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儒文化心理和美学风格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美论文,研究会论文,作家论文,风格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中庸思想是儒家传统的人生哲学，“中和主义”是文学研究会朱自清等作家得到的人生感悟，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从文化学的角度，以“中和主义”为特殊视角，梳理了中庸、“中和”、“中和主义”之间的关系，深入探讨了具有典型意义的儒文化“中和主义”情结的观念构成、表现形式和美学风格，开启了一条别具特色又引人思考的文化研究新思路。
关键词 中庸思想“中和”“中和主义”文化观念 集体无意识儒文化心理 文学研究会
现代文化人是吮吸着丰厚的母体文化的乳汁成长的，儒、道、佛三大文化体系如同巨大的磁场，影响着文化人的内心世界和美学风格，这就是传统文化的无形张力。活跃于本世纪20年代初的文学研究会是现代文学史上既拥挤又特别的文学流派，这一派的作家高扬“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提倡“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鼓吹“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成为新文化语境下的文化新军，为文学革命的发展和新文学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应该大加肯定。然而，在这一派作家中又有一种“怪现象”：一方面要推翻旧有文化模式，开创新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又在解构着新的儒家思想和美学风格。朱自清、周作人、冰心和叶圣陶等人便是这种现象的代表性作家，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积淀着浓重的儒家中庸思想，由中庸思想又演进为一种“中和主义”人生观和美学观，这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化怪圈，值得探究。
一、从中庸到“中和”：儒家功利哲学和美学风格的显现
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国文化史上居于特殊地位的学说，中庸思想是儒家典籍《礼记·中庸》中体现的一种社会观，也是历代儒生奉为经典的座右铭，它要求人们忠君明道，修身养性。《礼记·大学》中指出“古今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这就是儒家的教化，它把人的理性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要为塑造合乎于儒家规范的人格，就需要以中庸之道作指导。何为中庸？儒家始祖孔子明确指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人矣。”[1]孔子把中庸作为人的道德的第一要件加以肯定，认为它是一般人很少能达到，但又是必须努力达到的思想境界。对于中庸的认识，还有以下说明：《礼记·中庸》写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颖达又说：“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2]宋代朱熹又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3]简言之，中庸的要义主要是不偏不倚，不多不少，只用其中。为了较好地表现儒家的思想，在中庸的基础上，儒家又提出“中和”的美学主张。它认为人的感情表现应有节制，不可恣意发挥，应该达到“中和”的韵律。那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儒家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的表现应做到“中”，做到“和”，在“中和”中创造和谐、有序，适应于天地万物的形式。可见，中庸和“中和”有着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又折射出前者的美学思想。因此，“中和”便是审美活动中的特殊审美方式。在此基础上，孔子进一步提出“温柔敦厚”的诗教主张，他还以《诗经·关睢》为例谈出自己的“中和”美学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5]也就是说，诗歌要通过言志的诗乐来规范人们的行动，张弛适中，培养温文尔雅的品质，创造和谐美妙的形式，使人的感情得以升华。《论语·述而》中也记述了孔子在齐国“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的事。曰：“一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从中可见，乐与肉都是诱人的，但高妙适中的音乐却会引起人们的美感，此刻，即使是满足口感的肉也将成为无味的东西，这种美就是“中和”之美，也就是《论语》中记载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的境界。所以说，中庸思想是儒家为人处世、认识社会的世界观，“中和”是中庸影响下的审美观。
二、中庸状态下的儒文化心理：“中和主义”情结的诞生
当我们梳理了儒家中庸思想的符号系统、明确了“中和”之美的特质以后，接下来需要探讨的就是文研会作家的儒文化心理——“中和主义”情结的问题。何为“中和主义”？要破译这个谜，先得对文化的离析过程有一个客观的认定。韦勒克、沃伦说得好：“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既永久保有某种特值），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6]文化史也一样，它也有一个传承的过程，从旧有文化语境中走出来的人，无论他怎样表明自己曾进行过灵魂的再造，成为新生的“凤凰”，但他们的文化视野中还是摆脱不了旧有文化的影响，他们仍然在从事着文化的阐释工作。于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文化观念也就产生了。那就是作家对本民族和他民族文化的接受、认同、整合之后形成的一种价值取向，它对作家起着历史和现实的指导作用，这种文化观念也可以理解为荣格所说的“深层意象”（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深层意象”是作家个人无意识的纵深发展，不带有个别含义，是普遍存在的，即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潜意识，是一种“先天存在”的“深层意识”。[7]因此，荣格说：“我把这更深的一层定名为‘集体无意识’，选择‘集体’一词是因为这部分无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它与个性心理相反，具备了所有地方和所有个人皆有的，大体相似的内容和行为方式。”[8]可见，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对作家有着强烈的传承制约作用。因此，文研会作家在新旧文化的转型之时，他们的思想既有现代民主革命因素、又有传统的中庸思想的痕迹，这就是儒文化的范式。这种儒文化较为确切地说就是“中和主义”。“中和主义”出自何处，特质是什么？正是文研会元老朱自清在其人生的碰撞、追求、困惑，乃至幻灭后得出的哲学感悟，它也是许多现代文化人的深刻体验。朱自清在1922年11月7日的残信中这样写道：
我的意思是说，写字要一笔不错，一笔不乱，走路要一步不急，一步不徐，呷饭要一碗不多，一碗不少；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有不调整的，总竭力立刻求其调整——无论用某种积极的手段或消极的手段……总之，平常地说，我只是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
这里，朱自清所说的“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实际上并非生活习惯、行为方式，而有着更深刻的内涵。它是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所致，是一种“既不执着，也不绝灭的中性人生观”。[9]这是儒家的一大哲学追求，朱自清发现了这种“中和主义”，并把它作为自己的精神力量，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抗战以前朱自清的哲学思想。人们都知道，那时的朱自清为人小心，办事谨慎，态度温和，因而得到“温柔敦厚”、“谦谦君子”的美称。他的旅欧伙伴柳无忌就说：“在现代中国作家中间，朱自清是少有的君子人。”[10]
应该说，朱自清提出“中和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现代文化人承传了传统文化以后的典型文化心理，它反映着文化人的内心企求和人格特征，带有普遍性。从近现代的文化人来看，无论是新文化的先驱蔡元培、胡适，还是周作人，以及像叶圣陶、冰心这样的作家，他们身上都带有突出的儒家中庸的表征。蔡元培在1931年就发表过《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在亚洲学会演说词》一文，他写道：“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而为中庸之道，常多为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11]这里，蔡元培分析了西方的各种主义，认为都不可行，与中国国情不符，从而提出只有儒家中庸之道才是治世为人的根本，才有生命力。周作人也是“五四”时期的功臣，他的思想极为复杂，人格也极为矛盾，在他的文化思想中，儒、道、佛，东西方文化及无政府主义都很明显。在周作人早年的思想中，儒家的中庸思想十分突出，入世成名思想也很重。他曾说，“我的道德观，恐怕还当说是儒家的，但左右的道与法两家也都有点参合在内，外边又加了些现代科学常识，如生物学、人类学以及性的心理，而这末一点在我更为重要。”[12]周作人的这番话说得很清楚，实际上是把他的思想世界揭示出来了，那就是儒家思想有之，道家思想有之，先秦改革派法家的思想有之，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也有之。而这当中，他首先提到的就是儒家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虽然没有直接说出“中和主义”的概念，但透过语言的能指层面，其所指也主要是儒家的中庸思想，这可以从他当时的行为举止、人格表现中看到。周作人的思想中激进和保守、刚强和柔和、忧患和闲适，自由与节制，入世与出世都浑然一体。这就是周作人的典型特征，也就是儒家中庸的高度聚合，一切都在似有似无之中展现。在周作人的行动中，“五四”时期，他一方面强调思想革命，建设新文化，组织文学社团，传播西方民主和科学；但另一方面，在具体斗争上，周作人却又极为老成，善于幕后操纵，摇着鹅毛扇，让他人冲锋陷阵，自己却不急不躁，这就是中庸思想的体现。作为文研会小说家的冰心也一样，她出身于官宦之家，自幼接受“四书”、“五经”的教育。后来，她又接受了西方人道主义的思想，尤其是执着追求泰戈尔的“泛爱思想”，因此，冰心的思想中就体现出两种文化的因子：儒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这两种文化虽各有不同，但在“仁爱”上却是十分相同的。儒家讲“仁爱之心待人”，要以诚相待，讲“忠恕”“仁义”，基督教讲“平等、博爱”，它们都有一个“爱”字存在。就冰心而言，这两种文化精神更多地以中庸的方式表现出来。在“五四”时期，她既不满社会现实，又不敢直面人生，向社会挑战，她只能以朴素的反抗来面对现实。这种思想多体现在如《斯人独憔悴》、《去国》等“问题小说”中。她希望人间自由平等，充满爱意，又写出了“爱的哲学”的小说，这一切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反封建的力度不够，显得不痛不痒，仍然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说直了，还是儒家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人生态度，同朱自清的“中和主义”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叶圣陶也是位谦谦君子，他生于江南苏州小巷，自幼接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后他以办学、追求“教育救国”为大任，他的前期思想中也体现出不要暴力、不要过激的特点，他追求一种折衷的思想，即，“美就是自然，爱是人的心心相印”，“爱”和“美”的结合就会使灰色的人生转变为美好的人生，他希望用“爱”、“美”和“兴趣”来求得和睦，这思想虽然是进步的、人道的，但其实际意义却是苍白的，是一种“中庸”的表现，同朱自清的“中和主义”人生观也很有点暗合之处。除以上所述外，具有“中和主义”情结的作家还不少，在他们的思想中，儒文化心理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只要浏览一下林语堂、钱玄同等作家的文本都可以找到，恕不一一例举。
三、“中和主义”的美学特征：苦与美的二重组合
通过对中庸思想的分析，对文研会主要作家的儒文化“中和主义”情节的揭示，可以看出：“中和主义”是不少现代作家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混沌、复杂的“中性人生观”，近似于儒家的中庸思想，也可说是儒家中庸思想在转型时期变体。那么，对于“中和主义”该如何评价呢？
（一）“中和主义”是作家回避现实风浪，寻求内心平衡的理想港湾
儒家在人格塑造上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把“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作为重任，追求人格的完善和崇高。这是历代文人所供奉的。上自先秦的孔、孟，春秋战国时的屈原，西汉的司马迁，魏晋的陶渊明，唐宋的李白、杜甫、苏轼，下自清代的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无不以“四书”、“五经”为经典，塑造自我人格。他们的思想中，中庸的成份极浓，每每人生受挫，他们便会高举中庸之盾，抗拒着惨烈的人生，安慰着自己的心灵，保持着崇高的气节。从孔子开始，历代文人，命运多为不顺，那种“天下无道”、“人心不古”和“世态炎凉”的感觉时时向他们袭来，这时，一种人格受损、功名失落的心态就会产生。于是，他们一方面高喊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口号，另一方面又在探寻一条消遣解烦、回避现实的途径，这可以说是历代文人的心灵显现。现代作家处在新旧文化的交汇口上，他们也面临着艰难的选择。从当时的历史环境看，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不少作家，尤其是文研会的几位大家更多地还是选择了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和主义”思想，寻求一种变型的反抗，走向避难所。朱自清便是一例，他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目睹了“三·一八”惨案，写下了斥责军阀段祺瑞政府的“檄文”《执政府大屠杀记》。他一度对蒋介石抱有希望，但“四·一二”以后，他感到了失望，随着抗战爆发和抗战后严酷现实矛盾的加剧，他茫然失措、陷入困惑之中。他想做个游离于现实之外的“超人”，但历史在突变，风云常乍起，他又处在维谷之中，人生如何走？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投身革命，他不能？依附权贵，他又不愿。他说：“我有时正感着这种被压迫、被围困的心情，虽然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但觉得身上的阴影越来越大。”[13]所以，当有人来动员他加入国民党时，他温和地拒绝了，他不愿同政治靠得太近。他反省自己的阶段，虽然感到“是在向着灭亡走”，但也不愿放弃，还得跟着走。于是他真实地解剖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他只能做“大革命中的一个小卒”。[14]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这就是朱自清的矛盾，于是他只好用“中和主义”去面对现实，回避风浪，最后走进“国学”殿堂，“找一个依据”，求片刻安慰。所以说，“中和主义”是朱自清的人生哲学。这种“中和主义”的思想在朱自清的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执政府大屠杀记》等作品中都有明显的表现。冰心一生顺畅，没有太大的打击，她虽然参加过五四运动，写过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小说，但是，生活这本“大书”被她读得太快、太直，她所企望的是以“爱”来反抗“恶”，以“童心”、“自然”来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谅解。她天真地认为：“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母亲的儿子和儿子也应是好朋友。”[15]这种幼稚的推论无非是以“中和主义”的态度去阐释社会人生。因此，当冰心的“爱的哲学”碰壁以后，她只好把爱心投射到与儿童的对话中去，《寄小读者》就体现出她的仁爱思想，也是一种中庸的调和，以此来回避现实。周作人作为文研会的主将，他的“中和主义”思想多体现在冷峻处世、不急不躁、自得其乐之上。他往往是通过谈草木虫鱼，身边琐事，历史古珍，奇闻轶事来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情绪的。他的名篇《乌蓬船》、《北京的茶食》、《喝茶》等小品文正是这种心境的体现，就周作人的性格来说，他不会直面人生，也不会像鲁迅那样奋笔疾书：“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6]“我只觉得自己所在的并非人间。”[17]他只能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前门遇马队记》中用温和的语气抒发一点内心的不满罢了，这就是“中和主义”的态度，也就是逃避现实的一种选择。
（二）“中和主义”是一种特殊的审美感受
“中和主义”是一种儒家的中庸思想、人生态度，在美学追求上，它又以儒家的“中和”之美为表现形式，产生一种含蓄、悠远、缠绵的情思，形成一种悲怆美和凝重美，是一种高度艺术化的思维形式。诚如金丹元所说：“中庸之道溶入于艺术家的思维中，就出现了‘形神兼备’的审美中和论，这样，‘过犹不及’也便成了思维的一种定向。”[18]我以为这种思维的定向说就是一种艺术表现的“中和”之美。朱自清写于20至30年代的散文，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绿》、《春》等作品就体现出这种“中和”的美学特征，那就是一种“哀而不伤”、“含而不露”、似动非动、似静非静的美感形式。《荷塘月色》写于1927年7月，“四·一二政变”以后。当时中国国内矛盾尖锐复杂，知识分子对未来感到失望，对现实感到迷茫。朱自清是个有良知的学者，他不愿投机革命，随波逐流，也不敢奋起斗争，内心十分矛盾。他在给友人夏沔尊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几天似乎有些异样，像一叶扁舟在无边的大海上，像一个猎人在无尽的森林里，走路，说话，都要费很大的力气，还不能如意。心里是一团乱麻，也可以说是一团火。”带着这种心情，作者开头便写他“心里颇不宁静”，不宁静，只好去荷塘散步，观赏月色，以此排遣内心的烦闷。此时他感到了“独处的妙处”，是“自由人”，无牵挂了。他“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这时景随情迁，景物也通人意。眼前景致非同一般：花是零星的，“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香味是清淡的；风是徐徐的；月色是朦胧的，荷塘就像“笼着轻妙的梦”一般。作者感到内心平静、畅快了许多：“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别有风味的”……这些情景描写极为雅致，正是一种“中和主义”的感情投射，产生出一种若隐若现、若聚若离、浑沌朦胧的“中和”之美，一种对现实、对景物的“适度”表现，也透过文本，让读者去品味作者苦闷的心情。正如诗僧皎然所说：“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迁。”[19]这就是一种高妙的艺术境界。周作人的不少散文也体现着朱自清式的“中和”之美。从美学风格上看，周作人的散文在宣泄与控制、隔与不隔、空灵与粘滞、诡谲与平淡、苦涩与清甜、谐谑与端庄的美学对称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具有很强的艺术张力。《乌蓬船》是周作人散文的代表作之一，文章就是在一种“平和冲淡”的形式中表现的。表面上写的是故乡的风光景物，但实际上却是通过对故乡的回忆、赞颂去说明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恬淡、悠闲的态度。这当中也暗含有对军阀统治不满的思想，但周作人却很会隐讳，不愿直说，这就是“中和”所产生的效应了。整篇文章写的是景，很美，抒的是情，很淡，又很浓，这就是儒家的“中和”之美。在作品中不断恍徜、荡漾。《北京的茶食》借北京西四牌楼“异馥斋”的今昔变化来表现作者的失望。昔日的“异馥斋”是远近闻名、以名小吃著称的点心店，今日的“异馥斋”却是没有什么“好点心”可吃，单调无味的京城生活，已到了只能以“饽饽”充饥的地步。在文章的字语行间，有作者的不满，但绝对未露出文字的痕迹，这实际是说反语。郁达夫对周作人的散文所作的评价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20]这十分准确。《喝茶》讲的是茶道，实则是表现一种悠然自得，安于宁静的“绅士”风度。请看：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尘梦。
这正是绅士的生活，“中和主义”人生态度的典型反映，很类似朱自清的感受。《苦雨》所写的更有儒家中庸的特点，身居北平的周作人受到多雨的困扰，西房遭水淹，后园西墙淋坍，“梁上君子”来光顾。但他并未大发愤慨，极冷静地面对这一切。他反而用心表现雨天孩子戏水的快乐和蛤蟆整日的叫唤，并极有讽谕地说：“随便听听却是有意味的，不但是这些久成诗料的东西，一切鸣声都是可以听的。”可见，作者是把忧愁巧妙地收藏起来，在“自然”中表现不自然，其方法还是“中和”的。人们认为周作人的小品文近似“绣花针”，这只是从形式而言，其深厚之中更多的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在文研会作家中，冰心的诗歌也有些“中和”之美的特色。她于20年初写的两部诗集《繁星》、《春水》形式上是学习泰戈尔的小诗，三五行排列起来合成一诗，表达一种零碎情绪。但从诗歌体现的内韵来说，我认为还是受到儒家“中和”之美的影响，诗歌的主格调还是清新淡雅、含蓄凝炼的。如“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明的大海里”。这里的三个符号，“我”、“母亲”、“大海”就把母爱、童心和大自然巧妙缝合，安排得非常有序。又如“冠冕是暂时的光辉，是永久的束缚”。这也是宣传儒家谦虚慎言、洁身自好的诗。
由上可见，作为观念形态的儒文化，它有着极强的延续性和顽强的生命力，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都有不同的表现，它既是历时性又是共时性地存在于作家的思想行为之中，这是无可避讳的。中庸思想作为一种文化观、人生观在转型时期被保留下来，这也是一种文化积淀，受中庸思想的影响而形成的“中和主义”，这又是一些现代文化人身上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这种文化倾向的制约下，又产生了现代文化人新的文化内涵和美学追求，这就是一种历史的承传性。
注释：
[1]《论语·雍也》。
[2]孔颖达《礼记正义》。
[3]朱熹《中庸章句集注》。
[4]《礼记·中庸》。
[5]《论语·八佾》。
[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7][8]荣格《心理学与文学》。
[9]朱自清1923年4月10日残信。见《朱自清传记资料》。
[10]柳无忌《与朱自清同寓伦敦》，见《朱自清传记资料》。
[11]老品、王平编《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散文精品》上册，第11页。
[12]周作人：《自己的文章》。
[13][14]朱自清《哪里走》。
[15]冰心《超人》。
[16][17]鲁迅《无花的蔷微之二》，《纪念刘和珍君》，见《鲁迅全集》第三集。
[18]金丹元《中国艺术思维流论稿》，第28页。
[19]皎然《诗式》，见齐鲁书社李壮鹰：《诗式校注》卷。
[20]转引自李复兴等主编《现代中国文学专题史》，第46页，浙江大学出版社。
标签：儒家论文; 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研究会论文; 作家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朱自清论文; 周作人论文; 荷塘月色论文; 母亲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