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泽辉[1]2000年在《1912—1936年中国的进口替代工业与对外贸易》文中研究表明近代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后，在不平等条约的约束下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外经济交往，提供了国与国之间，生产方式与生产方式之间横向比较的机会，提供了争取近代化的有力手段——兴办近代工业，在王业领域内进行广泛的进口替代。本文主要就我国1912—1936年的对外贸易情况，对我国该期内进口替代工业的启动与兴起、进口替代所达到的程度、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趋势、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关税与银价对我国进口替代工业与对外贸易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 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启动与对外贸易。进口替代工业是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启动的。对外贸易启动了国内商品市场，暴露了土货与洋货的优劣，是近代工业技术从外国转移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媒介。商人在中外贸易中所得的利润，为中国进口替代工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本，使中国近代的进口替代工业一步一步地扩展。据1936年《中国经济年鉴》记载，中国近代工业行业中，进口替代行业占了行业总数的77.8％。同时，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需要从国外购买机器和原料，并需要在国外寻找一些市场，这又反过来促进对外贸易的增长。 进口替代程度与对外贸易。由于生产决定流通，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兴起与发展，改变了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而进出口商品结构的改变，又反映了当时中国王业的进口替代程度。1912—1936年中国的进出口商品情况，表明了我国以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层开，尤其是以纺织业为骨干的轻工业，不但在进口替代过程中取得显著成效，而且已有部分出口导向的成果，重化工业开始起步，并获得初步发展。根据工业品的进出口值和国内市场的自给度可以把该期内中国工业的进口替代程度分为四大类型，(一)进口替代成功或较为成功的工业。该类工业部门的产品进口值一般只占当时中国市场消费量的20％以下，本国制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在80％以上，这类工业主要有棉纺织工业、面粉工业、针织工业、搪瓷工业、水泥工业和卷烟工业等。(二)进口替代半成功的工业。这类王业部门的产品与外国产品的竞争激烈，中外产品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各在50％上下，且波动幅度较大，如橡胶制品、电扇、肥皂、酸碱类、机制纸品、毛纺织品等。(三)外国商品占优势的工业，这类工业部门的本国产品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市场占有率低于25％，外国产品充斥市场，占75％以上，如机械、电动机、化工原料、五金制品、电气仪表和化妆品等。(四)基本无替代的工业。直到1936年，这类工业中国尚无生产仿制，属替代空缺，所需产品全依赖进口，如汽油、煤油、柴油、各种机床、精密仪器、化纤制品、新兴建筑材料、交通车辆和高级生活用品等。 中国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趋势。中国近代的进口替代工业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建立开始，到抗战前夕，经历了五、六十年，有它自己的发展趋势：(一)进口替代由开始时的被动性、盲目性逐步向主动性和有计划性转化。这主要表现在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条件的进步方面，(二)进口替代工业由初级向高级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首先在技术含量低、投资少、投资周期 短的行业（棉纺工业）获得较大发展，逐步向技术含量高，投入大的行业（重化行业）转移。 （三）进口替代工业行业由单一转向整个工业。进曰替代工业行业是从进口量大，本国市场广 阔，国内原料充足，技术要求不高的棉纺织业开始，逐渐转向食品加工、火柴、水泥、卷烟等 行业，其趋势是向整个工业行业扩展。 进口替代工业的历史作用。进口替代工业的建立促进了我国近代经济结构的改变与改善； 使我国经济实力得到不断增强：改菩了我国在当时世界贸易格局中的不利地位，这就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我国经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但是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 响，主要表现在加剧了中国当时国际收支赤字的严重程度，限制、束缚中国充分合理地利用国 际分工、国外资源市场和技术更新。不过从该期的中国工业全局看，其积极作用是主流，对中 国当时经济具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其负面作用是次要的，只是对部分经济有影响，这对整个 经济来说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关税与银价是影响中国近代进口替代工业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关税作为一项调节国际经 济关系的主要杠杆，对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具有巨大的调节作用，它对中国的工业 与外贸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立竿见影。1935年＊ 月前，中国是国际上唯一采用银本位制的 重要贸易国家，由于中国既不生产大量白银，又不是白银的主要消费国，因而无法控制世界银 价的剧烈波动，而银价的剧烈波动会迅速地、全面地影响中国经济c 综上所述，中国的进口替代工业是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产生的，从进口外国商品，到设厂 仿制，再扩大生产规模，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的。推进的过程中，在当时的关税、币制等重要因 素的综合作用
龚会莲[2]2007年在《变迁中的民国工业史（1912—1936）》文中研究说明工业化是经济近代化的主要内容，一部近代经济史就是一部工业发展史。本文以中华民国成立至抗战爆发前25年的工业发展作为研究主题，按照政权更迭将其划分为北京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在北京政府时期，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很弱，缺乏必要的资源、制度对社会和市场进行控制，由此造成该时期市场相对自由，商民社会异常活跃。这种特殊的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模式使中国工业化走上了一条市场推动的以轻工业为主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之路。而1927年之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则拥有相对更强的控制能力，在其后的十年中，南京政府在其经济指导思想和政策精英的推动下不断强化国家资本主义在工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陆续建立了一系列对工业发展进行干预的税收、货币制度，收回并新建了保护性色彩逐渐加强的关税体系，还设立了直接推动国家资本扩张的实业机构。两个时期的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模式各不相同，工业发展路线也各有特点，对这段工业发展史的深入剖析有助于感悟历史、感应时代。通览全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对民国25年的工业发展状况进行了厘清，辩驳了关于该时期工业总量增长和结构演进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并对其发展状况作了简单的分析和评价。第二部分对近代中国工业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作了细致分析。首先传统部门与近代工业的二元结构对工业发展有着复杂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刘易斯二元论及其完善版本所能涵盖的。近代工业发展始终受制于传统农业，传统小农经济与市场的隔绝割断了其与近代工业的关系；而卷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传统农业，在不平等交易的作用下，农业剩余被源源不断吸纳到口岸地区和工业领域，日渐丧失自我维持、自我改造的能力，无法承受资本主义市场的波动。近代工业发展和传统农业的关系始终在矛盾的发展思路中艰难腾挪，降低工业发展成本要求加大工农产品剪刀差，而强化对工业的需求推动力又需要为农业和农村留有较多的剩余，脆弱的、落后的传统农业无力为近代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辗转空间。每每发生的工业危机，其背后往往隐伏着对这对矛盾诉求的无奈。同时近代工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也存在着复杂的关系。近代工业的发展还面临着口岸和内陆经济的二元结构，口岸经济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直接和世界市场联通，其承接了较为先进的技术条件和市场条件，在与内陆的交易中处于绝对优势，不断地抽取、聚集优质资源，形成口岸市场的极度繁荣，而内陆地区则日益衰弱，难以进行自我调整，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口岸和内陆的分离，口岸失去了内陆的支持在世界资本主义变动中也愈发脆弱。这种区域二元格局也使近代工业发展不平衡，而最关键的是广大内陆市场提供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影响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第三部分分析了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工业的发展。在这个时期，中国近代工业迎来了一次黄金时代。本阶段近代工业的发展既得益于法权系统变革所释放的制度推动力，更受惠于市场需求和供给变化的有利影响，还有商民社会的促进作用。辛亥革命后，中国进行了剧烈的制度变革，政治精英在发展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方面达成基本共识，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立法活动，在立法工作中积极听取商民意愿，尊重中国商事习惯，大量的法律和经济政策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本制度环境。而该时期的北京政府，作为各派政治精英妥协而成的暂时联盟，在袁世凯的机会主义行径下瓦解，北京政府的统治基础分裂，成为一个软弱的中央政府，集中体现在财政状况几陷于破产境地。这直接导致政府在经济上的无能，晚清遗留的国营工业也大多陷于困顿，其对民营工业更是无暇顾及。而同期民间的实业热潮兴起，商民社会空前活跃，通过内部的自治为工业发展降低了交易费用。这种格局恰好形成了一个软弱的、维持基本秩序的政府和一个活跃的、自治的商民社会。此时的市场也发生了变化，一战期间，外国工业无暇顾及中国市场，而此前中国商品化速度的提高，进一步拉动了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同期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带来轻工业制造成本低廉，利润丰厚。作为对市场有效需求的响应，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国内民营工业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一战结束后的1923、1924年间的工业不景气又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该时期工业发展背后的宏观结构性隐忧。第四部分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南京政府上承孙中山节制私人资本、推进国家资本实现工业化的政策思想，在世界各国纷纷强化政府对市场调控职能的背景下，统治甫一稳固即着手调整政策思路。南京政府注重完善近代化的经济政策法规，并大力改革财税货币制度。一方面改革税制，裁撤厘金，并在颁行的国定税则中保护国内产业；另一方面废除银本位，推行法币制度，加强对经济和市场的调控。南京政府还控制金融，设立专门的国家实业机构推动国营重化工业的发展，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和经济行为在促进民营工业发展的同时，也使该时期的工业发展初现国家资本主义的端倪。市场方面，南京政府时期的中国市场继续发生着变化，市场范围进一步扩大，商品结构中工业品的增长显著，社会剩余通过不平衡的交易加速由农业和内地流向工业和口岸，二元结构并无大的改观，使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蕴涵着隐隐的不安，1931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就充分暴露中国工业发展的脆弱性。第五部分对民国25年的工业发展状况作了一个整体性的总结和思考。民国25年的工业发展模式虽有变化，但起决定性影响作用的经济结构变化不大，传统农业依旧是工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政府的关税、汇率和经济政策保护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世界资本主义对国内工业发展的制约，但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在具体政策方面进退为难的处境充分体现了这一矛盾。政府政策取向及其能力变化始终是这一时期工业发展的一条鲜明主线，围绕这条主线不停调整政府和市场、社会关系，对工业发展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这样一次被外敌入侵打断的工业发展进程，留给我们无限的思考，即使在工业化已取得巨大成功的今天，这些思考仍旧可以感应时代、响应未来。
邓泽辉[3]2000年在《中国近代进口替代工业的历史作用》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近代中国向工业化迈进过程中，进口替代工业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促进了我国近代经济结构的改变与改善；增强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国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不利地位。其消极作用是次要的：在近代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充分合理利用国际分工和国外资源市场以及企业的技术进步方面，制约了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
于新娟[4]2007年在《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及其影响（1912—1936）》文中研究指明棉业外贸是中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国计民生、社会变迁、经济变革，而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在1912-1936年有着巨大的起伏波动，并对区域经济产生极大影响。本文以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棉业对外贸易为研究对象，考察棉业进口贸易的态势变化，分析棉业进口贸易对区域经济所产生的冲击，以及区域市场作出的回应。全文共分五部分：第一章，首先对文章作一个题解。由于本文是作为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区域范围的界定必不可少，棉业外贸是本文考察的中心内容，所以文章首先对“长江三角洲”和“棉业外贸”进行了界定。学术界关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研究成果丰硕，但是有关棉业外贸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文章对棉业外贸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了研究的框架。第二章，先是分别从棉制品和棉花进口数量和价值等多个侧面考察了棉业的进口贸易；进而从进口棉业的产品总价值、产品结构以及结构变化与棉纺织业的关系诸方面，考察了棉业进口贸易的整体态势，并将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贸易的变化与全国棉业进口贸易状况加以比较，以对棉业进口贸易整体态势做出判断。1912—1936年长江三角洲棉制品进口种类丰富，年进口值明显高于民国以前的年进口值，不过因国产布竞争，几种进口历史悠久的本色布种进口量下跌趋势明显。棉花进口在1912—1919年处于徘徊状态，之后直到1931年进口量和值上升趋势显著，棉花对外贸易入超严重。1912—1936年棉业进口总值，在前20年起伏中渐次增长，1931年达到最高值，之后棉业进口价值大幅下降，至1936年跌至最低值，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价值与全国棉业进口价值相比，两者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占全国棉业年进口价值的比重，呈现为递增的趋势。棉制品和棉花在棉业进口贸易中比重的消长，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些变化都体现了棉花进口贸易不断增长、棉制品进口贸易渐趋萎缩的态势，这种态势与国内机器棉纺织业的关系非常密切。第三章，考察了洋行控制操纵长江三角洲棉业进口贸易，进而使进口棉业的产品占据了长江三角洲市场，并分析了长江三角洲传统棉业市场因进口棉业的冲击日益萎缩，土布业呈衰微之势，土棉市场也日趋缩小。棉业进口贸易的操作权由洋行把持，洋行通过操纵进口棉业的货源及市场需求、运销网络等控制了棉业进口贸易；日本利用欧战的特殊时机，以及优越的地理位置、纵断的棉业组织、政府的有力支持和机动缜密的营销手段等，使其棉制品在长江三角洲市场不仅胜过欧美，而且迅速排挤中国的手织土布。进口棉制品对长江三角洲市场的占据，导致手织土布业日趋衰败。外棉在长江三角洲市场的畅销，以及日商对中国棉花贸易权的控制，就使长江三角洲的棉花对外贸易出现矛盾的现象，不仅有丰富的外棉进口，也有一定数量的土棉出口。第四章，探讨了在区域经济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政府、棉业团体、棉商布商以及棉农和织农所作出的应对。在传统棉业受到进口棉制品和棉花严重冲击的情况下，政府虽然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是在税收政策以及棉产改进的实际操作中作出了一些努力；棉业团体可谓发挥了中坚作用，对上呼吁政府出台政策，并身体力行地进行棉产改进，对下传授棉学知识，倡导农民参加棉产改进及产销合作。处于对外贸易漩涡中的棉商布商，其经营也随着与世界经济的日益接轨以及追求利润的目的而有所变化。处于棉业链条上最原始端点的棉农和织农在困境面前也作出自己的选择。第五章结语，民初以来由棉业外贸态势引发的冲击对区域经济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伎传统棉纺织业固有的坚韧格局——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转趋解体，由棉业外贸引发的棉业生产发展与市场扩大，在经济领域内引发的广泛变化，显示了20世纪上半期长江三角洲区域农村经济的新动向。本文在研究中，注意中国特殊国情规定下自身各种内在的动力、特有的应对能力与方式，以及制度环境推动或制约棉业外贸的复杂性。重估在回应国际经济挑战过程中，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
张晓辉[5]2009年在《竞争与共生:对外贸易与广州的建设发展(1912—1936)》文中研究说明广州素以对外贸易兴市,由此进行生产要素的转换,实现经济循环。外贸与本埠市场开放、近代化生产、城市建设、市民生活等均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洋行既控制了广州的外贸,对当地建设亦有推动。舶来品虽冲击了传统市场,但与国货生产并未脱离竞合的关系,并引领了市民的生活时尚。
郭卫东[6]2014年在《印度棉花:鸦片战争之前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文中认为时至清代,棉纺织业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原棉需求愈旺。在输华白银短缺的情况下,印度棉花一度成为外国输华货品的第一大宗。印度棉花的批量入华印证,在鸦片战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入,涉及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耕织结合系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此时中国的棉花经济,已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中国境内的国内经贸体系,而是开始受到异域的影响。英国等赖此重建对华贸易结构,海外棉也首次与中国千家万户耕织结合的小农、小手工业经济相结合。
樊海潮, 张丽娜[7]2019年在《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文中提出多产品企业出口在我国对外出口中一直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随着中间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重要性的逐步提高,在当前逆全球化态势愈演愈烈的情况下,研究多产品企业在面对贸易自由化冲击时,如何通过调整其不同产品的成本加成,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并提高企业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章基于修改后的De Loecker等(2016)方法,估计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产品层面的成本加成,并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研究了我国多产品企业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对其内部不同类型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差异。研究表明,进口中间产品关税下降会促使多产品出口企业提高其出口产品的成本加成,且对非核心产品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更大;随着产品排序的增大,企业对其成本加成的调整幅度也增大。也就是说,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有助于缩小企业内部核心与非核心产品间成本加成的差异,进而优化企业内资源配置。影响机制分析与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文章的研究结论。文章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提高当前贸易摩擦频发环境下我国出口企业的抗压能力和整体竞争力,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贸易新格局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张夏, 施炳展, 汪亚楠, 金泽成[8]2019年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真的会阻碍中国出口贸易升级吗?》文中研究表明随着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加剧,中国企业出口贸易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大多研究立足于宏观层面,以至于掩盖了企业异质性特征,使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贸易的关系莫衷一是。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研究框架,推理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生产率阈值来推动出口贸易升级,并运用高度精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研究发现,一方面,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阈值,降低了出口企业数量;另一方面,进口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倒逼出口企业进行高端品贸易,提高了企业的出口产品规模和出口产品质量。该研究结论在多元化的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这意味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是出口转型升级的“绊脚石”。
王杰, 段瑞珍, 孙学敏[9]2019年在《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文中认为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以及产品质量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并且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对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第二,环境规制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及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因贸易方式、要素密集度、污染程度不同存在差异。第三,通过引入生存模型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具有负向影响作用,但随着产品质量的提升,环境规制有利于延长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持续时间。
邢广程[10]2014年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边疆安定和发展——以我国东北和西部边疆为视角》文中研究指明2013年中国提出的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中国在不断持续发展过程中面向不断变化的世界所提出的战略构想。本文从挖掘“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价值、“草原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定位、绥芬河作为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的意义、积极发挥新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证,提出要特别关注“丝绸之路经济带”构建中的新疆与中亚合作问题、阿富汗局势对中国新疆的影响两大问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建设和落实提供了我国东北和西部边疆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1912—1936年中国的进口替代工业与对外贸易[D]. 邓泽辉. 广西师范大学. 2000
[2]. 变迁中的民国工业史（1912—1936）[D]. 龚会莲. 西北大学. 2007
[3]. 中国近代进口替代工业的历史作用[J]. 邓泽辉.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
[4]. 长江三角洲棉业外贸及其影响（1912—1936）[D]. 于新娟.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5]. 竞争与共生:对外贸易与广州的建设发展(1912—1936)[J]. 张晓辉.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9
[6]. 印度棉花:鸦片战争之前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J]. 郭卫东. 近代史研究. 2014
[7]. 贸易自由化、成本加成与企业内资源配置[J]. 樊海潮, 张丽娜. 财经研究. 2019
[8].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真的会阻碍中国出口贸易升级吗?[J]. 张夏, 施炳展, 汪亚楠, 金泽成. 经济科学. 2019
[9]. 环境规制、产品质量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J]. 王杰, 段瑞珍, 孙学敏. 产业经济研究. 2019
[10].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边疆安定和发展——以我国东北和西部边疆为视角[J]. 邢广程. 中国边疆学.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