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思潮的兴起与租界文化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租界论文,左翼论文,思潮论文,关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973(2006)02-0096-04
在左翼文学的研究中，学者们几乎忽略了上海租界的区域文化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精神文明的产物和动植物界的产物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1] (P9)，艺术作品的产生和特征不仅取决于时代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1] (P32)。脱离左翼文学现象的城市文化环境，来谈论它的发生和特质，其结论难免落入片面。每一种文学潮流的涌现和滥觞，都可以从时代精神、社会心理、文本体系、审美需求和区域文化等方面得到解说。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兴起的原因，通常被归结为这几个方面：一、国际左翼文学思潮的影响，尤其是来自日本和苏联的影响；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中国产业工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壮大，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三、国民党的统治日益显露出残暴、腐败、无能的一面；四、1928年在西方爆发了一场影响世界的经济危机，加上中国的自然灾害和连年内战，农村破产，城市失业，民众在困苦的生活中挣扎；五、共产党对思想宣传的重视和对文艺战线的有效组织；六、左翼思潮是“五四”思想的延续和发展，迎合了民众新的审美需求。这些看法，已成为学界的公论，笔者亦表示认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主潮是在上海涌现？
在中国，注定只有上海，才能成为左翼文学以及之前的普罗文学的诞生地。30年代左翼文学思潮的出现，和租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在中国，只有租界化的上海，真正具备左翼文学思想所需的社会阶级构成模式。
左翼作家联盟的行动纲领明确指出：“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2] (P1129-1132)左翼文学是无产阶级的文学，文学的主体主要是工人阶级。上海是中国工业和工人最集中的城市。据统计，1933年，上海工业资本总额占全国40％，工人占43％，总产值占50％。而且，上海的工业大部分为外国投资，外国的工业投资有67.1％集中在上海。① 与工人阶级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文学是“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是在租界开辟后出现的，在二三十年代，上海形成了一个颇有声势的资产阶级阶层。而且，在上海，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广泛传播，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广泛开展，劳资矛盾日益升温。由此可以看出，左翼文学思潮在上海出现，首先是因为上海提供了其必需的阶级基础。
(二)租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风尚对左翼文学思潮的风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是在上海酝酿壮大，左翼作品的创作主客体、传播机构和消费群体，也主要是在上海。因此，上海人先在的文化心理对左翼文学思潮的命运就显得至关重要。30年代上海人的文化心理主要是一种租界文化心理。
“租界是年青人的文化殖民地”，在上海租界区域，人口年龄性别的构成特点为：占人口比例最大的是男性青年市民，男女比例失衡。据《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对1910年到1936年上海租界口的统计显示，租界成人的比例一直占70％左右。[3] (P127)按照人口学家宋德波的观点，成人(15-49岁)在人口中占的正常比例是50％。[3] (P56)由此可以看出，租界人口的青年人比例明显偏高。租界中的男性人口所占比例明显高于女性，公共租界男女比例的比值1870年为290(即女性人口数字为100人时，男性就为290人)，1900年为197，1925年为172，1935年为156；法租界的男女比例的比值1910年为197，1920年为173，1935年为141。[3] (P122-123)以男性青年为主体人群，造成了疯狂、暴力和冒险的租界心理，“年轻人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4] (P160)。由此可见，租界的人口构成和心理状态非常有利于左翼思潮的传播。左翼文学，原本属于城市现代文学，具有先锋性质，它推出了一种激进的文学观念和粗犷的审美风格，开拓了新的主题，提供了新的人物形象。左翼文学和上海人冒险激进、自由放纵、追求刺激和新奇体验的心理非常契合。
1930年前后，左倾思潮在上海被当作一种“时髦”。租界堕落混乱的一面，使得各个阶层普遍认为，上海再不能以这样平庸的状态存在下去了。社会主义观念的出现，为各种抱怨心理指出了充满希望的前景，社会上下都把激进的社会主义理想当作一个时髦的话题讨论。“整个20年代，年年频发的罢工无疑给半殖民地上海的都市空间注入了新的‘摩登’含义”[5] (P107-108)，当这种“时髦”的话题、“摩登”的行动与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结合时，左翼思潮也就应运而生了。
上海贫富悬殊，是一座“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这个城市充满着各种妄想，埋藏着各种罪恶，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并存，天堂和地狱共在。“天堂”和“地狱”、租界和华界的强烈反差，在贫穷失意的阶层中培育了嫉妒、仇恨、歇斯底里和铤而走险的心理，培育了反叛资产阶级和外国势力的情绪。对于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群，十里洋场的繁华是属于大班、买办和资本家们的。狭窄的亭子间、阁楼、灶披间和潮湿的窝棚才是他们的所在。外滩的外国旗舰和洋行是那样地盛气凌人，巡捕房的红头阿三是那样地令人沮丧气馁，南京路上的繁华是那样地令人艳羡嫉妒。失意的人向来肝火旺，生存的艰难，人生的失败，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左倾思想。虽然某些群众的力量“是一种盲目的暴力。他们没有理性，他们没有明确的利害观念；他们的感情是完全被几个煽动家所控制着，所操纵着”[6] (P4-11)，“然而含着矛盾性的资本主义的发达却给予普罗列塔利亚以成长的机会。于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上，普罗列塔利亚是在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下面成长起来的，普罗列塔利亚是在资产阶级的政治压迫下面壮大起来的，它晓得怎样去回答资产阶级”[7]。在进步思想的疏导下，上海群众原本极端不平衡的心理，找到了喷发的方向，左翼力量对他们不满状态的组织，使得他们一直按捺的过激行为有了实现的机会，劳资对立的局势蔓延开来，势不可挡。左翼文学喊出了上海底层工人阶级和其他民众的心声，他们长期受资产阶级和洋人压抑的情绪获得了释放的渠道。无产阶级文学是宣传集体主义的，而工人愿意从集体中摆脱微渺的自我体认，占有强力的新体验。人需要在比较中确证自我的价值，左翼作家讲述上海时，心声相通地丑化民族资本家、买办、洋人，书写他们的残暴、贪婪、奢侈、糜烂的生活，以及道德良心的沦丧和必然没落的命运，而工农群众的形象和力量则被放大、提升。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华界，生活艰难的小知识分子，挣扎在底层的工人，都能从作品获得对工厂老板、洋行大班和买办的一种虚构叙述的征服和报复，在叙述和阅读中把平日的愤懑发泄出来，并获得英雄主义的自我体认。
(三)左翼文学思潮符合大部分租界作家的精神需求。
左翼文学创作在上海的繁荣局面，是由1928年前后汇聚上海的一大批作家鼎力支撑的。这些作家大部分生活在租界或租界越界筑路区域。考察众多作家涉猎左翼文学创作的原因，租界作家的精神状态是我们应该加以注意的一个因素。闯入左翼文学创作领域的大部分是青年作家。年轻人喜欢刺激、新奇、冒险的尝试和先锋性的试验。租界风气更是助长了年轻人的这些特性。左翼青年作家不一定是擅长左翼文学创作才选择了左翼文学的门路。阳翰笙多年以后坦言：“我们这些人都年轻。我们有热情，但缺少经验；我们敢于革命，但不熟悉社会，不深知历史，不善于革命。”[8] (P5)青年作家热衷于追逐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左翼文学思潮，原因之一是“年轻人容易成为社会主义追求者或信仰者”[4] (P160)，“青年接近政治时，多取得是‘恋爱’态度”[4] (P156)。租界人富有激情、惯于冒险、乐于尝试和追求新奇体验的一面，租界作家在参与左联的社会活动中、在左翼文本的叙事中一一尝试。
上海作家被戏称为亭子间作家。单身亭子间作家狭小的房间里，往往只摆一张床、一张桌子，再加一个旧箱子，房子昏暗，泛着灰尘，让人觉得气闷。亭子间的生活，孤独、烦躁、失意、憋闷，让人总想找点什么事情发泄一下才好。拖家带口的亭子间作家的房间里，“炉子、床、孩车等等荟萃一堂，看起来紧凑固然紧凑，但其纷乱真使人不安，仿佛是亡命徒暂时做客，像大难临头，也像兵灾刚过”[9] (P172)。无论单身还是带着家眷的亭子间作家，“漂泊在大都会之中，局促在弄堂的亭子间里，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穷愁潦倒，于是他们怨愤、颓废、思想激狂”[10] (P87)。亭子间作家的精神状态，很容易对左翼文学思潮持接纳的态度。况且，“上海人恐怕很少有懂得静的情趣的。他们玩的东西，如回力球、跑狗、跑马、赌博等等，都是非常刺激非常紧张的玩艺。”[9] (P172)左联的活动和左翼文学叙事，都是属于“非常刺激非常紧张的玩艺”，对于作家来说，这是职业上能提供的刺激机会。亭子间作家的生活是单调的，和外界的交际较少。而要在租界的市民社会立脚，最好和某些团体发生关系。社团是上海人“日常生活的社会依托”[11] (P34)，如果“尽蹲在上海，又不能同什么团体发生特别关系，又不能做别的事，各方面感情越来越坏，门路越来越窄，到某一天害一场病，就真非倒下不可”[12] (P361)。左翼联盟为这些势单力薄的亭子间作家归依团体抛出了橄榄枝，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踊跃地参与了。
上海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以及拥有的现代性经验，与租界这个屈辱的名词有着不可辩驳的关系，他们的生命中多少濡染了殖民体验；但是，租界语境中的知识分子又最容易培育民族意识。殖民体验和民族意识的纠结，一直是租界作家难以摆脱的心理重负。而左翼思潮的阶级理论和政治立场，为租界作家提供了破解心理纠结的逻辑系统、观念体系以及现实力量。所以，租界作家主观上乐于以无产阶级的立场置换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乐于讲述上海滩的故事。在上海滩的故事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或者空虚无聊、软弱颓废，不脱罗曼蒂克情调，是为一种自我批判；或者在动摇中加入工人运动的洪流，从事崇高的革命事业，是为对无产阶级的一种认同。两种形象具有解构心理纠结的叙事效应。所以，不光失意的亭子间作家信奉左翼思潮，有闲作家也喜欢在作品中穿插左倾的姿态，从话语冒险中获得一种心理救赎。
(四)上海租界为左联的组织活动和文学创作提供了较为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
众所周知，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活动借助了上海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1930年2月16日，夏衍、鲁迅、冯雪峰、郑伯奇、蒋光慈、冯乃超、钱杏邨、柔石、洪灵菲、阳翰笙、潘汉年等在公共租界的公啡咖啡馆秘密集会，商讨成立左联事宜。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的“中华艺术大学”召开。为安全计，左联其他的集会和联络地点也往往选择租界。左联人士正是利用租界的特殊环境与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周旋。租界还为左翼作家的创作提供了较宽松自由的语境，因为租界当局执行的是言论自由政策，对于作家说什么，写什么，是不大干涉的。左翼作家利用租界里国民党统治薄弱的有利环境，突破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的严密文网，创作无产阶级文学，创办左翼刊物，出版左翼书籍。
(五)左翼文学的迅速传播，得力于租界商人的投资参与。
在租界的商业化环境中，一种文学现象要成为时代的文学主流，必须在文学消费市场中独占鳌头，这是由文学生产消费的规则所决定的。租界商人利用租界特殊的政治环境，投资于左翼文学的出版销售事业。租界的一群文化商人的投资参与，无意中推动了左翼文学的风行。商人不大关心文学商品的“左翼”、“右翼”之类的标签，他们的目的不过是以本求利。如果某类文学产品受到市场的青睐，能给他们带来丰厚的利润，他们就会蜂拥而上，乐于收购、推销。鲁迅1932年讲过一个小故事，很能说明商人参与左翼文学事业的动机：“当年上海的四马路，号称文化街，各种大大小小的书店集中在这里。反动派看到许多店里摆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读者买的是左翼的书和杂志。他们自己的反动书店门可罗雀，反动书刊无人过问。无可奈何之中，把卖左翼书刊最兴旺的一个书店老板捉了来，审讯他为什么不卖右翼的书？为什么爱卖左翼的书？这个书店老板回答说：‘我是老板，将本求利。我不懂左翼右翼，我只懂算盘’。”[13] (P188)
对左翼文学(包括普罗文学)的流行与商人参与的关系问题，谈得最透彻的是沈从文。我们不妨引用他的几段话：
一万块钱或三千块钱，由一个商人手中，分给作家们，便可以购得一批恋爱的或革命的创作小说，且同时就支配一种文学空气，这是一九二八年来中国的事情。[14] (P89)
……由于“商业”的竞争，乃支配了许多人的兴味，成为中国文学转换方向使之热闹的背景。……由于日本人年来对这文学新问题的兴味，由于商业竞争眩目的告白，一面是中国内部的混战，年轻人无信仰，无良好生活，乃使这问题成为一件严重的事情。使这问题得到一个机会，生着翅膀，向内地各方面飞去。[15] (P83)
一部分作家或因不太明白政治，或因太明白政治，看中了文学的政治作用，更看中了上海，于是用租界作根据地，用文学刊物作工具，与三五小书店合作，“农民文学”、“劳动文学”、“社会主义文学”、“革命文学”……等等名称，随之陆续产生。……当时江西战事尚相当激烈，看不出个究竟，上海租界上的工运，环境特别，实有点使当局棘手。年轻学生则在时代潮流激荡中，情感上不大安定，且寄居上海一隅更容易接受刺激。左翼文学与这两方面相呼应，商人却将作品向年轻人推销，当然就显得活泼而热闹。[16] (P73-74)
沈从文上面的话说得很明白，租界的文化商人凭自己的职业头脑，意识到左翼文学切合了时代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有意制造和扩大左翼文学的风气，以“眩目的告白”，向情感不安定的喜欢刺激的年轻人推销左翼文学产品，造成了30年代左翼文学创作的热闹景象。
30年代的左翼文学，由于产生于租界语境中，作家不是在政党的意识形态下写作，心灵空间相对自由。租界的文化语境，赋予了左翼作家宽阔的知识背景、开放的文化视野，以及世界性的历史观念。租界中西混合的文化语境为作家掘进历史和现实社会的深层机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思想素材。但是，租界都市文明视阈下的左翼叙事，难以出现“标准”的左翼文本，因为标准的左翼文本要求“作家必须从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观察，来描写”，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抓取维埃运动、土地革命、红军战斗的伟大题材，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的残暴，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形式必须“简明易解”，必须用工农话语……。[17] (P241-242)而“左翼作家联盟里面还没有工农分子”，租界左翼作家属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租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适合创作“标准”的左翼文本。租界左翼作家用洋场社会的心灵之镜来照亮无产阶级的世界，固然有隔膜，小资情调也造成了左翼文本的革命恋爱模式和其他叙事症候。但是租界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视野、文学积淀和审美趣味，能够赋予左翼文本另外一些动人的品性，如：租界作家的左翼文本流淌着热辣辣的生命体验和身体欲望，充满了激烈的灵与肉的冲突，在灵魂的撕裂中升华出动人心魄的文学感染力；小资情调以华美忧伤的文体风格，给粗暴的左翼故事增添了蕴藉的文化气息；左翼作家在文本中贯注了叙事的热情，自由地挥发才情，大胆地进行形式探索。租界左翼作家对社会变动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善于选择独特的题材诠释社会的变动，“丰收成灾”系列小说的创作就是例证。虽然探索期的租界左翼文学成功作品并不多，但是生命情欲对文本的热烈拥抱，社会理论知识对个体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层关注和对灵魂分裂的深度透视，产生了《子夜》这样的经典性的左翼文本。
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学者们愿意把左翼文学和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放在一起思考，从中爬梳一些规律。应该说，这三种文学现象各有历史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和租界语境下的左翼文学比较，延安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由于缺乏租界的自由文化语境和个体生命情欲观念，缺少和西方文化、文学的交流沟通，或者由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作家身心的强度组织，导致了作家的心灵空间、知识视野、精神体验日益逼窄，个体消失在群体之中，作家放弃或失去了自由虚构和大胆质疑的能力和探索的锐气，俯首向工农大众虚心学习，在实现文学的大众化，奉献一批“标准”工农文本的同时，也失去了文学的其他一些可贵品质。租界的文化语境，对于左翼文学现象来说，是一种“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历史安排。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唐振常主编《上海史》的“前言”部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