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前的彭湃与陈炯明关系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年前论文,关系论文,陈炯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2)06-0134-07
1924年国共合作之前，彭湃与陈炯明关系密切，受到陈炯明多方面的影响，尤其是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六一六”兵变后，陈与孙中山决裂，中共与孙中山逐步走向合作，而彭湃仍多次会见陈炯明，有所要求，并在陈炯明控制的粤东地区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取得丰硕成果，直至1924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与陈炯明分道扬镳。对于两人的关系，目前所见资料中，陈炯明本人从未对此进行评述，陈的亲友陈演生等人有零星的记载，认为彭湃在粤东地区从事农民运动，是由陈炯明先行决定并在陈的领导和支持下进行的。①彭湃本人在1926年著的《海丰农民运动》等文中对陈炯明有较多的评述，但因时过境迁情变，不仅在称呼上由“竞公”、“陈总司令”改为“陈逆”，认为他此前与陈炯明打交道是为了利用陈炯明，而且多次严厉抨击陈炯明及其爪牙破坏农民运动。以后出版的各种回忆录和有关研究彭湃的论著②，几乎完全沿用彭湃的说法。笔者认为，彭、陈关系并非完全能够用“利用”两字来概括，陈炯明并非一开始就是农民运动的敌人；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也决非是在陈炯明的授意和领导下进行的。彭、陈的合与离，都有其深刻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党派纠葛和个人原因。彭湃在粤东地区从事农民运动并形成巨大声势，与陈炯明有密切的关系。但两人自始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的时势下，立即就可以转为分裂乃至势不两立。本文试对1924年前的彭、陈关系作一粗略的梳理和分析。
一
彭湃和陈炯明是广东海丰同乡。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出生于海丰县城高田社一个地主兼知识分子家庭，彭湃1896年10月22日出生于海丰县城桥东社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相距咫尺。陈炯明在海陆丰地区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连一般农民也称其为“我们老总”。③彭湃较陈炯明小18岁余，在成长过程中，受到陈炯明多方面的影响，并且与陈炯明早年有相似的经历。如两人的求学过程基本相似，即从家乡私塾开始学习，然后进入县城新式学堂，再到广州省城求学；走出海丰后都弃用了原来的姓名；学成后又回到家乡办报刊，兴教育，结团体，企图改革海丰的社会弊病；都曾对海丰历史古迹文天祥的方饭亭抱有敬仰情趣，在这里进行过重要的活动；两人还具有性格上刻苦坚毅的共同特点。
1918年6月，彭湃和五弟彭泽第二次赴日留学，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此与陈炯明有直接的关系。1918年1月，陈炯明率军驻扎粤东，兼任惠潮梅军务督办。为了发展教育事业，陈炯明派遣男女学生共83人赴英、法、美、日等国留学。彭湃兄弟是其中的两位。④
1920年11月，陈炯明率粤军打回广州，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掌控广东军政大权。次年5月，彭湃学成归国，在海丰发起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组织学生反对旧势力，迫使海丰劝学所所长陈伯华辞职。8月，彭湃等前往广州，亲自向陈炯明说明情况。陈炯明非常欣赏彭湃，当即指令其亲信海丰县长翁桂清委任彭湃为县劝学所所长。⑤
彭湃任职后，革新教学内容和方式，斥退顽固守旧分子，吸收进步青年，欲以教育来改造社会，遭到守旧派的反对。他们屡次向陈炯明告状要求将彭湃免职，但陈不为所动，对改革采取默认态度。1922年1月，双方就要否拆除海丰城墙的问题展开激烈斗争，以彭湃为首的“拆城派”遭到了以陈月波为首的“护城派”的围攻。5月1日，彭湃又在海丰组织“五一”劳动节大游行，游行队伍高举“赤化”大旗，高唱《国际歌》，高呼“劳工神圣”。守旧派借机大做文章，再次向陈炯明告状，在《陆安日刊》上大肆攻击彭湃借教育宣传“赤化”，要实行“共产共妻”。在这种情况下，陈炯明电告翁桂清：“彭湃如果不职，可另择能委任”。5月9日，翁桂清同意彭湃辞职。但陈炯明并未因此弃用彭湃，托人转告彭湃可到广州他那里任职做事。⑥
1922年6月，陈炯明部发动“六一六”兵变，孙中山被迫离粤赴沪。中共中央对陈炯明的态度大变，但彭湃与陈炯明的交往反而更加密切。
彭湃“从教育入手”来改革社会的尝试失败后，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农民运动。1922年7月，“六人农会”在彭湃的得趣室成立。10月，赤山约农会正式成立。1923年元旦，海丰县总农会成立，入会农民达10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⑦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引起田主们的恐惧和仇视。1923年3月，田主们联合起来成立了“粮业维持会”，向法庭施压拘捕了农会会员余坤等6人，与农会发生第一次正面冲突。彭湃率领6千农民向法庭示威，迫使法庭释放被捕农友。5月1日，彭湃又率领农民、学生等1万余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极大地显示了农会的力量。接着，陆丰、归安、普宁等地也纷纷建立农会，组织成立了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广东省农会成立，会员达13.4万余。⑧
粤东农民运动的发展，引起了陈炯明的注意。1923年3月，时在香港的陈炯明向其亲信林晋亭(彭湃的中学老师)夸奖彭湃十分能干，并要林写信邀请彭湃来香港。5月，彭湃应邀赴港会见陈炯明。陈炯明不但捐了100港元给农会，并表示：“我回去海丰一定要减租，你们可努力进行。”⑨明确表示支持农会。
1923年7月下旬，海陆丰地区遭强台风袭击，受灾惨重。彭湃和海丰总农会决定开展减租运动。8月16日(农历七月初五)，海丰总农会召开全县农民大会，通过“至多三成交租”的总农会决议，决定开展减租运动。此举损害了田主们的利益，县长王作新召集豪绅会议对付办法。17日，警察、保卫团会同粤军钟景棠部突袭海丰总农会，捕去杨其珊等农会干部25人。彭湃闻讯走脱。海丰总农会遭受重创。这就是有名的“七五农潮”事件。
“七五农潮”后，彭湃等人遭到通缉，无法在海丰立足和从事农民运动，决定向陈炯明求助。8月23日，彭湃等抵达老隆会见陈炯明。陈炯明认可彭湃的立场，不相信王作新等对农会的诬蔑。对彭湃提出的释放被捕农民、减租、恢复农会、赔偿损失四要求，陈炯明同意“将第一条先做，如达到目的，再做第二条。”并当即起草致王作新电，略谓“凶年农民要求减租，事属正当，业主要求分割，必令农民损失过重。农会提出三成交纳，也不能一律如此；应组织农租公判会，业主农民各派代表参加……至于捕杨其珊等二十余人，查非聚众扰乱治安，应即省释，以免地方受害。并函知粮业维持会为要”。彭湃阅完电稿后，将末句改为“并函知农会及粮业维持会知照办理”，意谓陈炯明承认农会的合法性，陈炯明没有异议。彭湃感到“满意”。⑩
彭湃等拿着陈的电报回到海丰。一方面刻意显示自己与陈的“密切关系”，以此来镇慑海丰的田主豪绅；同时加强与陈及其亲信的联系，争取他们的同情和帮助，为农会的发展创造条件。
1923年10月底，彭湃再赴老隆，受到陈炯明的热情接待。当彭湃告知被捕农民仍未获释时，陈炯明说：“这班绅士是很可恶的，胆敢打电来骂我受你的煽惑”，“此事等我到汕头才和你办”。两天后，彭湃和陈炯明等同赴汕头，陈又说：“这件事现在只有分散绅士的势力……同时并写信劝导老绅士动以利害，使他势力分散，就易于进行。”并邀请彭湃帮他做事。彭湃遂随陈炯明前往惠州，并搬进陈的总司令部居住。潮汕的上层人士为之侧目，预期彭湃将做大官，格外看重，为彭湃发展农会工作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
1923年11月前后，彭湃与陈炯明的联系最为密切。彭湃经常电告陈炯明农会的发展情况，陈炯明明确表示“非常赞同”建立农会。彭湃又将此发表于报上，引起潮汕上层人士的巨大震动。彭湃甚至从他们那里募得近千元用来救济狱中农友。在陈的支持下，农会组织迅速由海丰发展到潮梅，先后有10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成立了惠潮梅农会，会员高达10万。陈炯明也因而更加看重彭湃，多次致电表示支持，称赞彭湃“品行高洁，炯所素佩”，希望其前往惠州“共商革命大计”。陈炯明的态度，成为彭湃从事农会工作最好的护身符。海丰的上层人物对彭湃敬畏异常。12月下旬彭湃回到海丰，县长王作新不但不敢逮捕尚未被撤销通缉的彭湃，而且公开表示“彭湃本人我是十二分拜服的”，“农会本是好的”。粤军师长钟景棠还特意邀请彭湃见面，对彭湃的人格表示拜服，并同意立即释放被捕农友。(11)海丰的农民运动也由秘密转为公开。
1924年1月下旬，陈炯明从惠州回到海丰。彭湃组织农会成员几百人前往欢迎。当农会代表致辞欢迎并请愿成立农会时，陈炯明“喜欢得头动尾摇”(12)，当即表示：“工商学都有会，农民那可无会。”(13)恢复海丰总农会的工作因此进展顺利。但此举遭到田主豪绅们的剧烈反对，他们窜掇陈炯明的母亲支持解散农会，说彭湃及其领导的农会与共产党、国民党有密切关系，使陈怀疑“农民有暗杀团发生及广州共产党之影响”。(14)陈炯明的态度因此急剧转变。
1924年2月10日，彭湃、陈炯明和田主豪绅的代表人物在陈炯明的私宅会面。彭湃与他们展开激烈的论争，田主豪绅向陈炯明施加压力，县长王作新以不到县署办公要挟陈炯明。农会和田主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陈炯明必须在两者之间作出抉择。3月16日，在海丰总农会恢复大会的前一天，陈炯明约见彭湃，提出不准在县城唱戏，希望以此阻滞总农会的恢复，遭到彭湃拒绝。3月21日，王作新奉陈炯明令布告解散农会，海丰农会再次转入秘密状态。
从此，彭湃和陈炯明分道扬镳，不再相见。1924年4月上旬，彭湃抵广州加入中共。(15)5月1日，他在给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信中，不仅直呼陈炯明之名，而且屡次说陈炯明“此人非打杀不可”，“恨不能一下儿打杀了他方痛快”。(16)言辞中已充满了仇恨，与陈炯明势不两立。
二
彭湃与陈炯明的合和离都不是偶然的，两人既有思想上的共通之处，实践中也不互相排斥，在一定时期和某种程度上还是同道者，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彭湃并非一开始就是共产主义者，曾自勉为一个“超国家主义者”，“竟信仰了基督教，主张博爱”(17)，“认为基督教也可以救国”(18)，而时在福建漳州的陈炯明，在他所建的公园塔尖四面就写着“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标语，称赞耶酥基督“是一个讲平等、讲自由、讲博爱、讲牺牲、苦行救世的人”，“今日欧美各国能够这样强盛，都是百姓有了自由平等，才能发挥各人的才能，来建设国家社会的事业。这个原动力不得不归功基督教感化力的伟大了。”(19)
彭湃担任劝学所长前后，曾大力主张“从教育入手”来改造社会，要求“表同情于劳动者”，结束教育与贫民分离的现象，使贫民获得教育的机会，抨击现存的教育制度不合理，提出要“与劳动者协力工作，互相扶助，交换知识，以促成教育与贫民相接近，庶社会的革新，有些希望!”(20)陈炯明也有教育救国和平民教育的思想。他在1919年9月曾向记者表示：“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21)同年12月，陈炯明向孙中山汇报漳州的建设计划时指出：“拟施行劳动教育，使劳动界皆识字，思想自可变迁，然后进图社会主义之实现亦非难事。”(22)
彭湃和陈炯明都曾经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彭湃留日期间，先后参加了“建设者同盟”和“戈思摩”俱乐部。两者均以研究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学说为职志。彭湃早期发表的文字，充满着无政府主义思想。1921年7月，他在家乡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劳动者同情会”，创办《新海丰》杂志，鼓吹无政府主义。他的办公室同时挂着马克思和克鲁泡特金的画像。又在1923年9月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从前是很深信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两年前才对马氏发生信仰”。(23)陈炯明一生都深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辛亥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复“在广州组晦鸣学舍，提倡自由社会主义，陈氏极表同情。”(24)陈还加入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支那暗杀团参与暗杀活动。1919年12月，陈炯明创办《闽星》杂志，聘请无政府主义者陈秋霖、梁冰弦等人任编辑或撰稿人。他亲撰《〈闽星〉发刊词》，宣称：“国家是世界进化过渡的一种组织，后来一定不必要的。国家主义就是政治野心家借来做一种‘欺世诬民’的手段，并非人类社会的福音。”“世界各国，有了国家的形式，一日不能打破，人类社会就一日不得安宁。”号召大家“一齐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家、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25)
彭湃最终由无政府主义者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陈炯明身上也有某些社会主义思想，并一度以“社会主义将军”名噪一时。
陈炯明早年主笔《陆安自治报》时，每遇盗劫案发生，常以“不均产之害”为标题予以报道，“于社会根本病源已有所见”。(26)十余年后，彭湃在《告同胞》一文中写道：“为人类最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者，就是私有财产制度是也。”社会上的一切痛苦之源，就是“私有财产制度有以致其然也”，主张“从根本上破坏私有财产制度”。(27)
陈炯明曾表示信仰社会主义，多次盛赞“十月革命”，致函列宁：“人类所有的灾难都来自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只有消灭国界，我们才能制止世界战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才能实现人类的平等。”相信“布尔什维主义将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我想尽一切力量在世界上推行这一制度。我的使命不仅是改造中国，而且要改造整个东亚。”他又致函旅俄中国工人，希望他们“能重回祖国传播俄国革命种子，则国人必起而共同奋斗，建立一崭新之社会主义中国。”(28)戴季陶曾盛赞陈炯明为“社会主义的将军”，“仰慕新文化，爱谈社会主义……陈将军的驻防地区可以实验社会主义，如社会主义教育、新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社会改良都可试办。”(29)有舆论称陈炯明“不仅为三民主义之健将，且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先驱”，“中国将来之列宁”。(30)北京大学学生在参观漳州后得出结论：“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31)1921年8月，彭湃等向在广州的“海丰要人巨公”宣传社会主义，后者避之唯恐不及，惟有陈炯明不仅不表反对，而且提拔彭湃为劝学所长。陈炯明还力排众议，聘请陈独秀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进行教育改革。
在组织上，彭湃虽于1921年5月回国后便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海丰建立和发展团组织，但此时的陈炯明，对此决无介意和反对之意。他本人与共产国际、中共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关系密切，屡次向共产国际代表表示要想尽办法在中国推行布尔什维主义，建立一崭新之社会主义中国，“自称社会主义者”，“完全站在俄国革命一边”。(32)陈炯明掌控广东军政大权后，曾表示希望共产国际在广州设立办事处和苏俄派遣军事顾问帮助改组军队。(33)他不但允许中共在广州公开活动，还资助中共广东区委(广东支部)出版机关报——《群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14日成立时，更是大张旗鼓，又是演说，又是演戏，各界来宾多达3000余人。(34)与8个月前中共在上海秘密成立时只有10余个人的冷清场面形成强烈的反差。由此可见，1922年5月陈独秀邀请陈炯明加入中共之说，并非无稽之谈。(35)
三
在实践中，彭湃和陈炯明也是一定程度上的同道者，具有共同斗争的可能性。
彭湃在1924年春加入中共以前领导的农民运动，在政治上少有明确的要求，在行动上以减租为主要手段，并且是循序渐进，并没有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组织农民武装斗争等主张，与陈炯明的主张和统治利益并不发生根本冲突。这是陈炯明支持农民运动的重要原因。
1923年初，陈炯明被忠于孙中山的军队打败，退出广州。同年3月，海丰总农会发表对时局的宣言：“此次广东的政局，又变动了，外间说甚么‘不得了’的话，和惊恐的态度。……经本会召集各农会，开会讨论表决：我们不问甚么党派，不问甚么政府，我们都没有敌对的表示；但是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受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当以摧残我们者为敌!”(36)这个宣言表面上采取的是中立的态度，既不支持陈炯明，也不点名反对孙中山，但当时的海丰在陈炯明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广东有党派有政府的便是孙中山，实际隐含的态度对孙中山是不那么友善的。
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并不激烈，主要以减租、同盟罢耕、互助合作和发展改良农业为主要内容。海丰总农会的四条纲领是：“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37)广东省农会的纲领也与此类似。这与彭湃加入中共后领导的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区别，并不动摇陈炯明的统治基础，还可缓和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与陈的平素主张并不冲突。陈炯明早年曾在家乡试办小农场，试验农业改良。1921年11月，陈炯明在广东第二次农品展览会上发表演说，赞同“农业为工商之母之说”，主张应重视、支持、改良、发展农业，大兴“农业教育”，讲求“科学的农业”，“政府与人民不特注意农产品之增加，且讲究所以组织农业各种互助社而求有以分配农产于全世界”。(38)
海丰农民运动最引起田主不满的是农会提出的“至多三成交租”，但那是在海丰遭受百年未遇的特大自然灾害的特殊情况下提出。海丰本来就有遇灾荒主佃分割的传统做法，遭受强台风袭击后，“农村的阶级斗争骤然呈出很好的现象，阶级的对立很分明，革命事业进一步了”。(39)彭湃抓住时机发动农民进行减租斗争，赢得了其他社会阶层的广泛同情，取得了较大的成功。陈炯明曾向彭湃承诺同意减租，在遭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更不便反对。
彭湃的减租理论，主要是从高租率的危害性去说明。他认为：“现在农会还用不着主义二字，不过我们所奋斗的，是注重目前农民的痛苦；要之我们不是叫农民来曲就主义；我们是采取一种主义去帮助农民!”(40)他指出高租率的危害：“农民在未减租及未得到永佃权以前，农民对于农业的改良，只有为地主行孝耳，看他们每因土地不是自己的东西，连肥料都不肯尽量放下去。有的肯下肥料的，倒因弄好了田出多了谷而惹起田主之加租，所以不如不下还好!”故连桑亦不敢种，“外洋的肥料也不敢试用”。(41)如此深入浅出地说明减租的必要性，不仅对普通农民而且对一般正直的知识分子及开明士绅都不能说没有说服力。
彭湃一开始并没有提出组织农民武装及暴力手段去对付田主，主要的斗争方法限于请愿、游行、示威。既使在海丰县长王作新武力镇压农会后，彭湃仍“想不出有何等法子，要之惟有聚众声称请愿，老实说用武力对抗，但是尚非其时”。并且，彭湃等在报刊上发表《海丰农民告同胞的宣言》等文反击王作新时，都只点王作新之名，揭露其“勾结军队”，“围捕海丰农会会员”，没有公开明确地指出军队就是陈炯明粤军钟景棠部。彭湃不愿把斗争予头指向陈炯明，因为钟“系陈炯明的好友”，“我们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不便说出罢了!——真苦！！！”(42)
陈炯明对农民和农民运动自有他的看法。早在1920年4月，列宁曾致信陈炯明：请陈“多做农民运动，注意发动群众”。(43)陈炯明虽没有去做农民运动，但他同情农民的悲惨境遇，希望改革和发展农业，因而支持、容忍彭湃领导的以减租和农民互助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粤东农民运动。
四
当然，彭湃和陈炯明自始就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的时势下，立即就可以转为分裂乃至势不两立的敌人。这个“时势”，既有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还有孙(中山)陈矛盾及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广东区委对孙陈态度的变化等。此外，彭湃和陈炯明的个人因素也影响着两人的进一步合作。所有这些，终于使彭陈关系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总之，海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首先要归功于彭湃艰苦卓绝的工作。他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为中国农民运动的实践和理论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现代革命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客观地说，没有陈炯明的同情、支持和默许，彭湃领导的早期农民运动不可能迅速取得如此成就。不过，陈炯明的支持是有限度的，他高高在上，并不事事都亲自出面，更多的是扮演仲裁者或调停人的角色。当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超过他的限度，从根本上威胁到他的统治利益时，不惜悍然下令镇压农民运动。陈炯明对深入发展的农民运动态度右转，证诸日后的历史，几乎是陈炯明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或势力必然的选择。陈炯明本质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实行社会变革，并且在原有的立场上越来越后退，不能接受以彭湃为代表的农民运动及其发展方向；而彭湃勇往直前，迅速向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化，直至主张土地革命。陈炯明不敢触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的统治离不开旧势力的支持，与旧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彭湃彻底地背叛了地主阶级，成为农民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彭陈双方的矛盾终于无法调和，导致决裂。
注释：
①陈演生：《陈竞存先生年谱》，香港：龙门书屋，1950年；陈定炎：《陈竞存(炯明)先生年谱》，台北：李敖出版社，1995年；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香港：Berlind Investment Ltd，1997年。
②主要有：华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等：《彭湃传》，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蔡洛等：《彭湃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张江明：《彭湃关于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北京：《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元邦建：《彭湃在农民运动中的策略思想及其运用》，广州：《学术研究》，1981年第6期；白石：《彭湃早期革命思想初探》，广州：《学术研究》，1980年第3期；余炎光：《彭湃思想发展初探》，广州：《暨南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谢百三：《略论彭湃的经济思想》，合肥：《江淮论坛》，1985年第6期。
③⑦⑧⑨(11)(12)(13)(14)(16)(20)(23)(27)(36)(39)(41)(42)彭湃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彭湃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第122页；第139页；第153页；第167～172页；第158页；第176页；第156页；第62、59页；第1～2页；第142页；第4～6页；第27页；第40页；第125页；第41～45页。
④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第173页。另据郑名桢《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第21页)，陈炯明派遣留日学生，是因彭湃兄弟等人之请。
⑤⑥(17)(40)本书编辑组：《彭湃研究史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106页；第286、290页；第283页；第316页。
⑩彭湃著、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编：《彭湃文集》，第159～162页。
(15)蔡洛等：《彭湃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18)彭泽：《对彭湃烈士的点滴回忆》，原件，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藏。
(19)(22)(25)(28)段云章、倪俊明：《陈炯明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10～411页；第420页；第403～404页；第456～457、460页。
(21)《漳州归客谈》，上海：《申报》，1919年9月2日。
(24)(35)海隅孤客：《解放别录》，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11、39页。
(26)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等：《有关陈炯明资料》，广州：政协广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油印本，1965年，第17页。
(29)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99页。
(30)《张秋白望陈炯明忏悔》，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7月07日。
(31)《游漳见闻记》，北京：《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4号，1920年5月1日。
(32)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等：《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第70～74页。
(33)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19页。
(34)《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会志》，广州：《青年周刊》，1922年3月22日。
(37)[编者]：《彭湃文集》，第16页。彭湃“本来是要仿照苏维埃的组织法，不过我对于这种组织，尚未彻底明白”，故采用普通学会式的章程。
(38)广东省地方农林试验场：《广东第二次农品展览会报告书》，广州，1922年，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原件，第26页。
(43)陈其尤：《一九一九年苏联派第一个代表到漳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精选》，第3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583页。陈其尤文中所说的俄国代表访问时间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