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理学界的研究方法迷失-——实践迷失、客户迷失、价值迷失的继续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界论文,价值论文,客户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管理学界存在研究方法严密性(rigor)与实用性(relevance，是指与实践的相关性)的鸿沟。中国管理学研究中存在“自娱自乐”和“做练习式研究”的问题。这是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笔者围绕这一问题，分别在3篇论文中讨论了管理学界的实践迷失[1]、客户迷失[2]、价值迷失[3]。
本文以管理学界的研究方法迷失为主线，在剖析研究方法突出问题的同时，也对管理学界的实践迷失、客户迷失、价值迷失做了进一步研究。通过对管理学界“四大迷失”的剖析和反思，可以为管理学学科建设和发展提供有深度、有广度、有高度的启发。
1 相关文献述评
一般认为，管理学还没有形成公认的、独特的研究方法。管理学学派或“理论丛林”的关键差异就是分析模式或研究方法的区别。1961年KOONTZ(孔茨)[4]把“管理理论丛林”中的各种理论归纳为6个学派，1982年扩展为11个学派的时候，就把学派(school)与方法(approach)等同起来。在孔茨等[5]合著的经典教材《管理学》第10版中，则不再称为学派，而是直接称为方法，并把代表性方法增加为12种，调整了这些方法的排列次序。按调整后的次序排列分别是：经验法或案例法、人际行为法、群体行为法、协作社会系统法、社会技术系统法、决策理论法、系统法、数学或者管理科学法、权变法、经理角色或管理任务法、麦肯锡7-S方法、管理过程方法。
黄速建等[6]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企业管理科学化及其方法论问题研究”得出结论，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移植和研究范式的多元化是管理学发展的典型方法论特征。他们称为管理学的“多元学科方法论”，主要包括经典物理学、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系统科学7类方法。
管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都可分为量化研究(量的研究、定量研究)与质化研究(质的研究、定性研究)两大类，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不仅彼此对立[7]，而且有时会相互攻击[8]。中立、客观的说法是，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没有优劣之分，把质化方法与量化研究结合起来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要求[9]。
实证研究是当前管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但是，实证研究的含义很模糊。广义的实证研究(positive study)是探索真相或因果关系“是什么”，与此对应的规范研究(normative study)是探讨“应当是什么”[10]，规范研究方法与建构主义方法、设计科学方法近似。尽管“休谟铡刀”命题指出，不能从“是什么”推断出“应当是什么”，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工作第一阶段是用实证研究来探索“真相或因果关系是什么”；第二阶段则是以“是什么”为基础，通过规范研究提出“应当是什么”或“应当怎样做”。当然，两者对上游研究者和下游研究者[3]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实证研究对上游研究者发挥更大作用，规范研究对下游研究者发挥更大作用。
狭义的实证研究就是量化建模法。蒋逸民[11]认为，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谭劲松[12]倡导在重视实证研究的同时，鼓励采用其他方法，如案例方法、逻辑论证、试验方法以及计算机仿真。这些学者所说的实证研究，有些学术期刊所说的只发表实证研究论文[12]，以及平时所说的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做实证研究等，都属于狭义的实证研究。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实证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包括量化建模法、实验法、案例研究法[13]。实证研究的这一含义介于广义与狭义之间。
实证研究含义混乱，尤其是把实证研究的含义狭隘化，是管理学研究方法迷失的表现之一。尤其是狭义的实证研究统治了管理学研究的主流阵地，其他实证研究方法受到排挤。
2 判定研究方法迷失的依据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证据收集、研究结论推导、研究结论表达3个环节(或阶段)：①在研究证据收集环节，主流研究方法片面强调量化的或量表式研究证据，忽视其他证据。相应地，主流研究方法称此为数据收集，事实上，量化证据与非量化证据同样重要，所以应该称为证据收集。②在研究结论推导环节，主流研究方法强调相关性分析、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等统计学方法，忽视真实世界的因果关系，所以会出现颠倒因果关系和同义反复的研究结论[1]。③谭劲松把搞研究称为讲故事①，这里的“讲故事”包括揭示真相和规律，以及阐述自己的发现或发明。借用讲故事的说法，在研究结论表达环节，研究者应该用客户听得懂的语言讲客户不知道的故事，但是，现实中管理学主流方法在很多情况下是用客户听不懂的语言讲客户本来就知道的故事。另外，鉴于管理学实践性特别强，所以，管理学研究成果应该让外行(实践者)不觉得深、内行(研究者)不觉得浅，但是，大多数管理学研究成果是外行觉得太深，内行觉得太浅(“做练习式研究”)。
上文在研究方法3个环节上对方法迷失的描述只是一般的观察，为了准确判定方法迷失，需要有更加明确的依据。管理学界的主流认为量化建模法好，理由是所用数据精确、可建模，只要承认假设和所用数据，不同的人可以推导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一因果关系接近于同义反复。按照价值哲学原理[3]，判断一种研究方法价值高低(即好坏程度)，必须从研究方法之外寻找依据，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寻找依据。
从有用程度、研究方法的学习和使用难度(或称研究难度)两个维度(类似于实践迷失一文提出的存在价值与替代价值两个维度[1])来考察研究方法的好坏符合价值哲学原理。内部效度与外部效度是评价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的最重要指标：内部效度是指在研究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明确程度；外部效度是指研究结果能够反映真实世界真相或关系的程度。内部效度高低基本上与研究难度对应；外部效度高低基本上与有用程度对应。按照这2个维度把各种研究方法分为4类(即图1的4个象限)既符合价值哲学原理，又符合研究方法评价的一般理论。
图1 对管理学研究方法的2维评价
根据存在价值优先于替代价值[1]、外部效度优先于内部效度、有用程度优先于研究难度的原理，这4类方法价值高低是A、B、C、D类依次降低。如果违背了这样的次序，人为抬高或压低某一类研究方法的地位，就属于研究方法迷失。
管理学研究方法的现有分类要么是太简单(如量化与质化两分法，实证与规范两分类)；要么是分类依据来自其他学科(如多元学科方法论)；要么是分类依据不明确或不统一(如孔茨等划分的12类方法)。按上述2维评价法划分的4类研究方法不仅分类依据明确，而且可以对研究方法的好坏进行排序，所以，这种分类法能弥补管理学研究方法现有分类的不足。
图1中，A类方法和B类方法可以分别比喻为杀牛术和杀鸡术，这一比喻来自成语“杀鸡焉用牛刀”。两者的区别是杀鸡术比杀牛术的难度低，共同点是两者都很有用。C类方法可比喻为屠龙术或炼丹术，D类方法可比喻为剪贴术。
图1中的简单计算法是指在收集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用加减乘除来得出结论，往往要与观察思考法、比较法结合使用。实证体悟法这一术语是笔者提炼的，但这一方法早就有应用，实证体悟法包括4个要素：①“实”是指掌握大量事实，自己知道的事实别人不一定相信，所以还需要证据来证明；②“证”是指收集大量证据，即可以证明事实和规律并让别人信服的依据，包括数据、文字、视频和音频材料。对于写论文而言，可作为参考文献引用的证据尤其重要；③“体”是指亲自进行体验，包括职业型体验(作为职业进行体验)、挂职型体验、卧底型体验、被动型体验4种。在体验中进一步收集事实和证据；④“悟”是指观察、思考和洞察，也包括简单计算。从这4要素可以看出，实证体悟法是一种综合方法，难度高、得出的结论有用程度也高。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不少重大成果是用这一方法研究得出的。
3 管理学研究方法迷失的突出问题
3.1 学习、运用研究方法为发表论文，而不是为创造价值
陈晓萍等[13]指出，在当前美国、加拿大(在欧洲可能还好一些)的学术环境中，有一个很不健康的趋向，就是大家把发表论文当作研究的唯一目的。中国管理学界这种不健康的趋向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有研究者通过抄袭、数据造假、论文买卖来发表论文[3]。TSUI(徐淑英)[14]在另一文章中指出，中国学术界的制度压力传递着一种信号，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表论文，而不是重要的科学发现。这样的压力鼓励研究者选取期刊上流行的主题、理论和方法，而不去关注这些题目和理论与中国企业的相关性。刘源张[15]也批评过管理学研究中这种论文主义(publish or perish)倾向。
虽然已经受到了批评，但是，这种不健康趋向没有停止或减弱的迹象，反而有强化迹象。由众多国际、国内名家联手撰写的《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一书在国内管理学界广受欢迎。作为一部对管理学界(尤其是对研究生)影响巨大的著作，如果以“如何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为宗旨，会有助于管理学界走出价值迷失和方法迷失，但是，此书开宗明义就是“如何在一流期刊上发表管理学研究论文”，全书也体现了这一宗旨[13]。
当然，不能全怪此书的编者和作者，管理学研究者学习研究方法普遍是为了在更高等级期刊发表论文，而不是为了得出有价值的成果。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以“如何在国际或国内高等级期刊发表论文”为主题的讲座、培训班、研修班在管理学界颇为流行，这一主题的文章、著作当然也很有市场。此书迎合了管理学界的这种需求来扩大书的发行量和影响力，可以认为是理性的，只是客观上助长了管理学界的价值迷失和研究方法迷失。
3.2 研究方法双向迷失
有的管理学院在学术评价或绩效考核中把学术期刊等级高低划分为4级，也有的划分为3级，不管是4级还是3级，都可以用一流、二流和三流期刊来概括。一流的英文管理学期刊在《组织与管理研究的实证方法》一书中有名单[13]，一流的中文管理学期刊可用CSSCI管理学类期刊前几名作为代表。一流期刊的论文绝大多数采用复杂的量化建模法(专门发表综述类论文的《外国经济与管理》除外)，按照内部效度检验，似乎是科学的，但是按照外部效度检验或重复检验，科学性无法验证。无论是国外研究发现的管理学论文可重复率非常低[16,17]，还是管理学研究与实践不相关的普遍性，都表明即使是一流管理学期刊的论文，也大多数无法证明其科学性(除重复常识的研究结论之外)。谭劲松[18]指出，管理学研究者一窝蜂地进行问卷设计和问卷调查，用各种表格和数据填满自己的文章，但是，由于个人的不同研究背景和学识上的主观性，不同的人对于相同事物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甚至是相反的，因此对问题的研究没有连续性，无法对研究对象进行重复观察，最终造成研究结果的不可检验。
一流期刊的论文中当然也有真正科学的成果，但是这些稀有的真科学混杂在大量的伪科学(貌似科学或自称科学，但无法重复检验)成果中，实务界和学术界都无法把真科学从伪科学成果中分拣出来，这使真科学的论文也只能蒙冤沉睡在故纸堆中。
三流管理学期刊的论文所用方法简单粗糙，严谨性比一流期刊的论文差得多。三流期刊以《商场现代化》为代表[19]，不管论文的质量如何，只要交版面费就可以发表，期刊追求刊登文章篇数最大化、作者追求版面费最小化，所以许多论文只有一二页。甚至某些老牌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也是这样，正像谭劲松[18]所说，某些CSSCI来源期刊每期发表论文数量近100篇，每篇字数不足5000字，而且几乎是投稿就中。
一流期刊的论文虽然经不起外部效度检验，但结构完整、形式严谨、内部效度检验合格，具有科学的形式。与此相对照，三流期刊的论文不仅研究结论没有价值，而且结构和形式也没有科学性，只是人云亦云或自话自说，而且往往是抄袭或拼凑而来。借助电脑和互联网，抄袭或拼凑变得更为容易，只需要“剪切”或“复制”别人文章中的段落或语句，重新粘贴和组合成自己的文章即可，所以，本文称这种“研究方法”为“剪贴术”。剪贴术也有高下之分，如果剪贴不漏痕迹或别人抓不住把柄，就完全可以用于绩效考核、课题结题、职称晋升或拿奖金，如果剪贴的痕迹明显，就很容易被举报为抄袭或剽窃。
虽然一流期刊的论文其研究方法与三流期刊的论文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二者都经不起可重复性检验，外部效度都不高，都没有使用价值，也经不起刘源张[15]倡导的两种检验方式的检验，所以，本文把这两类截然不同的论文所用方法并称为研究方法双向迷失，或者说，两类论文都迷失了外部效度。三流期刊论文的方法迷失问题已达成共识，本文重点研究一流期刊论文的方法迷失问题。
3.3 量化建模法占统治地位，其他实证研究受排挤
由于管理学还没有公认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即使量化建模法的研究结论具有科学性，也不应让其统治整个管理学界。罗珉[20]主张把自由、平等、民主原则应用于管理学研究，强调管理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主张各种不同管理学派的平等权利，维护“异端”的权利。但是，中国目前的管理学研究过于重视定量研究，忽视定性研究[21]。一流期刊录用稿件、大学学术评价都是高度重视量化建模法，轻视其他实证研究方法。从CSSCI期刊管理学类前10名近期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出，90％以上的论文属于量化建模法。第4届IACMR年会录用了800多位作者的400多篇英文和中文论文(论文作者是中国管理学界研究能力最强的学术群体)，论文所用方法90％以上属于量化建模法②。无论是从发表的期刊，还是从作者的分布来看，当前管理学界都是量化建模法处于事实上的统治地位，垄断了高端研究阵地。
管理学界名义上倡导实证研究，实际上是量化建模法(狭隘化的实证研究)占了统治地位，实证研究中实证体悟法、观察思考法、简单计算法、案例法、实验法、扎根方法(一般称为扎根理论，实际是一种研究方法)[21]是外部效度高的方法，但却受到排挤，一流期刊上这6种方法的论文全部加起来，也不到量化建模法论文数量的十分之一。
韩巍[22]指出，管理学主流研究方法是多元回归分析，尤其是SEM，如果你采用了这些主流认可的研究方法，你就好像获得了一个参与学术探索的通行证(还是一轮游戏的入场券？)。这与EVERT GUMMESSON的观察非常相似：“我想做案例研究，但教授要求我用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我必须给文章添加一些统计数据，否则编辑不会接受，这种病毒已经在侵害即将占世界半数人口的中国、印度商学院的研究！”
3.4 生搬硬套美国构念，僵硬翻译英文概念
TSUI[14]指出，国际管理学者有一种明显的偏好：从主导的管理学文献(基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中套用已有的理论、构念和方法来研究本土现象，这有可能会阻碍科学的进步，这样的趋势在中国当然也是存在的。
这种生搬硬套使中国研究者的大量论文只是用中国样本来验证美国的地方性知识，无法产生对中国管理有建设性、指导性的理论，本土化研究或情境化研究难以落实。尤其明显的是，有些英文概念翻译为中文后，人们对翻译概念的理解与英文原义相差较大，甚至完全相反。例如，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是指组织成员对组织的承诺，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是指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按照本土化研究的理念，研究者如果想研究中国管理中的承诺或认同问题，应该使用与此含义相近，且更符合中国文化的“忠诚度”和“归属感”两个概念，但是，研究者不仅生搬硬套英文概念，而且把这两个概念翻译为“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笔者对10位实务界管理者作过测试，问他们是如何理解“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这两个概念的，结果有8位认为分别是指组织对员工的承诺、组织对员工的认同，两位讲不出含义。这说明实务界对中文概念的理解正好与英文本义相反。在笔者参加的一次硕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中，有两篇论文以“组织认同”为主题，部分答辩老师也把中文概念“组织认同”理解为组织对员工的认同。可见，不仅实务界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与英文本义相反，而且管理学研究者如果没有专门学习或研究“组织承诺”和“组织认同”的相关文献，也会理解为相反的含义。
类似地，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被翻译为变革型领导，但变革型领导在中文中一般会理解为大力改革的领导，但英文本义是与交易型领导相对应的，由魅力、感召力、智能激发和个性化关怀4个方面构成的领导方式。meta-analysis被翻译为元分析，但元分析在中文一般会理解为原始的分析，而英文本义是对已有成果进行综合性再次分析。
有的研究者说，读者对概念和词语误解的责任在读者而不在研究者，因为论文中对概念作了明确的定义。这类似于生产厂家把一种可以制冷的电器取名为“烤箱”，结果多数客户以为这种电器是用来烧烤食品的。生产厂家说，这要怪客户，因为在说明书中已经讲清楚这种“烤箱”是用于制冷的。事实上，如果多数读者把概念理解错误，就不能怪读者，只能怪翻译概念或制造概念的研究者。
管理学研究者不顾实务界或学术界的习惯理解和约定俗成，把英文概念僵硬地译为中文，原因要么是翻译水平太低，背离了翻译的“信、达、雅”原则；要么是故弄玄虚，故意让同行客户和实践客户看不懂，以此来显示自己水平高，显示自己与国际接轨程度高。
4 管理学研究方法迷失的后果
4.1 学者不如优秀的管理者和记者
管理学界主流学者认为，只有经过严格的管理学研究方法训练(尤其是博士研究生阶段的训练)，才算是管理学研究者。一流期刊论文作者的单位和学历就能反映这一认知，目前研究型大学管理学院招聘师资(即研究者)时只招聘名牌大学毕业的博士(有的甚至是只招聘海外归来的博士)也能反映这一认知。
哲学界对知识的理解可以帮助管理学界反思这种画地为牢的认知和做法。哲学界认为，知识本质上不是一系列既成的、被证明为真的命题的集合，而是活动或实践过程的集合。知识不可能不涉及能力、素质与条件。科学或知识是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头脑中的东西。知识的有效性必须以别人的实际认可为前提。知识有效性的实现必定诉诸于说服与劝导这样的论证与修辞手段，诉诸于认同、组织之类的社会学原理，并且也与权力这样的政治学问题密不可分地纠缠在一起[23]。
管理学界画地为牢，把管理者、记者排斥于研究者之外，但是，善于观察与思考的管理者、记者并没有放弃管理学研究工作，只是他们不用管理学界的主流方法而已。
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造就了两家世界500强企业，有人问他什么管理方法让他取得如此成就，稻盛和夫说：“我不懂管理，也没正式去学过管理，我经营企业还是我父母对我讲的话在起作用。”[24]稻盛和夫还从《西游记》中得到启示，在京瓷公司导入了“阿米巴”经营，形成了“阿米巴”组织。另外，还有华为公司任正非的“冬天理论”和“狼文化”，联想集团柳传志的“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万通地产冯仑的“野蛮生长”，TCL公司李东生的“鹰的重生”等理论或概念，难道不是管理学研究成果吗？
记者出身的吴晓波所写的《大败局》、《激荡三十年》和《跌荡一百年》足以让管理学界研究危机管理、中国企业史的学者感到汗颜。记者出身的刘韧所写的《企业方法》也足以让管理学界研究创业管理和科技企业管理的学者感到惭愧。
这些管理者和记者研究出来的成果虽然没有在一流期刊发表，但与近几年一流期刊发表的同类主题论文相比，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也许管理学研究者会这样为自己辩护：“我们搞研究是探索客观的、准确的规律，而管理者和记者提出的理论或概念只有一些启发而已”，但是，正像韩巍[25]所说，最重要的是管理理论的启发性，而绝不是规定性。太多的管理研究从起点就选错了方向，从结果来说，还不如记者报道有助于人们认识管理实践中的关系结构和运营机理。
4.2 科班出身的内行不如半路出家的外行
虽然管理学界把管理者和记者划在研究者之外，但在笔者看来，管理者和财经记者的职业有较多的研究因素，善于调查研究的管理者和记者不应被看作是管理学研究的外行，而应被看作管理学研究的内行。
有些从职业上看属于管理学研究外行的人士，也能得出一些成果让管理学科班出身的人感到敬佩。以色列物理学家高德拉特半路出家从事管理学研究后，提出的约束理论(Theory of Constraints)受到美国生产及库存管理协会的肯定和称赞[26]。律师邱旭瑜写的博客文章《帝国的存亡和企业的命运》(后在实践期刊摘要发表[27])和军人出身的刘植荣写的博客文章《世界工资研究报告与借鉴》、《央企高管60万薪酬高不高？》等(后在报纸摘要发表[28])比近几年一流期刊发表的相同研究领域的论文更有价值。
此外，一些小说对管理实践的应用价值也让管理学研究者自惭形秽。例如，小说《驻京办主任》对整顿县级驻京办所起的作用远远大于一流期刊发表的组织变革方面的论文。小说《杜拉拉升职记》对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和人力资源管理者的价值也比一流期刊发表的论文价值大得多。
4.3 量化模型不如身体力行
用数据推导结论本来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但是，管理学的问题在于，不重视已经固化的客观数据，而是热衷于在局限的样本中，用量表测得的主观数据来求证变量的因果关系。在问卷调查中，类别百分比数据(即选择A、B、C等选项各占百分之几)虽然能够揭示现实真相，但因为数据简单，无法构建复杂的量化模型，因而一流期刊审稿时通不过。
身体力行是指职业型体验、挂职型体验、卧底型体验、被动型体验4种体验研究法。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的纽曼[29]花了14个月时间，跨越美国中西部、东部和南部，在麦当劳等7家快餐店卧底打工。从卧底型体验中挖掘出麦当劳等著名快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的众多问题，例如：①来者不拒；②培训不足或不当；③工作死板；④薪酬微薄；⑤前途渺茫；⑥流动频繁；⑦关系淡漠。而用管理学主流方法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著名快餐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非常好。
记者带违禁物品体验机场安检的例子也能说明体验研究法比量化模型更能揭示管理中的真相和问题。随着恐怖主义威胁增多，世界各地机场安检越来越严格，那么，机场安检的严格程度究竟如何呢？西班牙、荷兰、南非的多位记者先后多次自带刀具、仿制炸弹等违禁物品测试机场安检，并屡次通过安检。其中南非女记者维纳和她的同事用餐刀、剪刀、尖锥等违禁物品对登机安检测试过10次，蒙混过关的成功率高达50％以上[30]。如果用管理学主流方法，对机场工作人员或普通乘客进行7级量表或5级量表测量并建立因果关系模型，很有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安检非常严格。
4.4 学术变得像屠龙术、炼丹术一样
《庄子·列御寇》中有这样一则寓言：“朱泙漫学屠龙于支离益，单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无所用其巧。”意思是说，朱泙漫为了学习屠龙术这一高深的技术，拜一位名叫支离益的专家为师，经过3年勤学苦练，并花光了千金家产之后，终于把屠龙术学成了，但是，现实世界没有龙，他一身绝技没有用武之地。
屠龙术定位层次高、学习难度高、门槛高，但现实世界中无用武之对象。管理学主流研究方法也是这样，不经过硕士、博士的专业训练，难以掌握主流研究方法，但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往往用不上主流研究方法。主流研究方法无法进行问题驱动型的研究，只能进行量变关系求证型研究。王重鸣统计了第4届IACMR年会上的400余篇论文，发现绝大部分论文是变量关系求证型，问题驱动型的论文极少③。
与屠龙术异曲同工的是炼丹术。炼丹术操作过程规范、严密，也能炼出漂亮和诱人的仙丹，但是，吃了仙丹的实际效果并不如炼丹人宣称的那样有效，甚至会有负作用。管理学研究方法也是这样，论文都有固定的结构和格式，研究过程规范、严密，研究结论也有因果关系图、效度检验等漂亮和诱人的形式，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如研究者在理论意义、实践意义章节宣称的那样有效。
5 建议与出路
管理学界的研究方法迷失不是单纯的研究方法问题，而是与价值迷失、客户迷失、实践迷失融合在一起的。“四大迷失”可以分别研究和探讨，但要走出迷失，必须综合考虑，因此，解决方法迷失的建议与解决其他3种迷失的建议是相似的，只是侧重点不同。
5.1 确立正确的价值观
研究者、审稿者、学术评价政策制定者都确立正确的价值观是走出“四大迷失”的根本所在。借用“八荣八耻”的样式，笔者提出管理学研究“八荣八耻”价值观：①以仰望星空为荣，以急功近利为耻；②以俯视大地为荣，以自娱自乐为耻；③以使用价值为荣，以价值背离为耻；④以方法平等为荣，以一法垄断为耻；⑤以简单有效为荣，以复杂无效为耻；⑥以重复检验为荣，以貌似科学为耻；⑦以自主创新为荣，以抄袭拼凑为耻；⑧以引进吸收为荣，以生搬硬套为耻。
上述“八荣八耻”价值观中的①～③项在价值迷失的论文[3]中有详细论述，其中的②主要针对实践迷失；④～⑥项针对一流期刊论文的方法迷失；第⑦项针对三流期刊论文的方法迷失；第⑧项针对理论引进和翻译中的突出问题。
5.2 改革学术评价体系
改革学术评价体系的具体内容参见文献[2]。
5.3 纠正实证研究的狭隘化
实证研究是用事实和证据来发现真相和因果关系的。例如，律师为当事人辩护时，为了发现真相和求证因果关系，会收集大量的事实和证据，推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是实证研究方法的典型应用。遗憾的是，管理学界对这种实证研究视而不见，反而把实证研究的含义狭隘化，误认为只有量化建模法才是实证研究。事实上，实证研究的英文empirical research本义也是指凭观察、实验和经验进行研究。因此，必须纠正实证研究的狭隘化，只要事实和证据确凿，推导结论有理有据，不管是扎根方法、实证体悟法、观察思考法、简单计算法，还是案例法、实验法，都应属于实证研究。
5.4 扶持非主流实证研究方法
量化建模法的优势是内部效度可以精确检验，一流期刊发表的量化建模法论文内部效度经得起检验，但是，对管理学研究成果来说，外部效度比内部效度更重要。扎根方法、实证体悟法、观察思考法、简单计算法、案例法、实验法的外部效度通常比量化建模法更高。
主流管理学界也承认案例法、实验法这两种非主流方法属于实证研究[13]，但是，观察思考法、实证体悟法在主流管理学界连名分也没有。谭劲松[12]一方面说明很多量化模型无法检验其科学性；另一方面用相当大的篇幅向管理学界推荐古德尔研究黑猩猩所用的理念和方法，这一方法正是非主流的观察思考法。笔者还要特别推荐实证体悟法，以管理学界“四大迷失”成果为例，笔者在政府、企业界工作10多年后进入管理学界，用实证体悟法研究5年，收集了大量事实和证据，才得出了“四大迷失”研究成果。如果不进入管理学界进行实证体悟，不会得出这些成果，如果用量化建模法也不可能得出这些成果。
扎根方法、实证体悟法、观察思考法、简单计算法、案例法、实验法6种非主流的实证研究方法外部效度高，但用这些方法的论文与量化建模法的论文数量之比太低。正像公共政策需要对弱势群体进行扶持一样，管理学界也应该对这些非主流的弱势方法进行扶持。建议一流管理学期刊给这些非主流弱势方法开辟专门栏目、留出文章数量额度，最好能使一流管理学期刊上这6种非主流实证方法的论文合计数量与量化建模法论文数量达到均衡。
5.5 避免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失衡
类似管理学中抬高量化研究、贬低质化研究的现象，在自然科学领域也存在。刘华杰[31]指出，自然科学有两大传统：博物学传统和数理传统。科学史上博物学的地盘不断被侵蚀，但是，博物学对人类经验、知觉的拓展是实质性的，永远不会终结。博物学的某些具体做法、观念可能要修正，但它看待生命和世界的宏观眼光、普遍联系的开阔思路，对于人们在高度专业化的时代重新理解生命、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全球问题等，仍然可以发挥新的作用。
在哲学界，现代文明的演进被看作是把一切不可计算的东西当作“魔咒”或“巫魅”来解除的过程。虽然这一过程被称为文明的演进，但也意味着某种文化和文明的失落。张凤阳[32]指出，随着理性化进程最终导致经济生活以及整个社会生活的数学化，所有形式的浪漫和崇高都浸泡于功利谋划的冰冷之水。高度理性化和数学化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价值匮乏和意义失落的时代。
在哲学界，即使是真正能够揭示真相和因果关系的数学化，也受到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在管理学界，量化模型的研究结论中真科学与伪科学混杂在一起，无法分辨，因此，管理学更应该保持量化方法与质化方法的平等地位，避免让两者之一垄断学术阵地。
5.6 管理学研究者自我救赎
上述建议除第1条外，都是学术环境方面的，如果学术环境短期内难以改变，只能靠管理学研究者自我救赎。在同样不良的学术环境下，仍然会有一部分研究者取得有价值的成果。春秋战国时期是典型的乱世，但是，学术成果璀璨夺目。学术环境无疑是管理学界“四大迷失”的重要原因，但是，研究者不应把问题全部归咎于学术环境，不应把学术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当作自甘迷失、不思自我救赎的借口。按照“问题驱动”的研究理念，问题越多，反而是出成果的机会越多。
根据“物以稀为贵”的原理，在研究方法由量化建模法统治，研究对象充满伪问题或弱问题的情况下，如果研究者按照问题驱动的理念，使用非主流的有效方法，因为这种研究理念和方法是稀缺的、珍贵的，所以取得高价值成果、获得高回报的可能性会更大。谭劲松[12]列举大量事例说明，非主流方法比主流方法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性更大，所以，倡导管理学研究者要敢于挑战目前的主流研究方法。
用非主流的扎根方法、实证体悟法、多案例研究法、实验法耗费精力多，成果难以在一流期刊发表，对职称晋升不利，短期内出力不讨好。跟随主流研究方法，“做练习”、“自娱自乐”式做研究，是管理学研究者风险最小的决策，但是，为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自己才有价值！如果研究者想通过为客户和社会创造价值来实现自我价值，就应该以问题驱动来选择研究对象，以“扎根精神”进行研究让问题和理论自然涌现[21]，这样取得重大创新或重大成果的概率更大。一旦成果得到社会的认可(不一定是管理学界主流的认可)，研究者不仅实现了自我救赎，也实现了对管理学的救赎。
6 小结与后续研究
近年来，国家对管理学研究的投入迅速增长。仅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为例，2001年管理科学部资助金额为3142万元，2010年为24719万元(2010年金额不含重大研究计划和主任基金)[33]，9年增长了687％，但是，中国原创的管理理论很少，被实务界接受和应用的更少。
学术研究的投资风险很高，不能指望某一篇论文(或某一项成果)一定会有使用价值。有使用价值的论文与全部发表论文之比可以称为论文的有用率(或转化率)。根据管理学的学科属性，有用率应参照工程技术学科论文的有用率，但是，管理学论文的有用率远远小于工程技术学科。管理学论文的有用率在多大范围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有待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晨钟暮鼓，警醒丛林迷路人；经声佛号，唤回苦海名利客”。最后用这副稍加改编过的经典对联结束本文，也作为“四大迷失”系列论文的结尾。这4篇论文不可能有“经声佛号”般的威力，但是，希望这4篇论文像晨钟暮鼓一样，对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丛林里迷路的研究者有警醒作用。
注释：
①出自201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4届IACMR年会。
②出自201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4届IACMR年会。
③出自2010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第4届IACMR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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