也。次之引义匡时，诵言悟主，如元龟之告吉，导车之指南，此又一珍也。其或耽精淫艳，买誉名流，庋笔千年，荡思百日，类宋人之刻楮，诮郑客之还珠，若者珍奚当乎？”此以“阐绎圣真”与“导车指南”说明“珍”的两重意义，把握的正是赋的“本原”与“功用”，这既是对《赋珍》之“珍”字的解析，更是对这部赋集之经典化的阐释。而清人多以“楷”、“则”、“正鹄”与“指南”等作为所选赋集名(代表作有王修玉的《历朝赋楷》、鲍桂星的《赋则》、李元度的《赋学正鹄》、余丙照的《赋学指南》等)，亦此经典思想的延续。这种经典化的要求，也体现于编选者对赋集的自诩，如陈山毓《赋略序》论作赋之“裁”、“轴”、“气”、“情”、“神”的“五诀”，同样是对其选赋标准即经典化的再阐。
一是明人对赋集(选赋)的不断补正，这包括对《文选》的补正(如《广文选》、《续文选》)与对补正《文选》的补正(如《广广文选》)，而最为有意义的是明人对当朝选集的不断补正，所谓汰芜存精，以锤炼经典。例如刘节编撰之《广文选》，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是书以补《文选》之遗，前有王廷相、吕柟二序，皆称八十二卷，而此本实六十卷，卷末有晋江陈蕙跋称节旧本所录凡千七百九十六篇，其中讹字逸简杂出，又文义之甚悖而俚者间在焉，乃……删去二百七十四篇，增入三十篇。”其中选赋，则所谓“其编次亦仿《文选》分类，而颠舛百出。如《文选》陆机《文赋》无类可归，故别立论文一门，此书乃以荀卿《礼》《智》二赋及杨雄《太元赋》当之，其为学步宁止寿陵余子耶？曹植《蝉赋》、傅咸《萤赋》入之鸟兽，而傅亮《金灯草赋》不入草木，谢朓《游后园赋》不入游览，陆云《南征赋》不入纪行。”(27)正因其体例舛讹，选篇失当，所以当朝即有删削续成者，其中陈蕙主事修订，为今之定本。对此，陈蕙《重刻〈广文选〉后序》详细记述了修编经过：“昔梅国刘先生取昭明太子文选之遗者，类分而增辑之，凡得千有七百九十六篇，名之曰《广文选》，诚富哉集矣！顾其中讹字逸简杂出，又文义之甚悖而俚者间在焉。观者病之，况其板既不存，予犹惧于日就废阙而盛美之莫求也。乃以视鹺之暇，与扬郡守王子松、郡庠教授林璧、训导曾宸、李世用共校雠增损之。苟完是集，刻置维扬书院，将有待于博达君子之是正之，未遂为定书也。或曰文以载道也。”而其复为《校正〈广文选〉凡例》12则，其中有关其选赋一则云：“赋如司马相如《美人赋》，张敏《神女赋》，谢灵运《江妃》赋之类，虽含讽喻，然多媟诞，不可为训。至如张衡《骷髅赋》，殊类。曹子建之说其《浮淮》、《览海》、《芙蓉》、《菊花》、《琴》、《几》等赋，又皆短浅无大意义，俱删去。”陈蕙等人对刘节原编的删改，如上述汰除司马相如《美人赋》等“短浅”诸篇，是否正确，或有政教与审美之趣味的差异，可以商榷，然其对选文的审慎及对总集的完善，则表现了明人重选与尊赋的一种态度。
落实到明人选赋的观念，这些批评与补正皆因缘于“辨体”而起，所以考查明人兴”选学”而品赋的审美心理，其根源则是“尊体”的本色理论。黄佐云：“赋者何也？敷也，不歌而协韵以敷布之也。赋本六义之一，故班固以为古诗之流。然比物寄兴，敷布弘衍，则近于文矣。骚始于楚，赋亦随之，迄汉而赋最盛，魏晋而下工者亡几。”(28)这种骚赋本色理论之于选家，则是具体之作品的呈示，而从前述陈山毓《赋略》强调的“祖屈宗马”以及诸家选赋重楚、汉之篇章的特点，其本色理论又与宋、元以来的“祖骚宗汉”赋论连接(29)，并嵌入明代的赋学复古思潮。
三、选家的辞赋复古理论
明代“选学”的兴起，特别是选赋之风的炽盛，是伴随明中叶弘治、嘉靖以后文学复古思潮而来，也就是陈山毓《赋略·绪言》所言“国朝宋、刘诸君子，犹沿季习，暨李献吉出，人始知有屈、宋、马、扬云，厥功伟矣”的历史背景。
考前述总集与赋选编撰时间，如其广、续《文选》的三部总集(《广文选》、《广广文选》、《续文选》)相继成书于嘉靖、万历间；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以及《秦汉鸿文》、《秦汉文钞》、《秦汉文尤》、《古文奇赏》系列，亦均成书于万历及至明末，其文集选赋者只有《文章类选》、《文翰类选大成》、《文章辨体》编成于明代前期。而专门的赋集如周履靖等《赋海补遗》、李鸿《赋苑》、施重光等《赋珍》、俞王言《辞赋标义》、陈山毓《赋略》等，也是编纂与刻印于万历年间，至于四部代表性的《文选》评注，即郭正域的《选赋》、张凤翼的《文选纂注》、陈与郊的《文选章句》、闵齐华的《文选瀹注》，也都是完成于万历及以后。
这又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明代文学风气至隆(庆)万(历)为之新变，唐宋、公安诸派的文学观形成对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风习的冲突与廓除，而为何大量成书于万历年间的赋选与选赋而更多地表现出复古的色彩，这有必要对明人不同于辞赋复古主流且最具代表性的两股思潮或两种立论作一回顾。一方面是明初经世明道的学者如刘基、方孝孺等对古赋所持批评的态度。如方孝孺《与郑叔度书》认为：“自汉以来，天下莫不学为文。若司马相如、扬雄亦其特者，而无识为已甚。……穷幽极远，搜辑艰深之字，积累以成句，其意不过数十言，而衍为浮漫瑰怪之辞，多至于数千言，以示其博。至求其合乎道者，欲片言而不可得，其至与泽中之夫何异哉！”(30)这一观点延展到王守仁、胡直笔下，戟刺相如赋，或谓其“无耻之大者”(31)，或谓其“祸天下万世之蛊毒”(32)。很显然，这是以文以载道观对隆盛于汉世之赋体的否定。另一方面则是明中后期以唐宋派与公安派为代表的批评家对前后七子复古文学观的扬弃。区别而论，唐宋派偏重提倡“八大家”的古文创作与批评，较少关注辞赋，如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仅收录欧阳修、苏轼、苏辙少量文赋，而公安派如袁宏道则以文学革新反对文学复古，故兼及赋体，包括反对尊汉赋而轻唐宋赋。其典型论点是其《与江进之》所言：“世道既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也，亦势也。张、左之赋，稍异贾、马；至江淹、庾信诸人，抑又异矣。唐赋最明白简易，至苏子瞻真文耳。然赋体日变，赋心益工，古不可优，后不可劣。……卢柟诸君不知赋为何物，乃将经史海篇字眼尽意抄誊，谬谓复古，不亦大可笑哉！”(33)这是针对元、明以来赋坛“祖骚宗汉”说及明代复古派作家摹袭前人创作而发论，其推重“后”赋以抵御惟“古”赋是尊的观念，也与袁宏道编辑《精镌古今丽赋》对“今赋”的重视相埒。对比之下，明初开启的以经世明道观批评汉代古赋，特别是轻诋司马相如的赋，乃着眼于“文”，缘于以文害道而对赋的摒弃；明中后期针对复古派的赋学批评，是着眼于“体”，如袁宏道所谓“赋体日变”，缘于变体观而对复古派之“尊体”的商榷。从这两种不同于复古中人的批评观的差异，再看明人选赋中的复古理论，可分为三个层面加以阐述。
第一层面是明代选家选“文”，着眼于“文”而选“赋”，故对“宏衍博丽之文”的汉赋给予充分的肯定，其逻辑起点，正是对明初学者轻贱汉赋特别是司马相如赋的理论反拨。因为重文人之“文”，所以李宾编辑《八代文钞》追溯“物感而情生，情生而言发”的文统，“以屈宋冠之，以此文人之宗祖也”(34)；顾锡畴编辑《秦汉鸿文》则称赞“文学则长卿、枚叔”(35)。因为重视作为“文”中尤其博丽的“赋”，所以明人选赋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因尊体而“宗汉”。如吴宗达《赋珍叙》论两汉之赋：“西京之文，号为尔雅，而掞藻宣华，特赋为甚。投湘问鵩之外，似已不免作法于奢，然鲜丽少俳，从横多致，於长卿见风雅之遗焉。子云逊美，所称神化所至，不从人间来者也。东京递降，性情远於雕镂，体裁弊于声律。”其论赋尊汉，更重西京，以明其“体”义及宗旨。又如李鸿《赋苑·凡例》云：“传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图事见功。而长卿亦云：“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长卿而下，赋家所推，岂不以子云为祭酒。而子云自巽晚乃叹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词人之赋丽以淫。”是有寿陵余子之微憾也。”又将推尊汉赋的巅峰，集中到相如赋，以构建一种赋体的典范。明人与此相近的论述甚多，随录两则如次：
宋玉嗣响(屈骚)，颇得邯郸之步。而后之作者，虽相颉颃，要以微入无垠，或舍或离，独司马长卿最为杰出。次贾长沙，又次扬子云、班孟坚，又次张平子、曹子建、陆士衡。……唐宋以还，亦同祖风骚，然皆自以其赋为赋，绳以古法，若培蝼之与泰岱。(36)
赋别为体，断自汉代。……《汉书·乐志》云：“汉立乐府，采诗夜诵，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是相如诸赋当时皆以入歌者也。观《上林》、《长杨》散文多，何以合乐，不得其解者久之。老而始悟，盖散文诵而不歌，如后世院本之道白也；其有音韵乃以瑟筝之类歌，如后世之白毕唱词也。(37)
前一则推崇相如赋的杰出地位，后一则解析相如赋的歌、诵问题，他们对相如赋的关注，在当时应该是较普遍的共识，这与明初诸家对其贬斥之态度，大相径庭。明代中叶以后选家对相如赋的重视与采录，使之成为汉赋中的经典，这既是继承宋、元以来论赋祖骚宗汉的思想，又具有时代的新特征，那就是进一步确认相如的“赋圣”地位。最代表的说法如王世贞所言：“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38)对照俞王言《辞赋标义》选赋本义在“崇屈尊马”，其理论思想是一致的。
第二层面是明人选赋所表现的“复古”倾向并不限于形似，而更重内质，偏重前者，固可引起如袁宏道所批评之“摹古”指斥，以反对其如归有光《沈次谷先生诗序》所谓“追章琢句，模拟剽窃”(39)；偏重后者，可见诸选家因“尊体”而树立经典的复古，又与袁宏道的说法有相通处，即返归楚、汉赋的当世功用与气象。例如王世贞继推尊相如为“赋圣”而论其作品云：“《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所以不可及。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处。”(40)以“材”、“辞”、“笔”、“精神”、“意”五端赞美相如赋作的“不可及”，这不仅反对后继者形式的模仿，而且内涵了作品特定的时代功用与精神。又如明人茅维论赋云：“夫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照烛三才，晖丽万有，上之以歌咏祖德，中之以昭告成功，下之以陶涤性灵。……说者曰：‘雕虫之技，壮夫不为。’夫使扬雄氏而果以雕虫病也，何至《长杨》、《羽猎》之作星斗覆而波涛流也。”(41)这以扬雄自己的赋作反驳其赋论，所言赋中的气象，其中也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和不可效仿的神韵与气力。再对照明代复古中人的辞赋创作，如李东阳的《忠爱祠赋》、李梦阳的《钝赋》、何景明的《渡泸赋》、王世贞的《土木赋》，以及颇受争议的人物卢柟的《幽鞫赋》(42)，无不针对现实而表现出“时代格调”。回到明人选赋，其尊汉主旨在尊体，而赋兴于汉，正在于时代精神，这才是为后学树立赋体风徽的意义所在。比如陈山毓《赋略》选汉赋10卷24家37篇(另有《外篇》选录汉赋两卷12家14篇，作家同前期，增补赋作)，两篇以上者分别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马融六家，可见其彰显大家的特征。而具体选录，其义在“创”而不在“摹”，“创”示典范，“摹”寓教训。如评枚乘《七发》与王褒《洞箫赋》分别谓：“风气遒上，才藻映发，绝宏放，绝瑰奇，绝沉至，绝流利，无所不妙”(卷五评《七发》)；“原本《七发》而宏衍之，展转效颦，遂成可厌。子渊为文，方汉盛时，辄有六朝萎茶之气，其于赋亦然，是亦文章一大升降也”(卷七评《洞箫赋》)(43)。其论或非定评，然“赋风日变”的思想，则融织于尊汉而复古的批评间。缘此，明人“选赋”对非应试之用的清简唐赋和当代文人赋的兼顾，也具有创新的意识。以明人选当代赋为例，如《续文选》选明赋37篇，其中多是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卢柟等复古派文人的篇章，《赋珍》收明赋12篇，其中就有李梦阳5篇，何景明2篇与王世贞1篇。对这种“选学”复古中的当代性，吴宗达《赋珍叙》也有说明：“明兴，孝、肃两朝作者蔚起，前标何、李，后帜王、卢，谫谫者何知，乃形神离合之致，亦略可言，牛耳中原，未知谁属。余年友庆徵先生，冥心芳润，品骘千秋……既羽翼以诗词，复鼓吹其意义，条分胪列，郁郁缤缤，涉昆冈而游玄圃，左顾右盼，殊采照人。此赋之义也。”此言施重光(字庆徵)选赋之旨，既崇古学，又出心裁，而其选录明赋主旨对应当代孝、肃两朝赋创作之盛，则显而易见。
第三层面是明代选家对赋体的态度因明人脱离了汉代“献赋”与唐、宋“考赋”的干禄功利，转向文学的创作实践，所以在“尊体”的原则下所表现的“功用”，更多地体现于一种文人化的艺术鉴赏，这也是其赋论批评超越前贤的地方。在赋论史上，魏、晋是其理论批评的兴盛期，特征在总结汉人的辞赋创作经验，但却于“宗经”的原则下用《诗》衡“赋”，故多“赋者，铺陈之称，古诗之流”的笼统描述与“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的批评(挚虞《文章流别志论》)。唐、宋以降，辞赋创作亦伴随着文人化的进程而成为骋才状物，抒怀明志的方式，然而由于科举实行“诗赋取士”，赋体归于文制的工具，也导致了批评的实用性，当时大量“谱”、“格”、“式”类批评形式的出现，就是示士子文战以津筏，注重的是闱场考赋时之声韵、句法、破题、大结等等，即使是强调赋家才力与赋作气象，也如孙何《论诗赋取士》所说“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的技法(44)。明人虽也传承了久远的“献赋”风气，如明初大量的京都赋的创制，同样有与考试相关的赋用功能，如《明史·选举志二》记载翰林庶吉士之选“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说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至于在“观素学”之外，正式将赋纳入考试范畴，据《明翰林记》记载曾有“大学士李贤尝议欲场屋中添诗赋以求博雅之士”的提议(45)。然而，有明一代并未真正实施科举考赋，赋体与作为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的关系，只是极稀罕的现象，其主流显然是纯粹文人化创作与学者式的批评。因此，明人选赋之示范，则更多地衡以艺术鉴赏的标准。如陈懿典《赋海补遗叙》言周履靖选赋之功用云：
或载庚前韵，或独创新裁，譬圭璧之蝉联，俨宫商之迭奏。言玄象，不必梁园雪月之奇；咏坤舆，非借江海天台之笔。至于侈宫室之壮丽，则追踪鲁殿铜台；指人事之烦多，则媲迹思玄感士。其诸文史珍奇，冠舄器用，音乐之部，服食之需，林峦草木之繁，鸟兽鱼虫之异，即使王、谢濡毫，曹、刘伸纸，共绮合而芊眠，互弦挥而凄响，未知席列谁左也。
夫古人之赋，感事而作。或连章累牍，纚纚洋洋；或选言简句，意尽而止。要以各衍所志，故众体殆殊。今欲墨守旧型，兼步群哲，一一若化工，肖物均炉冶，可谓取材富而用力劳矣。(46)
其论赋之题材、风格、意趣，尤其是对各类赋体、赋风的兼容，倡述由“墨守旧型”、“兼步群哲”到“化工”、“炉冶”，意在彰明编选者的思想，着眼点在赋体的艺术，是毋庸置疑的。再看王世贞论作赋云：“作赋之法，已尽长卿数语。大抵须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至，如霞照灼，然后徐而约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纵横，无首无尾，了不知结束之妙。又或瑰伟宏富，而神气不流动，如大海乍涸，万宝杂厕，皆是瑕璧，有损连城。……赋家不患无意，患在无蓄；不患无蓄，患在无以运之。”(47)其品鉴意旨显然与前朝之“赋格”示考场技法大不相同，完全是追求一种赋体的气象神韵，抒写读赋者的艺术心境与鉴赏趣味。这种针对文本的艺术鉴赏，落实到明人选赋并对具体赋家赋作的评点，则如《孙月峰先生评文选》卷十七《子虚赋》总批“规模亦自《高唐》、《七发》诸篇来。然彼乃造端，此则极思，驰骋锤炼，穷状物之妙，尽摛词之致，既宏富，又精刻，卓为千古绝技”等(48)，论题材、师法、词章、意趣，于赋艺，于赋学，均有所献益。
明人论赋，颇重辨体，而由辨体而尊体，且内涵的复古思想与本色理论，通过当时“选学”的复兴与“选赋”功用这一视点，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注释：
①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8页。
②明人“唐无赋”说散见李梦阳《潜虬山人记》、何景明《何子·杂言》、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等文献，代表了当时赋学的复古思潮。详参拙撰《明人“唐无赋”说辨析——兼论明赋创作与复古思潮》，《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③范仲淹《赋林衡鉴序》所言“律赋之兴，盛于唐室，贻于代者，雅有存焉”，“国家取士之科，缘于此道”，已明确选赋宗旨，为士子科场考赋之用。
④郝编、虞编及《元赋青云梯》，见载钱大昕《元史·艺文志》，后者今存。吴编见载宋濂《文宪集》卷十六《渊颖先生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24册，第42页。按：清人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古赋青云梯》三卷。
⑤陈蕙：《重刻〈广文选〉后序》，《广文选》卷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8册，第391页。
⑥刘节：《广文选序》，《广文选》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7册，第508页。
⑦周应治：《广广文选议例》，《广广文选》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集部》第19册，第10页。
⑧周应宾：《广广文选序》，《广广文选》卷首，同前第7页。
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存目三，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58页。
⑩汤绍祖：《续文选序》，《续文选》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34册，第2页。
(11)《赋苑》或署“佚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三《赋苑》云：“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蔡绍襄序，但称曰李君，不著岁月，凡例称甲午岁始辑，亦不著年号。相其版式，是万历以后书也。”又，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赋总集类署“李鸿《赋苑》八卷”一种。程章灿《〈赋苑〉考评》据《明史》李鸿事迹及《赋苑》前蔡绍襄序文，以为所称“李君”，“即此李鸿”(详氏著《赋学论丛》，中华书局，2005年，第186页)。
(12)以上数种详见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96、297页。
(13)周履靖字逸之，自号“螺冠子”。据陈懿典《赋海补遗序》谓：周逸之氏“略耳目之所逮，搜僻隐之奇文，比类相从，都为二十八卷。”又书中卷三十《螺冠子自叙》则云：“螺冠子所著有《赋海补遗》三十卷。”又按：据前引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第196页)以为该书收唐前赋265篇，另有周氏自撰赋606篇，似与书前“总目”不符。
(14)《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存目三，第1767页。
(15)此书卷末注：“不著编辑者名氏，前有洪武三十一年凝真子序并庆府图章，以史考之，盖庆王木＋旃也。今存北京图书馆藏明初刻本，语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0册，第821页。
(16)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9—448页。按：在断代文纪、文钞类，踪凡尚列有梅鼎祚《西汉文纪》、《东汉文纪》(该系列尚有晋、宋、南齐、梁、陈、北齐、后周、隋、释文纪)，然此类仅收赋序和类赋之文。
(17)钱钟书：《管锥编·全汉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890页。
(18)祝尧：《古赋辨体》卷八《宋体》，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66册，第818页。
(19)刘祁：《归潜志》卷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0册，第287页。
(20)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01页。
(21)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23页。
(22)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5册，第66页。
(23)萧统编、孙鑛评、闵齐华注：《孙月峰先生评文选三十卷》(即《文选瀹注》)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87册，第2页。
(24)胡应麟：《诗薮·杂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52页。
(25)俞王言：《辞赋标义》卷首，明万历二十九年木宁金氏浑朴居刻本。
(26)陈山毓：《赋略绪言·赋之变》，明崇祯刻本。
(27)《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集类存目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44页。
(28)黄佐：《六义流别》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第139页。
(29)有关宋元以来的辞赋“祖骚宗汉”思想，详见拙文《元人“祖骚宗汉”说考述》，莫砺锋编《周勋初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18页。
(30)方孝孺：《逊志斋集》，宁波：宁波出版社，2000年，第314页。
(31)王守仁：《王文成全书》卷二《语录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65册，第49页。
(32)胡直：《衡庐精舍藏稿》卷八《瑞泉南先生文集序》，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7册，第320页。
(33)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515页。
(34)李宾：《八代文钞叙》，《八代文钞》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1册，第2、3页。
(34)顾锡畴：《秦汉鸿文叙》，《秦汉鸿文》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46册，第5页。
(36)汪廷讷：《文坛列俎评文·赋则》卷九，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三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84页。
(37)费经虞撰、费密补：《雅伦》卷四，清康熙四十九年刻本。
(38)王世贞著，罗中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第67页。按：“赋圣”提法宋人已有，如《朱子语类》卷一三九引林艾轩语：“相如，赋之圣者。”然从创作与批评的意义上讨论相如赋的“赋圣”地位，主要在明人的赋论中。
(39)周本淳校：《震川先生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30页。
(40)王世贞著，罗中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第91页。
(41)茅维：《皇明策衡》卷一六《词赋》，《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52册，第30页。
(42)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称赞卢柟赋谓：“赋至何、李，差足吐气，然亦未是当家。近见卢次根繁丽浓至，是伊门第一手也。”袁宏道在《与江进之》文中则认为：“卢柟诸君不知赋为何物。……谬谓复古，不亦大可笑哉！”
(43)踪凡：《汉赋研究史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62页。
(44)沈作喆：《寓简》卷五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4册，第132页。
(45)宋开玉整理：《桐城吴先生日记》，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97页。
(46)周履靖：《赋海补遗》卷首，明书林叶如春刻本。
(47)王世贞著，罗中鼎校注：《艺苑卮言校注》，第31页。
(48)于光华：《文选集评》卷二，江苏书局清同治十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