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个国家要取得发展，自然都要对自身所处的时代作出判断，并以此为基础制订出国家发展的战略。综观当今时代，有二个相互关联的趋势，一是全球化，二是信息化，值得我们予以十分的关注。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决定世界上财富与权力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为标志，也就是说最终以信息为标志。信息化含有使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的意思，但一个社会或国家所具有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却不能被破坏，要能够保证世界的多元化才有价值。社会政治保存就是从保持多元化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这个意义上说的。本文所要探讨的正是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问题。
一、信息技术及信息时代的几个特征
早在80年代，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就指出，一枚信息炸弹正在我们中间爆炸，这是一枚形象的榴霰弹，象倾盆大雨向我们袭来，急剧地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据以感觉和行动的方式。以信息为载体的知识将成为资源和运输的替代品。（注：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22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25页，三联书店，1996年版。）拉兹洛也认为，时至今日，信息加工系统已深深地进入了社会的各种结构之中，并以无数的方式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注：美E·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9—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总之，信息时代已经来临， 信息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可以无限扩张的世界，而且也日益显露出其无比丰富的内涵。下面我们就从信息技术和信息社会的总的表征这两方面来分析一下与社会保存相关联的这一新时代的特征。
首先从信息技术本身来看，信息技术之所以成为新技术革命的核心，主要是由于它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决定的。它具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高增殖性。这一方面是指它承载的信息本身在流转、传播的过程当中具有衍生的性质。与资金、财富不一样，它可以同时向多个对象转移而自己却仍然为发出者所拥有，这就使得信息内容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呈现急剧增殖的态势。根据英国学者马丁（J·Martyn）的估测， 人类的知识在19世纪每隔50年增加一倍，到了20世纪初期，每隔30年增加一倍，50年代每10年增加一倍，70年代每五年就增加一倍，而80年代每三年就增加一倍。这种现象的产生，不仅是现代科技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另外也与信息内容本身在多层次、多向度的传播过程中的高增殖性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另一方面信息技术的高增殖性是指它能大幅度提高生产率，增强产品的功能及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据国际权威机构对美国在CIMS（计算机综合生产系统）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5 个公司调查发现：采用这项技术可使产品质量提高200%—300%，生产率提高40%—70%，工程设计费用和人力费用可分别减少15%— 30%和5%—20%。在我国这一方面也有极现实的事例，京九铁路运用的信息技术能发送18种信息，满足不同行车速度的需要，能有效地防止重大事故，并可提高运输能力30%，从而大大提高生产质量和生产率。二是高催化性。这是指融知识、技术、资金于一体的高密集、高智力型的技术一旦与经济相结合，就会释放出聚集的高能量，对经济发生强烈的催化作用。拉兹洛提出，时至今日信息技术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微电子工业本身，使得整个劳动力的部门分布正朝着信息领域倾斜。（注：美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0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且，信息甚至也已成为引导资本流动的关键因素。显然，这种催化作用由于信息技术目前不可估量的潜在发展能力而惊人地扩大了，认识这一点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信息时代的脉搏而站立于时代的潮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是高控制性。通过信息技术对所有信息流的控制，就基本上控制住了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轨迹，从而更易于进一步探索与把握经济规律，使经济增长与发展步入稳定、持续、健康的轨道。比如信息高速公路的核心内容，就是利用多媒体通讯技术建立连接全国各公司、各大学、科研机构、图书馆、私人家庭的信息网络，它以卫星通信、计算机网络为基础，把电视机、传真机、电话、电脑的功能融为一体，形成一个信息接受和传输中心。显然，这样的基础设施已不仅仅是一种通信手段和媒介，而且还囊括了整个经济生活的领域，成为引导、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控制性部门。四是高渗透性。信息技术具有极强的亲和力和扩散力，从而使其以惊人的速度向经济和社会各部门渗透，使其乃至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信息技术在经济部门的渗透方面，其本身的高速发展就是一个十分生动的例证。而在社会结构方面，以国际互联网络为例，它本身具有非常高的开放性，其创办者推崇的网络文化是无政府状态和自由主义，其用户普遍接受的道德规范是：“进入计算机网络应该是无限制的，所有的信息应该是自由的，不信任任何权力机构，促进权力分散。”这就使得整个国际互联网络仿佛成为一个自由市场，网络区间好像是没有警察的社区，各种各样的信息在其中可以比较自由地相互渗透，从而对所有的文化体系产生巨大的冲击。
其次从信息社会的总的表征来看，有人提出信息社会是以信息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以信息技术为实现信息社会特征的手段，以信息经济为维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主导经济，以信息文化改变着人类教育、生活工作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和时空观念的新兴社会形态。（注：转引自刘宝辉：《信息革命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信息世界》，1996年第6 期。）这种社会的特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一是信息技术被应用于各个生产部门的一系列的生产过程当中，从而使大量产业部门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也引起整个产业结构的变化。这一自动化新阶段有可能在制造业的许多不同类型的固定设备中融进信息处理能力。信息产业的崛起使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如美国目前信息设备投资已达全部投资的50%，当年美国经济增长的40%直接来自购置高技术信息设备的开支。因此信息产业必将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支柱产业。二是信息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方式。有人曾经指出，在过去的150年中， 自动化已经改变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过程，但在流通和分配领域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而信息技术却使得人们的工作环境成为一个系统性的综合性的办公室。（注：爱尔兰利亚姆·班农、厄休拉·巴里：《信息社会》，第3页，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同时一个新的神经系统正在当代社会中建立起来，这个系统是“人体外的”：它在人的机体之外运转，不受正好能容纳这么多脑细胞的脑壳的限制。（注：美E ·拉兹洛：《决定命运的选择》，第11页，三联书店，1997年版。）这个几乎能够无限发展的人工信息加工系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三是信息媒介被大量用于大众娱乐、消遣活动领域，以“闲暇工业”为特色的信息技术日益渗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从而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内容和生活方式，并最终作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尤其是信息化使得整个世界日益联结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们的时空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使整个世界的步伐加快了，呈现为一个加速化发展的社会。四是信息日益取代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成为更灵活、更有效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这也就使得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尽自己的力量来抢夺以信息为依托的权力和财富，并以此来维护由信息技术延伸而来的国家主权、国际地位，来保持国家的发展前景和潜力。一个国家具有的经济实力、主权力量日益以信息以及信息技术优势来体现。
二、信息化对社会政治保存可能具有的威胁
然而，就如同任何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可能要人类付一定的代价一样，信息化也使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其中有一个表现得日益明显的问题就是社会政治保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这种威胁有一些来自于信息技术本身，而更多的则是因为目前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以及某些国家的偏见、侵染所造成的。
本文所指社会政治保存乃是指：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全球化、信息化日益使整个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世界日益走向一体化。但在这种不断组合、分化的激流下，也应当有一股“潜流”能够保证一个社会或国家长期以来所形成、积淀下来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价值的相对完整性、独立性不致被破坏。这是一种文化视野的考察，具体到政治层面，则包括了以下几点：其一，就政治文化、政治价值和政治传统而言，信息化不能够以完全破坏原有政治文化、价值和传统向全社会所提供的行之有效的政治认同感、归属感为代价，来建立自身的政治文化、价值和目标。因为这种基于传统的文化上的遗产和坚定的认同感、连续感和持久感，只有通过长期的积累沉淀才可能形成。其二，就一个民族—国家的现实政治而言，信息化不能以破坏一个民族的团结、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政治局面的稳定和极大地削弱政府对整个社会的宏观管理能力为代价，在信息化的名目之下建立一种单一的政治制度模式，如西方政治模式。其三，就社会秩序而言，信息化一方面不能因为一国国内某一社会阶层掌握了极大的信息资源而破坏原有的比较公正的或者是已经开始趋向于比较公正的社会秩序，从而形成新的社会不公，另一方面则更主要地表现为信息化不能成为一个居于优先地位的民族—国家继续充当世界霸主，自认为有资格充当世界政府首脑的工具。信息应当是全社会（包括了国内和国际社会两个层面）所共有的资源。其四，信息化不应当以政治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的人格分离、人际关系的紧张、疏离和冷漠为代价，造就一个个生活在机器终端之前却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现代人”。总而言之，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就是要形成一种使充满生机的社会文化得以产生，使建立在广博基础之上的、能容纳不同意见的、并不受陈规陋矩严重束缚的社会交流得以利用信息化有效开展，使传统中的优良因素得到尊重与追求改革创新的精神并存的良好局面，从而使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既有一体化的一面（对共同的体现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原则的一致遵循），又有多样化的一面（基于不同历史、文化和传统的“地方性”合理原则能够相互依存而不仅仅只是相互容忍，并从中学会和平共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形成社会政治的单一化与多元化良性互动的局面。
然而，现实中的信息化却并不尽如人意，它对于社会政治保存的现实威胁及其趋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显露出来。下面我们具体分析一下信息化对社会政治保存可能具有的威胁。
一是制度的解构。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注：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第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人们所选择的制度总是具有其效率的，因此任何来自外部的力量，假如不与该社会本身的现实条件相结合，而对它进行一种分散的、局部的刺激，必然产生反面的作用，导致其制度的解构，而不是正面的推进和效率的提高。在当前，信息技术在某种程度上正在被一些国家用来作为推销单一的制度模式的新型工具和手段。这是信息化引起制度解构的第一种情况。这又来源于目前的国际信息秩序极不平衡的状态，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其信息优势构造一种有利于其自身的竞争地位，引起很多国家的警惕和反感。比如，新加坡政府在鼓励本国有更多用户与国际互联网络相联的同时，又不满于西方评论及传媒不公允地评论新加坡，包括抨击其法律苛刻、传媒受到控制、政府专制及不民主等报道，以及放纵西方文化的肆意侵染，从而使其社会体制受到比较大的冲击。这就是说具有信息优势的国家会主动向其他一些国家进行浸透侵蚀，引起其制度的解构。第二种情况是在信息成为真正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资源以后，这种资源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布不是相互平衡和相互依存的，而是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在信息上的严重依赖。这种情况的客观发展，最终影响到体制上，就是一种新型的“依附体系”，信息输出国是“中心”，而信息进口国则成为世界的“边缘”。“边缘”国的制度和体制构建很大程度上由“中心”国的制度体制模式所影响和决定。这是由于外部的力量而引起的制度解构。另外，信息技术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使它也对制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是制度解构的第三种情况。现代社会的制度具有很多明显的特征，比如层级制。阿尔温·托夫勒在谈到工业社会时也说，典型工业时代的公司具有相同的组织框架——金字塔型、铁板一块和官僚制。但今天的市场、技术和消费要求快速变化，并向旧的组织施加了各种各样的压力。（注：美阿尔温·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第36页。）信息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在现有组织体制之外，通过信息网络的开放性摆脱某一体制的束缚而与外部建立许多新的多向度的联系。如果这种压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引导，就有可能使在现有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卓有成效的制度遭到损坏，而同时新的制度却没有能够及时建立起来，也就是出现“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局面。以上三种情况的出现，就可能使制度处于解构状态，出现极其严重的局面：其一，政府现有的主要经济调控机制对于建立在无边界、无国界网络基础上的信息流动体系中的经济活动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例如对于因特网上的广告活动如何进行规范管理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其二，政府现有的政治管制体制尚无法对基于信息网络的社会行为、活动进行有效的调控，比如，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地把因特网纳入到现行法律的实际适用范围内，并且使这些法律真正适应因特网的特点，那么，我们的法律在实际生活中的有效性、权威性就必然要大打折扣，在法律调控之外必然会出现一些“无法无天”的空白。其三，信息技术本身的发展极大地超出了信息技术本身所提供的监控能力，这使社会监控的能力也必然落后于社会发展的步伐，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无序状态。
二是秩序的重组。秩序的重组可以从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来考察，我们这里仅就消极方面进行论述。秩序的重组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某一社会内部各群体之间的重新分化、组合及其逐渐稳固化。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总是一起生活在可以称之为“生存单元”的集团之中。（注：澳S ·门内尔：《人类社会的全球化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2期。）这种生存单元由于具有基本的功能而比较稳定，但这一特点在信息社会中变得模糊了。有人指出，在美国的因特网用户调查表明：约60%的用户是有大学学历的男士；50%的用户的年收入超过5万美元；用户大部分是白人，年龄在18至 30岁之间。可以看出，用户大部分是男人、年轻人、富人，并来自统治阶层。但是，信息技术本身得到广泛应用是因为它具有直接的和个人的特性，其本身并不成为一种目的。网络不会把人们捆绑在一起，更大的可能是他们根据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或经济的共同性，根据观念和乌托邦组合在一起。这就引起整个社会秩序的重组。这可从伊朗霍梅尼的当政看出来，帮助他登上权力舞台的正是非常初级的电信社会。而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叛乱分子也利用传真和电子函件影响国外的公共舆论。这就是说，由于现有政治、经济和技术控制机制和手段的有限性，导致政府对于整个社会的宏观控制能力极度地下降，而一些人和社会势力则正可以利用这种控制的有限性来培植反对政府的力量，甚至严重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引起政治秩序的根本性改变。二是由于信息发展的不平衡，具有信息优势的国家大力地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在这一态势下，一种基于信息资源优势的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之中。有人已经指出，信息社会对政治具有巨大的潜在影响，而国家当局只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并控制信息活动。因此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很可能会受到工业上的优势条件、穿越国界的信息交流、文化主权丧失诸因素的重大影响。有学者在分析文化主权问题时曾经说过，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动向，一是文化扩张主义，表现为文化霸权和横向文化扩张两个方面；二是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构成了当今国际上主权斗争的一个新的领域，文化争执使得主权面临着新的向度。（注：王沪宁：《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复旦学报》，1994年第3期。）显然， 文化争执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信息技术手段体现出来的。信息技术的不平衡，往往造成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过分依赖，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资源得不到很好的保护，信息自主权、发言权受到危害。比如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合作建立数据库，发展中国家往往丧失信息资源在国际上的发行权，且数据库选题多以发达国家的兴趣为转移，其称霸程度甚至已近于文化侵略。因此这种文化上的扩张与反扩张就成为当今国际斗争的一种重要形式，而其力量的消长就表现为国际秩序的重组。另外，从一个新的角度观察，（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信息权在当前世界现有的经济、政治秩序之外又造就了一种新的秩序——信息秩序，而且这一秩序对经济、政治秩序日益发挥着统一的基础性作用。本来，信息秩序应当是基于交流与合作，相互尊重和理解各自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互接受各自文化的新秩序，但现实却并非如此。信息资源成为一种新的侵占的手段、一种新的“殖民”工具，信息秩序也成为推行有利于己的经济、政治秩序的工具。这就必然造成信息秩序与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共同良性发展局面的机会的缺失。由于单一的民族—国家不可能有效控制无国界的信息体系，基于领土主权的民族—国家无法对诸如因特网充分发挥管理作用，这就为一些具有信息优势的国家将自己的控制目的和控制手段强加于它国并进而以一种新的方式侵蚀他国的主权提供了机会。
三是文化的消解。强调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政治如果得不到保护，也就是说其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遭到破坏的话，那么该社会就会面临主体性危机，而这又会诱发整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正统性危机。（注：韩李洪九：《世界化与社会保存》，《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 ）因此这种社会政治保存要以健康的多样化为目标，以各种与一定社会—历史—文化相适应的并自成一体的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的良好生存为标志。然而信息化对这一目标构成了重大挑战：首先是信息化条件对原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消蚀作用。早在80年代，托夫勒就在其名著《第三次浪潮》中指出，在工业时代由于传播工具不断向人们的头脑输入统一的形象，结果是产生了批评家称之为“群体化的思想”，而在信息化时代条件下，传播工具的非群体化也使我们的思想非群体化了，比较小的、分散的群体能够彼此互相接收并发出大量他们自己的信息。（注：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第240页。）甚至在全球性的范围之内， 所有社会成员都通过同一个信息和知识网络相互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全球性的觉悟而超越于一切文化、利害和民族差异。这就对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构成了极其现实的威胁，对原有的稳定的组织体系、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消解作用。任何一种文化或许都会有它的发展和衰败，这不足为奇，然而当由于一些人为因素而不能有效地保持一种文化的优秀成分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有人曾指出，对于一些“新”的西方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由于没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传统，没有悠久的、共同的文化遗产和坚定的认同感，以及在动荡时期的足供依靠和信仰的东西，文化的衰竭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些。这意味着如果信息化一旦破坏了长期历史所形成的已经积淀到社会心理层次的文化、传统、价值，则社会就很可能处于分裂、隔离的状态，而不能团结、凝聚为一个整体。其次是信息化条件下特有的“文化帝国主义”现象对民族国家具有生命力的文化的渗透和扼杀。这种渗透一方面是由于信息技术本身的优势为英语国家所掌握，随着各国文化之间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于以信息接受为主的非英语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全球网络的互联有可能造成对本国文化的冲击和忽视。比如国际互联网络给文化整合造成的威胁可以从随着英语成为科学界和计算机专业的通用语言，那些不能使自身实现现代化的语言就有可能死亡的事例中得到典型证明。另一方面某些国家有目的的文化渗透策略更给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整合造成了极大的危害。西方一些国家以传媒作为其从文化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手段。新加坡学者郝晓明（译音）认为，有很多国家在80年代对外国传媒曾采取了比较开放的态度，然而近期的发展表明，那些反对西方新闻自由概念的政府更加注意外国传媒的批评了。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注：转引自黄育复：《信息高速公路上的发展中国家》，《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这种渗透有可能造成文化的分裂和趋异，有可能对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歧变产生重大影响。对于以文化传统的丧失为代价来取得一种全新的更“先进”的文化是否合理尚存在争论，但如果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出现片面的“文化同质现象”的负迁移，对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良性发展，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而只会是一个坏的信号。我们目前就面临这一趋势的威胁。再次是在高技术条件下的信息交流通道上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甚至是违反人类社会本性的信息内容在广泛流传，导致整个人类朝向进步方向的文化力量遭到极大的威胁。比如，利用信息技术犯罪；制造病毒破坏个人或机构的档案；通过互联网络传播的黄色淫秽内容比例十分惊人；近50个种族主义组织利用国际互联网络宣传针对黑人、外国人、犹太人、同性恋者和其他少数群体的暴力，而且这种宣传在互联网络上还不受时间、地域的限制，成为一种“电脑恐怖主义”。这些都表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通过各种信息向我们揭示其活动和性质变化的，我们也是通过信息来改造外部环境的，一旦信息环境被污染，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会遭到破坏，无法了解外部环境的变化，当然也无法适应和主宰外部世界，人类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注：王十禾等：《社会信息利用能力》，第175页， 上海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最后，信息化对于文化的发展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我们还不能及时地加以解决，这就使得文化的完整性受到怀疑。比如，信息网络的发展，为电脑“黑客”提供了发挥、显示自己“天才”的良好机会，他们可以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甚至只是为了“好奇”而侵犯个人隐私和“国家隐私”，对于现有政治、经济秩序甚至是整个国际秩序都形成了现实的威胁。比如，一个“黑客”的侵入就能够对庞大的军事指挥系统（包括核指挥系统）、国际的金融市场系统、交通指挥系统、社会服务系统等构成根本性的损害，使其成为“体系外”的世界主宰、军事霸主，已经具有现实性。对于这一点，不仅我们的社会政治体系还没有找到完全有效的规范、控制手段，而且处于信息化情势之下的社会文化也还没有能够提供一种明确有效的价值观、道德观来进行约束，文化在朝向信息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缺口。
四是危及人的健康发展。有人曾精辟地指出，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最终归结、体现为人的全面发展，也就是人的现代化。与上面三个方面相纠合，信息化时代的社会特征对人的发展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积极意义，但同时也暗藏着一股反向的潜流而对人的健康发展产生消极的作用。其一，互动的技术通讯更趋向于异化、社会分隔化和个人孤立化，工业化时代稳固的组织体系遭到破坏，人的信息交流极大地趋向多样化、复杂化和多层次化。前信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主要地是一种面对面的方式，具有可视性、亲和感，只有非常近的心理距离的特点。在这时，人是相当完整的。信息化使得这一点几乎成为不可能。其二，由于人的这种分隔状态，导致人接受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进一步趋异，并造成相当的社会问题。比如，接受西方文化观念的人对于本国的社会政治体系的支持将会极大地降低，从而造成对本国政治体系的巨大压力。其三，有可能造成反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极端事例。这是因为全面开放、自由的信息交流体系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动态的和超文本式的信息传播模式，刺激社会具有向多极化方向包括反人类方向发展的可能性，这就可能导致人性本身的丧失。其四，从表面上看，虽然在总体上人类社会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由于整个社会的交流呈现为一种衍发式状态，人们对于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这就是说，对于近距离的关系，其结构上的“共生性”（symbiotic）联系变得很淡薄， 引起人们对社会的“效忠体制”及其观念的动摇，因此人们对于本国社会政治体制的态度将是极端怀疑性的，至少是持一种相当冷漠的态度来看待身边的事物，丝毫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伦理力量，这样使得制度、文化价值和文化传统的社会化反而遇到了阻碍力量。其五，信息化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其中闲暇时间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这个时代甚至因此被称之为“闲暇时代”。本来应该出现多极化的发展趋势，但一种片面化的娱乐方式却占据了主要地位。这可以从人们花费太多的时间在电子游戏上得到明显的证明，有人指出绝大多数电脑都存在资源浪费现象，以致于人们对自身选择自由支配时间的活动方式所遵循的价值体系提出了疑问。（注：爱尔兰利亚姆·班农、厄休拉·巴里：《信息社会》，第2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掌握知识和技术的人将是未来的真正主人，这一点千真万确。但是，信息化在使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交往方式和文化娱乐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却也存在着现代人的人格健全发展受到威胁的问题。人们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终端化”，使得人们日益严重依赖于信息技术手段，传统的社会交往大为减少，个人在终端前“拥有”了整个相当程度上只是“虚拟”的世界的同时也失去了整个“现实”的世界。这样一个人格分裂、人际冷漠、紧张、疏远的社会绝对不是我们的福音，这样的人也绝对不是我们所指健康的人。
三、信息化时代的社会政治保存
信息化时代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色彩绚丽的世界，同时也向我们提出了向什么方向发展我们的文化的严重问题：是向支离破碎的文化分裂和人的异化这样一种无政府状态，还是向一个新的文明的方向发展？向一个新的文明发展，毫无疑问给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为从实质上来说，这就涉及到既要使文明有质的变化和提高，丰富其内涵，同时也要能使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中依然有其生命力和合理性的成份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也就是如何实现社会政治保存的问题。
实现信息化条件下的社会政治保存，首先是要有非常明确的保证本国本民族社会政治文化、价值和传统完整性、持续性和有效性的观念。其一，当信息化越来越深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时，不仅要认识到其进步性，更要冷静地思考它可能给人类带来的诸多负面的影响。没有这样的长远目光，则我们可能会付出非常巨大的代价，而这一代价本可以小得多的。其二，我们对于信息化的积极意义要有充分认识并加以最大限度的利用，但不能以国家民族利益的损害为代价。信息化使得整个世界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性、一致性，但这并不是指世界的单一化，更不意味着可以通过一个“世界政府”来实现所谓“世界大同”。因此对于涉及到信息主权、信息侵略的问题，我们绝不能以国家、民族利益受损为代价来加入信息化的潮流。其三，要认识到良好的信息秩序是与本国本民族的政治秩序、经济秩序能够在积极有效的措施之下“融合”为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社会秩序的。因此，我们要利用信息秩序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把现有经济秩序、政治秩序纳入进来，而不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来建立一种没有文化根基的信息秩序。
其次要以极其主动的姿态来因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并及时吸纳新的技术成果。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它进入信息高速公路的程度。这就一方面要求把强调价值观、信仰、抱负和文化作为采用信息高速公路时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则要求我们以极其开放的态度来争取自己的地位。令人鼓舞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正在蓬勃发展之中。美国《财富》杂志载文指出，亚洲正处于力图赶上西方的一场激烈的竞赛之中，以便建立它自己的电信基础设施，促进个人计算机知识的普及，采用尖端技术并且力求缩短与西方的差距。亚洲各国政府在探求信息技术资源方面不惜耗费巨资。例如，中国政府在2000年以前投入620亿美元铺设30万公里长的光缆， 并将电话线路扩增一倍。另一个斥巨资的国家是马来西亚， 已经发起了一项耗资150亿美元的雄心勃勃的计划，以使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地区多媒体中心。（注：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9月1日。）所以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主动地因应这种变化，并及时地吸纳新的技术成果来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第三是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社会政治保存，使得一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传统不至中断而延续下来。其一，我们可以直接利用信息技术来保存文化遗产。比如对于濒临消失的文化遗产，新的多媒体技术对于其保护、研究和发展就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保护民族文化更可以利用这种可能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联合国组织发起的“世界之记忆”工程，旨在保护濒临损毁的世界文献资料，提高人们对于文化遗产的珍视意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的提案复盖面很大，几乎涉及东西方古典文化的多个层面。其二，我们要运用动态的文化保护方式，具体讲就是要主动参与交流，不是单纯地保存信息，而是主动地向外传播信息。新加坡新闻及艺术部负责人认为，如果我们任由人们利用电脑网络另有企图，那就只能怪我们自己了，对于通过电脑网络上演的带有文化偏见的幕剧，我们必须有充分的应战准备。在具体建设时，保护文化要强调信息输出，发展自己的信息产业，这是保护民族文化的根本所在。在信息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既要重视别国的信息对本国的意义，更主要的是要引起别国对于自己信息资源的尊重，必须给他们可共享的数据库。其三，我们要注意利用新的技术方式来建构新的社会化方式。詹姆斯·M·布坎南曾经说过， 如果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原有的道德已经丧失其力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已经摧毁了我们的公共资本存量中的宝贵的一部分。即使能够“重建”已被摧毁的东西，这里仍然有一种东西是永恒地丧失了。（注：美詹姆斯·M·布坎南：《自由、 市场与国家》，第276—277页，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信息化对于原有的组织体系和社会过程的冲击毫无疑问是极其巨大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应该着眼于力求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构建一种全新的社会化方式。这种社会化方式要强调逐步制定一系列协议以指导发生在信息社会网中的交往行为——尤其是全球意义上的交往行为。我们也要找到解决诸如许许多多的小孩，甚至是成人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电子游戏娱乐等等之类的问题的有效途径。
第四是采取立法和政策手段，来保证社会政治保存的有效进行。信息社会及其内部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同时运作是一个复杂的新课题，在这种同时运作中以及信息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权力关系间可能产生混乱，需要采取措施防止或者至少是减少这种混乱，这就包括了立法和政策手段。有人曾经指出，互联网络将更加频繁断网，这种原因部分是由于需求的增加，或者是技术上的原因，比如操作者在互联网络中心设备的软件上把字符的位置打错了。（注：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12月21日。）但更主要的原因乃是一些有目的的犯罪者或者具有反人类的企图的人对于整个计算机网络的破坏。有人曾经假想下一场战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将是以电磁脉冲武器来破坏计算机系统的方式进行。假如真有一些人来破坏联结整个世界的信息网络，其后果不堪设想。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采用立法和政策手段。一是要强调信息立法的必要性和针对性，加快立法的速度，包括对政府、企业和个人信息数据的保护的立法。二是要强调采用法制手段来制止和处罚信息犯罪。新加坡在这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经验，该国政府就采取立法手段来惩罚利用互联网络从事传播色情信息、诽谤他人的活动和反社会行为的人。该国政府将与在电脑空间上的用户合作，严厉禁止新加坡成为色情和假新闻的发源地。三是大力培训网络执法人员。要注意根据用户的反常行为，发现危害社会政治保存的电脑空间犯罪，如恐怖主义、走私毒品和色情犯罪等等。四是要通过技术手段方面的政策来提高人们利用信息的能力。这就包括了技术加密防范措施、信息获取方式的技术限制、抵御信息污染能力的技术提高和信息反应队伍的建设等。
第五是强调信息交流中的伦理约束，以此来强化网络规范的作用。这个问题一方面表现为文化间交流中的伦理约束。因为西方国家往往利用信息优势来向其他国家“倾销”其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治标准，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这是极端错误的。即使是宣扬所谓“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也承认，最近几年西方人一直宣扬西方文化就是、也应当是全世界的文化这样一种观点。这使他们自己宽慰，使别人气恼。其实西方文明并非普遍适用于全球。现代社会有很多共同点，但它们并不一定趋向同一，把二者等同起来是错误的。（注：转引自《参考消息》，1996年12月2日—4日。）因此强调信息交流中的伦理就一定要把保持文化的多元化和平等发展作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来对待，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要能承认世界的多样性，并尊重其他信仰、价值观和文化，而不要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来奴役其他文明。另一方面信息交流中的伦理涉及到个人和机构的网络行为的规范化问题。一般地，很多计算机组织都制定了一些伦理规范来约束其用户的行为。比如美国的计算机协会是一个美国全国性的组织，它希望其成员支持这样一些伦理道德和职业行为规范：（1 ）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2）避免伤害他人；（3）要诚实可靠； （4）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5 ）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6）尊重知识产权；（7）尊重他人的隐私；（8）保守秘密。 （注：陆俊、严耕：《国外网络伦理问题综述》，《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2期。）从这些伦理规范可以看出， 信息化条件下道德标准的提出都是以现有的道德规范为出发点和前提的。也就是说，这种伦理标准不应该以毁坏现有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为目的和宗旨。总之要通过网络伦理来实现社会保存，一是要注意避免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渗透，二是要注意保持原有的价值观念的有效性和生命力，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发展，亦即发展与保存并重的模式。
最后，还要强调实现社会政治保存方面的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前面已经指出，信息化所引起的对于社会政治保存的威胁，相当大程度上超出了单个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和范围，从而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全球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也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协同行动和良好合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取得良好的效果。简单地说，在实现社会政治保存方面，目前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采取统一的信息网络规范方面加强协同行动，强调形成至少较为一致的网络伦理，并负责对信息交流过程中不规范的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其二，加强政府间合作，促进信息的国际间交流行为的法律控制手段和基本原则的一致与合理化，形成一种进步合理的“国际惯例”，对网络体系的参与者进行统一的管制。其三，加强各国信息技术上的合作，保证信息的安全与完整。这一方面指加强技术合作以防止信息的不当“泄露”，另一方面指能够对不恰当、不健康的信息进行及时有效的过滤，如对黄色淫秽信息、宣扬种族主义的信息的及时摒除和过滤等。其四，当前一个迫切的任务是各国政府要有长远眼光，及早合作，加强对于可能出现的由信息交流体系混乱引起的共同社会政治危机的管理，提高对于有可能危及世界和平、世界经济金融秩序和其它重大社会政治领域问题的处理能力和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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