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势力论文,工程论文,军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7－0031－08
在现代军事学上，军事工程是指用于军事目的的各种工程建筑物及其他工程设施的统称，但就中国古代而言，那时的军事工程还只是一个以城池、长城为主体的筑城体系。这一体系大体适应了以冷兵器为主装兵器的战守需要。宋代以后，火器在战争中的应用日渐增多，传统军事工程开始出现变革的苗头。沿至明中后期，伴随欧洲势力的不断东渐，明代中国在火器装备、战略思想以及军事学术等方面已经融入一定欧洲元素，欧洲因素开始成为引发传统军事工程改良改造的又一推力。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晚明陆防筑城与海防筑城都已出现有别既往的新变化。当下之军事史家已经关注到了晚明军事工程的改良问题，但对欧洲势力东渐与晚明军事工程改良的内在关联却鲜有讨论①。本文拟就此一关联略陈浅见，祈请方家教正。
一
如所周知，武器装备是军事领域的核心要素。装备更新与随之而来的战术战法变化，迟早会促成军事领域的相关变革。军事工程技术的发展演变更与军事装备的更新换代息息相关。在晚明时代，伴随欧洲势力东渐，佛郎机、鸟铳、红夷大炮等欧式火器陆续传入中国，对欧式火器的仿制、改造与推广运用开始成为晚明军事变革的主要方向。在欧式火器俨然成为晚明军队主装兵器的时代背景下，与冷兵器相匹配的传统筑城体系已渐渐不能适应晚明新军事装备的实际需要，改良改造势在必行。
以最早传入的欧式火器佛郎机为例，其在长城沿线一带的大量装备首先引发边镇敌台建制的初步改良。戚继光在蓟镇创建空心敌台可以视为这一改良的集中体现。《练兵实纪》杂集卷六《敌台解》详细记录了戚继光改造蓟镇沿边敌台的缘起与初衷。这些空心敌台“冲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应，左右相救，骑墙而立。”火力射程及地势险要程度成为确定敌台间距的主要依据。每台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亦有十七八丈不等者。“下筑基与边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内出五尺有余，中层空豁，四面箭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虏贼，贼矢不能及，虏骑不敢近。”每台装备佛郎机八架、子铳七十二门，另有部分传统兵器。其内部构造特别是炮口设置，也主要考虑了发射佛郎机火器的实际需要。据杨博《本兵疏议》卷二一《覆蓟辽总督侍郎刘应节等敌台工完升赏疏》记载，从隆庆三年到隆庆五年，戚继光等在昌、蓟二镇修建空心敌台一千零十七座，守台官军之主装火器为“皆远击数百步之外”的佛郎机、鸟铳。至万历三年，蓟、昌二镇已修建这样的敌台一千三百三十七座，组建战车辎重车营十六个，实际装备佛郎机火器近万架②。除蓟、昌二镇外，保定镇在万历元年建空心敌台三百五十六座③，辽东镇在万历二年建空心敌台三十一座④，山西镇、延绥镇在万历三年也分别修建了数量不等的空心敌台⑤。
在依据新式装备改造长城敌台的同时，戚继光还对蓟镇总兵府所在地三屯营城和遵化县城进行了改造。三屯营城改建于万历三年，“周城水洞有二，敌台有九，环以牛马墙，列孔以备睥睨。”⑥ 遵化县城重修于万历九年。其中经过改造的牛马墙尤其值得注意。牛马墙又名羊马墙，亦称羊马城，宋代以后开始为城守者所重视⑦。三屯营城牛马墙与此前牛马墙之最大不同，在于预留铳眼以装备大将军⑧ 与佛郎机：“墙身每对一雉下，底开一大将军铳眼，以不能钻入人身为度。凡此墙每高三尺、平去五尺为一小铳眼，可容狼机。每眼上加一直缝，可三寸高、二寸阔，以便眼瞭，可以高下应贼。自此眼高之再三尺，又眼一层，宽狭如之。但此眼只用手铳，不用将、机等大火器。眼只一寸，眼上开长眼三寸，以便眼瞭。”⑨ 在日常城守演习中，戚继光也特别注重对牛马墙的防守演练。十四卷本的《纪效新书》卷一三《守哨篇第十三·守城号令·练守城解》着意提到，如敌人攻至牛马墙下，“城上垛夫看见墙外有贼，与几垛相对，该垛火夫只高声喝云‘来了！’牛马墙内游兵就于此墙由铳眼向外瞭贼。的确相对，或在濠外，或到墙下，势小着准打铳，势大对处放大将军。”由此可见，牛马墙与佛郎机制式火器在戚继光设计的城防体系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
除戚继光外，侯先春、郭子章也较早提出凭借佛郎机火器改造传统敌台。侯先春于万历十九年阅视辽东，同年上《安边二十四议疏》，呼吁在辽东长城修建附城敌台。他说：“见今三里设一墩台，制也。诚于二台之间，附城添置二敌台，令火器可及台之下，围以穴墙，使便打射，计二百里新旧台二百座，伺虏信急，每台置二十军，专备火器火炮打射。”⑩ 此疏虽未明言所谓火器火炮即佛郎机，但翻检李辅《全辽志》，早在嘉靖后期，辽东十四城已大量装备佛郎机火器，其中辽阳233门，占装备火炮总数的近24％；锦州86门，占装备火炮总数的50％多；广宁766门，占装备火炮总数的近70％(11)，佛郎机火器已经成为辽东一镇的主装兵器，则侯氏奏请凭借火器火力修建附城敌台的建议必然会考虑到佛郎机火器的匹配问题。郭子章《城书》称，城池防守，全仗敌台，有城无台，亦如无城，台非其制，亦如无台，“敌台之制，紧靠城之外身，贵于长出，不贵横阔……台上左右垛墙平腰之半各开三垛口，每口要阔一尺四寸，以便抛打砖石，放发矢弹；墙脚下中央各开一孔，方圆八寸，以便放打佛狼机、百子铳……各台地步相去，或二三百步，或一百余步，或七八十步。”(12) 但郭子章设计的城守敌台并非空心敌台，而是实心敌台。明末军事家周鉴亦云，敌台“左右墙之下照品字形开成铳眼，以便打放佛狼机、百子铳等项火器，上留马眼式，以便照看取准。铳眼之制，内狭外阔，以便左右取准……各台地步相去不宜太近，太近则恐对放神器自击其城，更不宜太远，太远则恐矢石无力。”(13) 相对实心敌台而言，茅元仪更倾向于空心敌台。他说：“筑实敌台不如筑虚敌台。其法，用砖石砌三面而空其中，中有二层，以木板为楼，用木梯上下，每层多置空眼以便窥觇，及放鸟铳、弩箭之类。”(14) 充分肯定了戚继光的做法。
待到红夷大炮广泛装备于明朝军队之后，晚明对于传统军事工程的改良改造明显步入新的高潮。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徐光启上《辽左阽危已甚疏》，提出在北京建造万年台、安置极大铳炮的城防构想。此种敌台拟建于都城四面，“切附门垣，用大石垒砌。其墙极坚极厚，高与城等”，为“三角三层空心式样”(15)。天启元年四月，徐光启上《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认为京师固本之策，莫如速造西洋大炮，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16) 在《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中，徐光启又说：“夫兵器之烈，至一发而杀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铳极矣，无可加矣。”若守而无台以用之，“犹手太阿之剑而无柄也”(17)，再次强调西洋大炮与护铳炮台在京师城防中的重要作用。崔景荣等《题为制胜务须西铳敬述购募始末疏》亦云：“少詹事徐光启疏请建立敌台，其法亦自西洋传来。一台之设，可当数万之兵。尚书黄克缵、侍郎邹元标各娓娓言之，实有灼见，急宜举行。”(18) 六月，徐光启在《移工部揭帖》中详细描述了他所设计的空心敌台。这种敌台为附城圆柱形，一面接连城身，三面凸向城外。上下三层，台体中空。下层周围开铳眼十六个，二层开铳眼二十一个，上层中心立望楼三层，望楼二、三层各开铳眼四个(19)。铳眼内大外小，以便转移击打。工部经过周密论证，计划在北京先如式建造两座，“俟验有成绩，酌量添造。”(20) 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工部在北京四周修建新式敌台的计划虽然搁浅，但孙元化却在辽东前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建台实践。天启二年二月，吏科给事中侯震旸荐举孙元化精熟“铳台之法”，建议朝廷破格留用，如法建造，“一台既就，各台齐推之山海、蓟门各关隘，各行建筑，以成金汤之固。”(21) 五月，孙元化在《上王经台乞定三道关山寨铳台揭》中称：“台台能信职之铳法，则宜依职之台法。若台法不行，不惟不能用铳，并不能守铳。”(22) 强调装备大铳守城，必有如法之铳台配套而行，否则有害无益。八月，孙元化著成《铳台图说》，建议修建锐角敌台，“锐角者，犹推敌于角外，以就我击，故锐无不到，而敌无得近也。”并称：“角之锐也，外洋法也。”(23) 天启六年正月，孙元化疏请采用西洋台铳之法：“中国之铳惟恐不近，西洋之铳惟恐不远，故必用西洋铳法。若用之平地，万一不守，反藉寇兵，自当设台……此非方角之城、空心之台所可御故，必用西洋台法。”(24) 二月，孙元化又提出以西洋之法改造辽东炮台。这种炮台“形如长爪，以自相救”，极便于自身防守。天启皇帝命孙元化“速赴宁远，与袁崇焕料理造铳建台之策。”(25)
在京、边要地陆续改良传统军事工程的同时，州县城防的脆弱性也引起一些人的忧虑。韩霖在崇祯时期著《慎守要录》和《守圉全书》，倡议对州县城制如法改造。韩霖称：“今之城制，鲜有合法者”，而“敌台之顾盼未必得宜，而马面敌台三面受敌，火器矢石难于施放”乃其五弊之一(26)。因此对如法如制的新式敌台倍加赞赏。他说：“敌台击贼，易于为力。每台各置大炮，翼以鸟铳、火枪，选择勇力者守之。若敌台、大炮得法，守城工夫已完大半。”(27) 崇祯八年，韩霖在《上吴道尊议修铳台揭》中重提“城守要务，铳台第一”，呼吁在绛州城北建造大型敌台，“用炮守之”，东北、东南各作一台，“用炮夹击”，且称“此议曾与西洋高先生道之”(28)。所谓西洋高先生，即当时在绛州传教的耶稣会士高一志。则韩霖关于绛州炮台的改良思路势必受到欧洲军事工程技术的启发与影响。
二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明朝东南海疆出现新的危机。尤其是荷兰殖民者“坚船猛铳，莫之敢撄，筑城建屋，莫之敢问。时而出没内港，扬扬自得，盖骎乎有荐食之意矣。”(29) 面对欧洲殖民者的坚船利炮，中国传统的以备倭、御盗为主要目的，以卫、所城池与堡寨、墩台相配套的沿海军事工程，已难有效应对海上新威胁的强力挑战。在对传统海岸防御筑城巩固提升的同时，晚明地方当局还在东南沿海修建了新式铳城，在抵御外来侵扰、保卫海疆安全方面收到一定效果。
天启二年，荷兰殖民者再入澎湖。受荷兰殖民者冲击较大的同安、海澄、晋江等地官绅多次议建铳城，加强海防。天启三年，同安乡绅蔡献臣致书福建巡抚南居益，建议于浯屿修建铳城，威慑来犯之敌：“近闻红夷复入浯屿，求互市……浯屿一片地，在中左所海中，中左门户也……倘就本屿建一大铳城，而拨一水哨守之，多置铳械其中，则有险可凭，有铳可攻，夷必不敢泊舟其下，亦必不敢越此而入中左也。又左岸为普照寺，亦可就近寺处建一小铳城，而拨兵二三十名守之。彼此对峙，铳炮互发，夷益不敢越此而入中左也。”(30) 据蔡献臣《清白堂稿》记载，天启四年，同安知县李灿然为预防荷兰殖民者来袭，曾在同安修建铳台十座，“空其中，石其外，三方上下，各留空置铳以待，而中设板焉，栋之瓦之，以避风雨，盖望之言言仡仡矣。”(31) 甚至在荷人撤离澎湖之后的天启六年，蔡献臣还在请求于浯屿之料罗、陈坑建造铳城(32)。
海澄之修建铳城实缘于防备荷兰殖民者。天启中，荷人内犯，“邑令刘公斯
为筑陴水
，置铳待敌，此铳城之祖也。”(33) 张燮《刘明府惠兵德政碑》记刘斯建置铳城之初衷时说：“夷所恃长技者，铳耳，吾独不能以铳攻夷耶？悉筑小堡于水滴，置巨铳其前，名曰铳城，俟贼至急击之，贼为逐去，不敢曳澄寸武。”(34) 此即最初之大泥铳城。除此之外，刘斯还在钱屿、木屿设置二铳城，与厦门圭屿相接应(35)。荷人去后，刘斯所筑大泥土垣渐次崩颓。天启七年五月，“海寇猖獗，刘令就港口饷馆码用石砌筑铳垣，东长四丈，北一直七丈，置铳孔若干。复于沧江码用石砌筑铳垣，东长五丈二尺，北一直七丈二尺，置铳孔若干。”(36) 崇祯元年，“龙溪令楚烟摄署澄篆，于大泥天妃宫上筑石铳垣二十余丈，崇丈有二尺，置铳若干，防御贼舟。”(37) 余应桂接任海澄知县后，相地于原建铳垣之下，砌筑铳城。据余应桂《大泥铳城记》记载：“其城四周共一百一十三丈，石城四十九丈，土城六十四丈二尺。石城正面铳孔有九，大神飞铳九门，铜铳三门，銈铳九门；两傍铳孔各四，各中神飞铳四门；面海建敌楼一座，其三面各立一门，上建楼。城内把总衙一座，旁附哨官住房两座，城两旁哨官房、兵房共三十二间。”(38) 二年九月，又择溪尾地方正对中港者再筑铳城一所，“周围六十六丈八尺，北临海二十五丈亦用石砌，余四十五丈仍用灰土。临海铳孔一十有五，各置大神飞铳，两傍各铳孔九，各置中神飞铳，东西南各辟门建楼，北临海建一敌楼，俱如大泥之制……既告竣，旋撤八都沿江土垣而石砌之，广四尺，崇六尺，每十丈留铳孔者三，安铳备御，延袤二百余丈。复于港口埠筑关，建楼其上，额曰中权关，盖以二铳城为前矛后劲云。”(39) 崇祯四年，梁兆阳由福安调繁海澄，除继续完善中权关“腰城”外，嗣因原大泥铳城“基址未巩，城渐低下，铳眼与敌艘不相对。又铳皆北向，敌从东乘风潮突至，御之无及，乃于天妃宫更筑一铳城。”(40) 此城“自东至西计四十丈，台垣铳孔十有三，可击贼舟于数十里之遥。”(41)
晋江新式铳城有二，一在鹧鸪口，曰鹧鸪口铳台，一在溜石，曰溜石铳台，亦建于启、祯之间。据史继偕《郡东南徼新造铳台记》，鹧鸪口在晋江东南，为泉州海上门户，“海洋多暗礁伏石，非潮涨，巨舟不得行，仅龟屿前一线，舴艋可通，宜宿一军，为咽喉扼塞。而战守之具，无逾火器，若创筑城台，备列铳砲，寇至港门，列砲齐发，一夫之守，雄于百人，使贼不得向迩，欲战不得，伺其困怠，出锐兵歼之，此百全之势也。”乃于天启七年修建铳台，周二十四丈，高一丈八尺，“中建房五，安大将军铳九，重各八千斤，人猝不能举移。旁为火房三，以列百子铳、神飞砲之属。”(42) 溜石铳台为崇祯二年知府蔡善继建，“周遭二十余丈，崇之丈有四尺，下为铳眼十八，配以大发烦、大神飞炮十八门，上层设铳眼二十，配百子铳、佛郎机四十门，据高而发，势无所不靡。塔畔列营房，宿军士三百员名。”(43)
而与福建毗邻之广东南澳岛，也在天启年间为防备荷兰殖民者修建了新式铳城，这就是由南澳总兵黎国炳建造的腊屿铳城。据黎国炳《铳城记》：“腊屿铳城之筑，备红夷也。上座高一丈二尺，中围一十八丈二尺，为铳门者五。下座八尺，长围一十六丈，为铳门者十。中筑屋一座二间，以居城守兵士；敌楼一座，以壮形势；旁为屋三间，以贮军实。城外为屋三间，以充厨灶。下城为屋二间，以便看守。又于山顶筑台瞭望，高三丈，周围六丈，外环以墙，高八尺，长十二丈。”(44) 铳城“列大将军十五位，大神飞八门，每门受药弹四五斤，震发数十里，金石为碎。募兵六十名听用，官一员督守之。”铳城始就，“红夷乘料罗、古雷之胜，以三巨舰直逼南澳，遥见铳城，返泊青屿洋，眈眈三日，无敢犯境，夺魄而逃。诚制敌之长技而保障之上策也。”(45) 腊屿铳城建成后，黎国炳又在南澳岛之云澳修建云盖寺铳城，“上列大将军二位、大神飞二门，敌楼一区，戍兵防守。”(46)
除此之外，处于海澄钱屿、木屿之中的厦门圭屿，因其“为厦岛之内臂，漳郡之外户”，明末亦置铳城御敌(47)。厦门本岛在“天启壬戌、癸亥间，以红夷寇掠，置厦门铳城一，曾家澳、塔头铳城二，别设戍兵。”鼓浪屿在天启二年也因“红夷驾巨舰攻围”，设置铳城一座，置戍兵一营(48)。而在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之后，福建巡抚南居益也在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时特别强调重建澎湖铳城的必要性：“查得彭岛浮于海上，尽称天堑……其汪洋空阔，可以稳泊巨艘。惟妈宫、暗澳澳口两山对峙，左为风柜仔，右为西安，计水面相距止五百七十余丈。而案山鼎立其中，最称要害。此夷向日据此，以与我争者也。向为夷之所必争，今为吾之所必守。合无于风柜、西安、案山三处各筑铳城一座……设有异色等船，睥睨扬帆，三处巨铳一齐俱发，而岸上陆兵，持满横槊，以相犄角，此万全之策也。”又说：“夷人所恃坚舟，若用大铳重四五千斤、发弹十余斤者击之，未有不破。故夷望有铳城，即扬帆远去，不敢相近。则沿海勘泊大舟处所，各筑铳台，照夷式造大铳数十门，分发防御，在在可称金汤。”(49)
由此可见，居于福建海防前沿的漳、泉二府以及地近澎湖的广东南澳，面对荷兰殖民者的军事入侵，其沿海军事工程皆因海防形势的变化而有一定程度的改变。
三
伴随欧洲势力东渐，特别是耶稣会士来华，中欧军事交流成为晚明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内外军事压力愈来愈大的特殊背景下，晚明朝野之有识之士日益认识到欧洲军事工程技术在攻防战守中的重要价值，不仅千方百计借鉴吸收，而且在一些地方试验推广，从而使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打上一定程度的欧洲军事工程技术印记。
出于维护其自身殖民利益的现实需要，东来欧洲势力在远东地区修建一系列军事要塞，晚明中国人将这些欧洲军事工程称为炮台、铳台或铳城，其中包括澳门葡人炮台、吕宋西班牙铳城以及荷兰殖民者在澎湖、台湾修建的铳城。这些欧洲军事工程的结构、形制通过种种渠道传知国内，成为晚明军事工程改良改造的参照对象。据道光十五年广州将军哈丰阿《奏报查明澳门炮台各情形摺》考证，葡人在澳修建炮台始于天启年间，“初造有三巴门、伽思兰、娘妈阁炮台三处，後因嗬囒国争占，又添建东望洋、西望洋、南湾三处炮台，并将初建炮台加修宽大，添设炮位。”(50) 这些炮台对防御荷兰殖民者争夺澳门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也激起某些晚明人士的仿建兴趣。陈仁锡就说：“夫守城之得力者，莫利于神炮。今神炮已贮，而铳台未筑，是有用之器置之无用之地也。询历览海岛，见濠镜奥夷所筑铳台，制度极精，大约造之城上，于城头雉堞之下做一石窦，以便发铳，城内仍加厚一层，以防铳之伸缩。其坚固之极、活动之甚，比之宁远铳台专为佛郎机等铳用者，大不相同。今京师及边关险隘之处，宜仿此式造之。”(51) 曾经居留澳门的何良焘因为葡人代笔，“习见其铳与台，而悉其事理。”(52) 崇祯中，何良焘竟凭此一优势官阁部提授赞画，可见晚明朝廷对此之重视。而所谓吕宋铳城，也因福建商民之往来吕宋得以为国内所认知。据天启二年二月十二日江日彩奏疏，监察御史福建晋江人苏琰曾“陈吕宋铳城之法”，认为一座铳城“可当十万师”(53)，希望尽快仿建。范景文《战守全书》还引晚明沈弘之的《武事全书》，进一步论证晚明铳台技术之借鉴吕宋西班牙人。沈弘之说：“夫铳台何昉乎，昉于海外诸国。”远者不论，其近者则仿于小国吕宋，吕宋于万历二十一年杀闽浙商民数万，即凭此铳城。“城有三层，台下则有极大铳，即以击死数万人者，以上渐小。”闽人伍继彩因结交西班牙人得悉此城规制，又访得李姓者能造铳城，设法潜回国内。“继彩遂挟其人，投以为奇货。至北京，上书于兵部各衙门，自负有绝艺异铳，可以破虏，复河套、大宁、旧辽阳，不难也。此时万历三十二三年，目为狂生，而叱之去。时玄沪徐公方成进士，居翰林，奇其人而识之。已而徐公又从西洋利玛窦得其说，益讲明之。”(54) 明言徐光启之西洋炮台知识最初来自吕宋西班牙人。至于福建海防筑城之参照荷兰殖民者，本文第二部分已有讨论，兹不赘述。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来华耶稣会士，是晚明中国人获取欧洲军事工程技术的又一重要媒介。天启元年四月，徐光启在《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中提议修建的附城敌台，“其法即西洋诸国所谓铳城也。臣昔闻之陪臣利玛窦，后来诸陪臣皆能造作，闽广商民亦能言之。而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知之尤悉。亮采遗书克缵，又展转致书于兵部尚书崔景荣，力主此事当在亟图，亦非独臣一人知之言之也。此功一成，真国家万世金汤之险，不止一时御寇之利。”(55) 在同年五月的《台铳事宜疏》中，徐光启又说：“此法传自西国，臣等向从陪臣利玛窦等讲求，仅得百分之一二。今略参以己意，恐未必尽合本法。千闻不如一见，巧者不如习者，则之藻所称陪臣毕方济、阳马诺等，尚在内地，且携有图说。臣于去年一面遣人取铳，亦一面差人访求，今宜速令玛窦门人丘良厚见守赐茔者，访取前来，依其图说，酌量制造。”(56) 与德籍耶稣会士汤若望合著《火攻挈要》的焦勖，也在其《守城说略》中介绍来自欧洲的城防技术：“西洋城守所用火攻无甚奇异，但凡城之突处必造铳台。其制捏腰三角尖形，比城高六尺，安大铳三门或五门，以便循环迭击。外设彖铳以备近发，设炼弹以御云梯。合上另筑眺台二层，高三丈，上设视远镜以备瞭望。且各台远近左右，彼此相救，不惟可顾城脚，抑可顾台脚。是以台可保铳，铳可保城，兵少守固，力省而功巨也。”(57) 孙元化能够在辽东前线一展所长，不仅在于他是徐光启的学生，多受徐光启的启迪引导，还在于他所具有的天主教徒身份，使其能够从耶稣会士那里汲取较多“西洋台铳”方面的专门知识。
如前所述，绛州天主教徒韩霖热衷于探讨城守方略，所著《守圉全书》、《慎守要录》较多吸收了欧洲军事工程技术。他说：“筑城凿池，守圉第一要务，不佞留心讲求，颇异常法。”(58) 所谓“留心讲求，颇异常法”，即指其虚心求教来华耶稣会士，所论“筑城凿池”多有中国传统筑城技术未曾涉及者。其论欧洲筑城技术时称：“西洋造城全法，有上下两层，层各三丈……其上护墙，厚至二丈五尺，最薄者五尺，不用垛口，虽至猛之铳，击之无害。望敌有眺台，击敌有铳窗，其制之善，蔑亦加矣。今之所采，止可通行郡邑，与中国合式者。至西法全书译成，当呈御览，以为巩固神京于万斯年之助。”(59) 其论欧洲小堡云：“西国建置郡邑，斯为大城，其或村落结聚居民，或地势难筑城池，或费不足用，或兵不足守，则相度形胜，围一小所，谓之小城。”与大城相比，小城具有四个方面的优势，“故西国谚云，小城于民，譬衔于马，若遘驽劣泛驾，始知衔御之功焉。”(60) 韩霖还摹绘西洋小堡图制两幅，以便识者模拟：“此外洋二堡制，变通之，方圆曲直，无所不可，总以敌台大炮可以相顾为主。”(61)
在《守圉全书·设险篇》中，韩霖还介绍了新近得自西洋的几种敌台规制：“敌台亦有三类：造于城角，一也；或于城墙居中造之，二也；或于城外另作，三也。城角上者，谓之正敌台，此必不可无者已（也）。墙居中者，因其角钝，谓之匾敌台。另作于城外者，谓之独敌台。”“又有双敌台，其左右各有铳眼，用以守山谷或湖海之夹洲则建之。”“又有双鼻之台，此乃建于极锐角式之城者，其鼻分作二角，便于相救。”(62) 韩霖充分肯定欧洲城制的完美实用，希望各地如法炮制。他说：“城之有敌台也，如人之有元首四体，如兽之有角距爪牙，登陴而成营阵之形，守御而兼攻战之利。今郡邑城制亦略存其意，然合法者鲜矣。求其尽善，莫妙于西洋，盖西洋之城全恃此耳。其制有吭、有颐、有鼻、有眉、有眼，眼有珠，珠能左右盼，数里之外，发必命中……今采西制大略，师其意，扼要为守，御虏寇有余矣。”(63) 又说：“按诸公修筑之法，谭、戚为胜。当时异议纷纷，即赵文肃亦不以为然。盖拘泥常格，流俗通病也。余肃敏对角敌台，不识何状，若改为外洋式，加以精巧神器，虏马岂敢南牧，安得尽历九边，相度其要害险塞乎？”(64)
韩霖之兄韩云也是明末著名天主教徒，曾参与徐光启主持的西学译介活动。据韩霖介绍：“余兄景伯，从西洋陪臣新授造城法，乃奉旨所译旁通西学之一，为亘古未发之秘。”(65) 署蒲城知县时，韩云曾依西洋制式教民筑堡。他说：“本厅于修筑城池，颇有别传。目睹各处堡寨，俱不如法，无惑乎贼之能破也。今将堡式开列于后，互相传说，照式修补，可保无虞。倘未明白，不妨直上堂面请讲说。此谕。一堡以高原作基，以水作隍，四面不近高山峻岭为第一，此不易得。今人平原筑堡，方方围墙，墙不能站人，贼来一撅即破。今用此式，墙根下取土筑墙，于四角作三角形，三角形之内三角以土筑实，便是敌台。人站立其上，用火器击之。贼若箭来，锅盖就是防牌。墙根外壕深一丈，贼在壕内，便见墙又高一丈矣。墙根无留走路，下作斜形，雨水自不能坏。一如此式，亦可作住居房屋院落，自相保守。”韩霖旁注云：“此家兄署篆蒲城，教民筑堡式。亦外洋法也。”(66)
需要指出的是，来华耶稣会士传入的欧洲筑城技术多为多边形棱堡技术。根据恩格斯的研究，棱堡技术是炮兵出现以后，意大利工程师在改造传统圆形与方形塔楼过程中的新发明。“棱堡是不等边的五角形工事，它的一边面向要塞内部，因此对面的凸角面向开阔地突出。形成突角的两条长边称为正面，而把两条长边同城墙或垒墙连接起来的两条短边称为侧面。正面对付敌人的远程火力，而侧面以自己的火力掩护护城壕。”(67) “自十六世纪起，以棱堡为基础的筑城体系是唯一被公认的体系，直到十八世纪末，蒙塔郎贝尔才提出了一些不设棱堡的新的筑城方法。”(68) 这说明，在晚明时代的欧洲，棱堡技术也是相当先进的军事工程技术。通过来华耶稣会士，晚明中国大体了解甚至把握了世界军事筑城技术的发展趋向。
结语
美国著名全球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说过，新航路的开辟打破了此前各民族、地区间彼此隔绝、相对平行的历史状态，“严格的全球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直到哥伦布、达·加马、麦哲伦进行远航探险时才开始。”(69) 在这一过程中，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日渐确立，世界从此有了一部统一的人类历史。作为十六世纪后真正全球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晚明历史无疑打上了较为明显的“世界”烙印。但人们过去关注较多的是前近代早期的中西贸易与观念冲突，对因中西交流而促成的晚明变迁少有追踪，而这恰是全球历史启动后作用于晚明中国的真正落脚点。因此，梳理、建构晚明军事工程改良与欧洲势力东来之间的逻辑关联，或许可以成为解读晚明历史中诸多世界“印记”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为我们考察晚明历史提供了另一视角，有助于全面理解晚明社会的多样与鲜活。明代军事领域的这一现象表明，晚明中国虽已弊窦丛生，日趋衰落，但中国社会并不僵化保守，故步自封，中国人在中外交往中依然自信并充满智慧，他们以开放的视野关注世界，时常利用世界性资源解决自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果没有此后的社会动荡和王朝更迭，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与交融或许就是另外一种局面。
注释：
① 王兆春著《中国古代军事工程技术史》（宋元明）第二编《明代》第七章《军事工程》第一节《都邑军事筑城》，曾提到徐光启“吸取欧洲圆柱形与棱形城堡的建筑技术”设计北京“圆柱形附城敌台”的一次尝试（山西教育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第370页），这应该是有关此类论点的首次表述，惜其仅限于北京，而未作进一步展开。“中国军事史”编写组《中国历代军事工程》第四章《明清时期的军事工程》第一节《时代背景和对筑城的影响》，曾言及“倭寇和西方势力的入侵，曾迫使明、清两代重视海防，如明代对沿海卫、所的加强，清代前期的增筑炮台式要塞，鸦片战争以后的建设海军以及构筑沿海像广州虎门、山东威海卫、东北旅顺等地要塞，等等。”（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第二版，第261页）但对晚明中国为应对欧洲殖民势力的海上威胁而构筑沿海炮台的种种努力未作论述。
② 见（明）刘效祖《四镇三关志》卷7《制疏考》，载杨兆《台车工完讨军火器具疏略》，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③ （万历）《明会典》卷129《兵部十二·镇戍四·各镇分例一·保定》，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④ （万历）《明会典》卷129《兵部十二·镇戍四·各镇分例一·辽东》，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⑤ （万历）《明会典》卷130《兵部十三·镇戍五·各镇分例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 （明）戚继光：《止止堂集》横槊稿中《重建辟三屯营城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⑦ 据（宋）陈规《守城录》卷2《守城机要》（清道光瓶花书屋校刊本）记载：“羊马墙，旧制州郡或无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过六尺，厚不过三尺，去城远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盖羊马城之名，本防寇贼逼逐，人民入城，权暂安泊羊马而已，故皆不以为意。然捍御寇攘，为利甚漙。当于大城之外、城壕之里，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筑鹊台，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阔四尺，台上筑墙，高八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三尺，每一丈留空眼一个，以备觇望。遇有缓急，即出兵在羊马城里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马。不可去城太远，太远则大城上抛砖不能过，太近则不可运转长枪。”可见牛马墙之城防价值真正为人所重视似在宋代。
⑧ 戚继光所云大将军已非中国传统火器，而是一种名为无敌大将军的佛郎机制式火器（参见《练兵实纪》杂集卷之五《军器解·军火器·无敌大将军解》），《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12《舟师篇第十二·神飞砲解》又作无敌神飞砲。
⑨ （明）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卷13《守哨篇第十三·牛马墙解》，中国兵书集成本。
⑩ （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428《侯给谏奏疏》，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11) （明）李辅：《全辽志》卷2《兵政志·军器·原降神器》，民国二十三年辽海书社铅印本。
(12) （明）茅元仪：《武备志》卷110《军资乘·守一·城制》，中国兵书集成本。
(13) （明）周鉴（原题李盘撰）：《金汤借箸》卷1《预备部·敌台宜备·台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 （明）茅元仪：《武备志》卷110《军资乘·守一·城制》，中国兵书集成本。
(15)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3《练兵疏稿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6)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4《练兵疏稿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7)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4《练兵疏稿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8)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4《练兵疏稿二·谨申一得以保万全疏》附录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19)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4《练兵疏稿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0)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4《练兵疏稿二·移工部揭帖》附录一《抄工部揭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1) 《明熹宗实录》卷19，天启二年二月丙申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
(22)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1《设险篇》，明崇祯刻本。
(23) （明）孙元化：《西法神机》（卷上），清康熙古香草堂刊本。
(24) 《明熹宗实录》卷67，天启六年正月辛未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
(25) 《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二月戊戌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
(26) （明）韩霖：《慎守要录》卷2《设险篇·凿壕法》，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27) （明）韩霖：《慎守要录》卷6《申令篇上·派守敌台》，清海山仙馆丛书本。
(28)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5之4《协力篇》，明崇祯刻本。
(29)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5之1《协力篇》南居益《与赵明宇本兵书》，明崇祯刻本。
(30) （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10《答南二泰抚院》，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31) （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7《同李邑侯建铳台修坛庙记》，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32) （明）蔡献臣：《清白堂稿》卷3《浯洲建料罗城及二铳城议》、卷10《与朱如容抚台》，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33) （崇祯）《海澄县志》卷7《兵防志·兵防考》，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34) （崇祯）《海澄县志》卷18《艺文志三》，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35) （崇祯）《海澄县志》卷1《舆地志·山川》，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36) （崇祯）《海澄县志》卷2《规制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37) （崇祯）《海澄县志》卷2《规制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38) （崇祯）《海澄县志》卷2《规制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39) （崇祯）《海澄县志》卷2《规制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40) （崇祯）《海澄县志》卷7《兵防志·营障·天妃宫铳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41) （崇祯）《海澄县志》卷2《规制志·城池》，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
(42) （乾隆）《晋江县志》卷16《词翰》，清乾隆三十年刊本。
(43) （道光）《晋江县志》卷10《关隘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44) （道光）《南澳志》卷2《关扼》，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5) （道光）《南澳志》卷2《关扼》，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6) （道光）《南澳志》卷2《关扼》，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
(47) （清）周凯：《厦门志》卷4《防海略·汛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48) （清）杜臻：《闽粤巡视纪略》卷上，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
(49) 《明季荷兰人侵据澎湖残档》之《兵部题行〈条陈澎湖善后事宜〉残稿二》，台湾文献史料丛刊本。
(50) 《明清时期澳门问题档案文献汇编》（第658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51) （明）陈仁锡：《陈太史无梦园初集》漫集卷1《纪京边造铳台》，续修四库全书本。
(52) （明）范景文：《战守全书》卷10《守部·卫城铳台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53) 《明熹宗实录》卷19，天启二年二月戊寅条，台北：“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校印本。
(54) （明）范景文：《战守全书》卷10《守部·卫城铳台法》，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55)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4《练兵疏稿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6) （明）徐光启撰、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卷4《练兵疏稿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57) ［德］汤若望、焦勖：《火攻挈要》卷下《守城说略》，续修四库全书本。
(58)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首《守圉全书凡例（二十四条）》，明崇祯刻本。
(59)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1《设险篇·缮茸旧城（新译西洋法）》，明崇祯刻本。
(60)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2《设险篇·小城论（即堡也）》，明崇祯刻本。
(61)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2《设险篇·小城论（即堡也）》，明崇祯刻本。
(62)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1《设险篇·敌台（新译西洋法）》，明崇祯刻本。
(63)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1《设险篇·（铳台）小论》，明崇祯刻本。
(64)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2《设险篇·小论三（见三十八又三十八张）》，明崇祯刻本。
(65)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首《守圉全书凡例（二十四条）》，明崇祯刻本。
(66) （明）韩霖：《守圉全书》卷2之2《设险篇·小城论（即堡也）》，明崇祯刻本。
(6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4《棱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8页。
(6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4《棱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9页。
(69)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