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主体的衰落与置换——库切小说《福》的后现代、后殖民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后现代论文,主体论文,库切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71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31(2006)04-0057-04
库切1986年出版的小说《福》是对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笛福的经典作品《鲁宾逊漂流记》的再度创作，库切借鉴了笛福的写作风格，以一种特殊的手法模拟再现了笛福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元素。库切的作品与原作相比有较大的变化，《福》这部作品虽然脱离了南非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所表现的仍然是库切一直所关注的问题。
鲁宾逊神话一直对文学史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鲁宾逊漂流记》出版之后，鲁宾逊就作为一个经济个人主义的神话而变得十分流行。在我们对库切《福》进行阅读的时候，会发现相较于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库切的作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重大的改变：女性叙述的声音和性别角色问题；鲁宾逊形象的重新塑造；星期五言语权利的缺失以及自我与他者二元对立的关系问题。
一、女性叙述者的声音和性别角色
在《福》中，库切插入了一个女性叙述者苏珊巴顿，把她放在一个与鲁宾逊·克鲁索平等的位置上。在《鲁宾逊漂流记》中，女性的地位是微不足道甚至是被忽略不计的：她们从来没有自己的名字，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扮演着母亲、妻子、女儿或寡妇的角色。在笛福的作品中，对于鲁宾逊而言，星期五的陪伴甚至比一个女人的陪伴更重要。笛福刻意把女性忽略掉，漠视两性关系，因此笛福的这部《鲁宾逊漂流记》一直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判。而库切的《福》在故事情节的设置上，则是从女权主义角度对《鲁宾逊漂流记》进行的批判和改写。库切的《福》中安排的苏珊·巴顿形象与笛福的小说《罗克塞娜》中的罗克塞娜的形象类似，她们都有顽强的生命力，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坚韧的生存意志，这些都是她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赖以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库切在《福》中设置的苏珊·巴顿形象打破了《鲁宾逊漂流记》中男权主导一切的情势，给小说注入了新鲜的力量。
《福》的叙述者苏珊·巴顿，是一个冒险家，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笛福的“罗克塞娜”的性格特征，她对鲁宾逊男权意识领导权的挑战是有意的，她的出现也是对传统的帝国主义叙事体及权威的挑战。苏珊寻找被绑架的女儿的过程中，遇到船难，漂落到荒岛，被一个全身赤裸的欧洲男子鲁宾逊·克鲁索和黑人哑巴星期五所救。苏珊返回英国后决定写出并出版她的这段经历。由于她自己没有很强的写作能力，就找到了作家福，但福篡改了苏珊·巴顿讲述的内容，把苏珊的所见所闻改编成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从这里我们知道了小说是如何产生的。苏珊·巴顿本人却想把在男人记载的文档里被刻意抹去的女性经历重现于世人面前，她自己荒岛生活的经历正是这种生活的体现，也是她努力想让世人知道的一段经历。而福却把她引以为自豪的经历压缩为她流浪生活的一个小插曲，把重心放在探讨挖掘苏珊荒岛之前的生活之上，苏珊非常气愤。苏珊为自主而抗争，为争夺作为女性的话语权利而抗争，她努力把自己从男人为女人设置的规范中解放出来，她决定走自认为适合的道路，不落到男人的牢笼里。因此她这样告诉福：“我选择不告诉你我在船难之前的生活经历，因为我没有欠包括你在内的任何人一个解释，一个关于我为什么拥有故事的原因的解释。我选择去讲我、克鲁索和星期五在小岛上发生的故事。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我有自由去讲我愿意讲的故事。”[1](P13)
然而同时，苏珊·巴顿又是一个十分复杂且自相矛盾的人。尽管她不断地抗争，但迫于许多现实的压力，又不得不进行妥协。福建议把苏珊隔离于故事之外，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述她的故事（寻找女儿的故事）。苏珊·巴顿感觉到她坚持的叙述以及她把自己想像成一个自由人的事实都不翼而飞了。苏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用起了男子的名字。在英国，她用了鲁宾逊·克鲁索的名字，声称是他的妻子，目的就是为了拥有鲁宾逊的物质财产的权力（在回英国的船上，鲁宾逊·克鲁索已经死了）。后来，苏珊和福还为了谁拥有故事的所有权而斗争。
我们在比较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库切的《福》时，就会发现叙述主体的改变，由鲁宾逊的叙述转到了苏珊·巴顿的叙述。库切切入了这种长久以来封闭的空间，以女性叙述者的声音搅乱了鲁宾逊、笛福这种“他的世界”，让历史、故事不仅仅掌握在男性手中，但是叙述主体的转换是否真的带来历史的真实？这便是库切提出的疑问。鲁宾逊的死亡，星期五的无舌使一切岛上经历的真相掌握在苏珊·巴顿的手中，鲁宾逊的所作所为经过苏珊的口中完全变成了她操纵、捏造的对象。苏珊一再提到书本与真相，真相是一回事，小说是另外一回事。她觉察到叙述本身的文本策略及自主性，苏珊有意识地转换真相，使文字无法描述具体的现实。
苏珊把小岛描述成一块面包，它能够让他们存活，但当有更美味的甜点时也就不会喜欢面包了。在《福》中，语言与真相的鸿沟作为当代元小说的基本元素，由于苏珊的性别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变得令人难以捉摸。苏珊在返回英国的船上开始就对外声称自己是克鲁索夫人，这显然已经是对男权的妥协，苏珊复归为女权主义声称的男性的附属品，但是这却赋予了苏珊讨生活和引诱其他男人（船长、福、星期五）的资本，因此苏珊这个特殊的人物设置使小说的叙事艺术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二、鲁宾逊形象的重塑
在《福》中，塑造鲁宾逊这个人物形象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与《鲁宾逊漂流记》中的鲁宾逊是截然不同的。在笛福的小说中，鲁宾逊是个典型的开拓疆土、创造新世界的殖民者，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有着孤独的荒岛生活经验的鲁宾逊明白，提升心态的必要性以及要有一个行之有效的管理蓝图。从偶然发现以前扔掉的东西在“地上抽出几根青绿的茎子”，“茎子上又生出十几个穗子，和欧洲的大麦甚至英国的大麦一模一样”[2]，鲁宾逊就努力让自己把这片荒地想像成花园，在身体和心理的创伤治愈后，就如一个早期殖民者那样在岛上开拓自己的王国。他是国王，他的山羊是士兵，他通过对小岛的征服以及与吃人族的抗争，建立了小型的社会秩序。星期五是他忠实的奴仆，他成为了一个统治者。笛福笔下的鲁宾逊在空间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围墙，而且更以叙事、札记、编年叙事的形式记录事实，他十分注重自己的话语权利。可以说鲁宾逊是一个典型的殖民者的形象。
在《福》中，经济个人主义完全崩溃了，库切笔下的鲁宾逊·克鲁索是个沮丧、容易厌烦、没有动力的人，既不反抗也不在道德上进行沉思。苏珊·巴顿震惊于星期五失去舌头的不公平，她提出疑问：“上帝是不是睡着了？”鲁宾逊的回答是很冷漠的：“为了世界上商业的繁荣，上帝必须有时醒着有时睡着，像低等生物一样。”[1](P23)鲁宾逊·克鲁索缺乏精神的支柱，没有劳动的激情，没有经济的安排，没有任何合法的社会秩序。总之，没有任何行为能使他从枯燥和封闭的生活中解放出来。鲁宾逊生存的唯一原则就如他自己一样简单：我们必须为了面包而劳作。库切笔下的鲁宾逊就如一个苟延残喘的老人，他不仅记不清楚自己的经历，视野狭小，而且每次讲的故事都跟上一次不一样。
其实，库切笔下的鲁宾逊不敢在岛上生火或在山上挥舞帽子跳舞，倒不是因为害怕海盗或食人族，而是因为他安于现状，顽固不化，不想被解救。鲁宾逊除了异想天开以外，并不能讲出事实的真相，没有任何文字为依托，没有用笔记录下只言片语，他总是抱着这样的态度：“没有一件我忘记的事情是值得记忆的。”[1](P17)这就与帝国的权威叙事形成强烈的反差。叙事体、文字摘录使帝国的真理变为现实，它需要常常去叙述、回忆，才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而鲁宾逊放弃了这种权利，他希望他的岛上故事随着离开荒岛的那一刻而沉寂。
鲁宾逊其实是帝国主义男性的代表，他象征着统治、征服的能力已经被颠覆，而显得女性化，甚至连人类基本的两性欲望都丧失了。苏珊曾问过星期五：“如果你的主人真的希望成为一个殖民者，并且要留下一块殖民地，难道他就没想过要留下自己的后代吗？”[1](P83)苏珊和鲁宾逊之间是性别的对立，鲁宾逊·克鲁索这位殖民者软弱无能，启蒙理性的虚构本质已经暴露无遗，他还丧失了叙事权威，这意味着帝国、男性权威受到威胁。鲁宾逊在返回文明世界的途中病逝，荒岛生活的真相落到了苏珊和星期五的身上，而星期五的不能言语导致鲁宾逊的话语权力完完全全控制在了苏珊·巴顿的手中。苏珊以克鲁索夫人的名义，向英文世界的人们传达了他们的荒岛生活经历。苏珊可以随意增减甚至夸大鲁宾逊的故事，鲁宾逊的经历到底是真相还是虚构？就不得而知了。这对男性叙事占据权威的西方世界来说真的是一个极大的讽刺和挑战，以至于后来出现了作家福，他又蓄意改变了苏珊的叙述，使话语权力得到了分流，故事也就离事情的真相和现实越来越远了，甚至让人分不清楚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而真相完完全全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那就是哑巴星期五。
三、星期五言语权力的缺失
星期五是库切作品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设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个黑人奴隶，曾经是野蛮的食人族的一员，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而且又是个哑巴。鲁宾逊·克鲁索和苏珊·巴顿的出现使星期五认识到所谓的文明人的世界是怎样的，而星期五的无言是沉默？是震惊？还是无言的对抗？星期五本身就是一个谜，特别是他的那些奇怪的肢体动作。
星期五的出现使文本呈现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白人与黑人的对立，文明人与他们所奴役的野蛮人之间的对立。库切的小说呈现的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是一种既敌又友的关系，甚至是敌友难分的，纵然库切并不愿意见到黑白对立的情况。苏珊·巴顿的出现其实起了一种弱化作用，用来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库切被认为是反种族隔离的作家，因为他向来同情弱者。星期五的无言和无知是一个黑人形象对白人世界进行反抗，星期五的无舌是白人叙事下的一道阴影，他的沉默是无以言传的文字的敌人。
苏珊发现星期五是她的故事中的重要一分子，不讲述星期五的故事，她自己的故事也就缺乏真实性。苏珊把自己看成西方启蒙运动的继承者，她有责任去教化其他民族，让他们把殖民史的细节一五一十地道出。她希望通过启蒙教育把星期五改造成一个和她同样的文明人，而不是食人族中的一员。她试图和星期五进行对话，教星期五英文，而星期五眼中充满的尽是空洞迷茫。苏珊教他写字，而他画出来的尽是一排排长脚的走动的眼睛。苏珊为了记录下自己的历史，“将白人的语言、白人的思维逻辑强加给星期五，她迷茫了，而星期五，则在沉默中，保持他的抗拒。只是，他的抗拒没有通过语言表达，而是显示在他的沉默，他的低鸣和舞蹈中。”[3]星期五保持了自己的本性，没有被同化掉。
星期五的神秘是很多白人捉摸不透的，甚至不能接近的，根本就找不到一点点可以解开谜底的方法。库切描述的星期五拥有的神秘难测、迥异而深奥的文明，也许正是大自然和祖先密切相连的文明，这正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捕捉其真谛的原因。星期五引出了许多激起人们好奇心的线索，他的舞蹈和音乐十分玄妙。然而，神秘的非洲文化和生命激情并没有使西方世界改变，星期五的无声、沉默也没有根本地改变白人世界。
有一个现代主义的命题——成为自由人还是奴隶，这是个选择。然而对于星期五来说，他并不懂什么是自由，自由之于星期五只是一个字，甚至只是从嘴里发出的一个噪音。在他们返回英国的时候，苏珊曾经试图找个办法来解放星期五，并把他送回非洲。她把星期五送到一艘波士顿的船上，给了他一些钱并在他的脖子上系上了有关他的资料。苏珊当时就意识到，星期五没有防御的能力，可以确定的是他不久便会重新被卖，恢复奴隶的身份。一个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他的反抗也是无力的。星期五其实是在对世界的不确定，在抗拒霸权或与之共谋之间摇摆，陷入权利话语的框架之中，采取一种不合作的姿态，以沉默作结。文章结尾，星期五的无言溪流是超现实的、神秘的，文字为之消失，水流以不间断而且无阻碍的方式，流向世界各地。星期五张开嘴，涌出一股缓慢的溪流，没有呼吸，没有障碍……库切的这种结尾处理，星期五的无言的抗议，被认为是一种反讽，星期五只是将旧有的叙事体变得更加复杂。
四、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在《福》里，后殖民主义和西方融合得更加完整。《福》公开地袒露了殖民主义，同时也关注着帝国主义和启蒙精神。就苏珊和星期五来说，一个是殖民者的后裔、白人女性，一个是被殖民者的后裔、黑人男性。苏珊和星期五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他们两个其实是互为他者的。苏珊代表西方文明，代表白人世界，她的自我是不允许星期五这个他者——代表了纯粹的非洲原始文明，与大自然、与祖先最接近的文明——的存在的。于是，苏珊想尽一切办法，想同化星期五，使他接受欧洲的文明，成为和她一样的文明人。苏珊用启蒙思想，教星期五识字，认英文，试图让他开口说话，发表自己的看法，然而，星期五看到苏珊描绘出的非洲的景物时，他的眼神是空洞的，渺茫的，也是陌生的，丝毫没有见到熟悉景物的那种兴奋。也许是星期五心目中关于非洲的看法跟苏珊的完全不一样，只是苏珊把自我的看法强加到星期五的身上，而星期五只是以沉默来作出是否要被同化的两难抉择。
在《福》中，苏珊和星期五之间的不能沟通，反映出自我与他者的不能交流，交流的不可能性很快会成为交流的不受欢迎。在库切的《福》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苏珊对星期五的态度是矛盾的，苏珊既对星期五的理解能力感到失望，对他对现代文明的无知感到遗憾；但同时，苏珊又发现，星期五的肢体语言、舞蹈、音乐十分玄妙，她想努力探寻星期五为白人世界所不知的秘密。在苏珊排斥星期五的时候，又觉得喜欢星期五，甚至想引诱他，苏珊就是这样在排斥和欣赏之间跳跃。在《福》中，在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界限有时又是模糊的、不明确的。
库切把《福》的结尾安排得比较魔幻，比较超现实，他安排了一个死亡的画面：在福的家中找到了福和苏珊的尸体以及笛福的著作。这个结尾解构了著作的所有权和真相，而且将启蒙思想也瓦解了。库切也许在暗示南非的整个文明都停滞不前了，南非的白人领导者一直都不停地强调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一直捍卫这种思想观念并把它强加于黑人身上。“在这种启蒙、教化的思想体系下，南非的黑人和白人都十分尴尬，教化的结果，就像星期五本能的声音从他嘴里被根除了一样，连同他的舌头，什么都给破坏掉了。”[4]其实自我在影响、同化他者的过程中，也受到他者的影响；在现实中，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黑人和白人应该是相依为命的。
库切的小说《福》充满了神秘性，有很多值得探讨的地方，它跟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一样，用的是第一人称，但又从一个女性叙述者的角度，讲述了鲁宾逊、星期五和苏珊的故事。但在故事的最后一部分，那个充满后现代意味的尾声中，叙述者跳出了框架之外（结尾没用引号来叙事，因此不是苏珊向福讲述的），以一个不知名的“我”，进入苏珊、星期五和福的世界里，打破一切叙述主体的幻象，星期五的口中流淌着无言的溪流，是他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福》消失在它叙述的“洞”中，消失在星期五无舌的口中。
五、结语
库切的作品素来以南非社会、黑白肤色、殖民历史、种族隔离、政治暴力等话题为主，《福》虽然并未针对南非的现存问题，但隐含着内在的焦虑。他选择改写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其实是对白人男性叙事的不确定，对帝国叙事的不确定。库切考虑到其他性别，其他种族，其他肤色的人群可能对既定的叙事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有可能去解构这种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叙事方法。库切以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南非白人的焦虑和不安。
瑞典皇家科学院这样评价库切的作品：“在关键时刻，库切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游移退缩、畏葸不前，无法率意而行。这种消极被动既是遮蔽个性的阴霾，却也是面向人性的最后一方聚集地——人们不妨以无法达到目的为由拒绝执行那些暴虐的命令。正是在对人的弱点与失败的探索中。库切抓住了人性中的神圣之火。”[5]《福》中的星期五就是这样的角色，他以沉默进行抵抗，但是历史永远掌握在那些有话语权利的人手中，不讲出历史，可能永远被埋没。星期五的无言溪流流向很远很远的地方，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种神秘，一种沉思。
收稿日期：2005-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