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族题材电影的精品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题材论文,民族论文,精品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公元2000年的日益逼进，人类又到了一个世纪之交——并且这个世纪之交也是一个千年之交，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叩击着许多人的心扉。回想这个百年沧桑，世界走过了许多的光荣和梦想，也走过了不尽的苦难、仇杀和沉沦。恰逢世界电影的百年华诞以及中国电影的九十寿秩，透过电影这样一个世纪之窗，我们可以重新检视和反省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当然也包括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主题、困惑和走向。不用说，这样一种检视和反省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主题与文化主题，断非一人之功所能完毕。本文试图通过民族题材电影（准确地说，中国民族题材电影）创作、拍摄中的一些深层问题的分析与透视，对电影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互关系、电影精品与文化精品内涵、意蕴以及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等重大而复杂的问题作一新的切入与阐释，而其基本的目的，则在于导向一条中国民族文化与民族电影的精品之路。
一
精品一词是一个既宽泛又明确的日常用语。它是和正品、次品等概念相比较、相关联而言的。当然，精品一词借用到文学、艺术、审美等领域，则又与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神品、圣品、极品等概念具有交叉互换的意义。总之，文艺领域中的精品一词，代表着一种较高的审美级次和审美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精品艺术实际上所表征的恰是西方古典美学中的那种既优美又崇高的作品。实际上，精品艺术这一概念的提出，即表明人类的一种审美和思想的追求，故此，它是一个具有深刻内涵和意蕴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中国的文学艺术及民族文化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的电影艺术及电影事业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和变革时期。一方面，电影艺术在其他艺术门类的冲击下独霸天下的地位已难以为继，不得不探寻新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条件。另一方面，电影这一特殊的艺术门类和表现形式却不是也不可能为其他艺术形式如电视、话剧、舞蹈甚至文学所取代的，而且在新形势下，广大观众对于电影艺术仍寄以无限的深情及热望。从国际上来看，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印度，电影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产业，也是一项特殊的出口商品，即使是香港，电影产业在其经济结构也占一个很大的份额。因此，我们认为，问题不在于电影是否有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问题在于电影事业本身能否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为广大观众奉献出一批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影片，而这种为大家所喜闻乐见的影片，实际上就是一批电影艺术中的精品。
何为电影艺术中的精品？这是一个大家认识上不是很统一的问题。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艺术追求和艺术品位，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社会效益和票房价值，也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思想倾向和思想境界，当然也有人强调精品电影的制作必须有大量的投入等等。显然，这些观点和看法都有其合理之处，然而似乎仅从其中一个方面出发，制作出来的影片并非就能成为艺术史上的精品。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优秀的影片必须是“三性”的统一，即必须具有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缺少其中的一项或几项就很难被称为精品影片。不久前，江泽民同志在视察八一电影制片厂时，勉励广大电影工作者要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创造出更多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具有强烈吸引力、感染力的优秀作品。可以看出，江泽民同志认为，优秀的作品必须做到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这样才能对观众产生吸引力和感染力，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精品。显然，江泽民所说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和许多评论家、艺术家所说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实际上是共通的，只有实现了“三性”的统一方能称得上是优秀的作品，也只有做到了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三精”影片，也才能称得上是精品电影。总之，中国电影精品概念的提出和精品意识的增强，既是中国电影事业在新时期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也是中国电影艺术自身内在的升华和提高。正因为这样，精品电影的制作是中国艺术史上的重大工程，也是中国电影艺术的艺术史地位之所在。这是一项值得全体人民给予关注和支持的伟大事业。
二
显然，无论是“三性”的统一还是“三精”的结合都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深刻内涵的艺术创作指针，也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原则。它对所有的艺术创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同样，在民族题材电影的制作上，“三性”原则和“三精”要求也是民族题材影片成为精品的必然方向和内在要求。
所谓民族题材或民族电影是一个兼有狭义和广义两种内涵的概念。从广义上来看，几乎没有任何电影不是民族电影或民族题材电影，无论是把民族作People解还是作Nation解。从狭义上来说，所谓民族题材电影实际上是指那些专门描写和反映某些特定民族的特殊文化、特殊风情、特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影片，从国际上来看，我们可以把描写印地安人、吉普赛人的影片称作民族题材影片，而从国内来看，民族题材影片则专指那些描写和反映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各少数民族(Minorities)的文化、历史、风情、社会生产生活等的影片，通常意义上的民族电影正是指的这种题材的影片。
既然民族题材影片是电影之林中的一颗参天大树，那么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也必须以精品为方向和目标。而从历史上来看，无论中外，民族题材电影都曾为世界电影艺术史贡献出一批精品之作。从国内来看，民族题材影片曾有过一个历史性的辉煌。
一位长期从事民族题材电影创作的著名剧作家曾对民族题材电影做过这样的论述：“少数民族电影是我国电影事业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宣传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各项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表现少数民族从封闭的原始落后状态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新中国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以及在加强民族团结、军政军民团结方面，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如周恩来总理，老一辈电影家夏衍、荒煤等人，都十分关心并亲手扶持民族片的创作和拍摄，所以才有50年代民族电影的辉煌。”[1]这是对我国50—60年代民族电影事业的一个很好的概括和说明。
50—60年代比较著名并为广大观众所喜爱的民族影片主要有《山间铃响马帮来》、《边寨烽火》、《芦笙恋歌》、《神秘的旅伴》、《五朵金花》、《摩雅傣》、《勐垅沙》、《阿诗玛》和《景颇姑娘》等。其中最为著名也最为成功的影片则是《五朵金花》与《阿诗玛》。公浦先生指出：“《五朵金花》独辟蹊径以浪漫主义手法，表述了一个优美纯真的爱情故事，给人耳目一新，在民族片中算是一个突破。它的出现，它的最早创意，以及制作的全过程，都是在夏衍同志一手操办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没有夏公的高瞻远嘱和对电影艺术精湛的把握是不会取得如此成就的。……《阿诗玛》是把撒尼人的同名长篇叙事诗搬上银幕的初步尝试，影片是成功的。它对于开拓民族片的题材样式和把民间神话传说改编为电影，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是民族片中一朵常开不谢的民族之花。”[2]这位50—60年代中国民族电影事业的参与者和代表者的评说是准确的和公正的。
50—60年代我国民族题材电影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和深远的影响，撇开历史条件不说，单从艺术史的角度看，它反映和体现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共同性呢？从今天的高度来看，它与我们所说的电影艺术的“三性”标准和“三精”要求有没有契合与共通之处呢？关于这个问题，公浦先生有过非常精辟而深刻的阐释和解答：
“从今天的角度加以回顾，以上这些民族电影，不难看出其作品的趋向和表述方式，还受着时代的制约和一定的政治政策的局限。首先从影片内容来看，多半是以外来者的身份——解放军或民族工作队，或是党政军派来的少数代表，进驻或派遣到某一民族地区，如何发动群众，开展工作，贯彻党的方针、政策，从而达到团结对敌和巩固边防这一模式来编织故事的。由于作者深入生活的角度大体相同，在当时开辟民族地区工作的实际情况也大体是这样的走向，所以才有不谋而合的这种现象。另外，从影片的故事情节来说，也多为对敌斗争和阶级斗争。……现在重温过去，50年代这批少数影片，虽然长短互见，但我认为均可算作是初发式的表述。所谓初发式的表述，它不免于新奇之中带有较多的幼稚，于忠实反映现实之中带有较多的理念和政策印迹。有人把这斥之为图解政策，一概加以否定，我认为是不现实也不公允的。客观现实的存在决定了影片反映的内容，而又是民族电影成长的初期，民族电影的作者又多为新手，能如此真实地再现边疆民族生活，尽快传播于祖国内地并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也算尽到了历史的一份责任。尊重现实又能清醒地看到它的不足和局限性，是我所取的态度。”[3]
公浦先生这位老艺术家对50——60年代民族电影所作的上述评论令人深思。其间的成就与不足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和总结。我们认为，这些作品的成就来自于制作者对精深、精湛、精致的追求，如《五朵金花》、《阿诗玛》那样的优秀作品，是足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电影的精品之作的，并永远地载入中国电影史册的。而这些作品的不足也同样源于在精深、精湛、精致上的欠缺和不够，不是思想性上不够深入，就是艺术开掘上还嫌粗糙，缺乏更进一步的雕琢和打磨，许多作品还只能算是一个急就章。为此，公浦先生指出，一部优秀的作品，或者说，一部成功的影片，必须包含这样三方面的开拓：第一是“新”：“艺术的生命贵在于创新，电影当然更需要以新的视角，新的创意，新的故事，新的人物和新的表现手段，让观众获得新的精神享受。这就是我说的新的涵义。”第二要“美”：“美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就是要给人创造美感，美化生活，给观众以美的享受。在欣赏美的过程中陶冶人的性情，美化人的心灵，完善人的品格，提高人的精神素质和修养。《五朵金花》之所以为观众所钟爱，是与它的审美价值分不开的。”第三要有“力度”：“云南作家要写出云南的气派，云南的电影，特别是云南民族电影应表现出云南的多姿多态和丰富多彩。”[4]我们看到，公浦先生所说的“新”、“美”和“力度”，与我们所说的“精深”、“精湛”、“精致”或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是完全相同和一致的。它表明，民族电影的辉煌和成就证明，“三性”原则和“三精”要求是民族电影成为精品之作的内在要求和必由之路。
三
民族题材电影在走过了五、六十年代的光彩和辉煌之后，进入了八、九十年代的多元化时期。这个时期的民族题材影片，虽然也可说是佳作不断，但却缺乏光耀环宇的扛鼎之作。从表面上看，民族题材电影的某种失落是由于观众视点的转移和审美追求的多元化走向，但深层的原因还是广大电影工作者未能为观众奉献出真正的精品之作。
那么，民族题材电影的精品之路该如何走呢？显然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但也不是毫无途径可循。我们认为，在通往民族电影的精品之路上，“三性”原则和“三精”要求仍是艺术创作的重要指针和方向。
第一，关于民族题材电影思想性问题或所谓“精深”问题。
我们认为，电影艺术的思想性问题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而复杂的问题，它最基本的特征是影片所体现出的思想深度和思想倾向问题，它包含着影片对个人、民族及整个人类某种共同命运的关注、思考和阐释，它决定着影片的崇高与否的问题，同时它也代表、映现和规定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发展前景。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民族题材电影的思想性问题是一个关系着影片能否成为精品和巨片的基础性问题，它决定着一部电影的成败。
当然，在实际的创作中，思想性问题是一个较难把握和评判的问题，因为思想性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抽象思辩问题，而电影作为一种形象艺术很难或不利于过多地进行思想的开掘和深入。但是，电影艺术的思想性问题又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实际问题，历史上许多震撼人心的经典之作无不包含着对人类命运、民族命运的关注与思考，即如近年来国际电影中的优秀之作如《野战排》、《与狼共舞》等也无不包融和体现着一种思想的追寻和依归。中国新时期创作的一些产生过较好的反响的民族题材影片如《从奴隶到将军》、《成吉思汗》、《青春祭》等在观众中无不引起某种思想上的冲击和震憾，而这种冲击和震撼从创作本身来讲，是源于影片对民族生活、民族文化、民族历史的深层开启和揭示。例如《青春祭》，这是一部反映知识青年到傣家村寨插队落户故事的影片，但这部影片又不是一般的知青生活片，它具有相当深厚的历史意蕴和文化意味。它实际上是以知青在傣乡村寨的生活为聚焦，来透视出两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当然还有政治理念和某种特殊的历史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碰撞、交融与取向，其间充满着许多的矛盾，也充满着许多的温情，那种暖人心怀的人性充溢着整个画面，再加上傣乡村寨优美、神奇的自然景观以及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氛围，使这部影片在思想、审美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产生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即使在今天，《青春祭》仍能带给我们不尽的回味和思索。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对于民族题材影片的创作来说，所谓的思想性或精深有没有较为普遍的指向和规定呢？实际上，思想性问题虽然较为抽象，但却不是超历史的。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来说，坚持电影事业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以及坚持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尊重各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应是思想性原则或要求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民族电影的根本价值取向和思想取向。在此基础上，在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事件、民族人物等方面进行深入的开掘与思考，然后加以艺术的升华和再现，应是民族题材电影艺术创作走向精品之路的必然方向。
第二，关于民族题材电影的艺术性问题或所谓“精湛”问题。
毫无疑问，民族题材电影作为电影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追求影片的艺术性并把艺术性视为影片的生命是电影艺术的内在要求，也是电影艺术史的一条永恒不变的规律。影片的艺术水准有高有低，而要成为优秀影片或者说成为精品影片，就必须要追求和达到艺术上的精湛。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影片的艺术开掘是永无止境的，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把电影称之为遗憾的艺术，同样，追求影片的艺术境界和效果应是民族题材影片的永恒目标。这一点，已为民族题材电影的历史所证明。这里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最近以来的一些民族题材影片，立意相当高远，在思想性上有较多开掘，但由于在艺术性上琢磨不足，失之于粗糙和简略，最终未能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这说明，民族题材影片要成为真正的精品艺术，必须在艺术性上下较大的功夫，否则就会影响影片的艺术效果，浪费了很好的电影素材，因此，在艺术性上进行深度的开掘、雕琢和提升，同样是民族题材影片走向精品之路的根本方向。
第三，关于民族题材影片的所谓观赏性问题或“精致”问题。
关于电影艺术的观赏性问题，这是一个近年来讨论得较多的问题。实际上电影艺术的观赏性问题是一个与生俱来的问题，从形式上看，电影本身就是为观众的观赏而创作、拍摄和制作的，并且电影从其诞生起就是一种大众性的艺术，强调电影艺术的观赏性、可视性和娱乐性同样是电影艺术自身内在的要求。可以说，观赏性是电影艺术的基本形式，民族题材电影自然不应例外。在这一点上，五、六十年的民族题材电影是做得比较好的，许多优秀的民族影片如《五朵金花》、《阿诗玛》、《刘三姐》、《冰山上的来客》不仅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电影艺术家的精湛表演，而且把它们与优美的民族地区自然风光、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多姿多彩的民族歌舞以及曲折离奇的故事有机而自然地结合起来，对观众产生了强烈的审美冲击和震动，创造出了较高的观赏价值，使观众对之留恋不已、回味无穷、一唱三叹。时至今日，这些影片仍能引起新一代电影观众的共鸣和赞叹。但是，这年来民族题材影片的观赏性却是令人不敢称道的。其中的原因除了观众的欣赏要求提高了以外，更主要的原因同样是民族影片制作中的简单粗糙所致。本来，民族题材影片的可视性应该是具有优势的，独特的民族地区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天然地具有一种特殊的观赏价值，如果能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的加工和处理，再配以精深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表演和构思，影片将具有无可比拟的欣赏性。因此，问题同样非常明显，这就是民族题材影片要成为精品之作，精致的构思和制作同样是必不可少的。
总之，任何题材的电影艺术包括民族题材影片要成为电影艺术史上的真正精品，就必须在创作、摄制中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结合和统一，三者缺一不可，浑然一体，只有这样，民族题材影片才能真正成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致的精品之作。
四
在民族题材影片的精品之路上，除了必须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有机结合和统一，还需要在一些理论问题上具有明确的认知和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拍摄出精深、精湛、精致的精品之作。这其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就是对文化的历史性与民族性、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的理解和把握。
从本质上看，所谓民族题材影片是以某种民族文化为背景、内容和植根的土壤的，它其实就是对某种民族文化的描摹、透视、表现和再现。虽然这种描摹、透视、表现和再现采用的是形象语言，但在这种形象语言中，已内含着制作者对某种民族文化的理论把握和价值判断，不论创作者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确实如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任何文化都是一种民族文化，同时任何文化都是一种历史文化。作为民族文化，任何文化都有一种内在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它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影片的制作者必须对他所观照的民族文化持一种同情、理解和认同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入乎其内”，获得被表现民族的认同和支持，使其影片具有鲜活的文化生命力。作为历史文化，任何文化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和时代特色，即是说，这种民族文化是某种历史活动、历史进程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民族文化都有一个与现当代的社会发展趋势、社会发展主流是否一致、合谐的问题，亦即是否具有现实生命力的问题。虽然创作者不是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但是在影片创作中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尽管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作出把握和评判相当困难，但是创作者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才能从容自如地来表现他所观照的民族文化。这里，创作者必须站在时代的高度和世界的高度，“出乎其外”地、客观公允地把握好这一问题。
与文化的民族性与历史性相联的还有另一个问题，这就是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问题。近年来，鲁迅先生曾说过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话被众多的论者所征引，以之作为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为世界所认同的理论依据。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片被不断地摄制出来，并且在世界不同的电影节上获得各种大奖，一时间，表现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的各种影片蔚成大观。随着这种情况而来的，既有各种不同的赞誉，也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和抨击。我们认为，像《红高梁》、《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等影片在表现中国的民族民俗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方面，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但是一个很显然的问题是，张艺谋、陈凯歌等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许多方面是偏颇的、片面的、理念化的、超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丑陋的方面（任何一种民族文化都有其丑陋的方面）做了不恰当的夸大和泛化，并且相当理念化地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从而给电影这种形象的审美艺术带来许多并不具有审美性的“硬伤”。以至许多人把这些影片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称之为媚俗的“伪民俗”。相形之下，《秋菊打官司》却以纪录片式的手法表现出了当代中国真正的农村民俗文化，是一部具有较高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实录”影片，而这部影片可以说是表现当代汉民族文化的真正的精品影片。
因此问题十分明显，既然任何文化都有一定的民族性和历史性，那么就并不是任何民族文化都具有世界性和超时空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先生当年是针对特殊问题而作的特殊之言，不适当地加以引伸和泛化不仅有损于鲁迅先生的高卓人格和精绝才识，而且也会给当代的中国文化带来消极的负面影响。即以近年来摄制的民族题材影片而论，《悲情布鲁克》和《黑骏马》就比耗资巨大的《兰陵王》更具有审美性和思想性，也更能够走向世界。因此，为了追求所谓独特的民族性而走向向壁虚构、走向洪荒年代的所谓古朴、离奇并不是民族电影走向精品之路的正途。当代的民族题材影片的创作者切莫“走火入魔”。
注释：
[1]公浦：《谈谈民族电影创作》，第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
[2]公浦：《谈谈民族电影创作》，第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
[3]公浦：《谈谈民族电影创作》，第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
[4]公浦：《谈谈民族电影创作》，第五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研讨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