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社团：值得重视的社会群体资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群体论文,社团论文,重视论文,学术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于10年前所作的《充分发挥社联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讲话，第一次明确而又深刻地阐明了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社联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社会科学的领导，它将作为我国学术社团发展的重要文献载入史册。学术社团从来就是一种宝贵的社会群体资源，具体考察它产生的背景及其在我国的发展，对于我们学习、贯彻江泽民同志的讲话，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学术社团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学术社团群体是伴随近代科学创立而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科学研究发生重大变革的产物。
近代科学创始于欧洲。15世纪，以意大利为中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科学发展的道路；德国采矿业、冶金业、贸易及印刷业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学术和文化的繁荣；西班牙、葡萄牙的海上探险活动，导致哥伦布发现美洲，并促进了天文学、数学和力学的研究。在这个冲击封建教会势力罗网的伟大运动中，哥白尼首先举起了科学的旗帜，提出了“日心说”，并于1543年出版了《天体运行论》，从而标志了近代科学的创立。
17世纪自然科学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作用的变革，使得学术社团应运而生。在古代和中世纪，无论西方、印度和中国，都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科学成就，出现了不少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然而，当时人们科学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解释人类感知到的自然现象，并不注重探索实践的途径；在研究方法上，一般也以个人的孤立研究为主。近代科学创立以后，自然界有规律的现象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分学科的合作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将学术知识和技术能力综合起来为实践服务。正是这种科学革命，促进了以学术研究为纽带，适应民主讨论和为共同目的合作研究需要的学术社团的产生。1560年，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出现了“自然秘密协会”；欧洲早期的学会之一，享有盛名的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2年，著名物理学牛顿、天文学家哈雷都是该会后来的会员。此后，法国和欧洲其它国家也先后建立了科学院或学会，如德国“柏林学会”，俄国有“圣彼得学会”。18世纪后半期发生的欧洲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工业革命不但向科学提出了大量需要迫切解决的课题，同时促进了对科学研究的资助和科学知识的普及；作为法国大革命先声的启蒙运动，则把科学引入到政治领域，牛顿思想成为同教会和强权斗争的武器，从而催生了社会科学。19世纪，随着欧洲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如“地理”、“化学”、“物理”等等专科的学术社团广泛发展起来。到 19世纪末，科学技术发达的英国，各地拥有学会组织100多个。进入20世纪，学术社团进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在国内、国际的广泛学术交流中更是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学术社团的产生和发展，无论对于科学研究的发展还是人类社会的进步，都有重要的意义。考察数百年来的学术社团发展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社团作为一种群体组织，它对科学研究发展的推动作用，至少具有以下5个方面的重要功能：一是聚集、荟萃人才的功能； 二是组织、协调和导向研究的功能；三是交流信息和民主讨论的功能；四是论证、评价科学成果的功能；五是普及科学成果和知识的功能。近代欧洲科学技术之所以获得迅速的发展，是同各种学术社团作用的充分发挥分不开的。至于学术社团对社会进步的影响，也是极其明显的。它不仅体现了公民享有的结社权利，而且学术活动中科学、民主精神的倡导，对社会直接起着启发民智、转变观念、确立正确价值导向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这正如梁启超所说：“西人之为也，有一学即有一会”，“故学无不成，术无不精，新法日出。”
我国学术社团具有优良的传统
19世纪末，学术社团在我国兴起，迄今也有了100多年的发展。 这中间虽然几经曲折，但它们的活动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镌刻着几代爱国知识分子为祖国独立、民主和富强而顽强奋斗的足迹，并且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
中国学术社团的兴起，是以严重的民族危机为背景的。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具有世界意识并关注祖国危亡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的震撼，遂产生了“破百年之网罗”，学西方设学会，“以合群之力”，“济中国之变”的初衷。康有为指出，泰西之所以富强，靠的是学会“讲求”；中国之所以坐受凌侮，在于“风气未开，人才乏绝”，而要“开风气，开知识，非合群不可”。梁启超也疾呼：“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未有哉！”据梁启超在《饮冰文集》中所记，我国最早的学术社团是谭嗣同创立的“算学会”：谭“自甲午战后，益发提倡新学，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摩厉，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但对中国学会之风“遍天下”起了重大推动作用的，是康有为创立的“强学会”。1895年8月， 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介绍世界大势，“告以开会之故”，引吸了大批爱国之士。同年11月，他又在上海创立了“上海强学会”，宣告“鉴万国强盛弱亡之故，以求中国自强之学”，并出版《强学报》。虽然“强学会”不久即被清廷以“植党营私”、“贩卖西学”等罪名而封禁，但倡办学会的风气“已有不可压抑之势”，在全国出现了“一年之间，设会数百”的盛况。当时的学术社团名目繁多，除仿照“强学会”者外，专业性的有“务农会”、“测量会”、“质学会”、“医学善会”、“法律学会”、“译书公会”等等；地方性的有“南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关西学会”等等；甚至还有“不缠足会”、“戒鸦片烟会”。它们不仅具有鲜明的“御侮图强”宗旨，而且在章程中也都十分强调“广延人才”，“讲求有用之学”，倡导学术民主。正是这些学术社团的积极活动，促进了西学的传播，推动了“百日维新”高潮的到来；而康有为等学术社团的鼓吹者，也因此成为开创中国社会大变动局面的第一代披荆斩棘者。由于戊戌变法的失败，这些中国最早的学术社团大多昙花一现，只有少数得以幸存。但是，它们开启了学术社团在中国发展的先河；为振兴中国“开设学会”，“广延人才”、“讲求有用之学”，则成为中国学术社团的优良传统。
进入20世纪，由于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革的深入，特别是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促使学术社团进一步发展起来，并几次出现了高潮。据《中华年鉴》记载，截至1948年初，全国共有学术社团136个。 这一时期的学术社团，不仅学科分类已比较明显，组织不断完善，而且有一个重要的特点，这就是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继承了戊戌时期学术社团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直接推动力量。例如，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组织成立的“中国教育会”，1903年黄兴等在日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以及后来在湖北成立的兼有政治性和学术性的“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都直接、间接为辛亥革命的准备作出了贡献。1915年，由留美学生在美国创立的“中国科学社”（后迁回南京），其宗旨为“联络同志，研究学术，以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它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定期的科学杂志《科学》，介绍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建立了图书馆、研究所，其活动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五四”时期，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更是通过组织学术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与世界”。例如，李大钊等先后在北京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周恩来等在津发起成立的“觉悟社”，毛泽东等在长沙成立的“新民学会”、“俄罗斯研究会”等，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处于极端艰苦战争环境下的中国共产党，仍极其重视和积极倡导学术社团的工作。据统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仅自然科学学术社团就有34个，其中，最早的是1938年由高士其在延安发起成立的“边区国防科学社”，影响最大的则是由毛泽东、吴玉章等发起、赞助而成立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社团，有“延安新哲学研究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延安分会”、“延安鲁迅研究会”等。在白色统治的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于1930年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大型学术社团，它们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此外，在近代中国学术社团发展史上，也出现过如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政研究会”，大革命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这样的反动社团组织，但它们为数甚少，无损于我国整个学术社团的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社团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时期。建国初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全国和各地成立了一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学会。1956年8 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作出决定成立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技术学会联合会”，从而推动了各省、市相应科学团体的建立。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在北京召开了发起大会，但未能召开代表大会。尽管如此，各省、市从1958年起也相继成立了社会科学学术社团的联合组织——社联。这一时期，虽然风雨频仍，有很多“左”的政策干扰，但各种学术社团还是在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建设新中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直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它们全部被停止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工作重点转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迎来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的春天。不仅原有的学术社团恢复了活动，而且各种新的学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截至1996年9月，仅省、 市一级的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就有3498个。这些覆盖众多学科领域、纵横交叉的学术社团群体，聚集了全国几乎所有中、高级的教育科研人才，在党的领导下，以巨大的热情和勇气，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走出原先的封闭状态，为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的快速发展，扩大与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并发扬和升华了我国学术社团的优良传统。
学术社团是知识分子社会参与的重要形式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学术社团群体的地位和作用，从根本上来说，是由社会全面发展与进步的目标所决定的。它们的存在和活动，不仅反映了繁荣和发展科学事业的时代要求，而且深刻体现了社会的民主和开放状态，成为知识分子群体利用自身优势进行社会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与途径。
学术社团首先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因素而存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个多层面的社会变迁过程。由于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我国社会正由原先的国家一体化结构向政府、市场与社会三大结构体系并置的局面转变，原有的社会架构、社会角色、社会关系网络也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在原先的国家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下，国家直接控制和调动社会资源并有计划地运用于一定的社会目标，任何个人、群体和组织所具有的资源都是由国家直接支配的。以往，学术社团名义上是独立的群众团体，实际上仍从属和依附于党政部门，执行着统一的政治任务或进行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并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多少独立的作用和影响。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结构体系的形成及功能的分化和重新定位，为政府、企业、社会群体充当独立的社会角色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因此，在当前社会结构转变过程中，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的学术社团群体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社会化发育的重要因素与表征；随着它们真正变成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社团群体，一种新型的推进社会民主、开放以及科学进入决策领域的结构性因素也将逐渐成熟起来。完全可以预期，随着“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以及学术社团的发育，这种新型的结构因素作用将会更加清楚地突现出来。
学术社团更是知识分子群体进行社会参与的一种重要形式与途径。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有多种形式，而通过学术社团则是最为常见的形式之一。学术社团以有专门学科知识的知识分子所组成，人才荟萃、高度的民主组织程度，是它们的最大特点。正是在这样的社团群体中，其人员不仅可以充分自由地表现自己的个人创造性，而且通过共同探索形成的“合力”，可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乃至党和政府的决策，发挥自己的作用和影响力。江泽民同志在《充分发挥社联的作用，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的讲话中，赞誉上海社联是市委、市府的“思想库”、“智囊团”，并希望它进一步发挥以下四个方面的作用，即，“第一，要在加强党和政府同广大社会科学者的联系方面，积极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第二，要在组织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和参与决策方面，充分发挥组织协调的作用”；“第三，要在促进社会科学成果的社会化方面，积极发挥咨询服务的作用”；“第四，要在帮助广大干部群众增强素养和提高理论水平方面，努力发挥宣传普及的作用。”其实，江泽民同志对上海社联的这些赞誉和希望，也是对社会科学学术社团发挥知识分子的社会参与作用的精辟概括。”
应当看到，由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体制，极“左”的思想和路线对科学活动的限制，导致了我国学术社团各方面的基础相当脆弱，功能受到严重扭曲，组织的民主程度不高，并一直难以摆脱事实上的依附地位。在当前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有的甚至面临着生存的危机。因而，新时期我国学术社团地位的确立和作用的发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首先需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我国学术社团都是在党的领导下从事活动的，党的正确领导是我国科学事业和学术社团发展、繁荣的最重要保证。党的领导要根据学术社团的特点和规律因势利导，为它们的存在和发展创造条件，并保证其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国家和政府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健全相应的法规，使之纳入法制的管理轨道，并参照国际惯例，制订与学术社团有关的税则，鼓励企业和社会对学术社团的支持。对学术社团自身来说，则要进一步加强组织规范，努力培育自己的社会功能，并在体制上实行从依附型向自主型、封闭型向开放型、松散型向实体型的转变，从而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社团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