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与影响力——美国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政治资源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族裔论文,外交政策论文,资源论文,影响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图分类号：D871.20；D7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386（2006）04—0066—07
在美国众多的族裔群体中，无论哪个族裔群体都与祖籍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有不同的族裔群体对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提出诉求，都期望美国政府能够按照本族裔群体的意愿来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外交政策。特别是随着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地位的逐步提升，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使美国外交政策因此而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如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爱尔兰裔、德意志裔以及后来的波兰裔等部分中东欧裔美国人都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施展出了各自的影响力；二战以后，随着美国成为超级大国，试图参与美国外交决策进程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重要影响力的族裔群体显著增多，其中犹太裔、希腊裔、古巴裔和非洲裔等少数族裔群体都在涉及其祖籍国的外交政策
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功。
然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族裔群体在外交政策上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其效果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有的能够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长期保持巨大的影响力；有的只是昙花一现，在某一具体的外交政策上发挥出一定作用后便再无作为；有的倾其所有资源来试图影响某一外交决策过程，但效果甚微。显然，这里存在着影响族裔群体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某些因素，这些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族裔群体的种种努力，并使其呈现出大小各异的效果。
影响族裔群体成功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既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现状等外部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族裔群体所拥有的各种内部资源息息相关。对于所有的族裔群体来说，外部因素往往是不定的和难以控制的，对参与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任何族裔群体而言，其影响也是全面的和一致的，因此，族裔群体内部的各种可资利用的政治资源便成为美国族裔群体扩大政治影响力、实现其外交政策目标的决定因素。
美国的族裔群体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祖籍来源地和移民经历使他们在美国不同历史背景下各具特色。有的成员众多，分布广泛；有的人口稀少，但聚族而居；有的在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的同时，积极融入美国社会，政治上活跃，经济上成功，因而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而有的经历了艰辛的移民过程，既遭受了美国主流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也经受了内部派系分裂之苦，因而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始终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这些均构成影响族裔群体成熟融入美国政治进程并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一、人口规模与人口分布
人口规模是族裔群体参与政治进程的基本条件。对于一个几千人或者几万人的族裔群体来说，我们可以想像他们的政治诉求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在美国的利益群体政治中有“大就是力量”之说，那些拥有众多的成员、人口规模庞大的族裔群体本身在组织上就具有它存在的合法性，并使之在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1](P128)，特别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常常要求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体制下，族裔群体众多的人口数量可以保证其在寻求实现其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有一个广泛的政治基础。在美国历史上，由于移民潮和移民结构的不断变化，族裔群体的人口规模情况会随之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较大差异。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德裔和爱尔兰裔是美国白人中有着相当人口规模的少数族裔群体，而二战后拉丁裔和亚洲裔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大有赶超白人族裔群体的趋势。这些在数量上占据优势的族裔群体无论其内部情况如何，它们始终是美国政客们不敢忽视的政治力量。那些组织有力并对祖籍同或民族有着强烈文化认同的族裔群体，尤其能够利用这种“大”的优势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
爱尔兰裔美国人是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他们是新大陆最早也是人口规模最大的移民群体之一。据统计，在1789—1800年间成为美国公民的外国人中就有55％是爱尔兰人，他们在天主教徒中也占20％的人口[2](P21—22)。19世纪中叶，由于爱尔兰经济上贫穷，加上1848年发生的马铃薯枯萎症而出现的全国性饥荒，仅1847—1854年的7年问，就有120万人被迫离开爱尔兰，至美国内战结束时，爱尔兰人已经占据美国所有白人人口的7％[3](p30)。如此规模的人口数量无疑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从事反对英国、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过程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历届美国政府都不敢轻视爱尔兰裔的选票，爱尔兰裔因而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美国与英国关系走向亲密的重要牵制力量，而众多的人口也是他们争取各级政府职位、参与各种政治活动的重要资源。
波兰裔的人口规模也相当可观，在经历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大规模移民后，至20世纪30年代，波兰裔美国人已经达到200多万，是所有中东欧裔美国人中人口最多的族裔群体，同时也是美国天主教徒中最主要的族裔群体之一。这一人口优势为波兰裔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争取美国政府支持波兰的重新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而冷战期间为使波兰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脱离出来，波兰裔作为东欧裔美国人中的主要力量也给美国政府造成过极大的政治压力[4]。
在其他非欧洲裔群体中，非洲裔美国人目前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3％，他们在逐步克服美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的同时，已经在现代美国社会中不断争取到自己的民主权利，政治上获得更多的选择和自由，并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南非的政策上一显身手。此外，人口规模正在快速增长的拉丁裔和亚洲裔美国人也在引起政策制定者的不断重视，并在各种政治选举中越来越成为政客们所追逐的目标。显然，这些族裔群体众多的人口规模本身就足以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形成一种潜在的政治力量，因而是族裔群体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政治资源。
当然，人口规模并不能决定一个族裔群体全部的政治影响力。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在当今美国外交政策上最为活跃的那些族裔群体往往人口规模十分有限，如犹太裔、古巴裔和亚美尼亚裔美国人等，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究竟在多大的人口规模上一个族裔群体才会真正受到政策制定者们的注意和重视从而表现出它的政治影响力呢？
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学教授托尼·史密斯1997年曾多次就此向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专家询问：“一个在某一选举中能够筹集100万美元并在一些特定的国会选区中拥有25万选民的族裔群体能够拥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他得到的回答是：如果这个族裔群体在社会中没有反对它的势力，目标明确，并能够联合一些较有影响的利益群体，这个族裔群体的影响力是“值得考虑的”（Considerable）[5](P88)。我国学者谭融甚至认为“总统和国会议员常常会认真听取一个拥有10万名成员的组织的要求”[1]。美国社会中有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规模的族裔群体比比皆是，因此，无论史密斯还是谭融所提及的这个人口规模标准都低得让人感到惊讶。应该承认，族裔群体参与美国政治进程的门槛的确不高，这与美国所实行的民主选举制度密切相关。
我们知道，美国的总统选举实行选举人制度，参议员由各州选民选举产生，众议员则根据人口实行选区划分制度，这就为人口较少的族裔群体提供了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在一个州或者一个选区占据人口规模优势的族裔群体往往也能通过选票谋求较为重要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势均力敌的选举中，人口极少的族裔群体也会对选举结果产生关键的影响，如阿尔巴尼亚裔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是微不足道的，但他们在纽约北部的一个众议员选区占有17％的人口，因此，这个选区的众议员最关切的问题就是阿尔巴尼亚裔的诉求，而通过这位众议员，阿尔巴尼亚裔就能够在美国的政治进程中发出他们的声音[5](P99)。这就是为什么每10年一次的国会选区划分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进行争斗的重大政治事项的原因。他们为了使国会选区中的人口构成对本党有利，都竭力争取使支持各自政党的利益群体在某一个选区占据优势。可见，族裔群体的人口规模在美国政治进程中虽然十分重要，但也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人口分布状况。
人口分布状况与族裔群体来到美国的移民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族裔群体与其他利益群体不同，在移民美国并在新的土地上开始新生活的过程中，由于陌生的环境和常常来自主流社会不太友好的民族、种族歧视，同一祖籍国的移民往往都是聚族而居，互相帮助以求生存。这种移民模式无形地为许多族裔群体增添了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在美国的选举体制下，一个人口规模庞大而人口分布分散的族裔群体，在全国性的总统选举中不能在“赢者全吃”的各州占据集体优势，在小的选区中也不能形成选票的多数；而一个人口规模不大，但人口分布集中在一些关键选区中的族裔群体，则有可能形成强大的集体选票力量。这就使一个人口弱小的族裔群体以其人口分布的优势弥补了它人口规模的不足，从而达到同样的、有时候甚至是更加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这就为我们解释了这样的现象，即为什么许多在美国外交政策上表现突出的少数族裔群体虽然在人口数量上并不占据优势，但在人口的分布上却有着十分特殊的政治意义，因而同样会受到政治候选人和政策制定者们的高度关注。如犹太裔虽然只占美国总人口的3％，但他们集中在包括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在内的12个关键州，影响着273张选举人票[6](P22)；古巴裔则主要集中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州，特别是在佛罗里达州的270万西班牙裔人口中占据31％，2002年的资料显示，他们控制了除一名国会议员以外的所有佛罗里达州的国会议员席位[7]；亚美尼亚裔也只有100万人，但他们集中居住在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纽约和新泽西4个在选举中有着重要影响的州[8]。所有这些人口分布优势对于在选举中靠一个州一个州或一个选区一个选区赢得胜利的政治候选人来说无疑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因而也就成了这些族裔群体可资利用的重要政治筹码，一些精明的族裔领导人正是充分利用这一点作为其基本的政治资源，团结族裔成员去积极争取实现本族裔群体的外交政策目标。
二、社会融入和经济地位
族裔群体在美国的社会融入程度和相应的经济地位是决定其政治影响力并参与外交决策过程的又一重要政治资源。通常情况下，族裔群体的人口状况是在移民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族裔群体成员在美国社会中的整体融入程度则与他们移民美国后的发展历程相关联，并直接影响到族裔成员的经济地位。如果一个族裔群体的大多数成员无论在受教育程度、语言障碍、职业水平等方面都处于社会的底层，那这个族裔群体只能是穷于应付在美国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而难以融入主流社会之中，其经济状况就不会得到很大的改善，族裔成员的社会地位和名望就不可能达到较高水平，它也就无法真正融入美国的主流政治生活中去，因而也就无法发挥政治影响力，实现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标。正如布鲁金斯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学者詹姆斯·M·林德赛（James M.Lindsay）所指出的：“并非是巧合，有着突出影响力的游说群体，像亚美尼亚裔、古巴裔、希腊裔以及犹太裔美国人等，在经济上也是属于最成功的族裔群体。那些贫穷的族裔群体往往太专注于如何改善它们自身的社会处境，而无暇顾及他们的故乡。经济上的窘境，加上没有流亡意识和安全威胁，使得拉丁裔美国人（古巴人除外）的组织通常游离于美国外交政策之外。”[9]
犹太裔美国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坎坷道路被认为是最典型的例子。犹太裔大都来自有着强烈排犹主义的欧洲，他们来到美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脱离那种遭受歧视的社会环境，摆脱贫困的生活状况，因此，与其他许多来到美国后又陆续返回各自祖籍地的欧洲裔不一样，他们是在原来的故乡卖掉所有的家产，凑足旅费，义无反顾地踏上美国土地的。然而，美国并非遍地黄金。一开始，犹太人与其他许许多多的族裔群体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不停地为在新的环境下求生存而艰苦地拼搏奋斗，许多人在工厂做工或从事小商小贩的工作。19世纪末的一个调查显示，纽约市在从事有报酬工作的犹太裔中，10％是街头小贩，60％在制衣行业工作[10](p288)。然而，犹太民族在历史上的特殊经历使他们养成了勤奋、节俭和重视教育的传统，并特别善于经商。经过第一代人的努力，犹太裔在美国社会迅速崛起，尤其在20世纪后半叶，他们在许多重要的领域都有十分突出的成就，许多人成了专门人才和工业巨头。
犹太人的社会融入为他们经济地位的整体提高奠定了基础。早在1985年的《福布斯》杂志就统计，在美国400个大富翁中有将近1╱4是犹太人，他们的财产总额共约200亿美元。犹太人的财产在美国私有财产中所占的比重比犹太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高出10倍[11](p194)。根据1990年的资料显示，全美犹太人家庭年收入为3.9万美元，而当时美国的家庭年收入仅为近2.9万美元[12](p163)，可见犹太裔在美国社会中的经济地位是一般少数族裔群体所不能相比的。
古巴裔美国人似乎比犹太裔的崛起更加迅速，十分引人注目。在所有拉丁裔中，只有古巴裔的社会融入程度和经济地位较高，政治影响力几乎可与犹太裔相比。古巴裔移民美国的历史并不长，但经历特殊。1930年时，古巴裔仅有1.9万人；1960年有7.9万人；1973年27万人；而1980年也才达到80万人[12](P210)。古巴裔在美国的生存和发展完全得益于美国冷战时期敌视古巴的政策。卡斯特罗上台后，美国政府一开始对古巴难民采取“全部接受”的政策，接纳了几乎所有踏上美国领土的古巴难民，后来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虽然政策有所调整，但对古巴移民仍然实施特殊的难民政策，其用意完全是将古巴难民视作遏制共产主义在西半球“扩张”的一张王牌[13](P66)。对于在美国定居下来的古巴裔美国人，美国政府也在社会融入方面提供了许多特殊的保障。
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对古巴裔所实行的特殊政策，古巴裔美国人在所有拉丁裔中经济实力最强、平均教育水平最高、家庭收入也最多。目前，古巴裔年均家庭收入为近3.1万美元，只有15％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之下；而根据1993年的统计，古巴裔美国人中有62％高中毕业，16.5％大学毕业，未读满五年小学的只有5.3％[13](P214)。有了这样的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加上美国政府因其特殊的古巴政策，古巴裔美国人在美国政治进程中的政治影响力，特别是在古巴政策问题上的特殊作用就不难让人理解了。
显然，族裔群体的社会融入程度以及相应的经济地位无疑是衡量它在美国政治和外交决策过程中影响力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我们从希腊裔、亚美尼亚裔等少数族裔群体那里也可以得到同样的证明。同样，我们不能说族裔群体的经济地位是影响他们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唯一因素，那样的话，以富裕的阿拉伯产油大国为后盾的阿拉伯裔就应当有能力在美国的中东政策上与犹太裔进行较量了，经济地位不断提高的“模范少数族裔群体”——华裔——也就能够在美国对华政策上表现出他们的影响力了。
三、组织能力与政策目标
族裔群体的组织能力关系到它能否充分动员起内部成员，形成强有力的族裔凝聚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内部现有的各种资源参与到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中去。对于一个拥有众多成员、有利的人口分布以及较高经济地位的族裔群体来说，如果没有很好的组织动员能力，那它所能表现出的政治影响力也会十分有限。因此，人口状况与经济实力是一个族裔群体参与政治和外交决策过程的基础，而组织能力则是族裔群体能否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来发挥其影响力的关键。具体地说，族裔群体的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族裔成员对祖籍国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有效的族裔组织两个方面。
族裔群体的文化认同是移民从祖籍国带来的文化遗产，是维系族裔群体成员在美国保持群体关系的纽带，同时它也是“人们形成群体和进行有组织政治活动的自然基础”[14](P341)，是族裔群体与美国其他社会利益群体最主要的区别。在美国的外交决策过程中，族裔群体的组织力量首先表现在它能否保持族裔成员的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在涉及到祖籍国的外交政策时能够很快在族裔成员中间激发起广泛的民族意识，从而团结一致以集体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政治压力，力争实现与祖籍国利益相关的外交政策目标。族裔成员的民族认同越强烈，就越容易被动员起来共同参与到外交决策过程之中。
在这个方面，希腊裔美国人在有关塞浦路斯问题上的表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明显的例证。希腊和土耳其在20世纪70年代就塞浦路斯问题发生冲突之前，希腊裔被美国社会普遍认为是同化程度高、经过“熔炉”锻造的白人族裔群体，然而，当涉及到与希腊利益息息相关的塞浦路斯问题出现时，他们在短时期内对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上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政治影响力让美国社会惊讶不已，着实让美国人领略了族裔群体双重文化认同的魔力。而实际上，希腊裔在接受美国文化价值体系、融入美国社会的同时，仍然通过其语言、宗教和各种族裔组织长期保持着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其中以宗教为核心的族裔组织的作用最为关键。据研究显示，他们在美国的325个城镇分布着400个希腊教堂[15](P35)，可以想象这一文化纽带对保持希腊裔对希腊的民族认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族裔组织是体现族裔群体组织能力的另一个要素，它和族裔成员的民族文化认同相互作用，共同推动和组织族裔成员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有效参与。只有在高效、有力的族裔组织领导下，族裔群体成员才能长期保持民族文化认同；而族裔成员强烈的民族文化认同才是族裔组织发挥高效、有力作用的基础。一个有着强大的人口和经济资源的族裔群体如果不建立有力的族裔组织等于是一盘散沙，毫无力量可言，只有建立起代表族裔成员的族裔组织才能合理调动族裔资源，以集体的力量去与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涉。
有学者对族裔组织的作用进行考察分析后认为，族裔组织是政府与族裔成员之间的中介；对于个人而言，族裔组织可以帮助关注有着共同利益的事务，并代表个人向政府表达建议，同时监督政府实施族裔成员共同关心的政策；而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族裔群体是他们了解公众态度、收集相关信息和寻求政策建议的接触点[16](P71)。因此，高效有力的族裔组织是族裔群体组织能力的最重要体现，在参与外交决策过程中，它尤其在保证族裔内部的团结、代表族裔群体提出明确一致的政策目标、统一调配族裔资源、协调与社会其他利益组织的联系以及向政府和国会集中进行游说等诸多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犹太裔美国人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以下简称“美以委员会”）被认为是外交政策方面最强大的族裔游说组织，是其他族裔群体纷纷效仿的榜样。“美以委员会”拥有会员55,000人，工作人员150人，年预算额超过1,500万美元，有近80个亲以色列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并与无数其他犹太组织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无论是在地方和全国选举中的作用还是在与两大政党和社会各界有影响人物的关系上，其他族裔群体组织都难以望其项背[17](p145—146)。“美以委员会”属于典型的“单一问题”组织，在外交政策上它只关心以色列，对美国的中东政策长期保持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力。“美以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曾经这样描述道：“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工作人员在需要信息时通常不是先去找国会图书馆、国会研究机构、委员会工作人员或者政府专家，而是首先向‘美以委员会’求助。他们经常要我们起草发言稿，研究立法提案，就策略问题提出建议、开展研究，召集共同提案人并帮助他们争取更多选票”[5](P123—124)。
正如托尼·史密斯教授对此做的评论那样，“仅仅用金钱和选票是不可能买到这种亲密接触关系的。它靠的是耐心、智慧、决心以及为建立这一影响力基础所必需的时间。这些除了一个内部机制十分高效的游说组织外其他单独的个人或者整个族裔群体都是不可能具备的”[5](p124)。难怪美国许多其他族裔群体都以“美以委员会”为榜样建立起了各自的游说组织，如古巴裔的“古美基金会”、亚美尼亚裔的“美国亚美尼亚人联合会”和“美国亚美尼亚人全国委员会”以及希腊裔的“美国希腊人协会”等，他们在涉及各自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
除了民族文化认同和族裔组织外，政策目标是另一个影响族裔群体在外交政策上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对于族裔群体来说，提出恰当的外交政策目标是组织能力的重要体现。我们知道，在美国这样一个利益群体众多的社会，每个利益群体都会有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族裔群体涉及其祖籍国的利益千差万别，美国政府不可能满足每一个利益群体的外交政策诉求，因此，对于族裔群体来说，提出明确有效的外交政策目标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政治技巧。从族裔群体内部来说，政策目标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得到族裔成员的广泛支持，从而保持内部团结和民族凝聚力；从族裔群体的外部社会环境来说，政策目标关系到能否获得政策制定者和其他社会力量的接受和认可，从而在没有太大政治阻力的情况下顺利地实现它。
那什么才是有效、可行的外交政策目标呢？这里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族裔群体的外交政策目标如果与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目标、经济的繁荣发展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稳定相一致，则这一目标就有可能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族裔群体也就能搭上美国外交政策的顺风车，显著增强其政治影响力。古巴裔美国人在冷战时期便是充分利用美国对古巴的敌对政策而迅速崛起的。相反，如果外交政策目标与上述国家核心利益相违背，则政策制定者不大可能在这些涉及美国社会所有人切身利益的问题上为了某个族裔群体的狭隘利益而随意做出让步，公众也会对超越这些国家利益的政策目标提出爱国主义的质疑，这在美国处在战争或受到明显外部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其次，如果外交政策目标与美国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相呼应，那么大多数情况下也会获得政策制定者们的积极响应与认可，有时也会得到政府或公众的大力支持。美国传统的文化价值观（或“美国精神”、“美国象征”、“美国信条”等）一般被人们理解为自由、民主、平等、个人主义以及市场经济等，是一种“关于道德和自尊的普遍感情，是对未来的信心和对这个国家的自豪感”[4]。然而，这是一个十分宽泛和模糊不清的问题，正是由于这个问题的不确定性，许多族裔群体在制定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标时大做文章，竭力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将本族裔群体的政策目标与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联系起来，以期得到政策制定者或美国公众的响应和支持。如犹太裔将支持以色列的政策目标与美国对以色列民主社会制度的认同相结合；非洲裔支持南非黑人反种族隔离制度的运动与美国价值体系中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等观念相联系；而希腊裔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则极力强调塞浦路斯的希腊族人民在土耳其的武装占领下所受到的痛苦遭遇，呼应了美国的民族自决和人权价值观。
因此，一个族裔群体在涉及其祖籍国利益的外交政策上提出其政策目标时往往要考虑到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否则，它会遇到各种阻力而难以发挥影响。有如美国迈阿密大学的帕特里克·J·汉尼在分析古巴裔美国人的影响力时所比喻的，“推一扇开着的门明显比推一扇关着的门要容易”[14]，在这个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族裔群体组织和族裔领导人的政治技巧，因而也是族裔群体组织能力的重要表现。
显然，在同一社会文化背景、政治体制和国际环境下，族裔群体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述族裔群体的各种内部政治资源。虽然一个族裔群体的某一优势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不足，但犹太裔美国人的表现足以证明族裔群体各个方面综合能力的重要性。因此，如何有效地整合族裔群体的内部资源并提出与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相适应的族裔政策目标是决定族裔群体能否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充分发挥相应的影响力并实现其政策目标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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