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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03)04-144-10
“祖饯”是萧统对收在《文选》卷二十的部分诗的命名，这些诗是曹植的《送应氏诗二首》、孙楚的《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潘岳的《金谷集作诗一首》、谢瞻的《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一首》、谢灵运的《邻里相送方山诗一首》、谢朓的《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一首》和沈约的《别范安成诗一首》，共计七题八首。这些诗从题目上就能看出来，都写送别。但是遍读全部八首诗作，却见不到萧统题给它们的“祖饯”两个字。那么，祖饯与这些诗到底有什么关系？
一
说到祖饯，先就要说一说祖道。
祖道，汉代以后的人都解释它为一种祭祀路神的仪式。在早期的文献中，或以单字称祖、称道，或也称軷、犯軷。《诗经·大雅·韩奕》：“韩侯出祖，出宿于屠。显父饯之，清酒百壶。其肴维何，炮鳖鲜鱼。其蔌维何，维笋及蒲。其赠维何，乘马路车。笾豆有且，侯氏燕胥。”郑玄注以为“祖，将去而犯軷也。既觐而返国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则如始行焉。祖于国外，毕，乃出宿，示行不留是也。显父，周之公卿也，饯送之，故有酒”。孔颖达疏则说：“此言韩侯既受赐而将归，在道饯送之事也。言韩侯出京师之门，为祖道之祭，为祖若讫，将欲出宿于屠地也。于祖之时，王使卿士之显父以酒饯送之。”[1]（上册P571）《邶风·泉水》说：“出宿于泲，饮饯于祢。”郑玄注：“泲，地名，祖而舍軷，饮酒于其侧曰饯，重始有事于道也。”孔颖达疏：“言祖而舍軷，饮酒于其侧者，谓为祖道之祭，当释酒脯于軷。舍軷，即释軷也。于时送者遂饮酒于祖侧曰饯，饯，饯送也。”[1]（上册P309）《左传·昭公七年》说：“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以诸侯落之。……公将往，梦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实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杜预注：“祖，祭道神。”孔颖达疏：“《诗》云‘韩侯出祖’、‘仲山甫出祖’，是出行必为祖也。……又《聘礼》记云‘出祖释軷，祭酒脯，乃饮酒于其侧。’郑玄云：‘祖，始也，行出国门，止陈车骑，释酒脯之奠于軷，为行始也。’《诗》传曰：‘軷，道祭也，谓祭道路之神。’《春秋传》曰：‘軷涉山川，然则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险阻为难，是以委土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为軷，祭酒脯祈告也。卿大夫处者于是饯之，饮酒于其侧。礼毕，乘车轢之而遂行。’是说祖軷之事也。”[1]（下册P2048）《周礼·夏官·大驭》记王出入，“大驭掌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驭，驭下祝，登，受辔，犯軷，遂驱之。及祭，酌仆。仆左执辔，右祭两軹，祭軓，乃饮。凡驭路，行以《肆夏》，趋以《采荠》，凡驭路，仪以鸾和为节。”郑玄注：“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为山象，以菩刍棘柏为神主。既祭之，以车轢之而去，喻无险难也。”贾公彦释：“言行山曰軷者，谓水行曰涉，山行曰軷。云封土为山象者，郑注月令祀行之礼，为軷坛，厚三寸，广五尺，此道祭亦宜然。”[1]（上册P857）又《说文解字》说：“軷，出将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坛四通，树茅以依神为軷。既祭犯軷，轢牲而行为范軷。从车，犮声。《诗》曰‘取羝以軷’。”[2](P302)综合上述文献并依照汉唐间人的理解，对早期的祭祀路神的仪式，大体可作如下简略的描述：倘若一个人要离家远去，便要在他漫长征途的起点祭祀路神，以求平安，这就是祖道。祖道的方法，是先在国（城、庙）门外堆起一个土台，像山的形状，叫做軷坛，再把牲犬放在上边，或是放些菩、刍、棘、柏一类的植物，当作附有神灵的神主。即将远行的车骑来到门口，停下，由驾车人向路神供奉上酒和肉脯，以表示敬意和祈求之意，然后，要让车骑从軷坛也连同那些牲犬或菩刍棘柏上面碾过，这叫范軷，以此象征与神结成了契约关系，此后便会道路平坦，任何艰难险阻都能够克服。（注：关于行神之祭，参见钱玄的《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508页。钱著以为，其有两种方式：一种如《周礼·夏官·大驭》所示，是以杀死的犬牲置于地，车轮碾过犬牲。还有一种则不用牲，车践行神之坛而过，其如《礼记·檀弓上》所示：“及葬，毁宗邋行，出于大门，殷道也。”郑玄笺：“毁宗，毁庙门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庙门之外。”行，指行神。此言将葬，柩不从庙门出，而毁庙门西墙，并践踏行神之土坛而出。保路上平安。）
当然，这才是祭祀仪式的一部分，或也可说是其主要部分。就仪式而言，也还有另外一部分并且是同本文关系较深的部分，就是那些送行的人们，也同时出现在这个祭祀仪式的现场，他们往往备下丰盛的美酒佳肴，待祭祀路神的上述仪式完成之后，便以酒为即将上路的旅人饯行。因此，在颜师古的《汉书》注中，就是把祖道与饯行联系在一起的，他或解释：“祖者，送行之祭，因设宴饮焉。”[3](P2883)或干脆将“祖道”与“饯行”视若为一[4](P3040)。这样，“祖道”有时候就又被称作了“祖饯”。
尽管在早期文献中尚少见“祖饯”的名称，但至少从汉唐时代起，“祖饯”与“祖道”便常常被人混用，“軷”和“犯軷”的出现频率反而越来越低。而汉唐间人对早期文献中“祖道”的解释，可以说也是以他们在当世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为一种参照的。如《后汉书·吴祐传》说吴軿“举孝廉，将行，郡中为祖道，軿越坛共小史雍丘、黄真欢语移时，与结友而别”，李贤等注就以为：“祖道之礼，封土为軷坛也。《五经要义》曰：‘祖道者，行祭为道路祈也。’”可知《传》中所说“越坛”的“坛”，当即軷坛[3](P2100)。又如曹植的《鼙舞歌五首·圣皇篇》写道：“贵戚并出送，夹道交辎軿。车服齐整设，晔耀天精韡。武骑卫前后，鼓吹箫笳声。祖道魏东门，泪下沾冠缨。”[5](P427)张华的《祖道赵王应诏诗》写道：“发轫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饯行，缙绅具集。轩冕峨峨，冠盖习习”[5](P616)。这两首诗所描写的都是魏晋时期为诸王送行的场面，尽显其繁华、喧闹。
据《通典》记载：“隋制，皇帝行幸亲巡狩则軷祭。其礼，有司于国门外，委土为山象，设埋埳。有司刳羊，陈俎豆。驾将至，委奠币，荐脯醢，加羊于軷，西首。又莫酒解羊，并馔埋于埳。驾至，太仆陈两軹及軓前，乃饮，授爵，遂轢軷上而行。”[6](P2064)不但“委土为山象”，还要“设埋埳”，不但“加羊于軷”，还要令“西首”，果真如此的话，则此间皇家祭祀路神的仪式，是比由早期文献中所见任何这类祭祀都更隆重、也更复杂的。蔡邕有《祖饯祝》，其中写道：“令岁淑月，日吉时良，爽应孔嘉，君当迁行。神龟吉兆，休气煌煌，著卦利贞，天见三光。鸾鸣嗈嗈，四牡彭彭，君既升舆，道路开张。风伯雨师，洒道中央，阳遂求福，蚩尤辟兵。仓龙夹毂，白虎扶行，朱雀道引，玄武作侣。勾陈居中，厌伏四方，君往邻邦，长乐无疆。”[7](P3264)《焦氏易林·大畜》也有一段写祖道的场面：“住车啜酒，疾风暴起，泛乱福器，飞扬位草，明神降禄，道无害寇。”[8]（卷四）从这些记载中可见出现在早期祖道仪式中的几个要素，如封土为坛、轢之而行以及供奉酒脯，都原封不动地被继承下来了。除此而外，早期文献中较为少见的祝辞，现在也见诸文字。据此可以推测，至少在汉唐之间，祖道还是一种相当重要的仪式，在比较正式的场合，尤其像皇帝出行的时候，不仅行礼如仪，手续绝对不能够简化，而且对其中的每一步骤，似乎还有了更加深奥的解释。
相信祖道仪式在汉唐间的存续，与这一套解释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这一套复杂的解释，赋予祖道仪式以一种特殊的象征性和神秘意味。然而，值得注意的还在另一方面，那就是汉唐间人论及祖道的缘起，又已经带有一种相当人文化的想象，例如：《风俗通义·祀典》说：“谨案《礼传》：‘共工之子曰修，好远游，舟车所至，足迹所达，靡不穷览，故祀以为祖神。’祖者，徂也。”[9](P664)崔寔《四民月令》说：“祖者，道神。黄帝之子曰累祖，好远游，死道路，故祀以为道神。”[10](P260)《汉书，临江闵王荣传》颜师古注也说：“祖者，送行之祭，因飨饮也。昔黄帝之子缧祖好远游而死于道，故后人以为行神也。”（注：参见桂馥对“軷”的解释，其曰：“据《帝系》及《本纪》，皆言嫘祖黄帝妃，无为行神之由也。”（《说文解字义证》，1260页，齐鲁书社，1987））在这些传说中，无论将祖道说成是对共工之子的纪念，还是说成对黄帝之子的纪念，其中透露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通过将自然界的神主转换为历史传说中的人物，通过对祖道所作的一种历史化的叙述，把祭祀中的对于神灵的畏惧和崇拜，变成了对于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的追忆。在这种历史追忆之中，人的世界凸然显现，祖道也仿佛不是为了对神祈愿、不是在表达对神的依赖，而是为了对人自身的历史作出亲切的回应与报偿。祭祀路神的仪式因而既显得庄严、郑重，也充满了人世间的愉悦和温馨。
二
行人远去，为之祀神祈愿，为之祝酒欢宴，在这种叫做“祖道”或“祖饯”的活动中，本来的主要角色就是人，祭祀路神的场所常常也就变成了人群聚会的场所，因而所谓祖饯，与其说是祀神，不如说更像一种社交活动：人们往往借由祖饯来沟通相互间的感情和联系，而通过祖饯的规模、方式，往往也能考量出参与其事者的社会价值、地位以及个人品性。
历史上有关祖饯的一个最著名的传说，要数二疏之事。据《汉书·疏广传》的记载，当汉宣帝时，疏广、疏受分别为太子太傅和少傅，“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但二人毅然还乡，于是“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4](P3046)二疏激流勇退，赢得公卿大夫热情送别的故事流传甚广，后来不但演化成历史掌故，还成为绘画的题材（注：王彪之《二疏画诗序》曰：“因扇上有画二疏事，作诗一首，以述其美。”（《北堂书钞》卷一三四《服饰部》三《扇》二四，539页下））。张协曾有《咏史》诗曰：“蔼蔼东都门，群公祖二疏。朱轩耀金城，供帐临长衢。达人知止足，遗荣忽如无。抽簪解朝衣，散发归海隅。行人为陨涕，贤哉此大夫。挥金乐当年，岁暮不留储。顾谓四座宾，多财为累愚。清风激万代，名与天壤俱。咄此蝉冕客，君绅宜见书。”[5](P744-745)陶渊明也有《咏二疏诗》，盛赞二疏“功成者自去”之余，同样想象了当年“饯送倾皇朝，华轩盈道路”的隆重场面[5](P984)。王弘之不为势利之交的一则故事，也与祖饯有关。事在大约东晋桓玄称帝时，有功于桓玄的“琅琊殷仲文还姑孰，祖送倾朝，桓谦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离送别，必在有情，下官与殷风马牛不接，无缘扈从。’”王弘之不凡的气度，为桓谦所赞许，后来他“拂衣归耕”，也深得谢灵运、颜延之的钦重[10](P2281)。而据《南齐书·虞玩之传》记载：“玩之于人物好臧否，宋末，王俭举员外郎孔逷使虏，玩之言论不相饶，逷、俭并恨之。至是玩之东归，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11](P611)。虞玩之的为人，不过是任性率直，平日里显得咄咄逼人，居然就落得无人为其祖饯的下场。由上述几例，很可见人情世故在祖饯一事上的微妙反映。是否安排祖饯活动及祖饯的规模如何，与其说是靠人们对神所怀的信仰和依赖程度来决定，不如说是由政治判断、道德评价和人际交往的惯例等其他社会因素来决定的。
祖饯的这种类似社交的性质，使之一般都在较为轻松的气氛中进行，像王浚《从幸洛水饯王公归国诗》所写“皇舆回羽盖，高会洛水滨。临川讲妙艺，纵酒钓潜鳞。八音以迭奏，兰羞备时珍”[5](P744-745)，谢瞻《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所写“四筵沾芳醴，中堂起丝桐”[12](P957)，则祖饯时，不但有酒肉之欢，还有丝竹之娱。因此，再来看刘向《说苑》中的一个故事，就可知它确实有些异乎寻常。故事讲的是齐将军田聩出将，人们送行到郊外，有一个叫张生的，大讲许由洗耳而不受天下、伯夷叔齐辞诸侯之位等等，教导田聩不要“以士之所羞者骄士”。田聩却答道：“今日诸君皆为聩祖道，具酒脯，而先生独教之以圣人之大道，谨闻命矣。”[13](P196-197)。说明张生这一通大道理，与祖道本来的气氛多么不谐调。异乎寻常的祖饯，更见于《三国志》的记载：董卓“尝至郿行坞，公卿以下祖道于横门外。卓豫施帐幔饮，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先断其舌，或斩手足，或凿眼，或鑊煮之，未死，偃转杯案间，会者皆战悚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14](P750)。这是利用祖道来实施政治阴谋的一次极端恐怖的事件，这一事件也彻底暴露了董卓的阴险和残暴。
大多数祖饯活动的地点，都安排在城郊，如《晋书·王导传》说：“及石勒侵阜陵，诏加导大司马、假黄钺，出讨之。军次江宁，帝亲饯于郊。”[15](P750)（注：又，张华《博物志》：“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青之技，自谓尽之，于一日遂辞归。秦青弗止，乃饯于郊衢，拂节悲歌，声震林木，响遏行云。”（李剑国辑释《唐前志怪小说辑释·魏晋编第二》，17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并前文引《说苑》卷八，都称“饯于郊衢”或“送于郊”）颜延之也说：“郊饯有坛，君举有体。”[5](P1226)祖饯的场地，还多为河岸、山边，这里也正是行者旅途的起点。《汉书·刘屈氂传》说：“贰师将军李广利将兵出击匈奴，丞相为祖道，送至渭桥，与广利辞决。”[4](P2883)出发自长安，自然在渭河桥边设祖道。《后汉书·文苑传》说高彪“迁外黄令，帝敕同僚临送，祖于上东门”，据李贤等人的注，上东门也系洛阳城东面北头门[3](P2652)。再好比晋诗中写到的祖道，就往往多是在洛河边或北邙山下举行的，前如张华的《祖道征西应诏诗》：“四牡扬镳，玄轲振绥。庶寮群后，饯饮洛湄。感离叹凄，慕德迟迟。”[5](P616)何劭的《洛水祖王公应诏诗》：“游宴绸缪，情恋所亲，薄云饯之，于洛之滨。”[5](P648)特别何劭的这首诗，相当完整地描写了洛水边的送别场面，诗中写春风、归雁，写笙瑟、举爵，笔笔点画出宴会极尽欢乐的气氛和人们难舍难分的心情，聚会一直延宕到太阳落山，行人才充满感激而又不无依恋地整顿上路。北邙山下的祖道，则有潘岳的《北芒送别王世胄诗》可以为代表[5](P631)。
像何劭、潘岳诗中所写差不多要花费一天时间的这么大规模的祖饯活动，是不大可能在野地露天举行的，往往要事先做很多准备，最主要的恐怕就是供设帷帐，又称“供帐”。前引《汉书·疏广传》中就有“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张协《咏史》诗也有“供帐临长衢”的描写，《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典略》还说当祢衡由许都南返荆州，“装束临发，众人为祖道，先设供帐于城南[14](P311)。可知为祖道而设供帐，大概是相当普遍（注：因又有专称“祖帐”者，如鲍照《数名诗》曰：“五侯相饯送，高会集新丰。六乐陈广坐，祖帐扬春风。”（《宋诗》卷九，1300页）鲍溶《羽林行》曰：“宝马雕玉鞍，一朝从万骑。煌煌都门外，祖帐光七贵。”（《乐府诗集》卷六三《杂曲歌辞》三，910页，中华书局，1996）〔此条注释承阎步克先生指教，特此致谢。〕）。当然，不是所有的祖饯都得靠临时供设帷帐，从文献记载来看，自东汉以后，也有越来越多的祖饯活动是在固定建筑内进行的，如《后汉书·文苑列传下》说“时京兆第五永为督军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会，祖饯于长乐观”[3](P2650)。而由帝王召集的祖饯，更多是在宫观楼苑内行事，沈约有《应诏乐游饯吕僧珍诗》（注：乐游苑，据《宋书》卷一四《礼志》一：“北郊，晋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为乐游苑，移于山西北。”（346页）可知其地本为祭祀仪式场所。）、谢瞻等人有《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注：戏马台，《文选》李善注又称之为“项羽戏马台”（287页上）。又，上述沈约、谢瞻等诗均见《文选》卷二十“公宴”。），从诗题上即可看到祖饯的场所，谢朓又有《将发石头上烽火楼》，则是烽火楼上举行祖饯的例子（注：其诗有“归飞无羽翼，其如离别何”句，确知是写在离别之时。据曹融南校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卷三注引《六朝事迹编类·图经》，曰：烽火楼“在石头城西南最高处，杨修诗注云：‘沿江筑台以举烽燧，自建康至江陵五千七百里，有警半日而达。……齐武帝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1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梁简文帝又有《登烽火楼》诗：“耸楼排树出，却堞带江清。陟峰试远望，郁郁尽郊京。万邑王畿旷，三条绮陌平。亘原横地险，孤屿派流生。悠悠归棹入，眇眇去帆惊。水烟浮岸起，遥禽逐雾征。”可参看。“悠悠归棹入，眇眇去帆惊”一句，表明烽火楼上的确可以看到往来的行人。）。一般人也多在普通亭馆祖饯，如陆机有《于承明作与士龙一首》：“分途长林侧，挥袂万始亭。”[12](P1143)殷仲文有《送东阳太守诗》：“如何祖良游，心事孱在斯。虚亭无留宾，东川缅逶迤。”[5](P934)谢惠连有《西陵遇风献康乐诗》：“饮饯野亭馆，分袂澄湖阴。”[5](P1193)
至于祖道所用经费，如果是皇帝和高级官僚主持的，理应由宫廷或官府承担，但如果由低级官员或普通人召集的祖饯，则可能要由参加者每人各出一笔份子钱。《三国志·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邴原在陈留求师问学，“临别，师友以原不饮酒，会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饮酒，但以荒思废业，故断之耳。今当远别，因见贶饯，可一饮讌。’于是共坐饮酒，终日不醉。”[14](P352)说的是师友们各自拿米肉，聚在一起送别邴原。居延汉简里有：“候史褒予万岁候长祖道钱，出钱十。付第十七候长祖道钱，出钱十。付第廿三候长祖道钱。出钱十。”[16](P283)这显然是一份记帐单，记录了数次为人祖道时所出的钱额。
嵇含《祖赋序》说：“祖之在于俗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咸用。有汉卜日丙午，魏氏择其丁未，至于大晋，则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运，三代固不同。虽其奉祖，而莫识祖之所由兴也。说者云：祈请道神谓之祖。有事于道者，吉凶皆名。君子于役，则列之于中路，丧者将迁，则称名于阶庭。或云百叶远祖，名氏凋灭，坟茔不复存其铭表，游魂不得托于庙祧，智者故以初岁良辰，肇建华盖，挥扬采旌，将欲招灵爽于今夕。庶众祖之来凭，盖有两端，俯叹壮观，乃述而赋之。”[17](P319)（注：参见《宋书》卷一二《律历志》中，260页。）据此，祖道在晋代应是一项十分普及的、世俗化的活动，上自天子达官，下至庶民社会，无不援用，有关“祖”的解说，因之也纷纷纭纭，不止于一端（注：如嵇含赋序所云，出殡也要行祖的仪式。（《十三经注疏》上册，571页，中华书局影印本。）陆机《挽歌诗》亦曰：“死生各异伦，祖载当有时。”“饮饯觞莫举，出宿归无期。”（《晋诗》卷五，653页）此自古而然，但因不在本文话题之内，故置而不论。）。且不说当皇室设饯送远宾，廊庙之臣俱集时，“置酒宣猷庭，击鼓灵沼滨”，“羽觞飞
醁，芳馔备奇珍。巴渝二八奏，妙舞鼓铎振。长袂生回飚，曲裾扬轻尘”[5](P766)，极尽奢华铺张，即像西晋元康二年，潘岳起为长安令，“仆夫授策，发轫皇都。亲戚鳞集，祖饯盈途。嘉肴纷错，清酒百壶。饮者未酲，宴不及娱”。[5](P762)”那种人群往来熙熙攘攘的场面也相当惹人注意。谢朓有《送远曲》一首，其曰：“北梁辞欢宴，南浦送佳人。方衢控龙马，平路骋朱轮。琼筵妙舞绝，桂席羽觞陈。白云丘陵远，山川时未因。一为清吹激，潺湲伤巾别。”[5](P1416)所表现的已经完全是那种嘉年华会式的情感。
元康六年的金谷集会，是为世所传闻的一件雅事。集会的主要原因，原为欢送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回长安，因为参加这次集会的多数人都写了诗，于是留下著名的《金谷诗集》。潘岳的《金谷集诗》、杜育的《金谷集诗》残句，迄今尚存，更为有名的当然还是石崇为这部诗集撰写的《序》，其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18](P57)石崇用极尽周详而又饱含感情的笔墨，记下了他在金谷涧所操持的这场祖饯，这是以长久分离为由的一次短暂相聚，在这里，人与人之间难得的聚合以及一旦聚合所带来的快乐，成了压倒性的主题。“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12](P977)。对于即将远行的恐惧，与其说出自未来不可预知的道路，不如说出自与亲朋好友的分离，道路不可预知，或要仰赖于神，然而与友朋分离的心理落差，只有靠这种格外亲密的接触来补偿（注：参见陆机《赠斥丘令冯文罴诗》：“夙驾出东城，送子临江曲。密席接同志，羽觞飞酃渌。登楼望峻陂，时逝一何速。”（《晋诗》卷五）），在金谷涧，祖饯显示出它非常人情化和世俗化的一面。因此，江淹作《别赋》叙说人世间的种种别离，“帐饮东都，送客金谷”被推居首位[12](P751)，前句说的是送别二疏，后句指的就是这次雅集。
三
祖饯作诗，虽不知起于何时，但《文选》卷二十“祖饯”类所列第一首，即是曹植的《送应氏诗》，王粲《赠蔡子笃诗》也有：“何以赠行，言赋新诗。”[5](P357)再往前，前引《后汉书·高彪传》记第五永将赴任，祖饯于永乐观时，“议郎蔡邕等皆赋诗，彪乃独作箴曰：……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3](P2650)，说明溯源至东汉，至少是没有问题的（注：又据《战国策》记载，荆轲刺秦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征之声，一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忼慨羽声，士皆瞠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1137页，上海厂长出版社标点本，1978）则在赋诗之前，或有自作词而为歌的。）。根据《国语·周语下》的记载：“晋羊舌肸聘于周，发币于大夫及单靖公。靖公享之，俭而敬，宾礼赠饯，视其上而从之，燕无私，送不过郊，语说《昊天有成命》。”[19](P114)《昊天有成命》，是《诗经·周颂》中的一篇，此可见饯别谈诗的风气，由来已久。
现存汉魏时期的祖饯、送别诗很少，但两晋及其后，这一类的诗作便多起来，“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20](P3)。这种情况，可能与祖饯在晋代自皇室以至庶民的普及有关，与“诗”这一体在汉魏以后的兴盛，也大概有若干关联。两晋皇帝、皇族自己留下的诗作虽然极少，然而也许受曹魏风气的影响，在他们主持的祖饯上，却似乎很喜欢令属下作诗，《晋诗》所收，就有王濬、张华等大臣应诏而作的这类诗。
潘岳在这时有一个总结，他说：“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戚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12](P587)“四戚”之中，送行者的眷恋之怀与行路人的寂寞之痛，都可称作这一时代新的人生体验（注：据《文选》该篇的李善注，这“四戚”中的后二者，分别用的是《论语》中孔子、《晏子春秋》中齐景公的典故，因此或可算作老生常谈。），因此“歧路多怀”而“赋诗赠行”[5](P763)，也是这时一般士人间的流行的做法。例如孙绰曾感叹：“古人重离，必有赠迁。千金之遗，孰与片言。”[5](P899)从他现存不多的诗作来看，祖饯诗果然几近半数。鲍照一生中写了很多的离别诗，并且多数都非应命而写，是纯粹赠给友人的，他的《与荀中书别诗》、《吴兴黄浦亭庾中郎别诗》、《送别王宣城诗》[5](P1289-1290,1287,1288)，都写得相当真挚、情意绵绵，后人常说鲍照最善于抒写游子、思妇之情，写饯别，也当是他所擅长的。
祖饯时，参加者人各献诗，当是最普遍的一种情形。邯郸淳《赠吴处玄诗》写他将要离开临淄，“群子重离，首命于时。饯我路隅，赠我嘉辞。既受德音，敢不答之。”[5](P1409)说的是送行与被送的人，各自都有诗作。《金谷园诗集》的编纂，大概即采取这样的形式。现存一些同题诗作，如谢瞻、谢灵运同有的《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5]（宋诗巷一，卷二），也属于这一种，它们的写作背景，见于《宋书·孔季恭传》，说的是义熙十四年九月九日，刘裕于项羽戏马台大会群僚，饯别孔靖，“百僚咸赋诗以述其美”。现存还有像王融、虞炎、范云、沈约、萧琛、刘绘的同题作品《饯谢文学离夜诗》及谢朓的《和别沈右率诸君》，大约也都是同时的应答之作[21](P305-311)。祖饯时，也还有另外一种赋诗方式，由参加者一人一句相递成篇，成所谓“连（联）句诗”。《宋书·沈怀文传》对此有所记载：“隐士雷次宗被征居钟山，后南还庐岳，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作尤美，辞高一座。”[10](P2102)而何逊集中现存的《送褚都曹联句诗》、《相送联句》、《临别联句》[5](P1708,1711,1712)，则也应当属于此类。
由于祖饯带有社交性质，为此而写的诗，自难免应酬和游戏的态度，然而也就是近乎游戏的态度，令这一类诗可以写得比较放松并且能够坦露真情。张华曾经描述过在繁忙的公务当中，与友人诗相往来的愉悦：“良朋贻新诗，示我以游娱。穆如洒清风，焕若春华敷。”“是用感嘉贶，写心出中诚。”[5](P618)将看到友朋的新诗比作如沐清风，那么借饯行的机会，或像虞羲所企望的那样，与友人“共盈一樽酒”，“但愿论心故”[5](P1607)，自然有无限的快意。这也正如傅咸在《感别赋》中所言：“退以文而会友，钦公子之清尘。信同声之相应，意未写而情亲。”[23](P529)但是，祖饯提供的到底又是一个公共场所和空间，刘孺在《侍宴饯新安太守萧几应令诗》中对这个场合有如下的描绘：“芝殿延藻景，画室写油云。玄览多该洽，圣思究前闻。微密探精义，优游妙典坟。饮饯参多士，言赠赋新文。”[5](P1851)在这样一个优游典坟、探究精义、竞赋新文的地方，诗人之作，既是风雅的应和，又难免有一定的竞争性。这一点，在前引《后汉书·文苑列传》高彪于长乐观祖饯时作笺，蔡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宋书·沈怀文传》“何尚之设祖道，文义之士毕集，为连句诗，怀文所作尤美，辞高一座”的记载中，已经看得非常清楚。刘孝绰有《侍宴饯庾于陵应诏诗》谓“高辩竟谈端，奇文争笔力。伊臣独无伎，何用风吹息”[5](P1828)，此“奇文争笔力”，就是指这种游戏般的竞争。
在应酬与游戏中隐含的竞争，也许正是祖饯类诗作得以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当写作的条件诸如时间、读者、题材等等都受到同样限制的时候，作者各人唯有充分施展其技术手段，尤其是在结构布置、词语选择上多下功夫，才可能别出新裁，胜人一筹。例如永明九年，谢朓以随王文学的身份同萧子隆远赴荆州，西邸文士为之饯行并当场赋诗，如果把现存的这一组《饯谢文学离夜诗》放在一起，便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既相呼应、又相区别的微妙关系：春夜、江洲、聚会、离情几个相同的元素，被组织在不同的字词、排放于不同的句列，于是便使这些诗作显出了奇妙的差异。
自三国两晋而下，诗人将离别的题材写得花样百出，其手法越来越精细，尤为注重内心感受的表达。在江淹“写暂离之状、永诀之情”的《别赋》中，离别就被分成了达官贵人、剑客侠士、从军戍边、背乡去国、情人分居等多种，无论哪一种，都各有它特殊的状态和感受。这种在诗文中对离别情态的日渐细腻的辨别、描摹，大概最终也演变为一股推助力，促使这类作品远远地脱离了祖饯原来的祭祀背景。而从现存以祖饯为题的诗中可以看到，它们大多抒写的确实只是离别的心情，即使作“吴山饶离袂，楚水多别情”那样移情于自然物的联想，[5](P1563)也不大会涉及到祀神仪式。又因为写的是内在心情，这些诗里“私”的亦即个人对个人的色彩也愈益浓厚，如何逊的《送韦司马别诗》，反反复复只是描写送别友人及别后的所观所感，心思何等细微敏感，情绪何等纡曲缠绵。而或因为心思的细微敏感和情绪的纡曲缠绵，在这类诗的写作当中，诗人们也都往往格外用心于视角的巧妙转换和感情的层层披露，这样一来，便于无形之中更加拓宽了这一题材诗歌的抒写空间。
萧统尝曰：“密亲离则手为心使，昆弟宴则墨以情露”[23](P156)，《梁书·昭明太子传》也说他是“每游宴祖道，赋诗至数十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24](P166)。写作的密度是如此之高，写作的欲望又是如此之强，结果势必造成祖饯诗在数量上的增长，最终促使它们必须作为一种诗歌类别而独立出来。萧统在编纂《文选》的时候，或许就是面临了这样的现实，因此不得不在诗中设下“祖饯”一类的。而收入其中的七篇诗，应当是他从众多同类作品里选出的典范。这些诗依时代顺序为：曹植《送应氏诗二首》、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一首》、潘岳《金谷集作诗一首》、谢瞻《王抚军庾西阳集别时为豫章太守庾被征还东一首》、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一首》、谢朓《新亭渚别范零陵诗一首》、沈约《别范安成诗一首》。为什么选择这七篇诗，萧统没有明确的解释，尽管在大的原则上，相信它们都属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者[12](P1)，但具体到“祖饯”这一类的选诗标准，则还难以有清晰的答案。不过作为一时之选，《文选》“祖饯”类所反映的自然应该是其时代的取向和风气：
首先，就选入其中的诗作者来看，曹植、潘岳、谢灵运是当时评为第一流的五言诗人（注：参见钟嵘《诗品序》，1-2页；沈约《谢灵运传论》，《宋书》卷六七，1778页。），谢朓的五言诗，“为后进士子之所嗟慕”，[20](P15)沈约常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11](P826)，就是沈约自己，也有“五言最优”，“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的声名[20](P16)。《文选》中选录作者诗文数量最多的，也正是这么几位（注：曹道衡、沈玉成编著《南北朝文学史》（2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统计《文选》收录作家作品最多的依次为：陆机44、谢灵运32、曹植27、谢朓23、颜延之22、沈约17。），这说明祖饯类的选目，大体上也还是依照当时一般的社会评价来确定的。此外，谢瞻的文章辞采，沈约曾以为可“与族叔混、族弟灵运相抗”[10](P1558)，《诗品》列他在中品，说“其源出于张华，才力苦弱，故其清浅，殊得风流媚趣”[20](P14)，而据《文心雕龙·明诗》篇：“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25](P50)，则他的诗无论从渊源亦或风格上看，都可谓五言正宗。《文选》除这一首外，还收入了他的其它四篇诗，亦即他现在仅存诗作的五分之四，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祖饯类的选诗，代表的恰是当时的流行观念。孙楚在《诗品》里也是位居中品，但《文选》选入的他的这首诗，却是在当时备受好评的，钟嵘说：“子荆零雨之外，正长朔风之后，虽有累札，良亦无闻。”[20](P11)沈约也称赞“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皆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10](P1779)。“零雨”所指，即是此诗，因而可见孙楚的这首诗得以入选，也还是靠了一时的舆论。
其次，能够看得更清楚的一点，是归在“祖饯”类下的这七篇，无一为应制、应令之作。前边讲到过谢瞻、谢灵运各有《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一首，沈约也有《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一首，同样为饯别而写，也同样收入《文选》，可它们却偏偏不在“祖饯”一类，而是归在与“祖饯”同卷且相邻的“公宴”一类。这当然不是无意的编排，与上述谢、沈之作相比较，“祖饯”类的这些诗，确乎带有强烈的私性色彩。何者谓“私”，何者谓“公”，这将牵涉到更加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不便予以讨论，但是如前文指出的，汉晋以来，祖饯的世俗化与祖饯诗的私性化日益成为发展的趋势，《文选》“祖饯”类的设置以及由其选目所反映的它对这一类诗的性质的诠释，可以说正是配合了这种大的发展趋势，这也说明《文选》的选诗，所遵循的基本上是当时的主流标准和趣味。
五
以上经由对祖道、祖饯的考述，尝试说明《文选》中“祖饯”这一诗类成立的缘由，但仅仅说明祖饯诗的由来，却还不是本文的最终目的。之所以选择祖饯诗来略加考察，其实更重要的，是由此至少可以延伸出二点思考：
第一，是关乎文学发生的问题。
现代欧洲学者的一个通行看法是，在近代以前的欧洲，所谓“文学”，不过是与贵族或城市自由民的祭祀、娱乐活动相关联的一种群体生活的组成部分。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一书中，葛兰言大概就是依照此种理论，结合民俗学的方法，分析了《诗经·国风》里的恋爱诗与季节祭的关系的。葛兰言认为，每当举行季节祭的时候，从各地赶来的农民便加入到一种带有性的色彩的公共生活当中，庄严的仪式和盛大的宴集，使他们无比地亢奋，突然相遇的年轻男女，内心更是充满了希望与不安，而如此超乎寻常的情感，仅仅使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根本无以表达，于是便产生了诗[26](P296)。这个结论，无论是否为《诗经》的研究者们接受，在考察祖饯诗时，都是一条可以参照的思路。
“祖饯诗”本来也是在举行祖道仪式时写下的，依托着祖饯这一祭祀仪式的重复搬演，这类诗的写作作为一种公开的社会活动，也得以延续下来。当然，在祭祀路神时，从仪式的角度看，祖或称犯軷才是具有象征性的主要的部分，而饮酒话别不过是它的一个次要成分。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则恰好由于饮酒话别并非祭祀仪式的中心，不因承担着某种象征意义而具有很强的规定性，它反而能跟一般的社会生活、时代风气发生较多的联系。这样，在祭祀仪式当中，它就变成了一个可以任意发挥的空间，甚至造成文化人类学所讲的那种仪式的主要部分与次要部分的换位，导致“祖饯”当中的“祖”让位于“饯”，就像《文选》卷二十所显示的，“祖饯”的意思，已经大大地转移为“饯别”，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酒中话别，与沟通人神的“祖”倒好像离得很远了。
而自从被萧统收入《文选》，那些以“祖饯”为名的诗歌，似乎也就脱离了祭祀的性质，变成一种真正的“文”。
作为选本，《文选》起着双重的作用：一是为过去的作品划界，确立何者为“文”的标准，二是树立典范之作，昭示后人如何作“文”。《隋书·经籍志》于“总集”有这样的介绍：“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擿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27](P916)说起来，包括《文选》在内的这类总集式选本，其编选动机及其价值莫不如此，它们都承担着一方面利用过去的作品来诠释“文”的概念、一方面为后来的作者树立“文”的法规的双重责任。唐初而有文选学，以送行为题材的诗，在唐代累积甚多并留下了众多名篇佳句。至宋初，崇尚《文选》的风气仍旧不减，《文苑英华》的编纂，就还是沿袭了《文选》的分类原则，其设送行、留别、行迈、军旅等项目，遵从的都是《文选》立下的规矩（注：《文苑英华》卷一六九《诗》一九《应制》二“侍宴”选有丘迟《侍宴乐游苑饯徐州刺史应诏》、王筠《侍宴饯临州王北伐应诏》、刘孝绰《侍宴饯瘐于陵应诏》等。卷一七七《诗》二七《应制》十“送饯”选有唐太宗《饯中书侍郎来济》、许敬宗《奉和饯来济应诏》等。同卷《诗》29《应令附应教》选有萧子显《侍宴饯陆倕应令》、刘孝绰《饯张惠诏应令》等。又，卷二七六－二八五《诗》一一六－一三五为“送行”。卷二八六－二八八《诗》一三六－一三八为“留别”。卷二八九－二九八《诗》一三九－一四八为“行迈”。卷二九九－三○○《诗》一四九－一五○为“军旅”。）。
第二，关乎六朝文学特质的分析。
《文选》分诗为：补亡（1篇）、述德（1篇）、劝励（2篇）、献诗（3篇）、公宴（14篇）、祖饯（7篇）、咏史（12篇）、百一（1篇）、游仙（2篇）、招隐（2篇）、反招隐（1篇）、游览（23篇）、咏怀（3篇）、哀伤（9篇）、赠答（59篇）、行旅（31篇）、军戎（1篇）、郊庙（1篇）、乐府（10篇）、挽歌（3篇）、杂歌（4篇）、杂诗（50篇）、杂拟（13篇）二十三个子类。其中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哀伤、行旅、军戎、挽歌显然是根据诗的主题和内容来命名、分类的。在这些类别的诗歌当中，公宴、咏史、游览、行旅和乐府，都已经被当做六朝诗歌的特色来讨论过了，如果单比较《文选》中这几类诗的数量，祖饯一类的诗作也并不算少，那么是否可以说，它也代表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某种特色呢？
举例来说，因为将魏晋南北朝政治视为贵族政治的缘故，也有人把这一时期的文学就叫做贵游文学（注：参见简宗梧《从汉到唐贵游活动的转型与赋体变化之考察》，收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1期，59-78页，台北，学生书局，1999。），被当做贵游文学主干的，通常是那些游园诗或公宴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当时出产甚多的还有一种叫做祖饯诗的，人们似乎也忽略了刘孝绰为《昭明太子集》所写的那篇序，因为在序中，刘孝绰分明是将游园、祖道相提并论的，他说：“……至于宴游西园，祖道清洛，三百载赋，该极连篇。”[23](P245)再往后，在陈子昂的《金门饯东平序》中也有这样的词句：“昔者汉朝卿士供帐饯于东都，晋国名贤倾城祖于西郊，虽时称盛观，而人非帝族……”[28](P954)这说明在唐人的历史记忆里，供帐、祖饯也还是汉晋间士卿名贤生活中的一道标志性的风景。既然这样，在讨论魏晋南北朝带有贵游特色的文学时，放弃了祖饯诗这一部分文学资料，显然是有缺陷的。
最后，还可以补充一点。临别赠诗，在中国，是一种相当传统的士大夫文化，钱大昕在《送李素伯之任恩平序》中就指出：“赠行以文，古之道也。”但他同时也批评说：“今世士大夫多不讲，盖意在简便；或中有顾忌，恶闻谠言。都亭祖道日，眠食而外，了无一言，相习为故常而已。”[29](P358)祖道的仪式还在，赠行以文的风气却荡然无存；赠行以文的风气荡然无存，祖道也就只剩了一副形式的外壳。这说的已经是清代的情形，但也从反面证明了“文学”往往附着于社会习俗、风尚的事实，文学的产生或消失，与日常的社会生活的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3-0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