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金文化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6
[文献标识码]A
由契丹和女真族分别建立的辽、金王朝，其文化有许多近似之处，也存在不少差异。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比较辽金文化的异同，最后略作归纳和分析。在以下叙述中，谈到契丹、女真文化，是分别指两个民族的文化，而辽、金文化则是指契丹文化或女真文化同汉文化及其他族文化交流融合后的文化。契丹文化与辽文化，女真文化与金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一、契丹、女真及辽、金在食衣住行等方面的异同
饮食
契丹、女真起源于我国北方或东北，那里同南方相比，冬长而寒冷，无霜期短，干旱少雨，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制约着契丹、女真社会经济和饮食文化的发展。契丹、女真的饮食，最初都较粗糙单调。契丹是游牧民族，以肉食和乳品为主。粮食食品所占比重较小，有粥、炒米、炒面之类。女真是农耕兼畜牧、渔猎的民族。“田宜麻谷”，“喜耕种”[1]，以粮食食品为主，亦食肉乳。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受汉人的影响，契丹女真粮食食品比重增加，食品加工渐趋精细，有了馒头、点心等面食和米饭等。特别是女真的饮食，后来已同汉人无多大区别。
饮茶在辽金成为风尚。辽金本不产茶，所需茶叶，来自同两宋的榷场贸易及两宋贡纳等。在河北宣化辽墓壁画中有《茶道图》[1]，图中反映了选茶、碾茶、烹茶、用茶程序及茶具等，说明辽人饮茶的流行。而金人饮茶，更是蔚然成风。金初仅有少数上层统治者饮茶，并被视为是接受汉文化的儒雅表现。后来，饮茶逐渐在各阶层中盛行起来。《金史·食货志四》说：“上下竞啜，农民尤甚，市井茶肆相属。”由于饮茶风行，茶叶消费量大增，到后期，朝廷官员纷纷要求禁茶，以减少用来换取茶叶的丝绢的消耗。
服饰
契丹人装束的主要特征是髡发左衽。后来，契丹人特别是男人多改著汉服。据《契丹国志·衣服制度》载，“国母与番官皆番服”，而“国主与汉官则汉服”。辽圣宗统和间，宋人路振奉使契丹时，也看到“俗皆汉服”，唯有契丹、渤海妇女仍著“胡服”[2]（路振：《乘轺录》）。女真衣服也是左衽，男女留辫发。到金朝中期，女真服饰汉化成为风尚，以至世宗、章宗多次下令，禁女真人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罚[3]（《金史·世宗纪下》，《金史·章宗纪四》）。契丹女真服饰发式小有区别，但汉化是其共同趋势。然而在宋人眼里看来，却认为辽金时北方汉人服饰已经“胡化”。苏辙《燕山》诗云，“左衽今已半”[4]（《栾城集》卷一六）；范成大《揽辔录》云：“民亦久习胡习，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自过淮已北皆然，而京师尤甚。惟妇女之服不甚改。”范成大还有《相国寺》诗云：“闻谈今朝恰开寺，羊裘狼帽趁时新。”而且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5]（《范石湖集》卷一二），于此可见，由于契丹女真与汉人杂居，互相影响，生活方式都有很大变化，其中服饰变化尤为明显。相对来说，辽金境内契丹、女真人及汉人妇女衣装变化较为缓慢。
契丹女真的服饰不仅对境内汉人，而且对两宋也产生了影响。在南宋，许多所谓“归正人”、“归明人”即原辽、金、西夏归服者以及宋人流落邻境重新回归者，也因穿惯了当地服装，往往不改“胡服”，宋朝诸军也仿效女真衣装，“左衽胡服”[6]（《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一二、一三）。从而反映了辽宋夏金时期各民族服饰的交流。
住所
契丹女真的住所，早期有较大区别。契丹以游牧为业，居无常处，“转徙随时，车马为家”[7]（《辽史·营卫志中》）。因居无定处，“穹庐”是契丹居住的主要形式。后来，随着农业的发展，转为定居，出现草房、板屋。有些地区的契丹人终辽之世都从事游牧，以车马为家。女真则不同，早在建国前的献祖时，即从游牧转为定居，徙居海古水，“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里，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3]（《金史·世纪》）分布在山区的女真人则“依山而居，联木为栅”，“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女真人居有火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饮食起居之上，谓之炕，以取共暖”[8]（《三朝北盟会编》政室上帙三）。此外，契丹、女真住所都有东向或东南向的习俗。《旧五代史·契丹传》载，契丹“邑屋门皆东向”。契丹毡帐、宫殿等，都是坐西朝东。甚至连辽朝寺院如今大同华严寺、北京大觉寺以及龙泉寺遗址等，均坐西朝东。女真亦“门皆东向”[8]（《三朝北照会编》政宣上帙三）。直到现代，东北仍有此俗，《柳边纪略》卷一载，宁古塔一带“屋皆东南向”。
辽金都有五京制度。辽金修建或扩建的诸京，多是依仿中原都城制度修建的。如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即“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唐东都洛阳）之制”[7]（《辽史·地理志三》）修建而成。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59年至1960年对中京遗址进行全面勘测和重点发掘，对这座辽代中期新建城市的布局有了较清楚的认识，“它比辽代初期所建的上京，更多地模仿了中原都城的制度”[9](P601)。金上京是模仿北宋汴京而建的，只是规模“仅得十之二三而已”[10]（《大金国志·熙宗孝成皇帝四》）。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燕京）基础上扩建的。主持建中都的张浩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渤海人，苏保衡是汉人，而具体负责修建的梁汉臣、孔彦舟则原为宋朝人。中都布局多是模仿北宋汴京，甚至城内许多名称都是沿用汴京的名称。如汴京正北门名通天，金中都正北门为通玄；汴京皇城北门为拱辰，中都也设拱辰门；宫城的东华、西华门名也是仿效北宋宫城门[11](P14)。
辽虽有五京，然而皇帝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五京宫殿中，而在行宫，即所谓“捺钵”。
捺钵是同契丹人生活方式相联系的一种重要制度和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捺钵就是行营、行帐、营盘，即辽朝皇帝出行时居止的帐幕。《辽史·营卫志中》云：“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辽国尽有大漠，浸长城之境，因宜为治，秋冬违寒，春夏避署，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辽朝皇帝春捺钵捕鹅钓鱼，夏捺钵避暑议政，秋捺钵射鹿，冬捺钵避寒议政、猎虎。四时捺钵，并非仅限于游幸，而且也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捺钵制度对后来的金、元、清都产生了影响。金代中期以前，有春山秋水之制，春水捕鱼，秋山打猎。宣宗贞祐南迁之后，史书中不再有关于春山秋水的记载了。金朝前期虽然承袭了辽代捺钵之制，但有所不同。辽居留时间较长，金居留时间短暂；辽之行动复杂，金之行动简单。尤其不同者，辽以捺钵为经常，故政治中心即在于此，而金则主要出于游幸，与政治关系不大。后来的元、清，也有捺钵风习，略与金近似，其重要性不能与辽相比[12]。
二、契丹、女真及辽、金在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岁时风俗等方面的异同
文学艺术
辽金文学艺术都具有明显的北方民族朴野、粗犷、清新的特色以及深受唐宋影响的一面，同时辽金又有其不同之处。
契丹和辽代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不多。其中，契丹帝王、后妃、贵族文学家的作品占有很大比重。这是辽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辽中期以后的圣、兴、道三宗，都善诗词，通音律。圣宗“幼喜书翰，十岁能诗。既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7]（《辽史·圣宗纪一》）。曾出题诏宰相以下赋诗，并御制曲百余首，还亲以契丹大字译白居易《讽谏集》。兴宗亦亲制诰词，并赐诗给宠臣，还曾与宋使“钓鱼赋诗”[7]（《辽史·兴宗纪三》）。道宗的文学修养更高，曾以《君臣同志华夷同风》诗进呈皇太后，相臣李俨作《黄菊赋》献道宗，道宗作绝句题其后赐之。诗曰：“昨日得卿《黄菊赋》，碎翦金英填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13]（《老学庵笔记》卷四）道宗的诗作，经人编成《清宁集》。
契丹宗室善诗者以阿保机长子耶律倍最为著名。《辽史》卷七二本传称他“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耶律倍擅长五言诗，现存《海上诗》一首。清人赵翼高度评价此诗，称“情词凄惋，言短意长，已深有合于风人之旨矣[14]（《廿二史杂记》卷二七）。《辽史》有多处记载宗室中善诗文者。如平王耶律隆先“博学能诗，有《阆苑集》行于世”[7]（《辽史·耶律隆先传》）；耶律国留“善属文”，在狱中著《兔赋》、《寤寐歌》，为世所称。其弟资忠“博学，工辞章”，著《西亭集》[7]（《辽史·耶律资忠传》）；耶律庶成“善辽汉文字，于诗尤工”[7]（《辽史·耶律庶成传》）；等等。
辽朝后妃善诗，在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如辽道宗宣懿皇后萧观音，“工诗、善谈论，自制歌词，尤善琵琶”[7]（《辽史·后妃传》）。王鼎《樊椒录》记载了肃观音因作《四心院》词及《怀古》诗而被耶律乙辛诬陷、酿成冤案的经过。清人评价《四心院》词说：“怨而不怒，深得词家含蓄之意。斯时柳七（宗元）之调尚未行于北国，故萧词大有唐人之遗意也。”[15]（《词苑丛谈》卷八）天祚帝文妃萧瑟瑟也“善歌词”，曾作歌讽谏天祚帝[7]（《辽史·后妃传》）。
据现存文献来看，辽代文学作品中，契丹人作品多于汉人，而在契丹文学家中，帝王、后妃，贵族又占较大比重。这不排除文献记载的局限性，但在当时少数契丹上层统治者才有条件接受文化教育，因而出现一些文学家，也在情理之中。
金代女真皇帝、宗室文学家则不像辽朝那么多而形成一大特点，但也出现几位诗人，如海陵王完颜亮，宣孝太子完颜允恭、章宗完颜璟和宗室完颜
等。尤其是完颜亮的诗词，具有鲜明的个性。女真后妃不见像契丹萧观音、萧瑟瑟等那样的诗人。金代文学家和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大大超过辽代。其中虽然也有女真帝王、宗室及其他女真人文学家，但以汉族文学家占绝大多数。
辽金文学风格，一般来说，朴野、清新是他们的共性，而金代文学较辽代更为成熟。清人在评论金代文学时，盛赞其“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与唐宋元明相颉颃”[6]（《金文最》序）。这一评价，虽有过誉之嫌，但对金代文学所具有的特点，则确是应予重视的。
金代文学与辽代相比，之所以能达到更高的水平，是同金王朝科举制度、学校教育制度更臻完备，各阶层文化素质普遍提高，以及我国传统文化在北方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等因素相联系的。
辽金美术的异同
契丹辽朝的绘画以描绘契丹人生活方式如狩猎、骑射、游牧等场面居多，被后人称之为北方草原画派。他们用绘画强烈地表现本民族生活方式，这是辽朝绘画艺术的一个特点。据有关画史记载，辽朝画家多达数千人[17](P342)。
耶律倍是辽朝初期的著名画家。《辽史》卷七二本传说他“善画本国人物，如《射骑》、《猎雪骑》、《千鹿图》，皆入宋祕府”。《宣和画谱》卷八载：“（耶律倍）尤好画，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环奇，不作中国衣冠，亦安于所习者也。”宋朝宫廷所藏有15种之多，“双骑图一，猎骑图一，雪骑图一，番骑图六，人骑图二，千角鹿图一，吉首并驱骑图一，射骑图一，女真猎骑图一”。
胡环，胡虔父子也是辽朝有名的画家，胡环有作品流传至今。《五代画记补遗》“走兽门第三”称胡环“善画番马”，“其穹庐部族、帐幕旗饰、弧矢鞍鞯，或随草放牧，或在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据《宣和画谱》卷八著录宋朝御府收藏胡环画作有65幅，从其标题可知均以契丹游牧生活为主题。如《卓歇图》、《牧马图》、《射骑图》、《射雕双骑图》、《按鹰图》、《牧驼图》等。胡环的传世作品《卓歇图》反映了契丹狩猎生活的片断。在画法上继承了中原地区汉唐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其主题则是契丹生活的写照。胡环之子胡虔也以画蕃马闻名，“世谓丹青之学有父风”[18]（《宣和画谱》卷八）。
辽朝壁画艺术更是丰富多彩，也以反映契丹人生活风情，如狩猎、骑射、出行、归来、宴饮等居多。此外，也有少数描绘北方四季山水之作。
金代的绘画则有所变化，风行“文人画”和山水画，以画梅、兰、竹、菊和山水、宫阙、楼台等居多。如任询的诗文书画都很有名，绘画擅长山水画。金元人赵秉文、王恽等曾为任询所画《华清宫图》撰写序跋题记，给以很高的评价。王恽说，任询山水“山骨郁茂，林屋黯密，盖学中立而逼真者也”[19]（《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三七）。杨邦基也以“善画山水人物”[3]（《金史·杨邦基传》）而闻名。从金元人为他的画作题诗中可以略知其作品有《雪谷早行图》、《山居老闲图》、《秋江捕鱼图》、《行客关山图》以及《百马图》、《奚官牧马图》等，可见杨邦基作品主题多为山水人物及鞍马。李早善画人物和马，见于后世著录的有《蕃马图》等。武元直长于山水，有《曙雪》、《桃源图》、《风雨回舟图》等。王庭筠“善山水、墨竹”[3]（《金史·王庭筠传》）。其子王曼庆亦“善墨竹，树石绝佳，亦能山水”[20]（《图绘宝鉴》卷四“金”）。
北方草原风俗画的风格，在金代绘画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传世的张瑀《文姬归汉图》被认为是历代同类题材中水平最高的作品。
金代壁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山西繁峙岩上寺壁画堪称我国壁画艺术的瑰宝。其中所展现的楼台亭榭、酒楼茶肆、民居村舍等，会使人们不禁想起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来。此外，有关伦理道德、忠孝节义以及佛教故事等，也是金代壁画中常见的题材。
辽代绘画和部分金代绘画都具有鲜明的北方民族特色，这是它们的共同之处。而它们的区别在于，随着两宋文人画与山水画的发展，金代绘画深受其影响，在文人画与山水画创作上亦有了很大发展。
宗教信仰
契丹、女真的宗教信仰大体相近。他们像许多古老民族一样，都曾经盛行自然崇拜，灵魂崇拜、祖先崇拜和天神崇拜，不过各自有本民族的仪式。在满—通古斯语系诸族中流行的萨满教，在契丹与女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契丹人有一些近似萨满教的仪式，而《三朝北盟会编》中则有关于女真人信奉萨满教的明确记载，称完颜希尹“奸滑而有才”，“国人号为珊蛮。珊蛮（按，即萨满异译）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通变如神”[8]（《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这应是我国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关于萨满教信仰的记载。
佛教、道教在辽金有不同程度的传播。辽朝尤其盛行佛教，契丹帝王特别是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及妇女（从皇后、公主到平民）崇佛，十分突出。金朝受辽、宋影响，佛教也很流行。辽金两朝雕印并流传至今的汉文大藏经《契丹藏》和《赵城藏》是我国宝贵的佛教文化遗产。
道教在辽朝各阶层中也有一定的传播。到了金朝，由于新道教（全真、大道、太一）的创建，使得这个土生土长的宗教在北方得到空前广泛的发展。金朝受中原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
岁时风俗
辽金岁时节日，既分别保留有契丹、女真民族的若干传统风俗，又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汉族的许多风俗。
辽朝的许多节令，如立春、人日、中和、上巳、端午、夏至、中元、中秋、重九、冬至等，显然是直接或间接从中原传入的。这里所谓间接，就是指唐朝时地处东北的地方政权——渤海国深受唐朝和文化影响，中原的一些岁时节日及风俗在当时已经传到那里，后为契丹所承袭。契丹有些习俗，如上元观灯，端午采艾叶和以五彩丝缠背，重九登高饮菊花酒等，都与中原相同。然而也有许多节令，虽然名称来自中原，但风俗内容不同，仍然保留了契丹固有的一些风俗和仪式。如正旦，有令巫师在帐篷“外边绕帐撼铃执箭唱叫，于帐内诸火炉内爆盐，并烧地拍鼠”，谓之“惊鬼”的习俗。上已，“国人以木雕为兔，分两朋走马射之”[21]（《契丹国志》卷二七“岁时杂记”）。中元、中秋、冬至等节俗，也都与中原大异其趣。此外，契丹还保留有一些纯本民族的节日，如“放偷日”等。
女真岁时风俗，有少数节令如重五、中元、重九等，保留有女真传统的拜天、射柳等俗，女真还承袭了契丹的“放偷日”等，金朝大多数节令不仅名称而且连习俗内容基本都与中原相同。这就是说，在习俗汉化上，女真比契丹走得更远。
三、契丹、女真及辽、金在婚姻丧葬、伦理道德及政治观念等方面的异同
婚嫁
契丹女真早期都有过掠夺婚、隶役婚、收继婚、交换婚等形式。后来，辽金王朝都采取若干措施，限制原始婚俗。如辽太宗时，曾诏“除姊亡妹续之法”[7]（《辽史·太宗纪上》）；金朝初年，太祖“诏自收宁江州已后同姓为婚者，杖而离之”[3]（《金史·太祖纪》），太宗时也颁布过类似的诏令，并禁“继父继母之男女无相婚嫁”[3]（《金史·太宗纪》）等。辽金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对皇族后族通婚有严格限制。辽朝“王族惟与后族通婚”，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此主之命，皆不得与诸族之人通婚”[21]（《契丹国志》卷二三“族性原始”）。金朝对天子纳后，王姬下嫁也很重视门第，“后不娶庶族”[3]（《金史·后妃传上》），“昏因有恒族。”皇族（完颜）通常只在徒单、唐括、蒲察、拏懒、仆散、纥石烈、乌林达、乌古论、裴满等几个大姓中娶后尚主，“无子娶后必于是，公主下嫁必于是”[3]（《金史·世戚传》）。
丧葬
土葬和火葬是契丹女真的主要丧葬方式。与同时期的两宋相比，契丹女真盛行火葬是其共同之处。契丹女真行火葬，是原始葬俗遗留和受佛教传播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有北方民族间互相承袭的因素在内。辽金境内汉人和同时期宋人因受儒家观念影响较深，认为火葬乃身后之戮，是十分残忍和大逆不道的事情，因此许多人抑制火葬。元好问《续夷坚志》卷三载，吕忠嗣平生通晓经学，每以古人自期，他临终时对诸子说：“我死无火葬，火葬是为戮尸。”金元之际王恽《论中都丧葬祭礼薄事状》说：“切惟送终，人子之大事，今见中都风俗薄恶，于丧祭之礼有亟当纠正者，如父母之丧，例皆焚烧，以为当然，习既成风，恬不知痛。”“其在汉民，断不可训。”[19]（《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这大体上反映了金元时期在汉人中流行反对火葬的传统观念。
契丹女真都有一种将祭祀死者用的酒食和其他物品一并焚烧，谓之“烧饭”的习俗。后来的蒙古也有此俗，不过在仪式上略有差异。始于契丹的“烧饭”之俗，又是从其先世乌恒鲜卑那里继承的发展而来的。这一习俗的形成是北方几个民族间传承的结果。
伦理道德
辽朝建立前后，契丹社会发展落后于中原，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熏陶较少，如《辽史》所说，“风化视中土为疏”[7]（《辽史·后妃传》）。契丹仍保留有许多本民族旧俗。从贵族到平民，妇女贞节观念淡薄，离婚、再嫁乃至三嫁四嫁为司空见惯之事，成为世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儒家文化在北方的传播，以及辽朝统治者开始提倡妇女守节、表彰命妇寡居者、限制再嫁等，到辽中期以后，人们的贞节观念明显加强。忠孝节义等观念，也逐渐成为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
女真人大体上经历了类似的过程。金初，女真有接续婚“旧俗”，那时妇女再嫁不受非议。随着家庭形态和人们观念的变化，妇女改嫁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有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女真妇女则至死不改嫁。葛王（后来的金世宗）妃乌林荅氏为免遭海陵王戕害而自杀身亡。她在上世宗的遗书中有“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16]（《金文最》卷五十）之句，已同汉族妇女的传统观念一致。不过与此同时，从上层到平民，女真妇女再嫁仍不乏其例。在汉族妇女中，对离婚、再嫁等事普遍看得重些。总的来说，金朝中期以前，女真的贞节观念同中原汉人相比，较为淡薄，而到了后期，已同汉人相差无几了。
命名
辽金时期的契丹、女真人命名，也受汉族影响。帝王除了有本民族的姓名外，还有汉名，并有赐国姓给有功者及帝名避讳等制度。在姓氏上，契丹只有耶律和萧两姓，终辽之世没有改变。女真则不同，早在辽金之际就有女真改汉姓之例，后来改用汉姓者日渐增多，世宗、章宗时为保持女真旧俗，一再下令禁止女真改译或改称汉姓[3]（《金史·世宗纪中、下》，《金史·章宗纪一、四》），表明这时改译或改称汉姓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尽管朝廷三令五申地加以阻止，但还是没有遏止这一趋势的发展。据陶宗仪《轰耕录》卷一“氏族”条载，金元之际已有31个女真（包括附隶于金朝的其他族）姓改称改译汉姓。另据陈述考证，在其他28姓中，也有或多或少的女真（包括附隶金朝的其他族）成分渗入[22]（《金史拾补五种》“女真汉姓考”卷二）。
民风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及各民族传统文化等因素造就了辽金各族的民风有许多相同之处。
契丹早期以渔猎、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飘忽不定，艰苦的生活环境培养了他们坚韧尚武，吃苦耐劳的精神。契丹人“善战，能寒”[7]（《辽史·营卫志上》），“弯弓射猎本天性”[4]（《栾城集》卷一二，“奉使道中五言长韵”）。《辽史·后妃传》也说：“辽以鞍马为家，后妃往往长于射御，军旅田猎，未尝不从。”太祖、景宗、兴宗皇后等都在军旅中建立战功，《后妃传》说，“古所未有，亦其俗也”。这是其他朝代所少见的。
辽国汉人、渤海人也多豪爽强劲，能吃苦耐劳。《乘轺录》说，“辽海民勇劲乐战”。宋使许亢宗在辽金之际出使金国，称燕京（今北京）“民尚气节，秀者读书，次习骑射，耐劳苦”。[24]（《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
金代女真人善骑射，“耐寒忍饥，不惮辛苦”[8]（《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三），民风朴厚，“最为纯直”[3]（《金史·世宗纪中》）。
北方汉人质直尚义。从幽蓟到关中，即今天津、北京、河北、山西、陕西一带的民众，历来有质直尚义的风尚。唐人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北宋苏轼说，“燕赵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劲勇而沈静，燕之俗也”。这里的汉人秉承了前人的风格。对此，金人也有许多论述。施宜生说：渔阳山水雄秀，“功名豪杰之士，多生其间”[16]（《金文最》卷六七“渔阳重修宣圣庙碑”）。赵秉文说：“河朔之地，沃野千里……其山川风气，雄深郁津，故其人物魁杰多秀异，有平原之遗风，廉蔺之英骨。”又说：“三晋多奇士，其土风之然乎！”[25]（《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三“寓乐亭记”）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人质直而尚义，风声习气，歌谣慷慨。”[26]（《元遗山先生文集》卷三七“送秦中诸人引”）
类似的记载，在后人的诗文、地志中也屡见不鲜。如元人郝德《陵川集》说，金元间燕人“豪劲任侠，深厚敦雅，犹有唐人遗风焉”；清人编纂的《天府广记》称燕人“俗重气侠，好结纳，其相赴生死，亦出于仁义”[27]（《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六“风俗”）；等等。
由上可见，北方汉人质直尚义是有传统的。
社会发展对风尚的形成与演变也有很大影响。金代在世宗、章宗时期达到鼎盛阶段，章宗泰和间开始走下坡路，到宣宗南迁后，更是江河日下。社会风尚的变化也与这一发展趋势相关联。金朝上升时，相对来说民风朴厚，尚俭，富有朝气。鼎盛时期过后，社会风气随之败坏。元人杨奂说：“金大定中君臣上下以淳德相尚”，“明昌以后，朝野无事，多侈靡成风。”[28]（《元文类》卷三八“跋赵太常拟试赋稿后”）宣宗贞祐南迁后，连军队也过惯了安逸生活，毫无斗志。一些将帅多出于世家的豪粱子弟，往往只知打球射猎。哀宗时，金朝亡征已很明显，世风愈发不可收拾。当此之际，“大夫士以自保为幸。或高蹈远引脱屣世务，或酣歌饮酒，苟延岁月”[26]（《元遗山先生文集》卷二二《御史孙公墓表》）。金朝末期，各阶层人们处于这种醉生梦死状态，表明此时距金朝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
四、对契丹、女真及辽、金文化异同的归纳和分析
契丹女真及辽金文化的相似性，可分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共同或接近的自然环境、生产力发展水平、文明程度等使契丹女真饮食文化具有若干共性。辽金地处北方，具有山地、高原、平原、草原等多种地形，为牲畜、狩猎、农业等发展提供了条件。与两宋相比，北方气温较低，无霜期短，干旱少雨，作物品种少，加之生产力低，以及文明程度落后等，这些都制约着契丹女真饮食文化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契丹女真饮食较粗糙、单调。随着农业的发展，南北往来增多及受汉族影响，这种情况逐渐有所改变。契丹女真的住所，都有东向或东南向的习俗。文献中有关契丹居室朝东的记载尤多，对此，一般都用契丹崇拜太阳来解释。本文认为此俗最初形成，还应与气候因素有关，北方冬天多西北风，居室东向或东南向可以避风。
二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作用，使得契丹女真及辽金文化具有某些相似性。如婚姻制度，契丹女真在建国前后都保留有接续婚、隶役婚、交换婚等原始婚制的残余。辽金建立后分别对此采取一些措施，予以限制。丧葬形式，契丹女真同许多民族一样，以土葬、火葬为主要形式。宗教信仰，同某些北方民族一样，有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天体崇拜等，流行萨满教，后来又信奉佛教、道教。再如，契丹女真妇女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中有较大的自由和较高的地位，贞节观念淡薄，辽金中期以后，妇女所受封建礼教约束渐多，地位有所下降。
三是契丹女真接受汉文化影响，以及契丹与女真之间，辽与金之间制度、风俗的传承，也使辽金文化出现相似之处。如文字，契丹初无文字，辽初直接借汉文字字形增损而创制了契丹大小字。女真初亦无文字，金太祖时完颜希尹“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真字”[3]（《金史·完颜希尹传》）。是为女真大字。其后，金熙宗又颁行女真小字。辽金的若干制度，如祭礼、仪礼、法制、职官、学校、科举等，多是借鉴吸收中原制度，或是女真承契丹风俗，金承辽制。因此，契丹与女真，辽与金，往往有相似性。辽金正统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等，也是在中原传统观念影响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契丹女真及辽金文化的差异的形成，大致分两种情况：
一是族源不同。从民族划分上，契丹属东胡系统，是游牧民族；女真属肃慎系统，是农耕兼渔猎、畜牧的民族，后来以农耕为主。与生产方式相联系，反映在住所上，契丹长期以“车帐为家”，而女真则很早就已定居，并有火炕。
二是借鉴、吸收汉文化程度不同及自身因素、所处时代等差别，导致辽金文化呈现差异。如辽金的正统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等都是同本国传统文化在北方的传播及辽金社会发展相联系的。辽金作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反对中原王朝那种“贵诸夏轻夷狄”的正统论，主张淡化或反对以华夷之别区分正统与非正统的观念。然而由于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在北方的传播，金代较辽代更为广泛深入，女真汉化程度较契丹更高。文献中关于辽人正统观念的言论，仅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而金朝海陵王及赵秉文、王若虚等的观点较辽人更富有理论高度。辽金人伦理道德的差异，也属于这种情况。关于辽金岁时节日风俗的差异，其名称大都来自中原，然而辽代节日风俗保留有较多的契丹旧俗，而金代则从名称到风俗内容，都基本同中原一致了。
我们从以上的论述中，似可得到一些启示。其一，不同民族地域间的联系和交流，必然促使双方制度、文化互相产生影响，其中较落后民族和地区在借鉴吸收外族、外域制度文化后，所得到的发展和提高更为明显。其二，尤其是创造性地借鉴吸收外族外域制度、文化，对于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发展可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如辽朝实行南北面官制度，“因俗而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取得了很好的成效。金朝借鉴中原科举制度和学校制度，设置女真进士科和女真学，为提高女真民族素质发挥了作用。其三，借鉴吸收外族外域制度、文化的程度越是全面深广，本民族文化特色被保留下来者就会越少。从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就文化特色来说，女真和金不及契丹和辽鲜明。
[收稿日期]2000-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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