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台地区商文化中的商品经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邢台论文,商品经济论文,地区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商代社会中，商品经济已占有相当的分量，这点我们已经进行过论述（注：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拟就对一个地区的商品经济情况，进行微观的个案观察，以便了解商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这个地区，我们选择了河北邢台。
邢台地处今河北省南部，南距商后期王都今河南安阳小屯约120 公里左右，是商文化分布十分密集的地区。据已故的考古学家唐云明先生说，在邢台已发现商代遗址23处，“分布相当密集，应是值得注意的地区之一”（注：《唐云明考古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这些遗址经过发掘而见诸报导的有曹演庄、火车站西、邢台市西关外、贾村、南大郭、东先贤村、尹郭等地。从出土遗物分析，其时代既有二里岗商前期的，也有殷墟时代商后期的，还有介于两者之间商中期的文化遗存。其文化特点具有二重性：既有与中原（河南地区）商文化相同的因素，也有本地的一些地方特点，大体说来，与中原商文化相同的因素占主导地位。所以邢台商文化所反映出的经济、文化水平，对认识整个商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一
邢台地区商文化遗址中，商品经济的遗存主要有三种，即：
一、制陶业中的陶鬲。邢台地区的制陶业有两个特点：一是具有一定规模的窑场，一是产品的单一化倾向。关于窑场，见于报导的在邢台市西就有五处：邢台火车站西侧，邢台专区粮仓院内，发现陶窑两座（注：河北省文化局发掘组：《邢台市发现商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邢台火车站西南约二华里的曹演庄， 发现陶窑三座（注：云明、罗平、明远：《邢台商代遗址中的陶窑》，《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邢台市西10华里的南大郭村，发现大批陶坯和烧坏的陶器，虽未发现陶窑，推测附近必有陶窑（注：唐云明：《邢台南大郭村商代遗地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 ）；邢台市西南10里的贾村，发现陶窑四座（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贾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邢台西关外，火车站西，南距曹演庄约1华里， 发现陶窑四座（注：唐云明：《邢台西关外遗址试掘》，《文物》1960年第7期。）。
这五处除南大郭村未发现陶窑外，其他四处皆发现每处有两座以上的陶窑。这几处遗址的范围不小，但发掘的面积却不大，因此每处遗址内还有可能发现更多的陶窑遗址。所以，将每处遗址视作一个制陶器的作坊，是没有多大疑问的。
在产品的种类上，五处作坊皆以生产陶鬲为主。如在上举第1 个作坊内，出土陶器“以陶鬲最多”，在一个窑内还存留有陶鬲的残片。在曹演庄1号窑附近及火膛内，发现了很多未经烧过的鬲坯、 制陶用的工具陶模以及烧坏的陶器，发掘者提出，“可以肯定，这种窑是烧鬲的”，并在T189探方的一个袋状窖穴内，出土未曾使用过的陶鬲17件。在西关外陶场，窑内出土遗物皆为鬲的残片。此地遗物中陶器最多，而无论完整的还是残破的陶器，“鬲皆占大宗”。在贾村的商代1号陶窑内， 有21件还未出窑的陶鬲，一仰一覆地摆放着。在南大郭村虽然还没有发现陶窑，但已发现未曾烧过的陶坯和制陶用的陶模，是一处烧制陶器的作坊当无疑问。此处遗址面积为8万平方米， 发掘时只在该遗址的东南开了一条长5米、宽2米的探沟。在这条探沟中所出陶片的80%以上是鬲片，并在深1.35—1.40米处，发现九个完整的陶鬲，可见这里也是一处以制造陶鬲为主的作坊。
陶鬲是商人常用的一种炊煮器，是普通人家皆必需且用得起的一种用器。但是制造陶器自古及今都是一种专门技术，不是任何家庭都能自己烧制的，所以它很早就具有商品的性格。邢台地区窑场如此集中，制品又如此单一地以烧制鬲为主，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品种，当然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卖而生产，是用于交换。
陶器在商代已成为重要的商品，大型窑场在各地的商代文化遗址中都已有发现。如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商城内的北部，为居民区。在不大的范围内，已发现8座陶窑（注：见《中国考古学年鉴》1989年，第176页；《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年，第244页。）。在郑州商城的西墙外， 今铭功路西侧的十四中学院内，仅在1400平方米内，就发现陶窑14座和小型房屋10多座，可能是工匠所居。据探测，窑场面积约一万多平方米（注：安金槐：《郑州地区的古代遗存介绍》， 《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8期。），因其上已建房屋，未能发掘，估计还会有更多的陶窑。南方的江西吴城二期文化层内，时代相当于商晚期， 发现升焰式陶窑8座，平焰式龙窑4座。 这些窑址皆集中在该遗址中的一个地段内（注：江西省博物馆等：《十年来江西的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李玉林：《吴城商代龙窑》，《文物》1989年第1期。）。 在湖南岳阳费家河畔发现一处商时期的文化遗址，在遗址内探出63座陶窑，已清理出32座（注：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试掘》，《考古》1985年第1期。）。
商代各地的窑场皆有一定的规模，且内部已有分工，专业化较强，显然所烧制的陶器是作为交换用的商品。
二、青铜制品。在邢台地区迄今所发掘的遗地规模皆不大，特别是还没有发现较为大型的墓葬，所以还没有青铜容器发现。但小件青铜器及青铜兵器却多有发现。如曹演庄遗地附近的一条干沟断崖上，曾出土商代铜戈一把（注：云明、罗平、明远：《邢台商代遗址中的陶窑》，《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2期。）。1956、1957两年两次发掘曹演庄遗址，出土有青铜镞、锛、锥、工字形铜饰件、铜管等（注：河北省文化局发掘组：《邢台市发现商代遗址》，《文参》1956年9期； 河北省文管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铜镞在贾村、西关外、尹郭村的商代遗址中都有出土（注：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邢台尹郭南村商代遗址及战国墓试掘简报》，《文物》1960年第4期。）。这些青铜器虽是小件，但却精致， 非使用者所能制造，因此拥有它们的主人只能是用交换的手段方能获得。其中的兵器戈、镞等，其来源复杂，不好断定为交换所得，但工具及饰品则应视作由交换而来，是商品。
三、骨器中的骨笄。骨笄是一种束发用器，古人男女皆长发，故均要用骨笄来束发，所以在商代的遗址和墓葬中往往有骨笄出土。在邢台商代遗址中，以曹演庄所出骨笄为最多，形式也多。据报导笄帽有圆头式、扁头式、针头式、雕刻式、方头式五种。其中雕刻式的笄头有两种，即鸟头形和龙头形（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58年第4期，图版玖之4、5、6。）。这两种形制的笄帽做工考究、工艺复杂。这种制品，是一般人所不能制造出来的。
在商代，骨器制造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在郑州商城和安阳殷墟，都发现了颇具规模的制造骨器的作坊，如1954年在郑州商城北郊，发现制骨器作坊一处。在一个长方竖井形窖穴内，出土成品、半成品骨器上千件，以及大量带有锯痕的骨料、磨制骨器的磨石、切割骨料的小铜刀等，这里的成品大多是骨笄和骨镞（注：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在安阳殷墟发现多处制骨作坊遗址，如在大司空村的制骨作坊，面积约1380平方米，发现12个堆放骨料的坑和一座圆角长方形房基。出土骨料、半成品及废料3.5万多块，制骨工具铜刀、锯、钻等。半成品中绝大多数是笄杆和帽，发掘者推测“这是一处以生产骨笄为主的制骨作坊”（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1958—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页。）。
曹演庄的骨笄形状，特别是雕刻式的鸟、龙式，与郑州和安阳殷墟所出的皆不相同，当是由本地制造的。曹演庄有制骨作坊，考古发掘发现，在上下两层商文化层中，都发现有大量的骨料，上面有明显的截割、锯、刮削的加工痕迹，说明此地有制骨器作坊的存在。骨笄这种商品，应是本地生产的（注：唐云明：《试论邢台夏商文化遗址及其相关的问题》，《邢台历史文化论丛》，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
二
邢台地区的商品交易方式除传统的以物易物的实物交易方式外，在交易中用贝作为货币进行交易已经出现。在贾村的商代遗址中，已发现有海贝，十分完整，“背面穿孔”（注：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贾村商代遗址试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10期。）。据古钱专家的研究，背面有穿孔的海贝，是作为流通的货币（注：戴志强：《安阳殷墟出土贝化初探》，《文物》1981年第3期。）。所以， 贾村出土的商代海贝，当是货币。邢台地区商文化遗址中，迄今出土的海贝数量很少，且所发掘及试掘的遗址皆为作坊、小村落，级别不高，墓葬更少。在郑州、安阳、藁城台西等地商代遗址中，出贝多在墓室中，故邢台迄今贝发现少，将来有更多的墓葬发掘，会有不少贝被发现出来。
在邢台以外的商代遗址中，背上有穿孔的贝有大量发现。如在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和墓葬中，发现海贝65枚（注：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6、143页。）。 在邢台以南的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商代遗址和墓葬中，都有较多的发现。在郑州二里岗期的一座平民墓中，出土贝币达460 枚（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队第一队：《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在殷墟西区的平民墓群中，常见海贝随葬，少者1枚， 多者数百枚，如M272号墓中就出土350 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在妇好墓中出土贝近7千枚（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第220页。）。在商晚期， 还发现了铜铸贝（注：杨升南：《商代经济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04—605页。）。这种铜铸贝，直到春秋战国时还在使用，被称为蚁鼻钱（注：见《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35页。）。
贝在商代作为货币。《说文》贝字下云“古者货贝而宝龟”，“货贝”应是以贝作为交易的中介等价物。龟可宝，但不能作为交易中的等价物，故《易·益》之六二及《损》之六五皆云“益之十朋之龟”，龟的价格要以“朋”来计算。“朋”，据王国维考证，是10枚贝（注：王国维：《说玨朋》，《观堂集林》卷三。），当然还有2枚，5枚为朋的不同说法，但“朋”作为多枚贝的一个计算单位则是一致的。所以在甲骨金文中，作为赏赐的贝常是以“朋”计的，如卜辞云：
庚戌[卜]，口，贞易（
）多女不见朋。
合集11438
……征不死，易（）贝二朋。 合集40073
金文中称赏贝若干“朋”，然后说“用作”某器，如：
赏小子大贝二朋，用作父已
彝。
《续殷文存止》62.1《大尊》
丙午，王赏戍嗣子贝二十朋，在阑宗，用作父癸宝鼎。 《戍嗣子鼎》（见《考古学报》1960年1期）
赏贝多少“朋”，是受赏者用所获之贝购铜制作铜器，以资纪念。西周时铜器《遽伯还簋》铭云：
遽伯还作宝彝，用贝十朋又四朋。
《三代》6.46.2
遽伯还作这件簋用了14朋贝，这14朋贝是作为购铜锡原料和工匠开支，可见贝已是作为支付手段，具有货币的职能。
甲骨文中有“买”字，从网从贝，表示装贝于袋囊中以从事交易活动，此字所在卜辞皆残，下面一条较完整：
戊寅〔卜〕，内，呼雀买。
勿〔呼〕雀买。合集10976正
“买”字在辞中为动词，买何物，辞略去，不可知。
贝在商代已成为货币，邢台已有海贝发现，在交易中使用贝币，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三
商代邢台地区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与此地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商朝对北方的经营，其势力范围达于今河北省北部，甚至远及今辽宁省西部及内蒙南部。在今河北省北部有孤竹园与妟国，甲骨文中反映出，它们都是商朝的属国。孤竹国地在今河北卢龙县境，甲骨文中称为“竹侯”（合集3324），竹国与商王室的关系至密，有竹国向王室纳贡，如：
竹入十 合集902反
是竹向王室贡龟十个。
取竹刍于丘 合集108
是商王室向竹国征取刍牧奴隶。
妟国的妟，董作宾释作匽，即郾国，后世作燕，地在今河北易州一带（注：董作宾：《帚矛说——骨臼刻辞研究》，《安阳发掘报告》第四册，1936年6月。）。西周初年召公封于今北京市地区， 称作燕，其名当是沿自商时的妟而来（注：杨升南：《殷墟甲骨文中的燕和召公封燕》，《北京建城3040年暨燕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专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妟和商有婚姻关系，甲骨文中称作“妇妟”：
丙寅，妇妟示五屯。合集6177臼
妟有义务向王室纳贡，以牛、马为主，见于甲骨文中，如：
贞今春妟来牛。五月。合集9178甲
贞妟呼取白马致。合集945
由甲骨文知，竹和妟为商王朝北方的属国。在今河北藁城台西，发现了商代中晚期遗址，出土不少青铜器，从其规模和出土物规格看，是商时一重要都邑。上述这些国家和都邑，地望都在邢台以北。邢台地正处在王都与北方妟、竹国之间，是商王朝通往北方的交通孔道。
邢台的地势，西临高峻的太行山，东边不远是莽莽奔流的古黄河，处在高山大河间的山前台地上，是北上陆路的必经之地。由此促成了此地的商业活跃。
“山前台地”自然条件优越，宜农宜牧，物产丰富，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加之地处南北陆路交通孔道，由此使本地的商品生产和商业经济发达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