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与当下——兼论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与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路径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对象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8)03-0065-07
这个题目看起来有些悬乎，实际目的很明确。所谓“回溯”意在对民族史学科研究做一个简单的总结，而“当下”则兼及讨论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主要是为学生学习和研究民族史提出一些建议和看法，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时间无情”确为至理名言，人类进入21世纪又快9年了。记得世纪之交时人们都在回顾与展望，尤其是史学界更是分门别类进行总结和前瞻，有名之曰“百年”者或“五十年”者。①但是令人蹊跷的是，居然没有见到有关民族史研究方面总体性的回顾文章或论文，而是一些具体方面或阶段性的综述和总结。②在此，笔者没有意图和能力进行全面的梳理和研究，只是做一个简略的概括和描述。如果回溯民族史研究的过去和审视当下民族史研究的现状，可以用逝去的辉煌和现实的尴尬这两个方面来概括。
所谓逝去的辉煌，是指在中国史学研究的历程中民族史曾经是备受关注而成绩卓著的一个部门。其实，中国自有文献记载以来就可以观察到有关民族活动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表述，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史在古代史学中就是不可忽视的内容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从甲骨文、金文到《诗经》、《尚书》、《春秋》、《国语》等，都有大量关于民族方面的历史材料。司马迁撰《史记》一百三十篇，其中有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大宛等六篇列传，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1](P7)此后凡官编正史，代代相沿，均辟有专章记载历史上的民族与民族关系问题，而且内容更趋丰富多彩。同时，在专门的典志文献、地方志书及私家著述中也有关于少数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记载。尽管古代史学中的民族史研究存在正统一元史观的民族歧视与偏见，但作为传统史学的一部分是毋庸置疑的。
近代以后，随着中国民族危机的逐步加剧与现代化历程的蹒跚起步，民族史研究在现代话语与叙事中越来越显示出其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并成为中国近代史学中的生力军。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一批思想家在开眼看世界的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自我，开近代民族史学之先声。其后，边疆史地学研究异军突起，如徐松的《新疆识略》、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沈圭的《新疆私议》等，其中就有大量关于民族史研究的篇幅和内容。由于时代的变迁，这时的民族史研究在近代史学发展中不仅独具特色，而且更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显示了在西方现代化冲击下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心路历程的最初起步与开端。
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大变革的风云际会中，民族史学逐渐脱离传统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形成近代形式上的史学部门和分支。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关于“史学革命”的论著中，明确地把民族史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先后撰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6年)、《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年)等专门研究论文，为民族史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民族史几乎成为史学研究中的热点之一。编写第一部章节体《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夏曾佑，把各民族史的研究提高到史书纲领的中心位置。③王国维先后撰写发表了《鬼方昆夷猃狁考》、《西胡考》、《鞑靼考》等一系列民族史研究名篇。另外像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著名历史学家，也把民族史作为自己重要的研究内容。至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学术界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民族史研究热潮，先后出版了一批全局性、综合性的民族史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如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 (北平文化学社，1928年)、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年)、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 (商务印书馆，1936年)、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光华出版社，1948年)等。这一时期的民族史研究不仅在史学领域独占鳌头，而且充分表明了对于中华民族内部关系进行学理认识与总结的文化觉醒，反映了史学家强烈的社会关怀与时代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史更是备受学术界的重视与青睐。由于中国共产党彻底废除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压迫制度，制定和推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和方针，进行民族识别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少数民族历史研究成为史学界的重要任务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史学工作者在民族识别的基础上先后编写出版了55个少数民族的简史简志，对各民族的起源、形成和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和总结。当时，学术界还就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主流、民族与疆域、民族交流、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曾被誉为史学研究领域的“五朵金花”之一。改革开放后，民族史研究又成为史学研究的重心之一，像范文澜、白寿彝、翁独健等老一辈史学家大力倡导民族史研究，一些重要的民族史著作相继面世，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通史性的力作如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1990年)、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994年)等，其他有关族别史、区域民族史、民族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就更是不胜枚举。而实际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论述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1989年)的出版，则在上个世纪末引发了学术界研究民族史及民族问题的热潮。
从上述对于民族史研究的简要回溯看，其在史学领域的地位与发展历史无疑是辉煌的。但是我们稍微审视一下当下的史学研究，就不难发现这种辉煌已经成为过去，而面临的现实则是难以言状的尴尬。
其一，由于“民族”歧义使得民族史研究的范畴似乎越来越变得模糊不清了。学术界对于“民族”一词的界定一直争论不休，聚讼多年，[2]这一充满歧义的概念反映在民族史研究上就是研究内容的扩张与研究对象的暧昧。一方面好像所有的史学研究内容都与民族史有关，另一方面民族史具体的研究对象反倒是不能准确把握了。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它包括了汉族和古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其中“既有各民族的专史，也有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史；既包括全国性的民族史，也包括各地区的民族史；既包括综合性的民族史，也包括专门的民族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教育史、科技史等等”。[3]这样的表述看起来似乎全面、稳妥，而实际上是把“民族”一词的概念泛化了，反而让人感到民族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与一般的通史和专门史没有多少区别，同时在实践中也显得多少有些生硬或无所适从。如现在的一些通史性的民族史著作体例不一，有按历代王朝为纲者(江应樑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亦有以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兴盛为线索者(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一些单个民族的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专史，有的是勉强成章，有的则是生拉硬扯；特别是关于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源与流等问题的对照与辨别，更是让一些研究者几乎为此耗尽心血而罢笔。[4]面对这种状况，最近有学者在总结民族史研究现状时采用古代民族史、近现代民族史的分类办法，好像有一定的见解和道理。[5]
其二，从目前社会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类和管理现状看，民族史研究似乎有些不伦不类和一女二嫁的趋势。在过去的学术研究规范中，民族史作为史学当中的重要部门之一是众所周知的成例。但是在20世纪末国家关于社会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类管理中，将民族史列为一级学科历史学之下的二级学科专门史，而专门史包含了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其他方面学科分支，这样民族史实际上有成为历史学之下的三级学科之嫌了。同时，在一级学科民族学之下又列有少数民族史二级学科，似乎少数民族史就是民族史，这样又存在把属于人文科学的历史学与属于社会科学的民族学混为一谈的常识性错误，的确有些令人匪夷所思。每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学科项目分类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历史学与民族问题研究同是一级研究类别，看起来民族史与这两个类别都有关联却又有不是主流之嫌。一方面，在历史学看来民族史是属于民族问题研究的范畴而非史学主流部门；另一方面，在民族学看来民族史又是历史学的范畴而并非民族学研究的正统路数。这种在学科分类和管理中的交叉格局，对于民族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是利还是弊，笔者不得而知。
其三，总体上史学危机之下的民族史研究面临严重萎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界的“知识革命”而引发的史学危机成为人们时常提起的话题。[6]虽然时下出现了所谓的民间史学热，但是史学研究中存在的范式转型与话语重建等问题并没有解决，而现实中的行政主导学术、知识界迷信权威、学术功利化乃至学术腐败等因素，更是使得史学危机没有完全消解。[7]在这一背景下，民族史研究同样是危机重重，令人担忧。
目前在高等学校历史学本科专业设置中已经见不到民族史了，即使是历史学硕士、博士专业中也只有少数几所学校还在维持。特别是现实中的就业压力与市场化倾向，不仅民族史专业即使是整个历史学专业都面临学生报考人数下降、教学与科研队伍难以为继的局面。
总之，民族史研究的辉煌犹如昨夜星辰已经逝去，而当下的尴尬是不能忽视的现实存在。或许这两方面不能全面概括民族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但仅仅作为一个简单的回溯则是十分明了的表征。
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不断地进行总结和回顾是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而不断地进行学术开拓和创新则更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民族史研究无论是过去的辉煌还是当下的尴尬，都是其学术研究发展演变与时代影响的表现与反映，而关键是当下如何进行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就此而言，笔者认为加强和重视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这一领域在民族史研究中相对薄弱。虽然现在关于民族史研究的对象没有较权威的界定，但是民族关系史作为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从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要求与规律看，所谓的民族史就是民族关系史。在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学术界以往多偏重古代民族关系史而对于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较少。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关于古代民族关系诸如各民族的起源、古代民族迁徙、和亲、屯田、互市以及民族政权、民族战争、民族英雄等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著和文章，[8]但关于近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论著却不足。一些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民族关系史，也是或者就写到清代或者是关于近代部分的篇幅较小。这种状况，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整体要求相去甚远。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民族史在研究对象上，要加强对薄弱环节之研究，并积极开拓新领域。今后应加强对少数民族近现代史、当代史之研究”。[9]“近现代民族史研究与当前现实的联系更为直接，也应提到日程上来，克服目前比较薄弱的缺陷而有一个较大的发展”。[10]这里所说的近现代民族史，实际上就是近代民族关系史，对于民族史研究方向把握可谓是一语中的。
其次，这一领域对于民族史研究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就民族史研究而言，民族关系史面对的是如何解释和分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与现代多民族统一国家形成、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特点和规律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后者更为重要和直接，因为近代民族关系史离我们现在更近一些。如果仅仅停留在对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阶段和水平，那么就不能很好的说明近代及其我们现在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演变的内容与症结所在，而从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整体性来说也是不完整的。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11]这是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具有经典意义的判断和总结，其中显然包含了两段式的论述即近代百年和古代几千年的民族关系史。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大量的研究集中在古代几千年这一阶段，也就是自在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但对于近代百年自觉的中华民族实体形成的历史过程的研究却相当薄弱。因此，近代民族关系研究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可以弥补民族关系史研究内容上的不足，而且可以推动民族研究的发展和创新。对此，一些学者的意见是十分中肯而有见地的：“相对来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的研究，学术界似重视程度较高，也有着长期的积累；而对于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研究，不知何故，重视程度却一直不足。实际上，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作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这段不长历史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那漫长的‘自在’阶段。因为正是经由这一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古老的中华民族才最终得以自立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轻视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不仅仅是缺乏历史感的表现，也终将被证明是真正缺乏远见的。”[12]这里，作者所谓的“这段民族整合历史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不仅说明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价值而且显示了强烈的社会人文关怀。令人感到欣喜的是，最近有专家在论及当前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选题与思路时，把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相关问题列为基本命题之一，同样说明了其学术研究的重要性。[13]
就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而言，近代民族关系史的学术价值也是不可低估的。在史学领域，中国近现代史是相对年轻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关于近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已有学者做了较全面而深入的总结和分析，“毋庸讳言，中国近代史学对民族史的研究是较为薄弱的，已有的成果几乎都集中在各民族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史领域”。[14]作者这里所说的近代民族史，也就是近代民族关系史。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民族史研究与近现代史研究之间的交流和对话相对较少，一方面是因为近现代史研究长期囿于“革命史范式”。特别是有些学者，将民族史视为非主流史学或边缘史学，在近现代史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将近代民族关系史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这不仅无益于民族史研究的全面发展，更有碍于近现代史研究的深入。从学科研究内容看，近代民族关系史也是近现代史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二者之间只不过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而已。其实早在50多年前吕振羽先生就说过，“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要解决的国内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一是民族问题。土地问题，由于二十年来革命实践的体现，天才领袖的创造，已成了中国最先进人士熟知的科学；民族问题，我们也有着正确的原则、方针，并早已提到行动日程上，不过在全国人民，以至最先进人士里面，大多还不如对于土地问题那样熟悉。现在抗战胜利结束，进到和平民主事业的斗争，国内民族问题，立即就要全面地提到行动日程上，我们应同时展开这个问题的研究工作”。[1]吕先生所言虽然有其具体的时代背景，但对于在研究中国近代问题时应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仍不失其指导意义。目前，近现代史研究中关于基本线索与研究范式的问题争论不休，[15]而具体领域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因忽视民族问题的视角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和不足，特别是在遇到具体的民族问题时则或多或少显得力不从心。[14]可以说，离开近代民族问题研究的近现代史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不能说是缘木求鱼，起码也可以说是雾里看花、困难重重。因此，近代民族关系史在近现代史研究中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三，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术研究固然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而与社会和时代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是其存在和发展的要求和条件。换而言之，学术研究既要有学术价值又要有现实意义。除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学术价值外，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一方面，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关系问题具有观察和思考世界性民族问题的参照意义。过去的近代几个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令人惊奇、充满怪异甚至荒谬的时代。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和核心的现代化浪潮波及全球每一个角落，在取得无与伦比的物质成就的同时就是与之相伴随的巨大的战争灾难、民族国家间的连绵不断的矛盾与冲突。这一现代工业文明所造成的二律背反现象，是当今世界思想学术界思考的重要课题。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民族与国家及民族关系问题都是其中的重要议题。中国各民族间在近代百年中的风雨历程，当然是人们在反思这一世界性问题的一个重要个案，具有普世的人文价值。同时，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民族国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国家政治关系格局仍然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当今世界，我们审视和研究近代中国民族问题，对于如何应对这个一体双面的人类世界发展的难题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疑具有理论创新层面上的意义。[16]另一方面，研究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对于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现代化战略的重点是西部地区即一般意义上的边疆民族地区。由于社会历史原因，西部地区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分布较为集中的地方，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相伴随的是较之中东部地区相对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各个民族具有各自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亦不平衡，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仍然存在。因此这一地区的现代化建设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倾斜外，正确把握和处理民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一环。而科学地总结和认识近代民族关系史上的种种得与失及其与现实问题的内在联系，对于西部现代化战略的实施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同时，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树立正确的民族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综上所述，在当下民族史研究面临尴尬的情境之下，加强和注重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或许是民族史学发展与创新的一个突破口。
由于作为民族史研究及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同时又是当下亟待加强和关注的学术领域，因而厘清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与路径自然是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一个学科的发展与完善，总是在不断的充实具体的研究内容与认识和把握学科总体格局的过程中实现的。虽然近代民族问题研究已经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 “进入了一个发展较为迅速的时期”，[5]但是从具体内容来看大多是文献档案资料的整理、少数民族革命斗争、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政治事件及人物、近代民族观及民族主义等。这些内容基本上都是近代民族关系史的范畴，但是相关研究的各自出发点和观察视角不同，显得十分零散甚至是歧见迭出。因此，分析和探讨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对象与路径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从学科性质看，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是民族史也就是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它与这两门学科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区别，具有自己的特点和基本研究对象与路径。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主要对象，在于考察和分析近代百年间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状态及其发展演变的特征和规律，也就是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历史矛盾运动的主要内容、特点和规律。这一研究对象可以具体分为以下几个层面：一、从研究客体的族群关系格局看，包括整体性的主体民族④与少数民族关系、局部的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关系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民族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代表和单位，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客体当然是以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为对象，但是这一划分不是机械地照搬和对应，而是根据中国具体的民族实际情况而定，否则就会出现笑话甚至是谬误。二、从民族地理区域格局看，包括内地中心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区域性的中心与边缘。地理环境是民族历史活动的基本场所和条件，同时也对民族的发展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因此把民族与地理区域格局结合起来是又一个层面，这也是确定研究对象的一个基本原则。而具体对象的把握，要符合实际的民族地理间关系的传统联系，如内地中心地区与边疆民族地区、内蒙古地区与汉地、西北新疆地区与内地、西藏与内地、西南与中原等。而边疆民族地区又可以分为区域性的中心与边缘这样一个次一级的层次，如中心城镇与边缘山区等，不能生搬硬套。三、从具体研究对象的内容看，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诸方面。民族的社会历史活动必然以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形式表现出来，因而其相互关系的具体内容也必然是一定的社会政治形态、社会经济结构及文化联系等，这一层面是研究对象的重心所在。[17]以上三个层面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总起来说就是在近代百年中中国各民族如何实现对中华民族自觉认同的历史过程。
其次，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基本路径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从历时性的视角而言，可以综合考察和分析不同时期和阶段民族关系的走向及其特点。近代百年(1840-1949年)，一般分为晚清和民国两大阶段。其中晚清70年可以分为不同的阶段，有以重大历史事件划分的(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也有直接按时间和道统划分的(如咸同年间、同光时期、清末10年等)。民国38年一般分为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亦称北京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亦称南京政府)等三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中又可以按时间和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进行再划分，如袁世凯统治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国民大革命、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二、从共时性的问题与视角看，主要是着眼于政治、经济及文化社会心理等领域的矛盾与冲突、演进与调适，诸如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从传统多民族国家到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政治重建、社会经济的现代化问题、中央政府的民族政策、边疆民族地方的政治及社会经济的变动、外部因素的作用与影响等等。三、从历史活动的主体看，主要是研究历史人物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包括他们的实践活动与思想文化认识。这一路径与视角，大体上可以分为统治集团、精英分子、中下层社会群体等三个层次，[18]他们是影响民族关系的动力群体。统治集团主要是执掌中央及民族地方政权的政治上层，他们的历史活动对于民族关系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精英分子也可以称为民族精英包括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军事精英等，他们是影响民族关系的中坚力量。中下层社会群体主要是广大的民族群众，他们是影响民族关系的社会基础。另外，由于近代的政治发展，政党政治成为最主要的政治形式，因此各个政党及其政治派别的政治活动与理论主张当然也是这一路径与视角的重要方面。同样，以上三个方面的研究路径和视角也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不同侧面，只不过是将研究内容具体化的一个大致的思路。
总之，中国近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对象与路径是有待继续探讨的问题。上述两个方面内容，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勾画而已。而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成熟，更重要的是有待于具体研究实践的展开，也就是时下一些学者在谈论研究理论和方法问题时喜欢引用的一句话：“见之于行事”。[19]
注释：
①当时发表的各类文章很多，如中国近代史方面就有曾英业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②如史金波：《中国民族史研究四十年的重要贡献》(《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陈连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本特点和发展三个阶段》(《西北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史式：《五十年来中华民族史的研究》(《历史教学》1999年第6期)、方素梅：《最近十余年来的中国民族史研究》(《民族研究》2005年第2期)、潘先林：《20世纪50年来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述要》(《学术探索》2007年第4期)等。
③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第2篇《凡例》中提出史书纲领有三条：“一为关乎皇室者，……为一代兴亡之所及者”，“二为中国境内周边各族”，“三为关乎社会者，如宗教风俗之类”。
④有学者认为“主体民族”的提法不妥，但是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表述是符合中国民族关系历史发展的客观实际的。若有相关学术讨论的话，可以进一步明确这一问题。见杨建新：《关于民族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