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危机”和危机的政治性诉求——读蔡翔《何谓文学本身》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危机论文,政治性论文,文学论文,蔡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谓文学本身”的提问本身，便不是一个“纯文学”的思考。但“什么是文学？”或者“文学何为？”却是和“纯文学”的提出一道共同“建制”了中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体系。按照德里达的分析，这类问题的出现，说明文学表达正处在一种“危机的经验之中”：“这些文本的形式多种多样，但都属于不再单纯的文本，或者说不再是文学的文本了。而对于有关文学的那些令人忧虑的问题，它们不仅仅提出来，不仅仅赋予它们理论的、哲学的或社会学的形态，比如像萨特那种情况，而且，它们的质疑还与文学与批评的实行性（甚或是危机中的实行性）的机理联系起来。”②“纯文学”批评在危机之中的实行，首先与一种全新的、独特的、现代的文学行动有关。这一行动最“令人着迷”的地方，在于它“有能力”形成与它本身相关的种种问题和理论法则。而这一“能力”又具体表现为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勾连个体与历史、心理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等等对等项的本领：“在最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搜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的潜能。”③ 正是文学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与哲学、理论、历史、文化等）的这种互动，共同建制了中国一九八○年代以来的“纯文学”发生发展的语境和场合。可以说，现代文学的这一独特“潜能”激发了文学批评在文学内部的寻宝和探险；同时，它也必然激起后来对文学的“无责任感和软弱无力”的批评和禁止。
一个为人所忽视的问题是，八十年代“纯文学”提出之际，正是文学“危机”感浮现之时。新时期文学经过“朦胧”期的破旧布新之后，并没有迎来理所当然的“黄金”的丰收。“究竟什么叫小说？究竟什么叫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对“多元化”创作现实的理性的反思，成为小说家、批评家们共同的“困惑”。这种困惑的另一面——“如何使我们的工作更有力地介入当代人的文化心理的结构面”④——便成为新时期文学克服“无责任感和软弱无力”⑤ 的第一次努力。
但是，文学危机只是更深刻的社会、文化危机的一个反映。对于一个被迫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自近代以来就处在一种“落后／挨打”的危机焦虑之中。邹谠在《中国革命再阐释》一书中，曾开宗明义地分析了这一“危机”意识的形成和发展。他说，“除了导源于对外战争的新近失败的危机感外，国际环境中的另外两种因素将持续对中国产生明显的影响，强化这种危机意识，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这就是西方意识形态和范例（现代社会科学术语称之为‘模式’）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冲击。”⑥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成立虽然为中国文化注入了蓬勃乐观的因素，但“冷战”的紧张氛围却比任何时候都强化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危机意识，甚至我们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是这一危机心理的畸形发展。只是，它发展的结果，或者说社会主义激进实践的结果，却是另一种更深刻的危机的诞生：“‘文化大革命’遗留给中国深刻的权威危机，许多外部观察家将这种危机描述为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对未来前途的信心危机和对政党国家的信任危机（三信危机）……对危机做出反应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强大动力，推动他们改革党的国家制度，改革经济，重新界定政党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⑦ 显然，“三信危机”并不仅仅促成了“改革开放”的政治行为，打破权威，祛除迷信，毋宁说是借助高度的“信仰和信任”——或者如蔡翔所说，是借助“悲观的乐观精神”——展开的。真正的危机，其实是在国门开放后不久，由现实的混乱和反思的深入所引发的，它诡异地接通了中国近代以来“落后／挨打”的文化记忆⑧，加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失败感”，可能也导致了某些偏激的文化选择。就文学上的反映而言，人们最不满的现象也正是在这种“面向世界”的比较之后产生的。批评家已经对越来越多的“技巧的现代派”产生不满（现代派），对文学表现的“传统”、“复古”风格感到厌倦（寻根派），对现实主义一派的美化和讴歌据理力斥（改革派），对文学“向内转”将会丧失的阵地感到忧虑（自我派）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形而上的看法和社会批评两种形式”⑩ 在“何谓文学本身”的提问中接通了。
但是，“纯文学”的“形而上”性和“社会”性却在接通的同时消失了，渐渐变成了一个能指和所指都不甚明确的概念。哲学层面，继之而起的形式主义批评并没有发挥它的外国同行所形成的声势，具体原因还须探讨；社会文化层面，“纯文学”被当时在经济、文化、艺术等各个层面展开的“去意识形态化”运动所裹挟，只能在“抽象”和“个体”的两个极端施展拳脚，到一九九○年代，这种抽象性和个体性日益呈现出其“保守”的面目。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很难界定当时要取消的“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了，这也许是导致今天诸多混乱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这也为“批判的继承”“文革”之前的社会主义文化成果保留了相当的缝隙。显然，正是在这一缝隙中，蔡翔为“纯文学”恢复“政治性”的努力才成为可能。他说，在当时，“纯文学”概念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识形态色彩，甚至就是一种文化政治，而并非如后来者误认的那样，是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拒绝进入公共领域的文学主张（《何谓文学本身》）。迄今为止，我依然不能完全相信蔡翔对“纯文学”的这一政治性叙述。我总疑心他犯了自己所警惕的那个以“今日之是”来判“昨日之非”的错误(11)。但无论如何，蔡翔找到了一种叙述，尽管为此他多少放弃了自己坚持的“复杂性”。在这个叙述中，一九九○年代以后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一一向我们走来。
如前所述，“介入当代”是杭州会议以后当代文坛新生力量的重要“政治诉求”，我们不难明白这一诉求背后的具体指向。新时期文学看似在一个相对宽松清明的政治环境下展开，其实“指挥棒”的威力并没有减弱分毫。一方面，国家政治借着拨乱反正的工作，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革命的最后目的表现为经济和文化（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的目的”(12)，并在对文学艺术的评价中，渐渐提高了“文学性”所占的分量(13)；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安定团结”被置于“政治生活的首位”，在允许“创作自由”的同时，党倡导艺术家对“人民”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具体的批判实践规范和引导“自由”的范围(14)。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力总结这一新的意识形态控制策略，但可以肯定的是，新时期作家被迫在一个更为逼仄的空间中寻求“介入当代”的可能，或者说，寻求“文学”的可能。可惜的是，历史并没有给这代人半个世纪或者更长的时间将自身的种种可能都呈现出来，一股简单的单向度的力量将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在八十年代集中“走过一遭”（甘阳语）之后——这也许同样受“危机”意识的驱赶——“纯文学”便“尴尬”地承担了“私人化”、“日常生活”的内涵，甚至成了消费社会下“新意识形态”的一道装饰。
所以，蔡翔对“纯文学”、“介入性”的历史真相的揭示，其实并不单纯是一种“革命怀旧”的行为，相反，他通过这个问题。引导我们关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就个人而言，通过对“纯文学”的扬弃，他也激活了自己的学术脉搏。沿着这条思路，他着重讨论了“冷漠”心态的形成，“知识分子”“阶层”的产生，然后是对“底层”、“边缘”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关注，对“社会主义记忆”的检讨，对“新意识形态”的警惕，对“文化研究”以及学术研究方法的探讨，等等。而贯穿在这一系列思考深处的，恰恰是“介入当代”这一一九八○年代最有价值的精神资源。
在所有困扰和触动蔡翔学术良心的问题中，“知识分子”可能是最根本的一个。这显然与批评家的“身份焦虑”有关——读者应该不难在本书中读到一个风格迥异的蔡翔：“我的职业和工作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已经‘中产阶级化’了”——更重要的是，这种“焦虑”引导批评家从“阶级属性”出发，发现“知识分子”与“底层”民众之间令人沮丧和不安的“断裂”。他引用了艾尔文·古德纳的《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对掌控着“文化资本”的“新阶级”的分析，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为我们揭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在为自身争取独立和自由权利的时候，有意无意间流露出来的“集体无意识”：
知识分子发现了农民中的“能人”，并将其引入自己的故事，而在叙述中间同时实现或满足着自身的期许、想象甚或要求。
知识分子，尤其是技术知识分子，潜意识里，实际上很难容忍“工人的控制”。二十年后，人们更有理由质询：知识分子真的有意于“建立一种不论文化资本，人人都平等的社会秩序吗？”(15)
这个问题继续深入下去，无疑会让深受“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感到“惶恐”：知识竟然“真的”长着一条并不必然促进“平等”、“共富”、“幸福”，相反却加深“不平等”、“贫困”、“分化”的“资本主义尾巴”。但显然，蔡翔并不想陷在这个传统问题当中——虽然现在他已经和许多更年轻的学者开始了重新认识这一传统的工作——指出“在权力、等级、不平等这些关键的社会问题的核心之处，存在着知识的问题”(16) 这一点，已经足够警示“当下”了。他从这一角度转向了一种美学和社会学的思考，而正是在对“专业主义”和“冷漠”的思考中，蔡翔痛苦地意识到“介入当代”的精神已经渐渐变成了一个需要维护和坚守的“神话”了。
其实，在中国，这个问题早有“定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它是一定要有所依附的，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当古德纳着手从“阶级”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时，他要揭露的是整个二十世纪，“无论是在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由苏联及其卫星国构成的第二世界，还是由北美、西欧和日本这些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第一世界”，“一个由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和由“商人或政党领袖”组成的旧阶级之间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阶级系统”(17)。这无疑是自列宁时代就困扰着革命领袖和先进知识者们的问题。只是在“后冷战”时期，重提此问题，就有了对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意味，这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行为。但是，知识分子是否就真的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了呢？进言之，从阶级的角度考察知识分子和革命历史，将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显然，古德纳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含混的，他明智地辩称马克思也是在一种非正式和含混的语义之下使用“阶级”这个概念的。而同样关注知识分子和阶级问题的法国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却坚决反对使用“阶级”概念来定义知识分子，他说：“就其独特的生产方式而言（它涉及精神事物），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阶级’，但这个阶级的边界是模糊的。这个在二十世纪成长起来的阶级包含一些区别越来越大、沟通越来越少的领域（如人文领域和科学领域）。每个类别又分出多层等级，从‘低级’知识分子中的埋头苦干者直到‘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名流。在这些名流的顶峰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精英等级。因此，对于阶级、等级集团、阶层这些概念，我们不应该使它们相互排斥，而应该把他们同时利用和组合起来，以便构思知识分子的统一性和多元性。”(18) 换言之，正如历史所证明了的，阶级是个排他性极强的概念，同时却也具有强大的整合能力。以知识阶级为出发点，只能发展出一套“学院中的知识阶级”（就像古德纳所说的“学院中的无产阶级”一样）的概念和学说，引导学术走一条文人化或学者化的精英思路；同时，它也必然忽视知识分子内部上层精英和底层分子之间的“断裂”，无视学术生产过程中真正的“阶级”因素。
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蔡翔更多关注的是“知识”本身的问题，从而放弃了“阶级”这样传统左派的思考方式。他认为“专业”知识和中国现代化梦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所以近代以来，尤其建国以后，国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培养从未停止，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权、政党之间的关系更紧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技能”作为一项“私人”财富，受到政府鼓励，“知识者”首先被视作有才能的“个体”，而“知识”首先被视作发财致富的手段，这样，整个八十年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就比中国历史的任何时候都与“知识”和“知识者”发生了关系。所以我们说，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新”的阶级来思考，对蔡翔而言，首先就意味着对个人化的、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和政治资本的、放弃了责任和使命感的知识分子的批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他的这个努力视为某种社会主义记忆的复苏，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由此来思考自身的“知识观”和“知识分子”责任的问题。
而说到责任，就不能不提到“底层”。作为中国当代知识界最早倡导关注“底层”的批评家之一，蔡翔如今却在回应这个问题之时流露出越来越复杂的情感：“你还是底层吗？”他常常要这样被问和自问——只有真正经历过“底层”挣扎，又真正对“底层”抱有深厚情感的人，才会重视这样的质询。但我所重视的是蔡翔于“底层”之外，又提出了“底层文化”的概念。我把这个概念视作“文革”十年于文化大破坏之余的某种发现。知识分子为什么要关注——或者激进点说，要争夺——底层文化？
我相信在一九八○年代最初提出“文化”概念的时候，人们是在一个“普遍性”的“一般文化”意义上使用它的。在“普遍人性”、“共同美”、“主体性”等哲学／美学讨论背景下，“文化”承担了抵制集权观念的思想解放的任务。但正如上文对“危机”观的分析所示，解放了的兼容并蓄的文化观念迅速发现了自身的“特殊性”。国家的、性别的、民族的、地域的——这些带有明确身份归属的“文化”观念挑战了人们平和冲淡的“去政治化”梦境，文化，这个“曾经一度被构想为一致性的领域已经被转变成了一个冲突的地带。简而言之，文化已经由解决办法的组成部分一跃而成了问题的组成部分。文化不再是解决政治争端的一种途径……而是政治冲突辞典本身的组成部分”(19)。这种冲突使知识分子陷入了相对主义的糟糕境地，他们发现在盲目的“多元化”之后，社会危机发生了转移：由单纯的二元对立转向多元内耗，这样就使得统治权力“不是只有一个反对者，而是有着一群混杂的、不团结的敌人”(20)。对中国社会而言，这无疑是非常危急的事情。
而更危急的事情，却是在“共产主义”理想丧失之后，作为底层（第三世界）的“中国文化”如何抵制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统一”的现实。杰姆逊相信“社会主义日常生活”或许可以发展出一种力量，大卫·哈维坚信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毁灭性，李泽厚寄希望于一种修正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罗蒂坚持认为物质富裕的西方社会才真正有可能提供一幅“想象”的图景……所有这些观点背后其实都表达了一层意思，那就是文化本身其实是没有力量的，什么可以称为“文化”那是要由经济／政治说了算的。所谓的“多元化”、“自由主义”背后活跃的是一个帝国的权柄。
如此，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关注“底层文化”，就如同关注自身一样。“代言人”的称呼或许不那么响亮，但凭空的知识生产和文化想象只能让自己处在“毛将焉附”的宿命当中。在底层中发现真的知识者的“血脉”，言他们所不敢言，发他们所不能发，把文化政治的权利牢牢把握；这也许就是隐藏在《何谓文学本身》背后的政治性诉求。
注释：
①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②③ ［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第9、10页，赵国兴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④⑤ 周介人：《文学探讨的当代意识背景》，《文学自由谈》1986年第1期。
⑥⑦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第1页，甘阳编，何高潮等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
⑧ 参见甘阳《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读书》1986年第2期；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6年第5期）等文章。
⑨ 参见刘晓波《危机！中国当代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第1期等文章。
⑩ 参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钱佼汝、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
(11) 蔡翔：《两个“三十年”》，《天涯》2006年第1期。
(12) 参见胡乔木《如何把握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引自《胡乔木论文学艺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3) 参见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
(14) 如对《苦恋》的批判。
(15) 蔡翔：《专业主义和新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另一种思考》，《何谓文学本身》，第150—151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16) 参见埃德加·莫兰《方法：思想观念——生境、生命、习性与组织》，第15页，秦海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7) ［美］艾尔文·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第1页，顾晓辉、蔡嵘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8) 蔡翔：《何谓文学本身》，第63页。
(19)(20) 参见特瑞·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第44、49页，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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