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与中国的选择”笔谈——和平崛起与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笔谈论文,发展战略论文,大国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和平崛起”口号的意义
复兴与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晚清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就是使中国摆脱屈辱的地位，以平等的姿态列入世界民族之林。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启动改革与开放，直接目标就是使中国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
这种目标若由一个小国提出并实现，往往只对本国的政治与经济具有意义。由于中国人口与国土规模巨大，且是为数不多的具有独特原生文化的国家，其发展必然具有全局性影响，甚至可能改变现存的国际权力秩序，这种状况就是所谓“崛起”。“崛起”总是和大国相联的。
由于中国崛起具有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格局的意涵，自然会遇到诸多疑虑。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者会心怀戒心。同时，中国是一个由传统帝国秩序转变为现代主权国家的特殊个案，它与周边国家在领土、领海以及相关问题上的认知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国家也会有所疑虑。
中国在这种条件下提出和平崛起，如果理解正确的话，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第一，这标志着中国在发展目标上采取了更现实、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原则。如果对1949年以来中国的国际战略做一简单回顾，那么，这一转折的意义就会十分清楚。1949年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对外战略既有国家利益的目标，也有意识形态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的致富成为关注的核心。今天，提出和平崛起的口号，标志着国家目标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全面提高综合国力、全面协调科学发展。
第二，和平崛起宣示了中国实现崛起目标的方式与行为原则。在世界政治的传统中，实力政治一直是游戏的基本规则。“和平崛起”则标志着中国摒弃旧的崛起模式，而以和平崛起作为基本奋斗目标。这里的“和平”至少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中国的崛起不以改变世界秩序的基本格局为目标；二是中国以和平作为基本国策处理国际问题，尤其是周边关系问题。
不少外国评论者可能认为这种和平口号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自我声称的，不具有实质意涵。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解。中国追求和平崛起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至少可以举出两点：第一，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和平主义传统的大国，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相当内向型的文化；第二，中国具有广袤的领土与基本的资源条件，这与近代某些资源缺乏型国家有明显区别。
和平崛起与国内发展战略
但是，和平崛起只是善良的愿望。事实上中国在崛起中会遇到巨大的遏制力量，如果对这种困难估计不足，我们就不仅无法崛起，甚至会在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统一方面出现重大问题。
更值得焦虑的是，面对可能对中华民族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内许多人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乐观主义心态，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和可能面临的危机视而不见。
这种状况体现在对中国发展战略的思考上，知识界的主流表现出惊人的内向化倾向。如果对目前知识界主流话语进行某种概括的话，似乎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公正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促进自由贸易融入全球化体制。就前者而言，最具代表性的口号是反对发展是硬道理的提法，主张公平也是硬道理。他们希望宁愿将发展速度降下来，也要追求社会平等。就后者而言，许多人憧憬全球经济与贸易的发展最终会导致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知识界的主流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的影响。无论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还是近年来有巨大影响的经济自由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经济决定政治。所有政治问题都是由经济利益引发的，所有政治问题最终都可以通过经济来解决。
以这种心态为基础的发展观恐怕难以实现崛起。崛起本质上意味着国力的增强和国家权力的提升。权力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权力意味着国家有能力、有意志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利益。
和平崛起不仅意味着中国对外战略的变化，而且必然要求国内发展战略的变化。套用韦伯的概念来表述，这种变化的实质是从经济民族转变为政治民族，成为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按照韦伯的说法，经济民族是一个政治上不成熟的民族。其最明显的表现是醉心于“用经济学看问题的方式”，将民族的目标化约为经济目标。具体指：第一，在制定经济乃至国家对外政策时，忘掉民族国家的政治使命而追求所谓超越民族国家的普遍价值。“经济”方法区别于“政治”方法的根本之处在于，经济学在本质上是普遍主义的，跨民族的，而政治则与某种特殊的族群相关，在现代社会就是与民族国家相关。政治在本质上关乎生存，尤其是民族国家在竞争中的生存，生存的前提是民族国家具有维护生存的“权力”。今天的世界仍然是一个强权世界。因此，政治上成熟的民族首先意味着它有意志与能力将民族的政治目标置于首位，使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服务于或从属于政治目标。尽管经济学本身是价值中立的，是超越国界的，但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却必须是有国界的。当然，强调经济为政治服务，并非主张国家任意于预经济活动，而是指经济政策最终必须服务于国家安全考量。第二，简单地将经济繁荣等同于国家强大，等同于国家在竞争中的权力。历史昭示，在生存竞争中，经济发达的国家并非总在政治上具有权力与生存优势。经济与政治有实质的不同：政治考虑的是生存能力问题，经济考虑的是物质财富问题。物质财富的增加当然有利于生存，但并不等于生存的全部内涵。一个成熟的国家必须在财富增加与安全能力增加之间取得平衡，一定要有意志、有能力将一部分财富转换为保卫自己安全的能力。这在今天尤其重要。
政治上不成熟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在考虑国家政策时过分伦理化，一厢情愿地试图在现实世界中构建一种平等博爱正义的秩序，而忘记了民族生存这一非常核心的问题。中国面临激烈竞争的国际环境，甚至可能面临国家安全问题。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必须把握目前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一个有智慧的民族应该有能力审时度势，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求得平衡。许多政策考量必须依据我们面临的环境来做出。
总之，将“和平崛起”作为战略目标必然意味着发展战略的转型。这就是说，在发展战略的选择上，必须从政治的角度、从国家安全和权力的角度考虑问题，在政策优先性的排序上，统筹协调国家安全、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将国家安全与崛起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
和平崛起与政治发展
和平崛起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而且也与政治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正确处理民族主义和政治改革这两个问题。和平崛起既包含了民族主义的理念，包含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主张，同时，它也具有超越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因素，这就是“和平”方式的选择。如果只谈崛起，不谈“和平”的方式，那么，这种崛起就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戒惧。这里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扩大的自我，是大我。它用民族认同来动员大众，追求民族国家的利益，将民族的利益、价值观作为至高标准，用以衡量一切政策。
一些人在评论中国近代以来的改革与革命时往往强调民族主义的巨大动员力量，将中国革命化约为民族主义革命。这是对中国文化以及近代以来实践的重大误解。作为具有大文化背景的国家，民族主义一直不是中国政治的关键动力。即使在近代民族危机深重的时期，在各种政治力量的主张中，除了民族与国家利益之外，都有对某种超越民族主义的理想的追求。
今天，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不能作为立国之本。它尽管有助于社会动员、为政权提供合法性，但它的理想与标准毕竟只是一种“大我”。一个国家如果仅仅以民族主义作为诉求的基础与政策目标，就无法获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认可。这种国家的崛起必然是一种强权的崛起，而且最终必然是短命的崛起。真正能够崛起的大国一定要有超越大我的理念与原则，能有为其他国家认可、尊敬的目标与行为准则。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包含王道理想，和而不同的理念，以及己所不欲、毋施于人的行为准则。最近几十年来我们也提出许多令人尊重的原则。这些都可以加以提炼，凝聚在“和平”崛起的口号下。这样中国的崛起才可以被视为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力量和值得欢迎的事情。
此外，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必须伴随着国内的政治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以适合中国传统与国情的方式不断发展民主，健全法治，实现依法治国。民主和法治的实现不仅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集合民族的意志，而且也能够在国际上得到更大的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化、法治化也是和平崛起必不可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