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的世界图景——论巴赫金的小说“时空体”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赫论文,图景论文,时空论文,理论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7）03 —0108—05
0.引言
时空体（хронотоп/chronotope ）是巴赫金在其论文《小说的时间形式与时空体形式》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概念，对这一概念的探讨至今仍是巴赫金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和难点。就国内学界而言，主要强调的是其结构诗学、叙事学、形态学等形式美学方面的意义，具体来说，即情节构成意义、描绘意义、体裁意义和认识意义。（晓河，1991；万海松，2000）事实上，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并不是一个狭隘的诗学范畴，其小说理论所蕴藏的哲学和文化意义也远非一般的形式美学所能涵括。众所周知，从尼采开始，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构成了西方思想的核心主题，而从黑格尔开始，小说之所以日益由西方古典诗学的门外客一变而成为西方现代诗学的主神，正是因为现代小说被赋予了拯救现代性危机的重任。因而必须将巴赫金的时空体概念置于西方现代小说理论与现代性反思相互促动的整体语境中，才可以厘清其确切的意旨。本文拟结合卢卡奇对巴赫金的影响，探究这一概念的历史动因、深层意蕴及文化意义。
1.成长主题与时间和空间的勾联
巴赫金的小说理论明显受到了卢卡奇的影响。就时空体概念而言，则直接渊源于卢卡奇的“现代成长”概念。
在《小说理论》中，卢卡奇将人类历史描述为一个不断堕落、倒退的过程。在原初的总体性时代，人类生活在充盈着意义的家园之中，人的一切行动都能够得到神的指引，因而从来不会迷失方向；而对于生活在“罪恶时代”的现代人来说，无家可归则是其与生俱来的宿命。卢卡奇据此认为，现代人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成长问题。在总体化的时代，人的完满性是先天给定的，因而不存在成长问题。正因为不存在成长问题，所以时间和空间也就不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无论时间的流逝，还是空间的转换，都既不会带来身体的衰老，也不会引起精神的变化。“时间不具有转变的力量，它既不能加强也不能削弱任何事物的意义。”（Lukacs,1971:126）如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也注意到，在《荷马史诗》中，英雄人物的性格从一开始就是完成了的，甚至连相貌都不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Auerbach,2003:17）而现代人作为“被抛入世”的存在物，世界不再先验地为他提供总体性和家园感，他也不再具有先天给定的完满性。现代人必须自行去寻求生存的意义和生命的完满，“成长”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现代人的根本性问题。与之相应，时间和空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存在论意义。从时间的维度看，成长表现为变化，表现为人或事物的性质在不同时间点上的差异和不同；从空间的角度上看，先验的“家园”现在变成了不能安顿心灵的异国他乡，现代人必须在冒险、流浪与漫游中才能完成自己的成长。因此，卢卡奇将小说的“内在形式”规定为“成问题的成年男子的冒险与成长”，将小说的“外在形式”规定为在时间上有“起讫”的主人公的“传记”。而这也正是巴赫金研究时空体的初衷：“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时间形式，找到时间与空间、与新的人世空间的新关系……需要有一个新的时空体，它应能把现实生活（历史）同现实地球联接起来。”①（404）
不过，青年卢卡奇的悲观主义文化观及其先验唯心论倾向使得他对小说主人公的成长以及时间性的分析隐含着一种内在的紧张。首先，卢卡奇将成长的主体局限于孤独的个人，而人作为在“逝者如斯”的时间之流中“向死而在”的有限存在物，注定不能赢得反抗时间暴政的胜利。更重要的是，随着总体时代的一去不返，外部世界的无意义作为一个给定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因而所谓成长只是意味着在一个有起讫的时间段内、在个人传记的意义上揭示出生活的“唯一本质的片断、那个被核心问题所决定的片断”。也就是说，人的成长被置于一个静止的、定型的、地基坚不可摧的世界的背景上。这一世界上的任何变化，都只是表层的、边缘的变化，世界的根基不可能被触动。人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固然也会成长、发展、变化，但强大的外在世界，终究会迫使人臣服于它，从而使人无法在根本上摆脱其有限性。说到底，这样的成长，只具有个人的、有限的意义，只是主人公的私事。
而对巴赫金来说，真正的成长绝不是小说主人公的私事，而必须是以世界和历史的成长为基础的成长：“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发生变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当然是在一定范围内的），并进入完全另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的领域。”（232—233）“个人独自的完善和成长问题，人类的完善（和成长）问题，人世上的不朽问题，人类的教育问题，在新一代的青春期文化年轻化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是在紧密的相互联系中提出来的。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更加深刻地提出历史时间的问题。”（403）
2.小说时空体
除了卢卡奇，巴赫金对时间和空间的关注还得益于康德。康德把时间和空间视为知性的两个最基本的范畴，人类对世界的所有知识，都离不开时间和空间。不过，和康德不同，巴赫金否认时间和空间是“先验的”。在他看来，无论时间和空间，都是“最直接的实在形式”。对康德来说，时间和空间主要是认识论范畴，而对巴赫金来说，时空体则是存在论和价值论的范畴。此外，巴赫金还受到了同时代生理学家乌赫托姆斯基“身体”概念的影响。后者认为，由于每个人都有着独一无二的身体，因而也就有着一个不同于他人的“主因”，即知觉的具体形式。综合康德和乌赫托姆斯基的理论，巴赫金认为，正是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和感受，塑造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也塑造了我们自身。我们不断地表象来自外部环境的信号，并通过具体的时空形式把它们纳入各不相同的类型。因此，具体的时空型构成了个人、时代和艺术作品的决定性特征。在此基础上，巴赫金形成了其独树一帜的小说“时空体”理论。
时空体是借自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概念，但巴赫金强调，时空体绝不是一个数学、科学概念。数学中的时间和空间只是“抽象思维的对象”；从数学的抽象的“理论角度”看，“我生活中的时空是统一时空里不值一提的片断（抽象地从数量上说）。”（59）只有文学和艺术才能把握作为存在论范畴的时空体。 具体而言，时空体是人类的存在形式在文学形式（体裁）上的反映：“在人类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往往是学会把握当时所能认识到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些方面；为了反映和从艺术上加工已经把握了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各种体裁形成了相应的方法。……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称之为时空体。……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274） 时空体是文学形式的决定性因素，它首先具有直接的描绘意义，同时还决定着作品的情节布局和人物形象。文学形式的不同，归根结底是时空体的不同。
作为巴赫金小说形式理论的核心概念，时空体首先强调的是空间和时间互为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巴赫金看来，时间本身就是空间化的，就像空间本身是时间化的一样。“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275）
时间和空间相互依存，但二者中还是有一个主导因素。“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275）巴赫金认为，对现代人来说，最关键的问题乃是成长问题，而成长首先是一个朝向未来的时间性运动：“人靠着未来而成长。”（344）与此相应，巴赫金特别强调未来的优先性。在他看来，时间作为一个价值范畴，主要体现为“未来”对“过去”和“现在”的召唤与引导，不能指向未来的过去和现在是没有意义的。
巴赫金进而认为，在所有文学体裁中，只有小说时空体最适合表现现代成长主题，或者说，小说乃是反抗现代性的唯一合法有效的文学形式。与小说相比，其他体裁在“时空体”方面都有着先天的、不可克服的缺陷。值得指出的是：“巴赫金不顾通常的体裁划分，例如史诗、抒情诗和戏剧，而将所有体裁分为‘史诗’和‘小说’两大类。”（克拉克等，1992：348）史诗的表现对象局限于“一个民族的庄严的过去”，因而史诗的世界远离当代：“（史诗）描绘的世界应属于过去，这个世界应是过去的一部分——这是长篇史诗作为一种体裁所具有的基本的形式特征。长篇史诗从来不是描写现在、描写自己时代的长诗”。（516）也就是说， 史诗将由过去、现在、未来构成的三维时间抽象成了一维的过去，这样，史诗的世界便成了一个封闭的、完成了的、永恒的世界，因而不能表现人的成长。与此相反，小说表征的是一个开放的、未完成的、永远指向未来的世界，因而不能表现人的成长：“小说这种体裁，从开始形成到发展，都建立在对时间和一种新感受上。绝对的过去、神话传说、等级距离——这些在小说体裁的形成过程中，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小说体裁从一开始，就不是以绝对过去时的遥远形象为基础，而是建立在直接与这个未完结现时相联结的领域之中。”（544）
3.时空体的历史考察
小说被赋予了拯救现代文化的使命，但小说作为现代文化培育出来的一种崭新的文学体裁，尚没有找到自己的时空体形式。为了明确现代小说（狭义的小说）的形式特征，巴赫金考察了传统小说（广义的小说）的时空体形式。考察表明，传统时空体形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文化形态下的生命形式，虽然对现代小说的时空体形式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并不足以表现现代成长主题。
希腊罗马小说的时空体中出现了现代时间和空间的萌芽，但是缺乏宇宙和历史的整体感。比如，考验—漫游小说虽然有情节的发展和地点的转化，但基本上还是一种抽象的、静止的时空体，因为其情节是在封闭的时间段内展开的，而情节赖以发生的地点则是可以随意置换的。传奇小说引入了生活时间，但这种时间却是与历史时间割裂的片面的整体。传记小说虽然将主人公放置到了集体和历史之中，体现了希腊文化特有的“广场性”，但是主人公的性格却是“先定的”，广场不过为其性格的展开提供了一个舞台而已。
神话时空体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历史倒置”，即把目的、理想、正义、完美、人和社会的和谐状态等统统限定到过去。换言之，把人类的理想和目的当作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来描绘。因此，“历史倒置”实际上传达的是对未来的虚无感。第二种表现形式是末日论：未来被想像为一切存在物的终结和一切生存的结束。很显然，不管这个末日究竟是毁灭还是天国的降临，它都否定了现在的意义。
作为对快速而零碎的现代时间的批判，田园小说通过乌托邦式的想像，营造了一个人和自然和谐统一的时空体。田园时空体的最大特点是空间的封闭性和统一性，正是空间的高度统一淡化甚至取消了历史时间性。唯其如此，田园小说的主人公大都不是创造者和建设者，而是耽于欢愉、嬉闹和爱情的理想之人或抽象之人。自然仿佛绕过了历史，直接为主人公提供了一个“黄金时代”。质言之，田园时空体脱离了真实的时间，脱离了必然性，它只存在于理想的乌托邦之中。
相对于前三种时空体，巴赫金认为，民间创作中的时空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拉伯雷型时空体更接近于现代成长观念。民间时空体形成于集体劳动之中，具有如下特点：第一，时间的生长性。时间的流程不是消灭和减少价值，而是增加和扩大价值的数量，如种下一粒种子，生出许多果实。时间的流程还标志着质量的提高，如开花、结果、成熟。第二，时间的未来优先性。播种面向未来，收获面向未来，一切劳动过程无不面向未来。第三，时间的空间性和具体性。在民间文化中，时间从不脱离大地和自然，从不与人、人的生活相脱离，时间总是外在的、具体的、空间化的。第四，时间和空间的公共性、社会性。在民间文化中，没有个人的生活事件，生活总是集体生活、历史性的生活，因而不存在个人时间，也不存在个人空间。当然，民间文化时空体也有着消极的一面，即它的时间总是以循环为特征的，这样就削弱了时间的力量和成长的无限性。
正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出现了在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拉伯雷型时空体。拉伯雷首次将时间和空间作为衡量成长的价值标准。在拉伯雷的小说世界中，成长总是意味着有价值的事物的成长，而且成长的质量水准（“价值”）同时空规模（量）是一种正比关系。一切有价值的事物，都必然要在时空上显示出自己的优势，反之，劣质的东西在空间上必然是渺小的，在时间上则是稍纵即逝的：“一切善良的东西都要成长，在所有方面成长，也向所有方面成长……相反，恶劣的东西不会成长，而是退化、衰竭、死亡。”（363）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对人世时空的特别信任感，产生了追求邈远广阔时空的激情。正是在拉伯雷的小说中，时间第一次成为了积极的创造性因素。时间总是同成长结合在一起、而与世界末日论相对立的。即使是死亡，也不意味着消灭，而是在另一个层次，如人种、姓氏、事业上的继续与新生。死亡总是为新事物的创生做着准备。同样，空间也具有无比广阔的含义，空间不再分裂为单个个人的狭小圈子，而是同整个社会的历史进程结合在一起。个人的生活同时又是集体的生活，是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的空间背景上进行的。总之，拉伯雷的世界是彻底摆脱了彼岸因素的世界，是同中世纪的纵向发展相对立、摆脱了纵向发展所做的一切等级式和象征式解释的世界，是描写新型的和谐而完整的人、描写人与人新的交往形式所需的新的时空世界。
4.歌德的时空体
传统小说在时空体方面的探索为现代成长小说的出现提供了可能。18世纪以来，出现了一批以成长为主题的小说，如卢梭的《爱弥儿》，维兰德的《阿伽通的故事》，让·保罗的《巨神》，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高特弗利特·凯勒的《绿衣亨利》，彭托皮丹的《幸福的彼尔》，托尔斯泰的《童年》、《少年》和《青年》，冈察洛夫的《奥勃洛莫夫》，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魔山》等。不过，在巴赫金看来，这些小说要么将主人公的成长放置于自然的循环时间之中，从而以循环限制了成长和发展，如以吉佩利和让·保罗为代表的田园诗作家；要么是以主人公的年龄为线，描写主人公如何从青年时的幻想转变为成熟时的清醒和实用，带有不同程度的听天由命的思想，如《阿伽通的故事》。更重要的是，上述小说都只是表现抽象的人的成长，而没有触及作为主人公成长基础的外部世界。相比之下，巴赫金认为，只有歌德堪称现代成长小说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以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为代表的小说提供了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时空体。
首先，歌德确立了历史时间之于自然时间和个体生命时间的优先地位，代表着“世界文学中审视历史时间”所达到的“顶峰”。历史时间意识萌芽于启蒙时代，在此之前，世界是静止不动的。18世纪最先用传统的循环时间这把犁铧翻耕了先前静止不动的世界。“正是在这一循环时间翻耕过的土地上，人们开始揭示历史时间的特征。”（236）生活世界的矛盾取代了来自上帝的绝对永恒性，揭开了生活历史的不同时间面相——旧时代的残余和未来的萌芽。与此同时，个人年岁主题在转变成几代人的主题时，开始失去自己的循环性转而酝酿历史的前景。在此基础上，歌德在个体生命时间、自然时间之外，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时间意识。歌德首先彻底否定了与世隔绝的过去。与浪漫主义喜欢发思古之幽情相反，对歌德来说，孤立的、与现代毫无关系的过去“不啻是一个令人深恶痛绝的、甚至可怕的‘幽灵”。（246）在歌德看来，过去、现在、未来是三位一体的，没有过去和现代的未来、没有现在和未来的过去，以及没有过去和未来的现在都是不可想像的。因此，过去本身必然是有创造力的，必然是能够在现在发挥作用的。积极的、有创造力的过去决定着现在，并与现在一起给未来指明了方向，在一定程度上先行决定着未来。
其次，歌德确立了历史时间与空间地域的密不可分性。针对浪漫主义迷恋原始自然景色的现象，歌德认为，特定的空间和地域如果没有人的活动，没有变成历史生活的所在地，没有变成历史世界之一隅，这个地方就毫无意义。反之，历史事件倘若不能置于特定的空间，并对其发生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的必然性加以解释，这个事件就还是虚幻的、抽象的。
再次，歌德强调了历史时间的必然性和完整性。在歌德看来，并非所有与人类活动相关的时间都可以称为历史时间，只有那些包含着必然性的事件才可以进入历史时间之中。因此，我们应该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事件：“一切伟大的东西不过是暂时的——这个无可回避的结论，不应使我们怆悢伤怀；而是相反，如果我们认为过去是伟大的，这应该激励我们奋起创造某种更有意义的东西；即使它后来变成断垣残壁时，也能激发我们子孙后代从事崇高的事业，如同我们的先辈所做的那样。”（256）
这样，被卢卡奇描述为僵死的、静止的、毫无意义的现代世界在歌德那里变成了一个动态的、充实的、完满的世界：“在歌德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充实而强烈：那里没有僵死的、静止不动的、凝固的地方，没有固定不变的背景，没有不参与行动和变化（在事件）中的布景和环境。”这个世界是具体的，然而又是完整的。巴赫金高度评价歌德小说时空体的历史和文化意义：“‘整个世界’及其历史，作为与长篇小说的艺术家相对立的现实，在歌德那一代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 ”（259）巴赫金认为，仅仅在歌德之前3个世纪， “整个世界”还只是一个虚幻的、抽象的、象征的，人们所能把握的，仅仅是无边的空间中一个孤立的小碎片，只是真实的时间中的一个片段。只是靠着彼岸的和幻想的因素，才填补了贫乏的现实，把现实的碎片组合、充实成为了一个神话的整体。只有启蒙运动，才促生了现实世界的成形、充实和整体化。“由于启蒙主义者的批判，世界仿佛在质上直接变得贫乏了，真正现实的东西远比从前设想的要少；现实因素、实际存在的因素，其绝对量似乎减少了，压缩了；世界变得更加贫乏和干枯。然而启蒙主义者这种抽象的否定性批判，却消弭了彼岸接合点和神话整体的残迹，有助于凝聚和浓缩成一个完整可视的新世界。”（261）而继承启蒙主义的传统，为人类揭示出一个完整的新世界的，正是歌德：“在歌德的长篇小说中，世界的整体性和生活的整体性，第一次在时代的高度上反映出这个新的具体化、直观化、整体化了的现实世界。在小说整体性的背后，屹立着世界和历史所具有的这一巨大而现实的整体性”。（262）在歌德的时空体中，地点已不再是抽象自然界之一隅，不再是不确定的、时断时续的、只是象征性完整的世界的一部分；事件也不再是不确定的、处处可在的、能够逆转的、只是象征性圆满的时间。地点成了地理上和历史上确定不移的世界中不可取代的一部分。事件则成了确定不移的人类历史中一个重要的、在时间上不可移位的因素，而这个人类历史又只能发生在地理上确定不移的人类的世界上。“由于这种相互具体化和彼此渗透的结果，世界和历史非但没有贫乏和缩小，相反，变得丰满、充实，为进一步获得无限的切合实际的发展而积蓄起创造的潜力。歌德的世界，是生根发芽的种子，是彻底现实的、确实可见的种子，同时又是充满了不断发展的真实的未来的种子。”（340）
至此，巴赫金为现代小说的成长主题找到了一个适宜的时空体形式，从而解决了卢卡奇《小说理论》中的时间性悖论，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尼采以来甚嚣尘上的悲观主义历史观的批判。在“历史终结论”不绝于耳的今天，巴赫金时空体概念的理论意义或许才刚刚显现出来。
收稿日期：2006—10—27
注释：
① 本文关于巴赫金的引文均引自《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文中只注页码，其他不再一一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