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币值论文,宋人论文,生活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244；F129=44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83-0214(2008)03-0100-12
宋人生活水平及宋钱币值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一。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坐标，在从事其他经济史研究涉及资金、费用等问题时，就有了比较的基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否，也会有直接具体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关注，①笔者在研究宋代物价的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期望有助于深化相关研究。
一 下层人户每天的收入与居民每天生活的费用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
北宋后期，张耒在诗中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云：“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1](卷十三《感春六首》)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极不过日得百钱”。[2](支戊志卷九《嘉州江中镜》)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有“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3](卷二《舟人强以二锾多取渔人之鱼余增百钱与之作渔父行》)。每天的收入，最多也不过100文。北宋中期的吕南公记载：“淮西达佣，传者逸其名氏。佣不习书，未尝知仁义礼乐之说，翳茨为居，与物无竞，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以给炊烹。或时得羡于常，则尽推赢易酒肉以归。”[4](卷十八《达佣述》)淮西这位以打零工养家的佣者，靠出卖劳动力，每天平均约可得钱100文，有时挣钱多于日常，便将多出部分买酒肉，与妻儿宴饮欢歌，十分潇洒。据洪迈记载，都昌县农妇吴氏丧夫无子，独自养活“老且病目”的婆婆，“为乡邻纺缉、漧濯、缝补、炊爨、扫除之役，日获数十百钱，悉以付姑”。[2](补志卷一《都昌吴孝妇》)一位勤劳的青年妇女在乡间打零工，每天可以挣钱数十文，多不过100文，以此来养活婆婆和自己。以上足见，100文及数十文是一般乡村下层百姓的每天收入。
北宋时，沧州有妇人“幼年母病卧床，家无父兄，日卖果于市，得赢钱数十以养母”[5](卷二)。在城镇卖水果的收入是数十文。庆元初，江东饶州市民鲁四公，开了一家小食品店，“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然安贫守分”[2](支癸志卷八《鲁四公》)。日均收入在200文以下。南宋时，“吴中甲乙两细民同以鬻鳝为业，日赢三百钱”[2]丁志卷十六《吴民放鳝》)。吴中即平江府有专门靠卖活黄鳝为生者，每天可得300文，但过的仍是贫穷的生活。这是南宋时期城市的情况，每天收入最多不过300文，因为城市消费水平较高，所以与前者一样，都只能过着贫困的生活。史实表明，在城市开店铺者，不一定就不是穷人。以下两例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一看法：元祐末，安丰县娼女曹三香得了“恶疾”，“拯疗不痊，贫甚，为客邸以自给”。[2](补志卷十三《曹三香》)一位“贫甚”的病妇，开了家旅店以自给。淳熙年间，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夫妻每相与愁叹”[2](支癸志卷八《游伯虎》)。这家小茶馆收入很少，养活不了一家人。
北宋后期的李昭玘曾指出：“贩妇贩夫，陆拾枣栗，水捉螺螷，足皲指秃，暴露风雨，罄其力，不过一钧之举；计其价，仅足一日之食。”[6](卷十一《代四兄求荐举书》)他的论断可以概括以上论述：一般而言，下层百姓每天辛勤劳动的收入，仅够一天的生活费用。南宋时，临海令彭仲刚在谕俗文中也言：“农工商贩之家，朝得百金，暮必尽用，博奕饮酒，以快一时，一有不继，立见饥冻。”[7](卷三七，彭仲刚《崇俭素》)一般也是每天收入100文。
那么，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水平的费用是多少呢？
吃饭是生存的基本前提和基本消费。宋人与现代人不同，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如政和六年(1116年)，曾贵为宰相的张商英在荆南与友人的一封信中云：“老夫行年七十有四，日阅佛书四五卷，早晚食米一升，面五两，肉八两，鱼酒佐之，以此为常。”[8](四笔卷二《张天觉小简》)庆元年间的饶州寓士许某，“家四壁空空，二膳不足”[2](支癸志卷十《安国寺观音》)。饶节曾言，“百年七万二千饭”[9]卷一《为卿昙辅作一枝庵诗》)，这是按一日两餐计算的，说明一日两餐是宋人普遍的饮食习惯。
再具体到一天的粮食消费量，史料中有不同的记载。
有一天1升的。宋太宗时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传》)富贵后的范仲淹，在老家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穷人，日常标准是“人日食米一升，岁衣丝一匹”[11](卷四《忠孝》)。南宋后期的婺州人王柏说道：“某虽无用于世，七十六年，吃了二百七八十石米，可谓古今之幸民。”[12](卷十七《回陈樵翁》)平均每天1升左右。宋末方回说，东南地区的佃户“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13](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如王禹偁所言，这都是“至俭”的穷人标准。
有一天1升多的。绍熙年间，朱熹在潭州岳麓书院时，“议别置额外学生十员，以处四方游学之士，依州学则例，日破米一升四合，钱六十文”[14](卷一○○《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学生的标准是每天米1升4合。方回指出：“近世东南……人家常食百合斗，一餐人五合可也，多止两餐，日午别有点心。”[13](卷十八《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一顿吃5合，一天两顿即1升，加上中午的点心，就是1升多了。
有一天2升的。大中祥符年间，范仲淹在南京求学时，“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15](卷三《范文正公道旧日修学时事》)。每天食小米2升。北宋后期，李復有诗云：“人负六斗兼蓑笠，米供两兵更自食。高卑日概给二升，六斗才可供十日。”[16](卷十一《兵馈行》)这是随军运粮民夫的定量。两宋之际，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村民李甲，40岁还未娶妻，食宿于弟妇家。日常靠伐木烧炭出卖为生，“得钱则日籴二升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此外未尝妄费”[2](支戊志卷一《石溪李仙》)。这是自我定量。两宋之际的庄绰说，“健啖者一饭不过于二升”[17](卷中)，是为大肚汉的饭量。南宋后期的严州人方逢辰有诗云：“清溪眇如斗大邑，万山壁立土硗瘠……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醝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这户有雇工两人的人家，应属于小康水平，每人平均日食2升。吕颐浩也感叹道：“良田万顷，日食二升。”[19](卷六《与雪峰清了书》)淳熙三年(1176年)，有日本商船被大风吹到明州，“众皆不得食，行乞至临安府者复百余人。诏人日给钱五十文、米二升，俟其国舟至日遣归”[10](卷四九一《日本国传》)。日食2升是朝廷抚恤外国难民的标准。法令规定：“流囚居作者，决讫日给每人米二升。”[20](卷七五《编配流役》)囚粮标准也是每天2升。
有一天2.5升的。绍兴初，在福建镇压范汝为造反的官兵，每人“日费米二升五合，钱一百”[21](卷一《投富枢密札子》)。绍兴末，官方计划从利州路向大散关“运五万人三月粮，人日食二升半，计运米十一万三千五百斛”[22](卷一九二，绍兴三十一年九月庚寅)。2.5升是前线战士的口粮标准。宋孝宗时的袁说友指出：“且今士卒日给，虽等杀不同，大率不过二升半米，与百金而已，此固从昔定数。”[3](卷九《宽恤士卒疏》)南宋中期的赵汝愚又说：“吾曹盛壮时，日食二升米饭，几不满欲。”[23](卷二二三《经籍考五十·食治通说一卷·赵丞相序略》)青壮年男子，2升米还嫌吃不饱。士兵、体力劳动者或者壮汉，一般日食2升半。
有一天3升的。宋仁宗时，知苏州范仲淹言：“如丰穰之岁，春役万人，人食三升，一月而罢，用米九千石耳。”[24](《范文正公文集》卷十一《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谘目》)供应民夫的口粮是每天3升。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为前往五台山参拜的日本僧人成寻等8人提供路途盘缠，规定得非常具体：每天“每人各来(米)三胜(升)，面壹斤叁两贰分，油壹两玖钱捌分，盐壹两贰分，醋叁合，炭壹斤壹拾贰两，柴柒斤”[25](第五)。在这里3升是朝廷招待外国僧人的标准。元丰七年(1084年)前，“保甲遇旬上，每人日支口食米三升、盐菜钱一十文”[26](卷三四三，元丰七年二月辛未)。值勤的保甲每天口粮3升，外加10文菜钱。这些显然是足够吃饱的标准。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而言，综合男女老幼，平均标准应以1.5升为宜。但仅有粮食是不行的，还必须煮成饭，还需要柴、菜、调料等生活必需品。宋末两浙人方逢辰的一首诗中有笔账目：“父母夫妻子妇孙，一奴一婢成九口。一口日啖米二升，茗醝酰酱菜与薪。共来日费二三斗，尚有输官七八分。”[18](卷六《田父吟》)照此计算，9口之家的日常消费总共为2～3斗粮食，权且约以2.5斗计，那么除了1.8斗的口粮外，其余7升粮食的价钱为“茗醝酰酱菜与薪”的价钱，人均0.77升即7合7勺，是口粮的38.8％。由于粮价因地而异、因时不同，要综合考察基本生活费用，必须和钱一起综合衡量，或以钱为综合衡量单位。
官方的救济标准，可以视为生活费用的底线。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开封大雪，不少贫穷市民被冻死，朝廷下诏：“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27](卷一，熙宁二年闰十一月丁巳)元祐二年(1087年)范祖禹在开封时指出：“饥穷之人，日得十钱之费，升合之米，则不死矣。”[28](卷十四《上哲宗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熙宁二年的每天20文中包括了购买食品的费用，元祐二年的10文则是除了食品之外的其他必需费用。宣和二年(1120年)，诏书要求安置贫民的居养院，每天为居养人供应粳米或粟米1升、“钱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柴炭五文省，小儿减半”[10](卷一七八《食货志上六》)。除粮食外，还有钱10文省，冬季十一月至正月每月外加柴炭钱5文省，小孩减半。南方地区与此差别不大。宋徽宗时，杨时记载两浙杭州的居养院，官方对居养人的供应标准是：“人给米二升，钱二十。”[29](卷十二《余杭所闻》)即每人每天给米2升、钱20文。综上可知，北宋时期维持一个人一天最低生活费用需20文左右。
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朝廷规定，对那些无人供饭的囚犯，由官方拨钱供应：“临安日支钱二十文，外路十五文。”[10](卷二○○《刑法志二》)在临安府者每天支钱20文，外地者每天15文。临安府物价高，20文可以保证其饿不死，而在外地，15文就够了。绍兴三十二年，洪适言：“沿边已招纳降胡，若使之饥寒失所，则必怨望。如萧鹧巴一家余二十口，券钱最多，日不过千六百金，尚不给用，则其余可知。”[22](卷一九九，绍兴三十二年五月丁巳)招待投降的金国大将一家，官方每天的拨款是1贯600文，若以22人计，则人均72文，对于大将家庭来说，确实不够用。宋孝宗时，陈造与人讨论淮南救灾问题时，建议兴修水利，以工代赈：“一夫日与米五升，钱百五十。人食二升，用钱五十，其余劣可饱二三口，彼何患不乐从。一家二人从役，则六七口免涂殍矣。某亲见熟乡之募人垾田，食之而日与百钱，民奔趋之。”[30](卷二四《与奉使袁大著论救荒书》)一位青壮男子每天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50文。宋宁宗时朝廷赈灾：“朝旨人日给米二升，钱二十。”[31](卷十四《秘阁修撰黄公行状》)人均基本消费是米2升、钱20文。宝祐六年(1258年)，建康府创建实济局，是收养流浪者的救助机构，每名月支米6斗(日均2升)、盐菜钱15贯、柴钱5贯(均为17界会子)。[32](卷二三《庐院》)按宝祐六年17界会子1贯只值铜钱56文足的标准计算的话[33](卷七《楼店务地》)，则其日均盐菜钱28文、柴钱9.3文，共30余文。
现在我们大致可以明了：北宋至南宋前期，维持一个人生命的最低生活费用，折合成铜钱大约是20文。另有一例可以佐证：绍兴末，有官员任满后到临安求官待调，“累岁无成。孥累猥众，素不解生理，囊橐为之一空，告命亦典质。妻子衣不蔽体，每日求丐得百钱，仅能菜粥度日……得钱籴米而无菜资，但就食店拾所弃败叶，又无以盛贮，惟纳诸袖中”[2]卷六《奢侈报》)。靠乞讨度生，全家每天最少需要100文才能解决口粮问题，吃菜则要另外拣拾。史料中说他“孥累猥众”，若以8人计，人均12.5文。宋仁宗天圣年间，学者孙复到南京应天府向范仲淹求助说：“老母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34](卷十四)每天100文养活2人，人均50文，显然是比较优裕的。
宋人每天的日常家用，就普通百姓而言，大体上低于所收入的100文。节俭的士大夫也是这种水平。宋真宗朝，吕夷简刚出仕为幕职官时，月俸5贯800文，“公乃约家人，日用不过百金。有余，置竹桶盛之。一千以供太夫人，一千以畀内子，八百以备伏腊。竹桶之积，具饭以待同僚。上下欣然，无不足之色”[35](附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卷十)。他的5贯800文(省)月俸是如此分配的：1贯供其母，1贯供其妻，800文供过节，余下的3贯供全家日常开支，平均每天100文省即77文足。宋真宗朝，李若谷任长社县令时也是如此，“日悬百钱于壁，用尽即止”；南宋张九成、郑刚中二家每日的消费更少，都是数十文。如张九成说：“余平生贫困，处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过数十钱，亦自足，至今不易也。”[36](乙编卷五《俭约》)元丰中，苏轼谪居黄州时，“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每月初取钱4贯500文，分成30份挂到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摘取一份使用，则其“日用不得过百五十”。剩余者专门藏在大竹筒中以待来客。[37](卷五二《答秦太虚书》)每天限用150文。何忠礼先生对此有独到见解，认为所谓的“日用不得过百五十”，仅仅是供苏轼个人所花的零用钱，不可能是全家的基本生活费用。[38]此说不无见地。我认为，就前文种种情况以及吕夷简、李若谷、张九成、郑刚中等4家的情况看，150文作为全家的日常食用标准虽然能够成立，但像这样的官宦家庭，不可能每天买粮度日，苏轼的家庭日用应是除了粮食之外的日常花销。②
不过应明确，这仅是以吃饭为主的日常费用，一家一天花费100文左右是可以的，全年的费用则不能照此相加得出。因为必须有积蓄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服装的更新、住房的折旧、年节应酬、生老病死、婚嫁等，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费用。以仅次于吃饭的穿衣而论，平均每人每年最少要消费1匹纺织品。如王禹偁言：“假使天下有万僧，日食米一升，岁用绢一匹，是至俭也。”[10](卷二九三《王禹偁传》)范仲淹在苏州创办义庄以赡养族中穷人，日常标准也是“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24](《范文正公集续补》卷二《义庄规矩》)。有的史籍简化为“岁衣缣一匹”[11](卷四《忠孝》)。经济专家张方平说：“中人之食，通其薪樵盐菜之用，月糜谷一斛……人衣布帛二端。”[39](卷十五《食货论·原蠹中篇》)一般而言，每人每年平均正常消费是2匹。黄庭坚则言：“人生岁衣十匹，日饭两杯，而终岁
然疲役，此何理邪？”[40](正集卷二五《书赠俞清老》)岁衣10匹，显然是官僚富人的标准了。庆元年间，湖州人、中级官员倪思言：“人之一身，每日所食不过米一升，终年所衣不过一两匹，若酒食杂费，岁计不过百千，此切身诚不可缺。”[41](卷七五上，倪思《经鉏堂杂志·人生享用》)按他计算，全年所有的花销每人日均约274文。不过一般百姓不会有这么多，当在100文左右。
再看一般人家的日常生活水平。宋代实行募兵制，士兵靠军饷养家。宋仁宗时，张方平言：“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39](卷二四《论国计事》)中等禁军家庭每年给钱50贯，平均每天130余文，这是个能解决温饱的钱数。北宋中期司马光言：“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42](卷五三《申明役法札子》)所言是中等人家的情况，每人日均粮食2.7升、钱50文。同时，如果在开封“日得一缗”，就可以“数口之家，寒衣绵，暑衣葛，丽日食膏鲜”。[43](前集卷五《任愿》)以5口人计，人均200文；以7人计，人均142人，显然是富裕生活。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年)以后，朱翌开始担任州县官，“月俸钱万二千，米石五斗，麦如米之数，十口之家取足。已而官朝廷，禄十倍之。然日食肉犹一脔，衣常百结，退视其室，其空如故。南来已老，内外食者四十人，婚姻、宾客、伏腊不论，论其常，一岁钱千二百缗，米百八十斛。拱手端坐，炊烟屡绝”[44](卷四《朱翌》)。宋徽宗后期，朱翌家人日均钱40文、米1升，“十口之家取足”，可以说是衣食无忧。到了绍兴初，人口增加到40口，仅日常消费即人均需钱82文、米1.2升。且由于物价上涨，仍经常吃不上饭。绍兴七年(1137年)仇悆在明州担任长官时，问一幕官：“公家日用多少？”回答说：“十口之家，日用一(一作二)千。”仇悆又问道：“何用许多钱？”答道：“早具少肉，晚菜羹。”仇悆吃惊道：“某为太守，居常不敢食肉，只是吃菜。公为小官，乃敢食肉？定非廉士!”[36](乙编卷五《俭约》)所谓“贪官”嫌疑人的家用，是人均100文或200文，主要标志是每天吃上一顿肉。其实，以仇悆的收入并非吃不起肉，只是生性节俭而已。
最后再看赵宋宗室和皇室的生活费用。绍兴元年(1131年)，南外、西外的宗子女妇共525人，“南外三百四十九人，岁费钱六万缗；西外一百七十六人，岁费约三万缗”[22](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壬子注)。每年供养费用为9万贯，平均每人每月14贯余，每人每天470余文，相当优裕。建炎年间，皇太后孟氏“性俭约，有司日供，千缗而止”[22](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乙巳)。每天1 000贯的消费，对一位皇太后来说，还算是节俭的。
二 家庭财产数量
中等人户的家产，可以衡量一个社会的生活水平。宋哲宗时岑象求言：“十六七万缗，中人千[十]家之产也。”③每家平均1 600余贯。北宋后期的江西人谢逸言：“万缗，中人十家之产也。”[45](卷八《佛斋辨》)每家平均1 000贯。南宋初，程俱言：“且三千缗，在今日亦中人之产也。”[46](卷三九《札子》)3 000贯大概是当时一中等人家的标准。南宋中期，常州有地“为亩千八百有奇，何啻中民十家之产”[47](卷三五《故长洲开国寺丞孔公行述》)的说法，当地中等人户的田产大约是180亩。南宋时，信州有朱秀才，家“旧颇赡足，十余年来浸浸衰落”。后在灵山发现一块水精(晶)，“光辉射人，就视之，真宝石也，高阔如大瓮……已而市侩皆传闻，相率来观，共酬价六千贯，朱犹未许。临安内苑匠闻之，请于院珰，求假至信，视已立价，复增三千贯。朱付之，赖以小康”。[2](支丁志卷七《灵山水精》)朱氏以9 000贯的价格将宝石卖给朝廷内苑之后，其家由此成为小康人家。其家原有财产当不下1 000贯，加上卖宝石所得的9 000贯为10 000贯，这就是当地小康也即中户人家的财产标准。由此可见，北宋中户的财产一般在1 000贯左右，南宋由于物价因素和经济发展等因素，中户财产一般为3 000贯～10 000贯。
在此，不妨与西汉做一比较：汉文帝曾打算建造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48](卷四《文帝纪》)。汉制黄金一金就是一斤，“黄金重一斤，直钱万”[48](卷二四下《食货志》)。即此知汉代中等人户的家产只合100贯，而宋人超出汉人10倍以上。宋孝宗时的吴箕就看到了这个差异，指出：《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载富者，固曰甚盛，然求之近代，似不足道。樊嘉以五千万为天下高赀，五千万钱在今日言之，才五万贯尔。中人之家，钱以五万缗计之者多甚，何足传之于史!盖汉时兼并之风，犹未至甚，民之富者特止于是。自唐以来，财产蓄于私室，而贫民无立锥，宜乎货殖之多于古也”[49]。这里说的中人恐怕不能理解为中等人户，而是民间普通富户，也不能理解为中户的财产普遍为5万贯，其真实意思是，与汉代相比，宋代富户的家产、数量普遍增多。同时要指出的是：穷人也更穷了，是兼并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叶梦得也曾经指出：“《汉书·王嘉传》：元帝时，都内钱四十万万，水衡钱一十五万万，少府钱十八万万。言其多也。以今计之，才八百三十万贯耳，不足以当榷货务盛时一岁之入。盖汉时钱极重而币轻，谷价甚贱，时至斛五钱，故嘉言是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正使有千万，亦是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汉律，丞相、大司马、大将军月俸六万，乃今六十贯。”[23](卷八《钱币考一》)对此，我有三点看法：其一，汉代钱少而贵重，宋代钱多而轻贱，不能简单地做绝对数字的对比。④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汉代每石粮食5文钱固然低贱，其他商品未必如此。就土地价格而言，即有相近之处。汉代人多言关中良田亩值一金，南宋人王楙对此考证道：“按汉金一斤为钱十千，是知汉田每亩十千，与今大率相似。”透露出宋宁宗时的苏州地价与汉代相同，每亩10贯。⑤嘉定年间，赵与时曾说道：“贡禹被征，卖田百亩，以供车马。以今江、浙田贾会之，不减二三千缗。车马之费，当不至是。则当时田贾，亦非今比。”⑥也就是说，西汉元帝时的山东地价没有宋代的贵，但买车购马等费用却比宋代贵。其二，“今一万贯，中下户皆有之”的说法，显系夸张之言，既不会是下户的家产数量，也不会是中户的现金存量。如前文所言，当为中等人户的家产数量。其三，宋代货币流通量远多于汉代，有钱的富裕人家也大大多于汉代，社会经济和生活的整体水平高于汉代。汉代有1 000万钱即1万贯的人家已是骇人听闻了，在宋代确实不值一提。在此举一实例：研究宋史的人，有谁知道海州怀仁县杨六秀才或其寡妻刘氏呢？但其家是地地道道的巨富：“其家积钱数十屋，殆不可以百巨万计。”宣和年间，由于收复幽州之役，官府向民间搜刮军费，刘氏提出愿代本州下户输纳：“请于县官，愿以私钱一百万缗献纳，以免下户之输。盖空其积钱之屋十余间，而后能充其数。一郡数县之官吏得逭于简书，而其编户民得免于流亡溘死。”[50](卷三)仅现钱一次就捐出100万贯，还只是“数十屋”中的“十余间”，以三分之一计，其家储备现钱约300万贯，家产约上千万贯，类似于现代的亿万富翁。尽管如此，其家在当时并不知名。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如司马光云：“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42](卷六九《训俭示康》)其间固然夸张了许多，但也可从中看到平民生活的某些情形。
具体到各地，则不尽相同，且有很大的差异。
京师开封无疑是最富庶的地方，富民众多。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王旦言：“国家承平岁久，兼并之民，徭役不及，坐取厚利。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26](卷八五，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家产100万贯者很多，10万贯者比比皆是，像中等人户一样普遍，这是京师特殊地点决定的。开封小康人家的财产是多少呢？宋徽宗时，有位大盐商因盐法突变而受惊，吐出舌头后不能收缩，“经旬食不下咽，尪羸日甚”。其家人揭榜于市，声称有能治疗者以1万贯酬谢：“有治之者，当以千万为谢。”有位叫王况的医生应召前来，一针而愈，其家遂如约支付，“又为之延誉，自是翕然名动京师。既小康，始得尽心《肘后》之书，卒有闻于世”。[51](余话卷二)看来“小康”——中等人家的财产至少是1万贯。
西北沿边的少数民族贵族比较富裕。王安石对宋神宗言：“今蕃户富者，往往有三二十万缗钱。”[26](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已亥)家产20万贯～30万贯。
淳熙时，在江东路建康府句容县：“有房廊及开解库店业之家，富者家计不过五七千缗而止，营运本钱不过三二千缗而止。”[52](第282册，赵时侃《乞豁免句容县和买役钱申状》)城市房产主的产业多则7 000贯，流动资金在3 000贯以下。
北宋后期，岳州的渔民则属于另一种典型，普遍贫穷：“华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时至建宁，南堤决即被水患。中民之产，不过五十缗。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所至为市，谓之潭户，其常产即湖地也。”[53]岳州洞庭湖中等渔民的家产仅50贯。河北的情况与之比较接近。元祐元年(1086年)，监察御史王岩叟报告说：“昨所治定州安喜……户一万三千有余，而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26](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戊戌)第四等户属于下户，财产仅24贯，其中户的财产数量大概与岳州相近。但必须指出，他们之所以财产不多，主要是官府有意抬高民户户等以多收赋税所致，即他们实际上顶多算是五等户。北宋后期，河北邢州牙人张某，“本以接小商布为业……家资所有，不满数万钱”[2](乙志卷七《布张家》)。一位城市的小经纪人，有财产数十贯。元丰二年(1079年)，朝廷“诏两浙路坊郭户役钱，依乡村例随家产裁定免出之法。初，诏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续诏乡村合随逐县民户家业裁定免出之法。至是提举司言，乡村下等有家业不及五十千而犹输钱者，坊郭户二百千以下乃悉免输钱，轻重不均，故有是诏”[26](卷二九九，元丰二年七月戊寅)。而据熙宁七年(1074年)的记载：“诏两浙察访、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同相度，第五等户所出役钱至少，今若减放，以宽剩钱补充，如支用得足，即尽蠲之。其以家产或以税钱均出而不分等处，即截自若干贯百以下放免以闻。”[26](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辛亥)由此可知“有家业不及五十千”的两浙乡村下等户为第五等户，也就是说两浙乡村第五等户的家产在50贯左右。绍兴二年(1132年)，知绍兴府张守上奏：“会稽民贫，一岁和买十七万余匹，得数太多，至今苦之。以家业钱计之，乡村人户率二十千当输一匹，询之他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业才二十千，一绢之直当四之一，输纳费用又复一两千，殆及三分家业之一矣。”[54](卷一○七，张守奏)如此说来，南宋初越州普通农民的家产一般只有20贯。绍兴八年(1138年)，前知梧州郑鬲言：“广西之民，尤为凉瘠，号称上户者，家直才数百千。”[55](食货二十六之二十六)广西是贫困地区，即使富户也不过数百贯的家产。
乾道四年(1168年)，淮南地方官报告道：
窃尝询究淮上治田之具，盖每招一家(归正人——引者按)，必首给钱百二十缗，以其二买牛，一为室庐、耒耜之资。是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艰得，计道途之费，固应倍于内地，又缘经历商税，费亦浸重……于宝应、山阳，得空闲水陆田五百余顷，劝谕到归正传昌等四百余名。欲人给一顷，五家为甲，一为之长，随处置庄，仍给备耕牛、农具、屋宇等钱，家与草屋二、两牛并屋一、种粮、万钱。[56](卷九《直秘阁广东提刑徐公行状》)
由此看来，当时淮南沿边地区的一户人家，除了土地外，最基本的家产是120贯，再除去牛，就只有40贯。考虑到当地因种种原因耕牛的价格比内地贵一倍这一情况，则在北宋时，该地最低限度的基本家产不足100贯。如若加上土地、随身带的衣服、生活用品，估计仍在120贯左右。宋高宗初期的张守，言淮南西路中等人户的财产时说：“臣契勘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⑦家业钱额是将各户的田地、房屋与浮财折算而成的，淮南西路中等人户的财产大约以1 000贯为多。
元丰三年(1080年)，朝廷诏令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计产养马：
户各计资产市马。坊郭家产及三千缗，乡村五千缗，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各养一马，增倍者马亦如之，至三匹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齿以八岁以下为断，齿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提举司籍记之。于是，诸道各以其数来上：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东路三百六十六，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23](卷一六○《兵考十二》)
诏令要求：北方各地3 000贯以上的坊郭户、5 000贯以上的乡村户，各养1匹马供军用，每多出3 000～5 000贯的再多养1匹，最多养3匹。其养马数，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的富户数量。现将各路数量以及《元丰九域志》所载各地主户数列表如下：
之所以说这些养马者是富户而不是中户，乃是因为他们在主户中所占的比例太小，除了开封以外，一般只占1‰～4‰。而开封府不愧为首富之地，富户所占比例是外地的6～30倍。那么，这就意味着北方地区(开封府除外)的中户家产，坊郭户当在1 000贯左右，乡村户当在2 000贯左右。
在农村乡邻之间，如果谁的家产比别人多出二三十贯，就比较显眼了。在一些风气不好的地方，还会因此引起嫉妒，甚至招致灾难。如南宋中期，福建漳州“村民有一种折合之风，甚为善良之扰。盖村民中有浮浪贫穷、无顾藉人，不安己分营生，反妒人之有财，专萌折合之心。如同侪辈是一样门户，才见渠所蓄有二三十缗，稍胜于己，便思以事与相干涉而折合之，或以牛羊践踏赖，或以妻儿斗骂赖，甚至或食野葛仆于其室，或潜夤夜经于其门，必卷他家之财为己有然后已”[57](卷四七《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一家多出二三十贯财产，竟使其他人眼红到如此地步!
在宋初，200贯钱就使劳苦功高的高级将领十分满意了。曹彬率军队平定南唐前，宋太祖许愿道：“俟克李煜，当以卿为使相。”但曹彬并未相信，他对副帅潘美说，此时北汉尚未平定，使相一说不可能兑现。凯旋后，宋太祖果然说：“本授卿使相，然刘继元未下，姑少待之。”“既闻此语，美窃视彬微笑。上觉，遽诘所以，美不敢隐，遂以实对。上亦大笑，乃赐彬钱二十万。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过多得钱尔。’”⑧这句名言的产生，不过就是200贯钱。
一般情况下，在北宋前期，300贯就可以使一家人安家立业。张齐贤任江南转运使时，一仆人在家宴时偷窃了几件银器被他发现，但他并没有理会此事。当了宰相后，门下厮役大都得到官职，惟此人依旧，心理很不平衡，于是便找张氏哭诉。张齐贤说：“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忆江南宴日，盗吾银器数事乎？我怀之三十年，不以告人，虽尔亦不知也。吾备位宰相，进退百官，志在激浊扬清，安敢以盗贼荐耶？念汝事我久，今予汝钱三百千，汝其去吾门下，自择所安。盖吾既发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于吾，而不可复留也。”[34](卷二)这300贯当属有钱的、厚道的东家给服务数十年、犯有严重错误的仆人发放的解聘安家费，包括住宿、短期的吃穿和就业的本钱等。
如果再多10倍，情况就更不一样了。北宋时，以经术登第的陈叔文，从宜兴主簿离任返回开封时，杀死了随行的妓女，得了一笔不义之财。到家后与妻子商量道：“家本甚贫，箧笥间幸有二三千缗，不往之仕路矣。”于是开了一家质库即当铺，“经岁，家事尤丰足”。[43](后集卷四《陈叔文》)有了二三千贯钱，连官都不愿再做了，用此可以在开封开家当铺致富。
三 宋钱的币值及其他
现在，我们来看具体多少钱可以买到、得到什么东西以及用钱衡量的法律界限、刑事责任了。
1.1文钱
宋代曾有高僧如此说道：“钱如蜜，一滴也甜。”[58](卷八《钱如蜜》)所说的1“滴”钱，就是1文钱，自然也是有用的。所谓“一钱重丘山，斗粟轻粪土”[4]卷四《山中即事寄上知县宣德》)，即是在钱荒情况下1文钱的珍贵。1文钱，在广东沿海的南恩州可以买2只螃蟹[59](《陈亚善对》)；在岭南夏季的水边可以买1捧小虾[59](《蚁鲊》)；在熙宁五年(1072年)杭州观看歌舞的勾栏里，可以喝1杯茶[25](第一)；在北宋后期的苏州可以买到1块饧(即糖)[58](卷八《钱如蜜》)。陆游也曾用1文钱买了1块名为“
”的饴糖[60](《剑南诗稿》卷四一(《一钱》)。在宋徽宗时的开封，1文钱可以买到1贴治疗咳嗽的成药[61](卷四《治痰嗽》)，也可以买7颗蒸枣[2](丙志卷十八《张拱遇仙》)。在建炎年间的赣城，1文钱可以交1次新建浮桥的过桥费[62](卷三○《知政桥记》)，或买1只食用的青蛙[63]。在南宋中期的临安府，1文钱可以买1幅印制的政治漫画。[64](戊集《满潮都是贼》)
由于钱荒及国家金融安全等原因，宋政府严禁铜钱外泄。乾道六年(1170年)，朝廷诏令淮南转运司：“今后使人往来应副舟船，并责令篙梢结罪，如敢船载钱宝一文以上过界，流配。”[65](卷二五上，乾道六年十一月丁丑)为宋金两国使者往来提供船只服务的篙师、梢工，如果胆敢偷带1文钱到金国，即处以流放刺配之刑。
宋初，有士兵因为偷盗1文官库钱，又对长官不逊，因而被处死者：“张乖崖为崇阳令，一吏自库中出，视其鬓傍巾下有一钱。诘之，乃库中钱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钱何足道，乃杖我邪？尔能杖我，不能斩我也!’乖崖援笔判云：‘一日一钱，千日一千。绳锯木断，水滴石穿。’自仗剑，下阶斩其首，申台府自劾。崇阳人至今传之。盖自五代以来，军卒凌将帅，胥吏凌长官，余风至此时犹未尽除。乖崖此举，非为一钱而设，其意深矣。其事伟矣!”[36](乙编卷四《一钱斩吏》)张
(号乖崖)因1文钱亲自将犯人处斩，具有政治意义，而那1文钱也具有象征意义。宋徽宗时，王革为开封尹，“专尚威猛，凡盗一钱，皆杖脊配流”[66](卷下)。显然属于法外的重典严刑。更有甚者，岳飞军中有严令：“取人一钱者，必斩。”[67](续编卷二七《百氏昭忠录》)
2.10文钱
10文钱，端拱二年(989年)在开封可以买1斗粮食。[26](卷三○，端拱二年四月)景德四年(1007年)，在蔡州等地可以买1斗麦子或5升粳米。[26](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末)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在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可以买到1斗多的粮食。[26](卷七○，大中祥符元年九月末)熙宁五年(1072年)四月，1个人可以在杭州的浴堂里沐浴1次。[25](第一)元丰年间，在福建沿海地区可以买1斤盐。[68](卷三)绍圣年间，在岭南可以买支质量低劣的毛笔。[37](卷七○《书岭南笔》)北宋末年在开封城的普通饭店中，可以享用1碗“精细”的菜蔬。[69](卷四《食店》)南宋前期，在江东饶州乐平县可以买到1枚鸭蛋。[2](甲志卷十四《许客还债》；支戊志卷八《许客还债》)在南宋前期的粥店里，可以买5碗粥，[5](卷三)也可以买1碗鳝鱼[70](前集卷二《杀鳝悔悟》)。在嘉定年间的温州，可以买1把笤帚。[71](《水心别集》卷十六《官吏诸军请给》)
3.100文钱
100文钱，在宋初的江南地区，可以买1张南唐李后主时所造的澄心堂纸。[72](卷九《澄心堂纸》)宋初，庐山有人用100文买了1只死兔。[73](《江直木》)宋初，可以在开封买1斤白矾、绿矾。[55](食货三十四之二)宋太宗时，可以在开封市场上买1支写大字的毛笔。[73](《置御书院》)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四月，在镇州、定州可以买1斗荞麦。[26](卷七一，大中祥符二年四月己亥)嘉祐年间，可以在京西路济源买1亩地。[74](卷六《水利》，引熙宁三年《千仓渠水利奏立科条碑记》)北宋中期，湖北汉阳长江的鱼干——淡鱼卖往江西，每斤将近100文。[75]治平末年，可以在长安买1斗米麦，或2斗粟豆。[26](卷五一六，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熙宁五年(1072年)，可以在陕西买1斗白米。[42](卷四三《乞不添屯军马》)元丰年间，可以在莱州市场上买1两绵。[76](卷二)宋哲宗元祐初，在开封可以买1斗粮食[54](卷二四五，王觌奏)，或买1笏潘谷墨。[77](卷八《潘谷墨仙揣囊知墨》)北宋后期，可以在台州买1斗米。[78](卷一)大观年间，可以买1斤牛肉。[55](刑法二之五十二)宣和七年(1125年)，坑冶户可以按官价卖给官府1斤铜。[29](卷四《论时事》)宋徽宗时，可以在开封的算卦摊上算一卦[76](卷三)；可以在唐州方城仙公山下的新寨买1枚砚台[79](卷七《砚石评》)；可以乘骑出租马到开封城内的任何地方。[69](卷四《杂赁》)北宋末年，可以在开封买1斤从黄河等外地运来的鱼。[69](卷四《鱼行》)在南宋初的两浙，二月以后可以买1条河豚。[80]绍兴末，在荆门军一带可以买1斤多“杂以木叶”的“下等粗茶”。[62](卷四九《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可以买1束草料。[55](食货二十一之二)绍兴年间，可以在两浙买1张席。[2](补志卷十二《华亭道人》)南宋中期，在苏州可以买1颗洞庭真柑。[81](卷三○《真柑》)宋理宗前期，可以在湖州铸造1个大铁香炉。[52](第341册，释净月《报国寺布施记》)乾道元年(1165年)，在江陵可以让两个穷人喝一场酒。[2](补志卷十二《傅道人》)庆元年间，可以用100文会子在临安府买1斤油。[82](《街市点灯》)南宋中期，可以在越州买1双室外踩雨水用的木屐[60](卷三一《买屐》)；可以在临安买1幅民间街市仿朝廷修内司出产的一种“轻小唐绢”[83](卷九《唐绢》)，或是买1张修内司所造的蠲纸或2张糨纸[83](卷十《蠲纸》)。在端平初的临安城，100文可以在饭店吃顿简单的饭食。[84](《酒肆》)南宋后期，可以在福建建安买1件蓑衣[85](卷三二)，或是买1颗名为皱玉的荔枝[86](卷八《和赵南塘离支五绝》)。南宋末，在歙县可以买到1只螃蟹。[87](卷八《蟹至上数日而价比异时特贵贫者只得忍口薄暮有以为饷者作诗回饷》)
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朝廷曾诏令严禁和外国商人交易：“敢与蕃客货易，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55](职官四十四之一～二)交易满100文就按犯罪处治。按照《嘉祐编敕》：在河北、陕西、河东3地，如果携带铜钱出国界，满100文即判处1年徒刑。[39](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
4.1贯钱
1贯钱，淳化年间，可以在开封买1头公猪。[26](卷三四，淳化四年十月丁丑)嘉祐中，可以在苏州买1部校勘精良的正时兴的《杜甫诗集》。[81](卷六《官宇》)宋仁宗时期，在开封可以买1只供皇帝食用的新上市的螃蟹[88](卷一)，也可以买1顶士兵的青纱帽[39](卷十八《再对御札一道》)，也可以在定州买1本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叙》石刻拓片[77](卷五《定武兰亭叙刻》)。元丰中，可以在成都府路买1匹布。[89](卷三)北宋后期，可以在洛阳买1枝牡丹的名贵品种魏紫。[88](卷二五《天王院花园子》)宋高宗初期，可以买1支著名笔工屠希所制的笔。[60](《南文集》卷二五《书屠觉笔》)南宋前期，可以买1具简陋的棺材。[60](《剑南诗稿》卷三六《龟堂东窗戏弄笔墨偶得绝句·又》)南宋初，可以在乡间买1条布被。[90](卷一《布被》)南宋初的两浙，可以于正月预付定金买1条河豚。[81]乾道年间，可以在江南东、西及二广地旷人稀的地方买1亩地。[55](食货五十六之五十六～五十七)乾道二年(1166年)七月，可以在湖北荆门军、襄阳、郢州买1石米。[55](食货四十之四十四)乾道六年，可以在秀州买1条小狗。[2](支景志卷五《许六郎》)乾道七年，可以在鄱阳买顶毡笠。[2](支乙志卷七《王牙侩》)可以在江南地区买1枚北方沿海所产的鳆鱼，即牡蛎。[91]绍熙年间，在金华县可以请僧人念颂一部《孔雀明王经》。[2](支乙志卷八《陈二妻》)
雍熙二年(985年)修订的法令规定：窃盗财物满1贯者，判处“配役”即刺配服劳役1年。[10](卷一九九《刑法志一》)按照《嘉祐编敕》，在河北、陕西、河东3地，如果携带铜钱出国界，1贯文以上为首者处死，从者决讫刺配远恶州军牢城。[39](卷二六《论钱禁铜法事》)元祐五年(1090年)，按照新定的法律：“重禄人因职事取受财物，及系公人于重禄人因本处事取受人财物、故放债收息及欺诈……一贯文流二千里。”[26](卷四五○，元祐五年十一月乙丑)官吏受贿、放债收息及诈骗钱物满1贯，即判处流放2 000里。
5.10贯钱
10贯钱，宋仁宗时，在开封可以买1套豪华军装。[39](卷十八《再对御札一道》)北宋中期，在洛阳可以建造1座井亭。[92](卷中)在北宋中期，可以买1枚兖州名匠东野晖所制的墨。93](卷中)熙宁五年(1072年)，在开封可以买1匹民用马。[25](第4，第5)宣和年间，可以买1头牛。[55](兵十八之二十三)在北宋后期，可以买1两黄金。[94](卷二)宋徽宗时，可以在开封酒店办场畅饮的酒席。[95](卷七《相国寺日者》)两宋之际，可以在河东代州买1亩良田。[2]三志壬卷六《卫校尉见杨王》)在北宋后期至南宋前期，可以建造底层农民居住的茅屋3间。[55](食货二之十五，六十三之一○○～一○一)南宋前期，可以买1件广西桂州的木刻傩戏面具。[96](卷七《桂林傩》)可以在宋宁宗时的苏州买1亩土地。[97](卷十《汉田亩价》)南宋中期，可以在湖州买1亩肥沃的土地。[3](卷十八《陈氏舍田道场田记》)开禧年间，可以打眼水井。[52](第301册，胡六八《开井记》)在宋宁宗时的临安，可以买张又大又好的雄虎皮。[83](卷七《虎豹皮》)淳祐七年(1247年)，可以在广州买1亩良田。[98](卷三三《广州丁未劝农文》)
10贯钱可以解决一户人家的饥寒问题。北宋前期的曹州富户于令仪，是位宽厚长者。一天夜晚，有盗贼进入其家被擒获，原来是邻居的儿子，招供说迫于贫困，不得不偷盗。于令仪问他想要什么？回答说：“得十千，足以衣食。”于令仪遂给了他10贯钱。“盗大感愧，卒为良民”。[11](卷三《奇节》)以此改变了人生轨迹。治平时，龚球随做官的父亲在岭南，其父病死后，他流浪回开封，以乞讨为生。一天遇到位远亲，“哀之，赠之十千，仍副以衣物，球乃始自给”[43](后集卷四《龚球记》)。10贯钱使他得以自食其力。如果再翻一番，20贯可以成为脱贫的本钱。据洪迈记载：吴中有细民原以卖鱼为业，后“得旧开元通宝钱二万……用为本业，家遂小康”[2](丁志卷十六《吴民放鳝》)。
宋代法律规定：“诸将铜钱入海船者……十贯流二千里，从者徒三年。”[20](卷二九《铜钱下海》)将铜钱带上海船，就有走私到海外的嫌疑，数量达到10贯即判处流放2 000里的严刑。10贯还是案件级别划分的一个界限。元祐二年(1087年)，刑部、大理寺规定：“凡断谳奏狱，每二十缗以上为大事，十缗以上为中事，不满十缗为小事。大事以十二日，中事九日，小事四日为限。”[10](卷一九九《刑法志一》)涉案金额10贯以上就属于中事，朝廷的司法部门必须在9天内处理。
6.100贯钱
100贯钱，在宋太宗朝，可以买本《淳化帖》。[99](《古今纸花印色辨·淳化阁帖》)崇宁年间，可以在陕西制造1辆战车。[55](兵二十六之二十五)绍兴年间，可以在东南地区买1.头牛[100](卷四九《答田券示徐伯远》)，也可以在西南地区买1匹马[22](卷一八六，绍兴三十年九月丁丑)。宋孝宗时，可以在鄱阳县城内买处住宅。[2](支甲志卷四《张待制》)绍熙年间，在饶州可以买1具高档的棺材。[2](支乙志卷三《彭妇棺》)嘉泰年间，可以在绍兴府为钱清盐场盖座30余间规模的办公廨宇。[56](卷五八《钱清盐场厅壁记》)宋理宗前期，可以在湖州制造寺院用的大法鼓1面。[52](第341册，释净月《报国寺布施记)咸淳年间，可以在南安军建起一座纪念周敦颐的濂溪祠堂。[52](第350册，陈宗礼《南安军司理厅濂溪先生祠堂记》)在南宋后期的江西，可以买1幅当代名家杨无咎画的梅花图。[99](《古画辨·杨补之》)
7.1 000贯钱
1 000贯钱，建炎年间，是“性俭约”的皇太后1天的生活费。[22](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乙巳)绍兴初，在浙西可以买个进义校尉的官衔。[101](卷二《条具宣抚处置使司画一利便状》)绍兴初，在福建可以买艘商船。[102](卷十九《连公墓碑》)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江浙地区，可以造艘“五车十桨”的小船。[22](卷八九，绍兴五年五月癸未)淳熙年间，在福建建安县可以建成1处占地30余亩、设施齐全的埋葬无主尸首的常平义垄。[52](第259册，宋之瑞《常平义垄记》)庆元年间，可以买本重模《淳化帖》并参入别帖的善本《绛州法帖》20卷。[99](《古今纸花印色辨·绛帖》)在庆元年间的明州昌国县，可以建造1座主簿的办公处所—主簿厅。[56](卷五八《昌国县主簿厅壁记》)南宋中期，可以买1颗大北珠。[2](三志壬卷九《复州谢黥》)在宋宁宗时的临安，可以买1斤花斑优美的玳瑁。[83](卷四《玳瑁》)嘉定二年(1209年)，可以买1道度牒(11界会子)。[10](卷一八一《食货志下三》)在宝祐年间的吉州龙泉县，可以建成1座县丞的办公处所—县丞厅。[103](卷十五《吉州龙泉县丞厅记》)咸淳五年(1269年)，可以在潮州建座“为屋九间，其深丈有六，广三之”的佛教法堂。[104](卷十一《潮州开元寺法堂记》)南宋时期，在福建延平可以买1位美丽的小妾[2](乙志卷十六《张抚干》)，或买下1张名为“玲珑玉”的古琴[99](《古琴辨·琴画有穿孔》)。
8.10000贯钱
10 000贯钱，宋太宗时，可以在开封买一座供执政大臣、贵族居住的豪华住宅。[10](卷四八三《陈氏世家》；卷二五七《楚昭辅传》)景祐年间，可以在开封置办1套高档服装。[26](卷一一八，景祐三年二月壬戌)庆历初，可以在福州建所建筑面积为60间的府学。[105](卷八《庙学》)庆历年间，可以买到正八品殿直的官职。[106](卷二七《寄上范参政书》)绍圣年间，可以在福州闽江上建座长3 000尺、用船120艘的浮桥。[105](卷五《浮桥》)两宋之际，可以在金朝的燕山府买一所高档住宅。[107](卷一六三，绍兴四年九月十九日)绍兴中，是宋高宗供奉慈宁宫皇太后的月俸。[22](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九月戊戌注)绍兴末，可以打造1艘航海的大船。[22](卷一八九，绍兴三十一年三月辛卯)淳熙年间，可以在明州城外买座豪宅。[2]丁志卷十四《明州老翁》)嘉定年间，可以在常熟县的寺院里建座钟楼。[108](卷三《常熟县大慈寺钟楼记》)
当一文文、一贯贯钱币摆在面前时，我们可以明确地认识到其币值，并在互相比较中加深印象。我们还看到了下层百姓的艰难和上层权贵的奢侈，更多地感受到了宋代社会经济整体上的发展与发达。
注释：
①斯波义信《南宋米市场分析》(《宋史研究集》，台北编译馆1969年版)、《宋元代粮食消费与生产水准之探讨》(《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选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从粮食角度探讨了有关问题。何忠礼《苏轼在黄州的日用钱问题及其它》(《浙江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从个案出发研究了具体的日常消费。谷更有《宋代乡村户之生活水平析议》[《经济史论丛(1)》，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研究了乡村的有关情况。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和汪圣铎《两宋货币史》(社科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从购买力的角度对宋代币值进行了动态研究。
②苏轼《仇池笔记》卷上《二红饭》中云：“今年东坡收大麦二十余石，卖之价甚贱，而粳米适尽。故日夜课奴婢舂以为饭。”可以证明其家不是每天买粮。他也并非没有存钱，在黄州时，苏轼于一封书信中提到：“尚有二百千省，若须使，乞示谕，求便附去。”(《苏轼文集》卷五五《与杨元素十七首(以下具黄州)》九)之所以低标准限制日常费用，是节俭，也是被贬斥时的姿态。
③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八四，岑象求《上哲宗论佛老》。原作“中人千家之产也”，“千”字疑误，照此中等人户家产仅160余贯，未免太少。按古人均作“十家之产”，此“千”字当为“十”字传抄之误。
④汪圣铎《两宋货币史》有《宋代铜钱购买力与前代比较》一节，认识到这一问题，并指出由于铜钱的积累等原因，购买力呈下降趋势。
⑤王楙：《野客丛书》卷十《汉田亩价》，第148页。
⑥赵与时：《宾退录》卷三，第36页。《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10册第3073页)记：“陛下过意征臣，臣卖田百亩以供车马。”
⑦张守：《毘陵集》卷五《论淮西科率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七，张守奏：“以家业钱计之，乡村人户率二十千当输一匹，询之他州，未有如是之重也。夫以一家之业，才二十千。”可知家业钱即家产。
⑧《宋史》卷二五八《曹彬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二月庚戌”条作：“因密赐钱五十万。”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也作“因密赐钱五十万。”但同书卷五、卷一三又载宰相庞籍言：“赐钱二十万贯而已。”一书有两种不同数额已属不妥，况此处“钱二十万”并不是20万贯。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二载：“曹璨，彬之子也，为节度使。其母一日阅宅库，见积钱数千缗，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历中外，未尝有此积聚，可知汝不及父远矣。’”可知曹彬生前从未有过数千贯的积蓄，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