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掘传统文化“和谐”基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基因论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文,和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华民族“和谐”思想的丰富内涵
（一）“和谐”蕴涵着事物的多样性统一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和谐”较早的记载见于《国语·郑语》，西周太史史伯曾形象地比喻：“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也就是说，金木水火土相配合生成万物，酸甜苦辣咸五种滋味满足人们口味，协调六种音律来悦耳，端正七窍来服务于心智……多种因素相互综合、相互协调，才能组成新的事物，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史伯还从反面进行了论证道：“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只有一种声音谈不上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不能构成五彩缤纷的景象，只有一种味道称不上美味，只有一种东西就无法进行优劣的比较。可见，“和谐”包含多样性、差异性、矛盾性甚至冲突性，但最终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这是先人最早对“和谐”的理解和表述。
后来，晏子继承了史伯的思想并加以发展，对“和谐”的认识由对日常生活的感悟，提升为对君主治国理政的评价。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晏子在回答齐侯“和与同异乎”问题时说：“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1](P606) 就是说，厨师做羹要用各种不同的调料来烹制，才能得到美味；乐师作曲要融合不同的音乐元素，才能谱写出美妙的音乐。君主治理国家也是同样道理，制定一项决策，发布一项命令，要善于倾听多方不同的声音，广泛参考借鉴不同意见，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相互补充和完善，使决策或命令更加合理，君臣之间才能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和谐的状态，君主的治国理政才能更加有效果。
（二）“和谐”体现了事物存在与发展过程中的美好状态
在汉语中，“和”总是与一切美好的事物相关联，如和平、和睦、和气、和善、和美、和乐、平和、祥和、温和、亲和、和谐等，都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审美理想和至高境界。
第一，“和谐”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平衡而协调的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认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是人类社会各种关系和谐状态的基础，并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支撑、有机联系的整体，认为万物只有处于和谐的关系中，才能各得其所，获得发展并生生不息。正如《中庸·知法》所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2](P177) 荀子更是以“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3](P147) 发展并升华了这种观点。
第二，“和谐”是指人的身心处于最为健康的状态。《中庸·纲领》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P89) “中”是自然人的状态，“和”是社会人之符合礼义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境界，人就会温和安详从容自若，那么天地各居其位，万物自在地生长发育。
第三，“和谐”表达了人际社会关系处于最佳的稳定状态。先秦思想家把“和”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作为政治理应达到的一种美好效果。孟子提出了著名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4](P69) 的思想。《尚书·尧典》也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5](P1) 强调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使之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自己的诸侯国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家庭和睦，国家安宁。这是一种十分理想的社会状态。也正如《礼记·礼运》所言：“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6](P312)
最后，“和谐”是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重要法则。中国人一直认为“和”是解决国与国之间冲突的原则，主张“协和万邦”。“协和万邦”的说法最早出现于《尚书·尧典》中，随着《尚书》被尊为儒家经典，其所主张的处理邦国、族群关系的准则也就逐步成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关系的法则。“协和万邦”，不仅是古代先贤的政治理念、道德准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想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重要体现，反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优良传统，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大一统国家的建立。
（三）“和谐”隐含事物发展和升华的潜能
据记载，西周末年，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的著名论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万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区分了“和”与“同”的内涵及其意义。所谓“和”，其基本含义是指各个不同的对立面相互配合、统一而达到的平衡状态，“和”能够生成新事物。所谓“同”，则是指某一方面或类型事物的自我同一，也就是相同事物的累积，所引起的只有量的增加而无质的变化，最终不可能产生新事物。不同事物之间彼此为“他”，“以他平他”是指各种事物的配合与协调。所说“生物”，即万物生生之理；所说“不继”，即万物灭绝之因。这一观点在以后的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一再得到确认：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7](P92) 管子的“和乃生，不和不生”；[7](P132) 荀子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3](P147) 都蕴含着“和实生物”的观点。 北宋思想家张载更是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认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7](P474) 在张载认为，“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不是排除矛盾、消弭差异，而是存在着浮沉、升降、动静、相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等对立面的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的、动态的和谐，而正是这种整体的、动态的和谐，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发展，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二、“和谐”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重要特征
思维方式属于认识论范畴，它以社会存在为生成的土壤和背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一种折中、综合、平衡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最大特征是重视整体和谐。“整体和谐”作为中国思想文化中人文精神的重要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华夏民族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久远地纵贯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之中。
（一）古代“整体和谐”思维方式的含义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整体和谐性思维是指把天地、人、社会看作密切贯通的整体，认为天地人我、人心人身都处于一个整体和谐的系统之中，各个系统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关系，处于一种协调的状态。古人有许多经典的言论，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如儒家的孟子说：“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7](P151) 道家的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8](P18) 后人把“上下与天地同流”与“万物与我为一”联系起来，就可以得知无论是先秦的儒家还是道家，都是把人与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整体和谐系统，也由此可以明白先秦典籍中出现的大量的“一”的含义。如《易·系辞传下》的“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7](P50) 老子的“是圣人执一以为天下式。”[9](P53) 荀子的“百王之道一是矣。”[3](P55) 从根本上看，“一”都是在讲整体、系统及其贯通。
华夏民族经过长时期的观察、领悟，逐渐形成了由“天—地—人”组成的和谐整体的宇宙观念。早期，《易经》以代表天的乾卦和代表地的坤卦领头，以象征天的阳爻和象征地的阴爻作为构成六十四卦的基本单位，以解说人事祸福的卦爻辞附着于象征天地变化的卦象之后，以表明天地和同，万物化生，人与天地分而相合。这种结构布局初步确定了宇宙系统论的模式，以及人如何与宇宙系统相统一的规范。在整体和谐思维上汉代有了巨大的进步，汉代使阴阳学说和五行学说得以完善，第一次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理论模式和一般系统的双层结构模型，为人类的思维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创新和发展，到宋代，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著的《太极图说》，认为天地系统的秩序结构，就是真正实现“天—地—人”宇宙大系统的和谐统一。宋代把古代中国整体系统的思维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华夏历史上“整体和谐”思维方式的社会意义
第一，从古老的图腾崇拜看民族融合所呈现的“整体和谐”思维特征。图腾崇拜是一种最原始的宗教形式。龙是中华民族时间最悠久的图腾，它马头、鹿角、蛇躯、鹰爪、鳞身、鱼尾、虎腿，完全是多种动物的集合体，而又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命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华夏历史上众多民族在交往和战争中合体，各民族各取一物象征代表自己，从而创造出综合图腾的具体的历史事实。
在5000年的历史进程中，华夏境内众多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并以文化为纽带，使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形成“一体多元，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关系。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经历过多次高潮：第一次，从春秋战国至秦，约五百年，是以中原周围各族吸收“诸夏之族”的大融合。结果是楚人、吴人、越人、东夷人、西戎、南蛮、北狄与“诸夏之族”融合成汉民族。第二次，从南北朝到唐初，约四百年，期间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前赵、后赵、前燕、前秦等十六国，逐渐也被汉化，最后融入汉民族。第三次，从五代十国到明初，约五百年。女真、契丹、西夏、沙陀等少数民族进入西北和北部许多地区，经过五代十国，也与汉民族同化，以至元朝统治者将这些被征服的辽、金、西夏人通称为汉人。满清入关后开始了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融合。这都有力地显示了以和为贵的华夏文化，整体和谐的华夏思维，具有强大的融合和消解的能力。
第二，从早期的对外开放看文化交融所呈现的“整体和谐”思维特征。从汉朝开始，中国就开始与世界交流，除了与周边国家朝鲜、日本、越南、缅甸有广泛联系外，与南洋群岛、马来半岛交往也很频繁，著名的“丝绸之路”也是那时候开通的。到了唐朝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唐朝的国子监和太学，接纳二万多外国留学生，盛况空前。正是这种开放、交融，才有中国传统文化对外域文化的广泛吸收，才形成了盛唐雄伟的峥嵘气象和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儒释道三教合流，标志着华夏文化走出大陆而成为东亚文化，也描绘出中国传统文化融化外域文化的极其灿烂的一页。华夏民族的整体和谐思维，铸就了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千年辉煌。
总之，中国古代整体性思维方式的社会意义，就在于注重社会和谐、强调文化统一或化异为同。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其文化之统一，民族之浑整。在这里宗教虽云有儒、释、道、种种，却能不相妨碍，或且相辅而行。种族上，若追源溯流自有甚多不同；而今则都已浑忘。方言虽不免有殊，而‘官话’大体通行。尤其文字是完全统一底。所有其历史、文学、礼俗、信念，即藉此种文字典籍以传布全国，直接间接陶养了每一中国人的意识和感情。……中国总是化异为同。”[10](P115)
三、“和谐”思想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
哲学最终是人的哲学，哲学就是人的自觉。在人的哲学上中国哲学集中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浪漫性和超越性。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和谐”思想又鲜明地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中庸之道”价值观。追求天人合一，天人有序而和谐，人生有序而和谐构成为中国哲学的基本关怀。
（一）“和谐”表现为独特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典的生态智慧，在中国哲学中居于主导地位，并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独特观点，也是中国哲学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大贡献。
“天人合一”的观念起源于西周时代，而作为专有名词则是由张载提出的：“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7](P481) 在文章《西铭》中，张载的“天人合一”思想表达得更为精辟：“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7](P479) 意思是天地之间的气，构成了我的身体；作为气的统帅的天地之性也是我的本性，天与人是统一的。天下之人皆兄弟，天下之物皆同类。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然为大，惧天、尊天、敬天、顺天，认为人与自然天地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自然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而这一境界之极致，乃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它超越了有机生存、生命共同体下的境界，直接视天地万物为我之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成就起宇宙式的大我。由此可见，“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深入思考人与自然关系时提出的极其重要的伦理思想，也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追求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化及其发展产生了长远而广泛的影响：其一，造成了中国文化中整体系统和辩证发展的思维方式。无论是儒家博施济众、成己成物的仁心，道家“万物与我为一”的宽容，还是佛家普度众生的情志，都是“天、地、人统一”观念的结晶。效法天的刚健日新与地的厚德载物，造就了中华民族专心精诚、含弘广大的禀性与开物成务、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其二，造成了追求和谐社会的理想主义倾向。中国古代的哲人认为，了解“天人合一”的根本道理，就有了做人的最高境界，把美好的理想凝聚于心中，并求实现于人世。其三，造成“诚明合能”的人生修养哲学，推动人们在成己成物、人我交融中实现人格、品德的完善。《中庸·治国》说：“诚者，天之道也。”[2](P148)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2](P151) 可知“诚”是“天”在“人”中之德，“明”是对于理想以及一己之“德”“能”的觉悟，“诚明合能”是要使人的心性修养与人我的和谐、对天地自然的顺应都融合为一，以培养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把品德、精神逐层提升至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总之，“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东方哲学中的“天人合一”命题，[11](P142) 不仅涵含着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涵含着个体与群体的统一、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因此有理由认为“天人合一”不仅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且追求个体与群体的和谐、追求人的感性欲求与社会伦理道德的和谐，直至追求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
（二）“和谐”表现为“中庸之道”最高价值原则
在中国哲学中，“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观。中，指居中不偏，无过无不及；庸，指平常，切合实际，易于实行。中庸就是经过对两端的调整达到的统一、平衡、和谐状态。这个平衡协调的观念及能力，是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优势，是国人“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的文化天分。“中庸”价值观是由孔子提出来的：“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2](P72) 可见，孔子指出，“中庸”是一种。“德”，“其至矣乎”之“至”，含义是“极高”，也就是称“中庸”是“至德”，则可知“中庸”的含义是指最高的德。“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2](P89) 这又是说，“中”是天下人们最大的根本，“和”是天下人们共行的原则，达到了“中和”的境界，天地便各在其位而运行不息，万物便各得其所生长发育。可见，“中庸”这一“至德”又叫“中和之德”，这就是“中和位育”。“中和位育”，位者，安其所也，讲的是秩序；育者，遂其生也，指的是进步。只有以和谐、均衡、中和、公正为本，才能均调天下，才能和乐人民，才能使国家强盛、人民富裕。所以说“中庸”、“中和”、“中和位育”是深沉广远的价值观念，是治国安民的根本法则与根本哲学，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儒家和谐进步思想的概括，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凸现了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并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精神文化产生了重大而久远的影响。
四、“和谐”精神充盈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古代思想家对中华民族道德实践的总结，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在中国古代社会，与小农经济相适应，很早就形成了以宗法关系为纽带、家国同构的社会范式。[13](P245) 在这种社会范式下，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就成为伦理道德的重要规范，并在中华民族古往今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在“仁爱孝悌”中，和谐集中凝聚为“爱”
仁爱孝悌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极为重要而又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12](P153)“仁”被赋予了丰富的道德内涵，但其核心是“爱人”。在孔子看来，对人有爱心，是一切美好品德的开端。当然，孔子心目中的仁爱带有一定的等级观念。孟子继承了孔子的仁爱思想并淡化了仁爱思想中的等级色彩，同时融进了较为浓厚的平等意识，后来儒家思想的继承者明确提出了“博爱之谓仁”的道德主张，进一步将仁爱之心推广到每个人身上。家庭是一切社会组织的中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这便是儒家所倡导的“孝悌”之道。与中国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相适应，儒家的仁爱思想呈现出由己推人、以内而外、由近及远的特点。总之，“仁”这个概念经过孔子的阐述以后，几乎包括了，人类的全部美德，成为做人的最高标准。
（二）在“谦和礼让”中，和谐突出体现为“礼”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礼的作用，将其看作治国安邦的根本所在，社会和谐有序的根本要求。《左传》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14](P13) 荀子则把礼说成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认为“天下从之者治，不从者乱：从之者安，不从者危；从之者存，不从者亡。”[3](P180)礼不仅是国家的基石，而且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又表现为“让”。“让，礼之主也。”对人谦让，是礼的重要道德内涵。谦让首先是自己要谦虚，不妄自尊大，不骄傲自满，遇利能辞让，治学能下人。只有如此，才能不断进步，有所作为。谦让其次表现为对人的恭敬，尊敬他人，理解他人，虚心向他人学习，是促使自己走向成功的重要方面。谦让体现了儒家所倡导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优良品德，谦让的结果必然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与社会关系的和谐。《论语》说：“礼之用，和为贵。”[12](P7) 由礼让而达到人世间的和谐安定，反映了作为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道德规范的巨大社会作用。
（三）在“真诚有信”中，和谐本真表现为“诚”与“信”
诚信是中华民族所极力推崇的美好品德之一。“诚”有多种含义，如诚实、诚恳、忠诚等，但其核心意义是真实而不虚妄。诚是作用于人的内心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能够保守内心的本真，真实表露自己的心声，丝毫不加掩饰，真正做到表里如一。《大学》说：“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15](P14) 只有首先不欺骗自己，达到内心的真诚，才不至于去欺骗别人。诚的最高境界是“真”，真是道家表示自然本体的重要范畴，特指那种达到天人合一的自然本真。人的精诚发展到极致，就可以达到本真的状态。
“信”是与“诚”密切相关的重要道德规范。信来源于诚，以诚为基础。诚与信相比，一个重在外部的言行，一个重在内心的态度。孔子非常重视信的作用，把信当作重要的交友原则，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12](P4) 孔子还把信当作治国理民的必备条件，认为如果为政者不讲信用，就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国家也就难以生存。孟子也十分重视信，并把“朋友有信”作为自己的一种社会理想。经过儒家及其他各家的反复提倡，真诚有信这种道德规范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华民族所普遍尊崇的美德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条件。
总之，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给后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光辉灿烂的思想，绵亘不绝的历史，深邃玄奥的智慧，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中华民族传统的思想观点与精神文化进行认真的审读，有利于我们增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信心和决心，为实现既定目标而努力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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