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分析&以上海市为例_健康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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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10.3969/j.issn.1007～6522.2015.06.002

       中图分类号：F840.6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6522(2015)06～0013～10

       一、引论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我国目前面对的重要难题。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海市65岁以上老龄人口数量为232.9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12％。上海市民的期望寿命在2012年已经达到82.41岁；根据彭慧等[1](2011)研究，60岁以上老年人的健康期望寿命损失率为34.3％，这意味着老年人人均有超过7年的时间处在亚健康状态。随着老龄化问题不断加重，老年人口的护理需求也在不断增加。全国有4％的65岁以上老人生活无法自理，人口规模约470万。且随着家庭空心化现象愈发严重，很多老人缺乏基本的生活护理，生活质量普遍较低。同时，由于我国的社保替代率较低，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无法为很多老人的长期护理提供基本的经济支持。老年人的护理问题已经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

       长期护理保险(LTCI)作为一种可以有效应对老年护理需求的保险产品，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在美国出现，但发展较为缓慢。步入21世纪后，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背景下，LTCI逐渐受到社会关注。美国医疗保险协会定义该险种为消费者需要长期护理时发生的潜在巨额护理费用支出提供保障的一种保险。Jeffery R.Brown[2](2006)将其定义为“因永久的身体或智力残疾失去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被保险人提供照料的健康保险”。在国内，长期护理保险因为较大的保额和较长的保单有效期而被视为解决老年护理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相比较普通寿险和财险，新兴的健康险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有后来居上之势。而长期护理保险更是健康险的“王牌险种”。然而，尽管长期护理保险在提供养老护理方面有独特优势，但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仍然很小，密度和深度都不够。这一现象引起了较多经济学者的关注。

       以荆涛等人为代表，国内已有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利用委托代理模型、供给需求模型等来分析影响长期护理保险市场规模的主要因子。但是从微观个体角度出发，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市场中的消费者行为的文献还比较匮乏。

       二、文献回顾

       (一)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微观影响

       相关文献通常从微观或宏观角度分析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因素。微观方面，主要是从消费者行为学入手。根据对相关文献的整理，我们认为，影响长期护理保险微观需求的主要因素分为(1)价格因素；(2)代际博弈因素；(3)对产品的了解程度。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决定因素，可以用最传统的需求供给均衡模型解释。在供给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和价格呈负相关。Nagia S.Ali[3]237～240(2005)认为，有心脏病等病史的人更需要长期护理，而且性别、经济状况、生活方式等也会通过影响期望寿命的方式影响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Christophe Courbage和Nolwenn Roudaut[4](2008)利用供求关系的基本原理，使用了保险有效程度①(comprehensiveness)和实际价格②(load)以更为直接地反映保险的价格。他们认为，年龄可以衡量被保险人面对的养老风险，进而可以近似表示他们的保费；而且女性投保人的保险实际价格(load)总是低于其他条件都相同的男性投保人。同时，健康状况和家庭医疗需求也会影响保费，有家族病史和过往病史、家庭医疗支出较高的投保人保费一般较高。

       在需求供给模型中，除了价格因素，收入、替代品等因素也值得考虑。Jeffery R.Brown和Amy Finkelstein[5](2007)认为，主要有四个原因限制了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1)消费者对产品本身不了解；(2)消费者在意识上依赖国家的养老保障；(3)家庭护理的替代效应；(4)固定资产从长期来看也可以成为护理所用的可变资产。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影响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因素还包括：(1)收入因素，包含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即可变资产，也包含家庭的固定资产，因为一部分长期护理保险允许投保人将固定资产作为保费变现；(2)替代品因素，因为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一种半储蓄性的金融产品，银行储蓄、社会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寿险等都是其重要的替代品，对其需求会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Jennifer M.Mellor[6](2001)通过对美国的数据分析认为，对于许多家长而言，子女是长期护理保险的替代品，子女家庭内部抚养的存在降低了他们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这一研究开启了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中“委托—代理”关系研究的先河。Nagia S.Ali[3]237～240(2005)通过实证研究证明了老年人在没有亲属照料的情况下，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可能性将会显著提升。蒋承、赵晓军[7](2009)根据委托代理模型得出，投保人的家庭情况，如自身的工作和婚姻状况、子女的数量、性别、工作和婚姻状况，也会影响到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Joan Costa-Font[8](2010)则将这种现象统称为家庭内部抚养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挤出效应”，并通过实证研究证明，老年人希望能够获得家庭抚养，因此会减少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意愿；而对于抚养者来说，家庭抚养会产生机会成本，因此希望将机会成本通过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方式转嫁给保险公司。而有男性后代的受访者，其购买意愿会显著高于有女性后代的受访者，这是因为男性后代与长辈之间的代际博弈会更为激烈。

       此外，教育水平也在家庭博弈中有一定影响，高学历的家庭对保险接受程度普遍较高。同时，Tian Zhou-Richter[9](2009)等学者认识到，作为尚处在发展阶段的险种，LTCI市场高度的不对称性和民众对产品的相对无知，严重阻碍了LTCI的市场发展。

       (二)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宏观影响

       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产品，其需求无疑受到宏观经济发展的制约。目前，国内对于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趋势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领域，即宏观经济指标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影响。荆涛、张铭和王靖涛等学者研究了社会保险、通货膨胀、利率和收入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影响。徐为山和吴坚隽为代表的学者则关注了经济发展对保险市场的引致效应，但在实证过程中均没有考虑老龄化因素的影响。孟昶对苏州、扬州、淮安的长期护理保险投保人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主要受到他们经济能力的限制。[10]

       国家医疗保障和老龄化趋势是影响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另两个重要因素。Helen I.Doerpinghaus和Sandra G.Gustavson[11](2002)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国家的医疗补助与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率呈显著的负相关。Ilija Batljan和Marten Lagergren(2005)以瑞典为例，从定性角度重点关注了老年化程度对保险市场的影响，这也是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后续研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汤文巍[12](2005)则认为，家庭人口结构和养老观念以及长期护理保险的可及性对其需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武学慧、唐幼纯、王维[13](2010)在上海市进行的抽样调查则显示，民众的长期护理意愿还受到预期寿命、收入水平、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制约。

       三、理论模型与数据描述

       本文引用的数据来自作者于2013年9月到2014年4月通过随机发放问卷获得的1012份样本。问卷内容包含个人信息、家庭情况、收入状况、保险状况、养老状况和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态度等6大类的36道问题。

       因变量方面，由于参保率极低(仅有2名受访者参保)，利用“是否参保”作为因变量易受测定误差等影响造成极大的偏误；因此将LTCI的参保意愿(Intention)作为因变量。其中，已经参保的受访者作为“有参保意愿”处理。

       自变量方面，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利用问卷中的问题，整理出以下三个大类变量：

       第一类是传统供求类影响因子。根据供求理论，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有价格、收入和替代品。其中，价格因子可以用年龄(Age变量)、性别(Male变量)、健康水平(Health变量)等个体变量进行衡量，收入因子可用Income类变量代表。考虑到保险公司在实务运作中以60岁作为健康风险的重要指标，60岁以上的投保人易被拒保，因此笔者添加了虚拟变量Age60，并用DID(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分析。替代品方面，由于保险的半储蓄性质，使用了储蓄(Saving类变量)、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变量)、大病保险(CS Insurance变量)。此外，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也应与个人医疗支出相关，因此需要考虑Medicine类变量。

       第二类是家庭博弈类影响因子。根据委托代理模型，从购买保险的老一代出发，其主要的影响因子有：工作(Job变量)、婚姻(Marriage变量)、养老准备(Pension变量)、教育水平(Senior变量等)。从承担抚养义务的年轻一代出发，则需要考虑：子女数量因素(Children Number变量)、性别因素(Male Children变量)等。

       第三类是主观意愿类影响因子。保险作为新兴金融产品，主观认知对其需求会产生较大影响。针对LTCI，主要可以考虑的因素包括：对LTCI产品的认知(Knowledge变量)，对现金或服务给付的偏好(Form变量)，对房产抵押购买保险的接受程度(Mortgage变量)等。

       利用Logit和Probit模型进行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中数据来看，回归的总体性征良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表1的回归结果。

       (一)传统供求类影响因子

       根据传统供求理论，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有价格、收入和替代品。年龄可以衡量被保险人面对的养老风险，投保人的年龄越大则面对的风险越高，他们的保费则越高。对于相同的保险，女性投保人由于更长的期望寿命，她们购买保险的实际价格总是低于其他条件都相同的男性投保人。同时，健康状况和家庭医疗需求也会影响保费，有家族病史和过往病史、家庭医疗支出较高的投保人保费一般较高。

       年龄因素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产生显著的负影响，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长期护理产品的价格会迅速增加，减少人们的购买需求。不动产的拥有也会显著增加需求，因为长期健康险会对有抵押的投保人进行一定的价格优惠。但保险公司拒保因素和健康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保险市场对风险的鉴别能力总体较好，逆向选择的空间不大；身体较差的投保人需要承受相应较高的保费，因此对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需求并没有显著增加。

      

       替代品方面，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一种半储蓄性的产品，银行储蓄、社会保险、大病保险、商业寿险等也是其重要的替代品，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会产生影响。此外，由于长期护理保险主要用来支付老年人的医疗护理费用，其需求与个人医疗支出应当相关，因此需要考虑医疗支出占收入比类变量。理论上，社保、大病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互为不完全的替代品。从险种性质和可保风险而言，大病保险可能会对长期护理保险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实证结果对此可加以证明。保险也有半储蓄性质，但家庭储蓄和家庭不动产的水平对其需求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长期护理产品作为一种健康险，产品的射幸性突出，储蓄性质相对年金等寿险产品较小，无法满足投保人的储蓄需要。

       收入因素包含家庭的人均月收入，也包含家庭的固定资产。因为一部分长期护理保险允许投保人将固定资产作为保费变现。作为一种相对价格较高的商品，购买保险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但根据风险厌恶函数，面对同等风险的人，财富越多，风险溢价越小。因此，中等收入群体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应当相对较高。回归结果也符合不确定性经济学对保险需求的基本假定。

       (二)家庭博弈类影响因子

       Joan Costa-Font根据委托代理模型，将投保人的家庭情况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影响称为家庭内部抚养对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挤出效应”。已有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希望能够通过减少对长期护理保险的购买，获得更多的家庭关注和家庭抚养；而抚养者则希望通过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方式将家庭抚养的机会成本转嫁给保险公司。有工作能力的、男性后代与父母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因为他们通常需要更大的事业，因此，家庭抚养对他们而言意味着更大的机会成本。因此，我们认为，主要的影响因子有：工作、婚姻、养老准备、教育水平。从承担抚养义务的年轻一代出发，则需要考虑：子女数量因素、子女性别因素等。

       实证结果显示，教育、婚姻、子女状况等家庭博弈类因子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影响基本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家庭形式较为传统，且没有遗产税等外部因素，家庭内部的利益较为统一，因此，对家庭内部抚养的分歧较小。与西方国家隔代家庭之前互相独立的特点相比，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大家庭的特点；而且中国目前多是独生子女家庭，中国家庭内部的财富传递相对固定，财富博弈相对简单。但工作状况和养老金准备状况会对保险需求产生显著影响。这可以用“委托—代理”模型解释，即较高的职位使得家庭内部抚养面临着更高的机会成本，从而挤出了家庭内部抚养的时间，增加了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也可能只需要从供需关系角度分析，因为工作和养老金储备提高了个人对保险的购买力。

       (三)主观意愿类影响因子

       主观意愿是经济学实证分析中较少处理的类型，因为主观影响因子通常不符合计量检验的经典假定，往往会导致模型的自相关。但长期护理保险作为一种新兴金融产品，大众接受程度对其需求有重大影响。表1中对主观影响因子进行了回归，结果发现其对客观影响因子的影响程度有限。

       风险意识对于保险需求的影响非常显著，计划自己养老而不依靠子女的受访者，其购买保险的意愿显著提升。已经在筹划养老和计划自我养老的受访者，通常对未来的风险意识较高，其保险需求显著较高。对养老院接受程度较高的人，由于养老开支较高，对保险的需求也有所提升。但财产抵押意愿和保险给付形式(现金或服务)偏好对保险需求均没有显著影响。

       结果证明，对长期护理保险的了解程度越高，其需求程度会显著上升。说明改善对保险的看法、认识到保险的特殊金融产品本质，有助于提高对保险产品的需求；长期护理保险较高的保额，可以有效帮助投保人规避养老风险，实现保险公司和投保人的共赢。

       四、趋势预测

       就宏观角度而言，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正常商品的供需是长期平衡的。因此，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趋势预测应当基于宏观因素。

      

       因变量选择上，由于我国保险市场的数据统计仍不完善，长期护理保险单一险种的总保费难以搜集。考虑到长期护理保险作为长期健康险的一种，基本上是由寿险公司经营，本文采用了1997年以来《保险统计年鉴》所录上海市各人寿保险公司的健康险保费加总来衡量长期护理保险需求的变化。

       自变量选择上，本文在荆涛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保留了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I、利率R两个因子，还加入了上海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和上海市国民人均寿命L，以分别描述经济发展对保险的引致效应和老龄风险对风险发展的影响。(模型从略)由于各变量均存在时间趋势，且模型并不协整，因此可以考虑引入一阶时间趋势变量T，研究各变量在除趋势情况下对需求的影响。以上两种方法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对需求D的主要影响因子有经济增长因素G和人均寿命因素L。相关数据的符号也与经济学理论相符：随着人均寿命的增加和人均GDP的增长，对长期健康保险的需求应逐步递增。回归结果说明了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经济发展对长期护理保险存在引致效应。从1997年到2013年，实际GDP只增长了略超过2倍，但长期健康险的保费总收入却增长了超过36倍。回归结果显示，实际GDP每增长1％，对长期健康险的需求将增长10％以上。长期健康险业应抓住我国经济迅速增长的机遇加快发展。

       第二，长寿风险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护理需求显著增加。回归结果显示，人均寿命每增加1岁，长期护理保险所在的长期健康险保费总收入就有50％左右的增幅。从人均寿命增幅上来看，上海市人均寿命基本上每3年增加1岁，意味着保险公司面对的老龄化风险在急剧增加，保险公司有必要以老龄化为背景，针对长寿风险设计长期新型护理产品，并计提足够的责任准备金，防范风险。

       第三，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因为收入因素和利率因素在这个模型中非常不显著，其中收入因素与长期护理保险需求为负相关的实证结果也不符合基本经济学原理。这一结果在微观模型中也有所体现：储蓄和收入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影响极小。这说明我国长期护理保险仍处于发展前期，其发展主要受到宏观经济和居民养老观念的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尽管对长期护理保险的研究已经比较丰富，但从微观角度入手观察市场的文章却比较少，而且主要集中在美国。本文利用包含1012个样本的横截面数据，利用Logit/Probit模型了解到，目前年龄、工作、保险替代品、医疗护理需求、养老意愿和对长期护理产品的了解程度等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因素是显著的，而储蓄、收入、婚姻和家庭等因素则不显著。

       在此基础上，利用对数线性模型简单分析上海市的长期健康险需求与收入、利率、GDP和人均寿命之间的关系，发现国民经济增长和人口老龄化是上海市长期健康险发展的主要引致因素。综上，笔者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提出以下构想。

       第一，政府应当加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引导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增加民众对产品的了解，有助于增加民众的购买意愿。且长期护理保险的高保额、长保险期特征，有助于缓解上海甚至全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带来的老人抚养问题。参考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长期护理保险已经纳入社会保险。上海虽然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且上海市政府正在试点实行长期医疗护理保险制度，把护理保险列入医疗保险，但是单独设置社会护理保险还不成熟，需要更长时间的探索。而且，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目前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失灵，因为收入等因素对保险需求的提振作用并不显著，说明长期护理保险仍然在较大程度上受制于居民薄弱的保险意识，这就迫切需要政府予以正确的引导，出台有关长期护理制度的法律法规，以确保长期护理保险的有序发展。

       由于老年长期护理保险蕴含的风险大，保险公司的保费较高，如果政府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例如允许个人或团体将护理保险保费税前列支，必定会吸引很多保险公司进入长期护理保险，通过竞争，价格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降低，激发保险公司产品创新的动力，进而有效满足老年人对长期护理保险的多样化需求，有利于整个长期护理保险市场的发展。

       第二，保险公司应改善保险声誉。问卷调查中，有多达61人(6.02％)在问卷的末尾附注“保险是骗人的”。这说明很多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缺乏基本了解。保险并不是普通的金融产品，但由于其补偿性与射幸性，民众对保险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因而产生了“一人卖保险，全家不要脸”等负面的社会评价。回归结果也说明，对产品越了解的受访者，购买需求就越大。改善保险声誉，对长期护理保险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保险公司应着重宣传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护理的风险规避作用，并监督、提高公司相关养老院的老年护理从业人员的服务水平。保监会等政府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也应当加强引导，发挥保险在国内金融市场的应有作用。

       第三，保险公司应该有针对性地设计和营销保险产品。保险公司在设计保险产品和营销过程中，应该细分目标市场，并抓住各细分市场的特点来设计和营销产品。调研结果表明，“四二一”③家庭中的老年人最关注与家人之间的感情交流，保险公司可以针对具体情况，设计适合这种家庭模式的长期护理保险。例如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使老年人能够在自己家中接受照护，不仅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还有利于老年人的感情交流。此外，在营销长期护理保险产品的过程中，保险公司也应该准确定位目标市场，如“四二一”家庭、失独家庭购买长期护理保险的动机会大于非独生子女家庭，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相对来说对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会更高，通过准确定位目标市场会使长期护理保险的市场接受度更高。

       第四，保险公司应扩大长期护理产品的知名度，并加大对投保人的甄别力度。在问卷调查中，有290人(28.66％)对长期护理保险表现出了购买兴趣，还有37人(3.66％)表示“非常想了解长期护理产品，需要加强宣传”；而在调研前，只有2人(0.20％)购买了长期护理保险。而且从总体样本来看，有422人(41.68％)完全不了解长期护理保险；但其中136人(32.22％)在问卷调查后对长期护理保险表现出了购买兴趣，高于平均水平。这说明长期护理产品作为新型的保险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需要进一步扩大宣传，开拓市场。一方面，保险公司需要完善现存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并有针对性地设计新的长期护理保险产品，满足居民在不同价格水平段上的不同需求，提高保险渗透率；另一方面，也要加强风险管控工作，长期护理保险自身的长时性特点意味着保险公司需要更注重准备金计提等风险防范工作，并搜集足够的数据，确保保险定价的准确性，避免因为公司偿付能力不足等原因给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总之，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人口结构将从成年型转向老年型。慢性疾病发生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不断提高，人们对长期护理的需求将越来越迫切。然而，目前社保体系中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已经让政府的财政压力空前巨大，我国还不具备全面建立社会护理保险的条件，尽快发展商业护理保险成为可选之路。对商业护理保险需求的研究有助于保险公司在设计产品时考虑到相关因素，使产品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创新性，而且有助于其收集与影响长期护理保险需求因素相关的数据，建立数据库，在对长期护理保险定价时将不同的影响因素作为定价权重的参考。

       注释：

       ①保险有效程度指该保险的保障范围与所有该类别风险之间的比例。通常可以用该保险赔付的损失与被保险发生的同类别总损失的比来表示。

       ②保险实际价格是被保险人每单位保费自己所需承担的风险。通常用除外损失与保费的比来表示。

       ③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四人，父亲、母亲二人和一个独生子女所构成的金字塔形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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