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文,制度论文,为重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着眼时代和人民的要求，着眼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紧密结合，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大决定。这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战略之举。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核心，以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为关键，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为重点，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五个以”，深刻指明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因素。其中，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深入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进一步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强大动力。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十分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共产党执政的一条基本规律
所谓工人阶级政党的执政能力，是指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显然，在党的执政能力体系中，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是关系全局的因素。正确的理论、路线是党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的灵魂，坚强的组织队伍是党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的载体，而健全的制度、体制则是有效领导国家和社会的保证。党的领导制度是否科学、领导体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党的执政能力的实现和领导水平的提升，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成败。这是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的一条基本规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我们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深刻说明了这一点。
从苏联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算起，工人阶级政党在世界一部分国家执政已经有了近90年的历史。90年，既有赢得人民拥戴的欢欣鼓舞，也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垂气沮丧；既有领导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高歌猛进，也有给国家造成严重危难的曲折岁月；既有党心民心所向的坚如磐石，也有党心民心所悖的分崩离析。人们无论是对苏联东欧共产党由于悖离民心而失去执政地位的历史教训的深入反思，还是对中国共产党通过“凤凰涅槃”式的自我革命而赢得时代认同和民心拥戴的成功经验的深入总结，都不能不提出这洋一个历史性话题：什么是决定工人阶级执政党历史地位乃至生死存亡的根本因素？或者说，工人阶级执政党的生命所系是什么？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不尽相同，结论甚至大相径庭。历史对此作出了公正回答。25年前，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时鞭辞入里地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2年前，党的十六大报告在论述21世纪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时高屋建瓴地强调：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今天，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制度建设思想和十六大关于加强制度建设的基本要求。这些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思想，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着重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问题上的清醒与自觉。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是工人阶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要素。思想建设确立党的方向，组织建设奠定党的基础，作风建设塑造党的形象，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以健全的制度和完善的体制作为支撑和保证，制度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点和根本。能否清醒地认识和坚持这一点，直接关系着党的建设状况、党的水平高低乃至党的前途命运。
如果说注重制度建设对于工人阶级政党整个建设来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意义，那么党在取得执政地位之后，尤其是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制度建设则变得更加尖锐和迫切起来。这是由于：第一，党的执政地位，一般是通过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而取得的，政权来之不易。这种经历很容易在党内滋生居功自傲情绪，使一些党的高中级干部陷入“江山非我莫属”的误区，从而把党的意志甚至个人意志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以党代政，以人代党，以言代法，以至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建设严重忽视甚至造成严重破坏。第二，就我们党来说，党在执政之前经历了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形成了一整套适应战争年代和革命斗争需要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新中国是在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这就很容易把战争年代的领导体制、工作机制主要是一元化的领导体制和方式搬到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如何领导国家和社会，从制度层面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也是一个很难妥善解决的重大问题。第三，党执政以后，处于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核心领导地位，党的意志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虽然有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政议政，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很难起到对执政党直接监督和制约的作用。这种客观环境的变化，很容易使执政党忽视如何加强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制度化领导，执政党党员更难以自觉地用健全的国家制度严格要求自己。第四，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小农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积淀深厚、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缺乏现代民主制度的基础和训练，从而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党内存在着比较深厚的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现象严重等封建主义残余，这些弊端不仅表现在思想作风方面，而且渗透于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严重阻碍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创新发展。总之，党在执政之后，尤其是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制度建设的压力变得更加尖锐起来，制度缺失的后果也变得更加严重起来，这不啻是工人阶级执政党的最重大任务和最深层隐患。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国家共产党相继失去执政地位，其深层原因和最关键因素，无不可以追溯到高度集权与专制的“斯大林模式”对党的民主制度和国家民主生活的严重破坏。正如邓小平早在80年代初就深刻指出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制度建设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开党的制度建设与思想、作风建设相统一之先河。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党的历史上“左”、右倾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的过程中，开展了一场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任务的全党整风运动。这次党内整风，不仅注重于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思想解放，理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思想根源，而且注重于从党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干部制度方面研究问题，深挖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制度根源，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在全党的形成，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发展轨道和在全党的核心指导地位。正是这样一种制度建设和思想、组织、作风建设的高度统一，使全党面貌焕然一新，生机勃勃地领导着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仍然十分注重党的思想、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统一，注重以制度建设确保党代表人民执政。针对党成为执政党之后以及和平环境给党的建设带来的复杂影响，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必须时刻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必须时刻保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必须时刻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予的，要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50年代抓党的作风建设，党中央十分重视制度的作用。直到在1962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仍然把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提到十分关键的高度。他深刻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只有切实实行民主集中制，才能在党内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的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1页、193页）以健全的制度确保优良的作风，这是从延安整风到党执政初期，我们党的建设的成功实践，也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然而毛泽东的制度建党思想未能彻底坚持下去，尤其是党如何通过健全的制度和体制领导国家和社会，对这一重大问题未能深入研究和把握。随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新变化，个人意志凌驾于制度之上以至严重忽视党和国家制度建设的弊端逐渐严重起来。50年代后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党在思想、组织、作风方面出现严重问题，关键正是由于制度方面出了漏洞。正如邓小平深刻分析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而制度方面的“总病根”则是封建主义残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335页）“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党如何领导国家与社会的思考，正是注重于和突出于制度层面。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1978年12月，邓小平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指导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中，邓小平精辟指出：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推进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关键是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同时“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1页、335页、333页）邓小平把制度改革和建设提到能否赢得人民的信任、能否领导好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高度，创造性地开辟了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境界。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联东欧国家执政党纷纷失去执政地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却愈益充满活力和生机，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开拓前进，这不能不归结于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抓党的自身建设，尤其注重从制度上建党，注重从制度层面加强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这不啻是中国共产党对当代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最重要贡献。今天，我们党不仅要进一步探索党自身的制度化建设问题，而且要着重探索党对国家与社会的制度化领导问题，并且将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深刻表明了我们党在探索如何执政这一重大课题上取得了规律性的突破。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和实践提出的迫切要求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格局大调整尤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国际势力相互关系的新变化，工人阶级执政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和考验。这种挑战和考验是历史性的。由主要以计划经济手段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到主要依靠市场经济手段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由在两种国际势力绝然对立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到两种阵营的界限被打破，逐步走向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由长期面临艰苦条件、甚至被围剿被追杀的党，到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党——在这样种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以什么样的制度和体制执政，成为执政党面临的最重大课题。这种挑战和考验是时代性的。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不断巩固，随着整个世界市场化改革和调整潮流的不断涌进，如何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以确保党的执政地位，成为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最迫切课题。苏东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归根到底就在于未能跟上时代步伐，切实解决好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在世界范围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生产力处于重大调整变革之中，共产党未能走在先进生产力的前列，以坚强的能力领导好生产力的变革与发展，生产力发展滞缓而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传统价值理念面临新的检验之中，共产党未能代表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坚强的能力领导好思想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丧失了在思想文化建设方面的先进性和战斗力，或者保守封闭、观念陈旧，或者随波逐流、精神颓废，由此导致共产主义理想的消解和社会主义信念的崩溃，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强固的精神支柱；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由于主要是权力制约与监督方面的薄弱和漏洞，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权利和利益，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深厚的民心支持。总之，执政党与时代要求严重悖离，与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严重脱节，这可以说是苏东剧变的最根本教训。这一教训不啻是我们党在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巩固执政地位道路上常鸣的警钟。
应对严峻挑战和考验，确保执政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靠什么？历史与现实都表明，归根到底靠制度，靠党内体制和党领导国家的体制的不断改革与完善。当年，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如何防止执政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规律”、如何防止“人亡政息”历史教训重演的问题时，精辟地指出：“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周规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页）这一解答，何等精彩！何等深邃！民主不仅仅是思想和作风，更重要的是体制和制度，是一种科学的制度安排和健全的体制运行。人民监督执政党，人民监督政府，这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核心内容。只有以健全的党内民主制度和国家民主制度确保人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监督党和政府，才能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规律”，彻底防止“人亡政息”的悲剧。
应对严峻挑战，注重制度建设，提升执政能力，对于已经执政55年，正处于世界格局新变化和国内新发展中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加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首先，世界格局的新变化，从制度与体制的层面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经济全球化愈益凸现，政治多极化不可逆转，文化多元化方兴未艾，科技信息化突飞猛进，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更加显现的新的世界格局。处于这样一种丰富多彩而又错综复杂的世界格局新变化中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迫切要求我们党必须用时代发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完善自己，着力改革那些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和在相对封闭状态中所形成的某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尤其是体制和制度，主动顺应世界潮流，真正按照现代化大生产规律和经济全球化趋势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时要适应各国文明的多样性和人类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提升我国社会主义进程的现代文明内涵，从体制与制度层面主动地与世界文明大趋势接轨，以真正地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显然，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时代性课题。党能否以锐意改革的精神和强有力的制度建设解决好这一时代课题，直接关系到党能否有坚强的能力应对世界，能否在国际格局新变化中把握发展方向，用好发展机遇，创造发展条件，掌握发展全局，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乃至执政合法性的延续。
其次，国内改革的新发展，从制度与体制的层面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通过26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市场化改革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既是我们党的伟大创举，又是我们党面临的全新课题。从总体上说，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仍处在攻坚阶段，是一种深层面的攻坚；经济市场化的深入发展还面临着种种来自体制和制度方面的障碍，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任务还很艰巨。在新的改革进程中，如何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把社会主义制度与现代市场机制更加有机地结合起来，真正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崭新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形态，还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需要着力解决的历史性课题。能否成功地解决这一问题，既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前途，又关系到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强固。这就迫切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开拓进取，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勇于和善于进行体制和制度创新，进一步清除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遵循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改革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不断提高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第三，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从制度与体制的层面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随着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以及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同时社会阶层也发生着极其深刻的变化，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之外，还产生了一大批包括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民营企业家、自由职业者等等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随着社会结构的分化、整合，新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也前所未有地凸现出来。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从世界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看，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的关键阶段，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和压力同在，关键在于执政党与政府的领导体制是否健全，领导能力是否坚强。如果坚强有力，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软弱无力，应对失误，则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处于这样一个十分关键时期的庞大的中国，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体制提出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如何适应多样化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和深层显露的社会矛盾，深入改革在经济社会一元化条件下形成的传统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尤其摒弃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和领导方式，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着力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发展的能力，成为我们党长期面临的崭新课题。能否着重从体制和制度的层面解决好这一课题，直接关系到能否激发社会活力，能否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四，党自身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从制度与体制的层面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执政党的根本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迫切要求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而贯穿思想、组织、作风建设始终的，则是制度建设。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党的自身建设方面还存在着种种薄弱环节，主要是体制和制度方面的漏洞，严重影响党的执政成效。一是某些领域权力过分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滋生和助长了一些党员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二是干部选任、使用、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某些弊端和漏洞，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甚至起消极导向作用；三是权力运作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某些漏洞，滋生或导致了严重的权力腐败现象。这些问题深刻说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要害是完善制度，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建设。我们只有切实正视党内在体制和制度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以积极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消除弊端，激发活力，才能从根本上推进广大党员干部适应时代和人民的需要，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完成好为民执政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着重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党的制度建设包括组织制度、干部制度、权力管理制度、党内生活制度以及会议制度、决策制度等等众多方面的制度建设，而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直接相关连、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成效的，则是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党的先进性要求，党的制度建设是一种不断改革与创新的过程，把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放到时代与实践发展要求的层面加以审视，放到能否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能否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层面加以检验，革故鼎新，兴利除弊，不断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和迫切要求。
党的领导体制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是否科学有力。党的执政能力，从根本意义上说就是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能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说到底就是使党对国家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领导既要坚强有力，又要科学有序，而切实防止和纠正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以党代民、党委包揽一切的现象。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的领导的实质是确保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增强国家和社会的内在活力。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就是要准确把握时代变化的规律与趋势，准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脉搏与特点，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愿望与要求，改革党对国家政权、行政机构和社会组织的领导，寻求既能确保国家与社会正确的发展方向，又能使国家与社会充满内在活力的科学有力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改革党的领导体制的总要求是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领导体制。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己任；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尤其是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如何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成为党“怎样执政”所要解决的根本任务和首要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本质，就是领导、支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形式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是直接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国家权力机构。因此，能否改革和完善党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领导体制，直接关系到人民民主权利的有效实现和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
改革和完善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领导体制，最重要的是必须树立两大权威：一是民主的权威，二是宪法的权威。宪法是人民民主权利和民主意志的最高体现，民主的权威和宪法的权威相互依存。没有切实的人民民主权利，宪法就是一句空话；而没有宪法的切实保障，人民民主也不可能健康发展，甚至有可能偏离正确方向。坚持和树立民主的权威和宪法的权威，就必须处理好这两者与党的权威的关系。这是改革与完善党对国家权力机构的领导体制的关键。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导地位，是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国家宪法予以明确确认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绝不是以党代政、以党的权威取代民主的权威和宪法的权威。党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领导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制定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实施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就要求：党必须民主执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要渠道充分吸纳人民群众治理国家与社会的主张和愿望，根据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制定党关于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支持、保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党必须依法执政，坚持宪法的最高权威，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善于依靠和运用国家政权处理国家事务，一个是“两大权威”（民主权威和宪法权威），一个是“两大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就是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对国家权力机构领导体制的根本任务和基本原则。
——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对国家行政机构的领导体制。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执行机构，各级人民政府的运作方向和运作效果，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国家行政机构的性质与目标决定，各级人民政府都必须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绝不是党政不分，党委包揽政府事务。党对各级政府的领导，主要包括：通过制定大政方针保证各级政府的运作方向；通过推荐党员干部保证各级政府的组织骨干；通过严格的监督与制约程序保证各级政府清正廉洁，防止和消除国家行政人员腐败。在我国现阶段，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是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向人民群众提供日益增多的物质文化利益和社会保障，保证社会和谐协调发展。与此相适应，改革和完善党对政府的领导体制，就要着重探索党如何通过各级政府的运作，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以及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这“五种能力”，既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改革和完善党对政府领导体制的主要内容。
——不断改革和完善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体制。各种得到国家法律承认和行政机关批准的社会团体，是实行群众自治的重要形式，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载体。切实加强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原则对执政党的本质要求，是党领导、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渠道。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进行，我国各类社会团体如雨后春笋竞相发展，这是社会机体日趋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满腔热情地支持各类社会团体依法活动，不断提升各社会团体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运作水平，是各级党委的一项重要责任。当前改革和完善党对社会团体的领导体制，关键是要在两个方面着力：一是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自主权，切实摒弃那种社会团体无足轻重的陈旧观念甚至把社会团体当成异己力量的倾向，真正赋予社会团体以自主权。二是努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注重发挥社会团体在化解社会矛盾、理顺群众情绪、保持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真正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党的工作机制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党执政兴国的意志主张能否卓有成效。工作机制是领导体制的具体实现。党对国家和社会任何一方面的领导，既需要确立科学坚强的领导体制，又需要不断探索确立充满活力与成效的各项工作机制。工作机制是否健全完善，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到位，从而直接关系到党执政的效果。与领导体制相比，工作机制具体而琐碎，体现在党的领导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而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来说，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制，最重要的是完成两大任务：一是通过灵活生动、为人民群众乐于接受的工作方式，把党执政兴国的理论、路线、政策、主张变成扎实有效的社会实践；二是通过求真务实、细致入微的工作方式，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地调动起来，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促进社会和谐包括化解社会矛盾的主体力量。从以上两点意义上说，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工作机制，其出发点和目的是在执政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搭起一座永不坍塌的桥梁。
重点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涉及党的体制、制度等若干方面的改革，也亟需各方面的改革相配套。事实上，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过程，就是一种全面推进党的体制、制度以至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实推进，很难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上有一个大的飞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启动了当代中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的航船，我们有责任将这艘改革之船积极稳妥地推向前进。与继续深化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紧紧围绕民主化的改革目标，牢牢抓住党内民主这一关键，密切适应时代与人民的需要，深入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深化党内选举制度改革，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广大党员意愿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实现党的代表的直接选举制度和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度。这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最重要环节。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切实在党内营造高度民主的制度氛围，确保广大党员意志在党内的最高权威，促进党内生活民主化、制度化。二是深化干部选任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实际原则的干部选任制度。这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最突出任务。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真正把人民的意愿贯彻到一切干部选任过程中去，逐步扩大“民选”的广度和深度，以健全的制度体系实现“用好的作风选人、选作风好的人”，确保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三是深化组织领导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党员民主权力为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制度。这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最重要保证。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消除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切实发展党内民主，完善党的委员会制度、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和重大决策征求意见制度，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根本制度上反对和防止独断专行、软弱涣散、自由主义、任人唯亲现象。四是深化权力运作制度改革，完善以权力监督和制约为根本内容的权力运作制度。这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最敏感部位。通过制度和体制改革，使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体意志在权力运行中真正发挥作用，使党员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置于严格的有效监督之下，以健全的制度和体制时刻警示和促进党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执政为民，防止和消除以权谋私腐败现象的滋生。这四个方面的重大改革，既是我们党领导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更是进一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现实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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