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中国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1995年10月29日至11月3日，由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扬州市郊区政府协办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我院举行。来自北京、上海、南京、扬州的二十多名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除举办了《本世纪唐代文学：史料的发现和学术的进展》（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张惠言的经学与文学》（南京大学曹虹副教授、张伯伟教授）、《唐代文学综论》（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敦煌诗歌研究》（中华书局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徐俊）、《中古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吴小平）等学术报告会外，与会代表围绕中心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兹将讨论会上的部分发言刊发如下。
由逻辑回归历史：学术转型期的文学史研究
八十年代初叶，学术研究正像整个当代文化的发展一样，进入一个转型时期。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转型，我们认为体现在学术观念上由逻辑或迳曰形而上学向历史的回归。这一转变意味着如下一个事实：学者关注的研究对象由点——著名作家、经典作品转向面——思潮、流派、群体，有意识地对文学史的线索重新进行清理。这种工作基于一个不同于往昔的理念，即视事实认识的重要性高于价值判断。学者不再专注于作家的取舍（精华、糟粕之分）、等级，品第高下，而是首先着力于清理事实；不是醉心于给作家贴标签，打分数，论成就得失，而是关注文学史现象，努力发掘历史的遗迹，恢复文学史的原生态。这种转变，通过唐代文学这个公认成就卓著的研究领域来说明也许再合适不过了。
唐代文学研究在这一学术范式的转型中，有两位学者是有代表意义的，一位是傅璇琮，一位是赵昌平。傅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在序言中引用丹纳的理论，自觉地对那些作为大作家之和声与背景的小作家进行研究，并从中获得关于一批诗人、一个时期诗风的实证知识，从而使我们对杜甫以后，白居易以前的诗史开始有了稍微清晰的认识。他的工作给群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从而也为文学史面貌的揭示带来转机。赵昌平的《吴中诗派研究》更进了一步，将对诗人群的资料整理上升到综合性研究，通过对诗人集团的综合研究填补时段研究的空白。需要指出的是，集团、流派研究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颖的研究范式，从曹丕《典论·论文》到张泰来《江西诗社宗派图录》到李怀民《重订中晚唐诗主客图》，都可以说是群体研究的范例。但它们针对的都是已知的或约定俗成的群体，处理的可以说是文学史的既定事实。而赵昌平的论文则不同，它提出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吴中诗派是他的发现。打个比方，前者好比是根据博物馆的藏品写陶瓷艺术史，虽然每个人的见解、评价不尽一致，但涉及的内容却是共同的。而赵昌平则好比是用考古发掘的瓷器写陶瓷史，每发现一件实物，都会引出新的结论。吴中诗派不是像“初唐四杰”、“吴中四士”、“大历十才子”、“咸通十哲”之类的既有的问题，它是从诗史现象中发现的新内容。经过他的勾稽归纳，吴中诗派的组成和面貌才凸现出来。这样的工作，是真正历史的方式，具有米歇尔·福柯说的“知识考古学”的意义。历史的碎片正是在这样一种工作下逐渐显现出原有的完整面貌。当然，从理论上说，历史的原貌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复原的，正像碎陶片只能复原出陶器的形状而不能变成原物本身一样，历史事件的还原也只能还原出结构的真实而无法还原出过程的真实，过程永远消失了。但结构的真实却是我们通向历史的唯一路径，也是我们可以追求的较为现实的目标。
由逻辑向历史的转型，在形式上体现为对事实发现的追求，而实质上意味着对意义的探寻。因为，事件作为文学史的基本材料，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这就意味着对其意义的肯定。对事实的发现同时也就是一个意义发现的过程。当我们不是以狭隘的艺术观念看待文学史，只盯着少数进步作家，而是从文学创作本身的发展过程来看待文学史上的众多作家时，就会看到许多以往为我们忽视的内容。比如，通过研究大历十才子和江东皎然等人的创作及王维与大历诗人的交往，我们会发现王维的重要影响，看到他在诗史上的重要意义，从而对其价值作出新的判断。又如一向很少为人提到的权德舆，仔细梳理贞元八年前后诗坛人物更替、盟主代兴的细节，及贞元中以权德舆为核心的台阁唱和乃至由此兴起的游戏诗风，我们会发现权德舆其人在贞元诗坛不同寻常的意义及对元和诗坛的影响。事件的发现也就是意义的发现，表面上是事件的发现改变了历史叙述，其实是意义的发现改变了我们对文学史链环的认识和理解。而这种意义发现一般是不可能通过个别作家的研究来达到的，他更依赖于对时段的研究，依赖于对作家群体及时间、空间上的关系的深刻揭示。
回顾八十年代以前的文学史著作，众所周知，无论形式上实质上都是以作家为纲的。翻开目录是一连串的作家大作家或所谓进步作家的名字，仿佛是展览会上的图画，一个人物画廊，依据时代的先后、价值的高低排列。这种方式，从根本上说，与钟嵘《诗品》的方式没有实质的差别。因为只研究若干个作家，即使研究得再透，也只是几个点的深化，面与线上是空白的。以致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和逻辑进程就成了点与点的直线连接，出自线性思维的简单推理。李杜如何如何，元白如何如何，温李如何如何，点与点之间的线其间的演变过程是不清楚的。如果有，那就是出自逻辑推衍而不是实证研究。我们文学史中那许多思潮的对立、流派的斗争、风气的转变，许多合乎辨证法原则（如螺旋上升、量变到质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的有声有色的历史过程就是两点成一线式的主观构造，这是形而上学方式的必然结果。当然，在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草创阶段，这种情况是难免的，也是无须厚责的。可是到今天，许多学者还在用这样的方式炮制各种类型的文学史，就不能令人泰然了。最近，一大批各种史出版，大都有很新的章节和标题，可是翻开一看，基本没有提出新的问题，顶多在一些问题上修改一下明显过时的评价。如宫体诗的色情、李商隐的唯美主义之类。也就是说，仍然处理的是现有问题。因为缺乏扎实的时段、群体研究，所以发现不了文学发展的新的线索，最终也就不能写出新的内容。
我们知道，视角与单位是文学史研究的两个基本要素，视角决定研究的性质，单位决定研究的类型。以往的文学史是以作家为基本单位的，其结果就产生了作家评传汇编式的文学史。看来，以作家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不合适的。我们认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是时段。这里说的时段，不只是时间的概念，它也意味着某个时间下存在、发展着的群体，意味着空间并存着的不同思潮、流派。在现阶段，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尤其取决于具体时段研究的实绩。只有时段研究积累下丰厚的成果时，“重写文学史”的口号才有意义，充分体现当代文学观念、完整深刻地呈现文学史面貌的文学史著作才有希望出现。回顾过往的文学史研究，研究者注目的都是杰出作家，内容局限于少数几个人、几部书，历史上一些属于时代主潮的问题如齐梁宫体诗风、大历诗风、南宋江湖诗风、明代的复古运动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更勿论唐宋骈文、明散曲、清传奇乃至对同光体诗这类处于边缘位置的文学活动了。可是，这些问题不认真加以研究，文学史就永远是残缺的，永远不会丰富起来。以唐代文学来说，为什么唐诗史的宏观研究与诗人的个案研究相比显得那么不相称？为什么新近出版的唐诗通史、通论式的著作让人觉得缺乏新内容？我们认为关键就在于缺乏时段研究的基础。勿庸讳言，即使是集中了许多研究者的唐诗，仍有许多诗人、作品未被认真研究过。写来写去，老是那么几个诗人，老是那么几个问题。从赵昌平发表的一系列论文来看，相信他的唐诗史问世，会给人们展示新的内容，新的面貌。
也许有人会担心，提倡的时段研究、群体研究是在鼓励研究小家，向历史的隙缝里讨生活，最终容易陷入琐碎无聊的细节中，而忽略真正有意义的东西。我们认为，问题的意义决非先天存在而总是要发生的，只要具备深刻的历史眼光，细小的问题有时也会产生意义的发现。文学史研究区别于作家研究之处，在于它更关注事件的连续性。相比个别作家、作品，文学活动的发生、发展，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关系、思潮的消长、风格变复和文体代兴，应是更重要的内容。而这些内容，都是由群体的活动、时尚所决定的。大作家可能得风气之先，也可能在某个时刻标志着时代的转折，但在更多的时候是时代的受益者和总结者，他们的成就总是具有某种超越时代的意义，这也正是他们的伟大所在。真正代表时代特征的，我觉得反而常是那些二三流作家，他们才不折不扣地属于自己的时代，时尚也往往体现在他们身上。没有李杜，盛唐诗依然是盛唐诗，但如果没有“大历十才子”等一批诗人，大历诗就不存在了。所以尽管到大历五年杜甫还在写诗，但谁也不会否认这时已是大历时代了。大作家的风格如果没有一批小作家呼应，是不能形成时尚的，也不能构成文学史的时段的。孤立地研究一个小作家或许会流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认真研究一个群体、一个时段，就一定会发现根本性的问题，从而获得新的诗史认识。通过对文学史上所有作家、作品、文学活动、文学现象的认真清理，许多作家、作品、事件的历史意义将会被发现，许多新的人物、事件、著作将被包括进来，正像T.S.艾略特说的，新作家的出现将改变文学中旧有的序列，老作家、旧事件、冷著作的进入文学史视野，也必将改变文学史的序列，从而导致对现有文学史上大家、名著、文学史发展逻辑的重新定位。其结果将产生内容更丰富、更接近文学史原生态的文学史。在今天对文学史研究领域的投入非常不平衡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加强时段研究，尤其是有长远学术规划的时段研究。这不仅需要全体的共同参与，也需要所有学术团体、学术机构的努力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关注、支持。
古代文学研究的两种途径
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并不都具有严格意义的科学研究的意义，学术不等同于科学。
西方文论家韦勒克《文学理论》一书把文学研究划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极有意义。前者属于文本的美学的研究，后者则属于文学史的和文献学的研究。前者的目标和任务在于解释作品本身，遵守的往往是接受美学的规则，其成果、结论大都属于价值判断，“六经注我”，“读者未必不然”永远是合理的存在，只有优劣高下之分，一般没有是非对错之别。价值判断的根据是主体需要，在本质上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文学史和文献学的研究则不同，其根本任务在于对既往文学历史事实的说明和解释，本质上属于认知判断。与此相应，在研究方法上则取“我注六经”的客观实证法。传统考据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手段，就是由于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所决定的。所谓科学性，最根本的要义就是发现不以主观情感意志转移的客观事实和规律。胡适论学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拿材料来”，是他第一个把传统考据学同实证主义联系起来，提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予以认识。解释历史不同于解释文学。文学史提出任何一个判断命题都需要足够的文献资料作为支撑点。从这个意义说，文学史研究就是文献考证。解释文学却无须如此，即使把现代自然科学的“熵”定律、“耗散结构”等术语引入文学，以取代古人以画喻诗、以禅喻诗的方法，也还是一种经验性的类比，而不可能具有客观的统一验证标准。把内部研究都冠以科研之名，可能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不管是内部研究还是外部研究，同样都是学术、学问，原不因为科学性或非科学性而分别高下和主从。学者个人根据兴趣和条件二者择一或兼而通之，本来就是他的自由。而研究界长时间以来却存在一种十分奇怪的尴尬现象：一方面凡学术大家都以文献考据成名，一方面又都认为外部研究是为内部研究跑堂服务的，实际上等于否认其为真正的文学研究。
我认为，作为一个古代文学研究者，他的首要任务就是外部研究。古典文学之所以能够超越时空和不朽，首先在于她无可替代的美学价值，在于她本身永恒的艺术魅力。对于她本身的内部研究，包括鉴赏批评，是美学家、文学批评家、鉴赏家以及作家乃至任何一位普通读者都可能做、而且实际上已经做了，甚至有的比古代文学专家做得还好。但是，文学史的研究和文献考据，却非要专门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不可，也只有这样才能使他的学术活动具有科学性品格，才能真正体现出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存在价值。
关于口传文学的备忘
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因被文字记录而得以更为广泛的传播，所以，文本文学功不可没：它使文学破了时空的限制，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如今，文本文学作品汗牛充栋、占据了文坛最显赫的位置。这或许是历史之必然。然而，我们同时也关注到文学史上的以下情形——有到各地去搜罗口传诗歌以达上闻、以观风俗、以供宗庙的行人，于是有了《诗经》；有尊师的后人，回忆并记下导师生前的言论、行状，于是有了《论语》；有不得志的士大夫被放逐于蛮荒之地，又不能容忍土人巫辞的粗陋，于是有了《九歌》；也有傲世的才子，至各地寻求土俗语句，加以研究、排列，于是有了《方言》；更有细心之人，将散乱于各时各地的关于人文地理、自然资源、巫祭仪式、服饰装扮的传闻记录整理，于是有了《山海经》——最初的文本文学，都是被记录的口传文学。文学的研究远远早于文字的历史，这是不争的事实。
口耳相传也是文学传播与记录的方式之一。在文本文学出现之前，它是唯一的文学载体和样式。文本文学是从口传文学的主流中孳乳出的特别强悍的支脉，它的荣耀并不意味着口传方式的卑微。我们怎能设想在人类的生活中没有谣谚俗语、民歌情话、鬼怪传说、轶闻趣事和即兴表演呢？由于书写工具的限制，中国历史上的口头表述向来与文本记录相去甚远。更由于统治阶层对文化的垄断，竟然使中国人看不懂中国人写的文章。是故，“明白如话”、“老妪能解”成为文本评判的重要标准；“旗亭赌胜”、“乐府传声”是中国书生为之快意的境界。唐代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复古运动，五四时的新文化运动等，都表现了使文本向话语靠近的努力。
文本终究是文字记录的体现。对于人类的话语来说，文字每每显得蹩脚、苍白。口头表述中的那些似是而非的复杂情感、欲言又止的情感节奏、急智犀利的雄辩机锋、猝不及防的情势逆转乃至因音量、语调、语气的差异而出现的变化……所有微妙而传神的韵致均无法在一个二维的平面上得以再现。我们不可能根据文本来准确地还原出被这个文本所记录的文学作品，就像根据一个剧作文本无法精确地预料戏剧本身一样。一个剧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演法；但是，一种演法只可能有一种记录。时至今日，除文字而外的记录手段可谓丰富：照相、摄像、电影胶片、录音、激光唱盘……虽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记录下任何一个文学行为的全过程，却不能记录生命冲动时所特有的情感张力。文本固然是重要的，但它毕竟不是唯一的。脱离了文字的记录，文学依然是文学；离开了文学，文本则不再是文学的文本。君不见，在文学艺术的世界里，无谱之乐、无本之剧、口头文学比比皆是。人类纵然需要文本文学，但他们更需要鲜活的口传文学。
文学的口传方式历来都在力图使自己的记录趋于精确。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话语的韵律上。众所周知，诗歌比散文更易于背诵，中国传统蒙学读物都是有韵的文字，这正是为了适应儿童的学习和记忆。少数民族的长篇历史文献都是以诗歌的形式来记诵的，这也是因为口传的需要。班固：《汉书·艺文志》说：诗“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这说明所谓“押韵”原是与文本无关的，它纯粹作用于口传。如果没有押韵，便妨碍上口，不上口的就不易记忆。秦火后大批文本的恢复，端赖口传。所以我们不得不强调：口传文学功不可没；口传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口头传播方式的优势为文本所不备。但奇怪的是，一方面，当今文学史著作都会提到口传文学；而另一方面，把口传文学纳入客观研究的学者专家却又寥若晨星。戏剧史（或其它的某些艺术史）也未能免俗。大家都乐于把非文本的民族民间戏剧艺术作为中药里的甘草，至正文时，又往往付之阙如。有如穿针引线、前后奔波的红娘，到了节骨眼上就没她的戏了。
假定“口传文学功不可没，口传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口头传播方式的优势为文本所不备”这句话具备某种客观性的话，那么，以此来观照当今的文学视野，我们不禁会联想起“瞎子摸象”的故事。由此知道：文本文学的独领风骚、志得意满，未必就是文学研究勃兴的表征。相反，当人们在某一次集会上发现有一群人为口传文学而如醉如痴、神魂飞越时，他们才会对文学视野产生新的理解。“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研究”就是这样一个会议。在这里，新世纪的曙光已约略可辨。为此，我们有理由对未来的文学研究事业抱以乐观。
拓宽视野以求“通”识
“通”，意在不断扩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在新旧知识之间、不同学科之间建立联系以求解决问题。
将文化史、社会史研究成果引入文学史研究，就是“通”的体现，这种方法长期为人们所采用。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药、酒与文人、文学的联系中揭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貌，给人们很大启发。
古代文学研究要求拓宽视野，也是从研究的实际出发的。文学活动是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生体，文学诞生于一个活生生的背景之中——政治制度、社会思潮、哲学、宗教，还有风俗民情、歌舞杂戏、车马饮食，等等。因此，文化背景的探讨将有助于人们解读文学，有助于人们去熟悉一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文化活动、诗文创作。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说过：“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陈先生此言虽因哲学而发，而对文学研究亦具同样意义。
既然如此，这就要求人们突破传统拘守一隅以期速成的套路，在复杂的文化背景综合研究和相关学科的渗透中，寻求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其品性与原理的阐释。这样，有许多仅仅依靠文本很难说明的问题，便可在事物现象的联系中得到比较确切的说明和解释。这样的说明与解释是丰富的，而不是单一的；是全面的，而不是偏狭的；是深入的，而不是肤浅的：是可谓之“通”识。古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唐代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罗联添《论唐人上书与行卷》（见《唐代文学论集》）等，都显示出相当的功力和不凡的见解。
事实上，在我们的研究中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缺少对相关学科的了解和对背景材料的细致研究，只注意到事物的同一，而忽略了事物的差异。例如当我们将高适岑参边塞诗置于盛唐文人入幕蔚然成风的背景下来考察，我们就会产生困惑：既然文人入幕是一普遍的时代风气，为什么只产生了高适岑参两位边塞诗大家，而形成鲜明个性的却只有岑参一人。但当我们对唐代方镇幕府制度作一番深入的研究后，这才知道安史之乱前后方镇幕府对文人的吸引力是不一样的，明代学者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的一段话就错在以偏概全。盛唐文人入幕并非是普遍的时代风气，把高岑边塞诗安放在这个背景下来讨论，与先前的结论当然有所不同。（参见拙文《对文人入幕与盛唐高岑边塞诗几个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95年第2期）
求“通”是方法，也是观念。专家、通儒之别，是古来就有的，一般通儒都具有广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因之他们在专门问题的研究方面也能在其知识结构中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从学术史看，发展学术，也应该具有“通”的意识。焦循认为：“古学未兴，道在存其学；古学大兴，道在求其通。”乾嘉扬州学派的学者一般都具有“通”识，不守门户之见，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汪中作《荀卿子年表》，校订《墨子》；王念孙《读书杂志》校勘管子、晏子、墨子、荀子、淮南子诸书：摆脱传统的偏见，开子书研究之先河。李惇、焦循、阮元等对天文历算有关自然科学也作了研究。他们的学术贡献无愧于后学者的赞誉。
拓宽视野以求“通”是我们的学术理想，需要我们去追求，更需要通过艰辛的劳动去实现。
建设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学科
第一部中国文学史专著产生于本世纪初。光绪三十年（1904年），林传甲曾依清廷学部所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在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馆讲授古今词章文体的演变。他的讲义后来就以《中国文学史》的名称印行。此后谢无量、胡适、胡小石、胡云翼、郑振铎、刘大杰、游国恩、余冠英、林庚、褚斌杰、袁行霈等学者，续有中国文学史的撰著；但其范围大同小异，基本上是对汉文的作家文体（诗、文、词、曲、小说等）的历史描写。近年来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大张，所论亦多关于“方法”和“主线”，很少有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提出新见。因此，从本质上说，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史学科，仍然是奠基在1903年的教学大纲之上的——它是由清政府《奏定优级师范学堂章程》所确立的学科，亦即所谓“讲历代文章源流义法”的学科。
也许生活在内地的学者已经习惯了上述状况，但作为一个边疆人，我却觉得其中蕴含的名实矛盾令人难以思议。我不由得联想起另一个差异：盛唐时候，中国本土的疆域往西到达了新疆的乌鲁木齐，军事控制区则到达了葱岭（帕米尔高原），长安西至边境有一万华里路程；而仅仅经过了一个安史之乱，陇山和泾水上游以西便全部陷于吐蕃了，中国驻军止于陇东，去长安只有四五百里。现在所谓“中国文学史”或“中国古代文学”，不就像天生经了一场安史之乱吗？它拱手让掉一大半版图，只是一个残缺的学科。它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其一，中国至少有56个民族，这些民族至少用了50种文字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怎么能把中国文学史简化为汉民族文学史呢？其二，中国各个民族一直是相互依赖、相互影响而生存的。在文化上，它们或者构成同源的关系，或者构成相互补充的关系，或者构成彼此作用的关系。它们的文学艺术也是有机关联的，怎么能把“中国文学史”看作是同少数民族文学史无关的孤立学科呢？可见中国文学史是一个不成熟的学科，因为每一个学科都是因其特有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而成立的，而这个学科恰好有研究对象狭隘和研究方法简单的毛病。
以上两点，第一点属于名实不符，第二点属于视野狭隘。前者纠正起来很容易——只需仿效语言学研究，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某某民族语等等来划分学科就可以了。这样做并非毫无意义，因为语言学的不同分支，是反映了它的研究对象的谱系结构的。不过我想，既然研究者的责任是揭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那么，我们大概仍有必要在汉语文学史之外，努力建设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学科。尽管这件事做起来很难，但对于二十一世纪来说，它是不可回避的。至少，在世纪之交，我们应该先尝试以下两件事情。
首先一件事是建立平等的文学史观。因为就科学研究而言，大民族的文学现象和小民族的文学现象，有记录详略之别，却没有价值高下之分。少数民族文学之所以会被忽略，原因并不在于其资源的贫乏，而在于文学史家对其资源认识的贫乏。前几年，我曾对天山地区的蒙古族文学——额鲁特民歌作过调查研究，发现作为一个文化单元，额鲁特人不仅有一套完整的文学功能系统，而且有一套独特的文学分类观念。作为游牧的人群，额鲁特人不可能用文字来详细记录自己的历史、传播自己的文学，但正因为这样，他们创造了极为丰富的口头文学。大概由于任何一种现有的中国文学史都无法反映这种丰富性，这种文学样式被忽略了。也许由于同样的原因，人们也忽略了以下情况：正像中国历史上的大统一往往出现在少数民族掌握政权的时代一样，中国文学的大发展也往往出现在周边民族文化大举输入汉族地区的时代；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丰富的民族文化造成的。文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纠正这种忽略，建立一个新的认识角度，平等地看待不同民族文化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点，是真实地认识中国文学的前提。
其次一件是建立有机的文学史观。这一做法的必要性是由中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关系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族别文学史的现状决定的。族别文学史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们是将来的中华民族文学史建设的基础工程。但如果把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学的丰富多样性作为族别文学史的终极目的，则它仍然难以摆脱和汉族的“中国文学史”同样的局限。因此，从以族别为单元的文学史向体现“共同创造”这一本质特征的中国文学史的转变，建立文学史的有机观念，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理论界紧迫而重要的使命之一。“有机”概念的要点在于：一、它强调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文化的功能系统的完整性。汉民族与其它民族的文化同源关系、中国历史上通过文化交流而实现的不同民族文学的相互补充，是这种功能系统得以成立的条件。英雄史诗、氏族古歌等在汉民族文学中已经消失的文学样式，在少数民族文学中仍然有着完好的保存和传承，便反映了这种有机关系。二、它强调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复杂性。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在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背景上展开的，离开民族文化交流，就无法解释各民族文学中的新品种、新体裁的来源。例如汉民族文学中的“词”，作为燕乐曲子辞的文学部分，便是由“胡乐入华”这一民族文化交流运动引起的。由此可见，科学地阐明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各民族的共同参与和贡献，复原“共同创造”的历史事实，是文学史研究者的职责。三、它强调对于规律和事物的内在关系的探究。因此，它注意使用历史比较的方法，把各民族文学当作文化共同体的不同组成部分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它注意各民族文学主要以口头方式流传的事实，把文学同音乐歌舞等艺术形式、仪式风俗等应用方式结合起来考察；它注意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性质，重视利用历史语言学的成果和方法，研究文学的传播和扩散。
在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里，我还是一名新生。进校以后，特别使我激动的是，我了解了该所的学术理想：“把研究工作同博士生教学结合起来，推动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其特点是：以中国各民族的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不再囿于单一民族的作家文学研究；通过比较和分析来探求事物的原因和原理，而不是简单的现象描述和审美价值评判；广泛使用考据学、考古学、民俗学的资料与方法，而不是平面的文献研究。”对于这些设想，我有心契已久的感觉。我打算在三年的学习期中，为实现这一理想作一个虽然小但很切实的实验。
光荣与梦想——也谈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研究
最近在扬州大学师范学院举办了名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来自京、沪、宁等地学者的精彩报告，使我浮想联翩兴奋不已，因此也愿意谈一谈学习的心得。
上一次世纪之交时，国运衰微，欧风东渐。然而在险象环生之际，涌现出了像康有为、章太炎、严复、陈寅恪、王国维这样一批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在文史哲领域筚路褴褛，确立了多方面的新型轨范，为整整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华学术之所以能垂千年而不坠，原因之一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他们博学融通，善于创造符合时代特征的国学新形式。没有这种关怀文化世运的人士在关键时刻攘臂前行，我们的炎黄学术基脉就有断裂的危险。有一种现象很耐人寻味，本世纪里生产了许许多多学术著作，这种生产越到世纪末越有扩大之势，但是用“引用指数”这个非常过硬的标准来衡量，还是上一次“跨世纪”大师们的著作具有更广泛深入的影响。
往日的光荣当然会激起人们对明天的梦想。世纪初的辉煌到今天只剩下夕阳的余晖，二十一世纪的太阳将要照耀什么图景，现在还很难描绘。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一次“跨世纪”的学者不会有上一次那样的幸运。二十世纪给中国学术界的见面礼，有敦煌石窟和甲骨文的发现，还有因西学启发而进入视野的大片学科沃野和处女地。学术转型的时代，得风气之先者常有跑马占荒般的气概与欢乐。一首短诗引起诗体革命，一篇文章孕育一门学科，这在今天来说是难以想象的。现在的人们已经告别了开辟鸿蒙的思维方式，他们更习惯在既定的领域内进行精耕细作。一代人有一代人之学术，一代人有一代人之任务，很难用一个标准来比较世纪初与世纪末的工作，因为大家都完成了历史赋予自己的任务。在赞美老一辈学者的丰功伟绩时，也应历史地认识他们遭逢的机遇；在承认自己的差距时，不妨客观一些评价微观研究的贡献。毕竟在本世纪的后几十年中，还是有一大批学者顽强地抵抗住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干扰，在自己相对单调的田园里坚持了卓有成效地细腻耕耘，将前人确立的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对中国文学中的许多问题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的解释。
然而，从世纪交替这个角度来说，有理由对今天的中国文学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人们都已注意到正在兴起的“国学热”，这种现象是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广泛“升值”的一种表现。中国综合国力的大幅度上升，大中华经济圈在全球范围内的崛起，导致了中华文化在国内外人们心理中的价值上扬。这种情况可以从世纪初西学在国人心目中的位置得到反证。文学是国学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中华文化。下一个世纪的人们不会满足于文学研究目前这种状况，因为现在许多研究者使用的框架、体系、理论、范畴，不是从我们自己传统中生成的。有不少人反对运用“进口”的理论，实际上他们使用的话语符号也是早年“进口”的！二十世纪作为转型时代，需要并且产生了一批勇敢的“取火者”；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华学术走向繁荣昌盛傲立于东方的时代，我们的文学研究需要植根于自身的理论语言与思维符号。换而言之，对于取火者最好的纪念是点燃起自己的柴堆，而不是将某种程度上的“西体中用”长久地维持下去。以我自己熟悉的一个学科为例来说：在建立中国叙述学的过程中，应该像已经成熟的中国诗学那样，从中国的叙事传统中发展出独属于这门学科的话语体系。如果不从中国的叙事实践中总结我们自己的叙述观、叙述模式与尺度标准等，我们就缺乏评价的武器，这样就免不了“拿来”别人的话语。而别人的理论范畴等等是从他们自己的叙述实践中提炼出来的，显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于是这种“拿来”便成了人们嘲笑的“学语”、“呓语”甚至是“失语”。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体会到，西方有西方之叙述语法和章法，中国有中国之叙述语法和章法，这种道理虽然天经地义，但还需要中国人用自己的研究来证明。某些西方学者公然认为比较文学中可以没有中国文学的内容，还有人打算仅仅通过研究西方叙事作品而总结出普遍适用的叙述规则。至于我们自己这边，由于中国小说在二十世纪处于转型期，其摹仿对象是已经成熟的十九世纪欧美小说，西方的叙述观、叙述模式、衡量尺度与价值标准通过种种“放送”途径悄然弥漫于中国文坛，我们常常深受影响还浑然不觉。凡此种种，都在说明跨世纪的文学完全有提高水平的余地。
最后要说的是，在扬州讨论“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研究”这件事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王小盾教授领导的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特别注重一种从历史条件和事件关系来解释文学艺术的学术品格，注重培养博士生追寻事物存在形式与其历史过程对应性的敏感，这在某种意义上是发扬光大扬州学派崇实黜虚的传统。同时，这个研究所以恢宏的气度聚纳来自多学科与多民族的研究——包容华夏民族的胸襟，使这儿的中国文学研究真正具有中国气派，而科际整合的战略也让人体会到一种睿智的世纪眼光。有这样类型的学术机构存在，对中国文学研究的梦想就不会仅仅是梦想。我为自己能成为其中的一名学生而感到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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