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语言——前期海德格尔语言观剖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德格尔论文,语言论文,在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哲学在经历了由古代本体论（存在论）向近代认识论（知识论）的第一次转变之后，于现代又经历着由近代认识论向语言论（方法论）的第二次转变。在英美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传统和欧洲大陆语言观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两条现代语言论的歧路上，海德格尔显然属于后者。他以其现象学的方法和存在主义的立场推动并实现了这一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集中体现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这一划时代的论著中。海氏的《存在与时间》将语言与存在问题相联系，为其后期语言观更加成熟而系统的表述奠定了基础。追述这一奠基式基础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海氏的存在论，而且可为进一步研究海氏整个语言观作好准备。
一
西方的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源远流长，成就卓著。从古希腊神话中传递神谕的信史赫尔墨斯到后来解释《圣经》的语文学解释学，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词义追踪到其后的语言哲学，从希腊亚历山大里亚语法学派（如狄斯柯利的《论句法》）到罗马语法学家（如瓦罗的《拉丁语语法》），形成了一脉相承的三个分支学科。其根源乃在于把人作为理性的动物而崇尚理性和把语法作为逻辑的思维内核而推崇语法这二者的结合中，而这种结合的最完备形态则是逻格斯。中世纪逻辑语法或普遍语法的建立和寻求国际语言的尝试，其后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风靡一时，洪堡关于普遍语言学和人的精神关系的学说，现代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关于语言与言语、历时与共时研究的区分，美国描写语言学和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所引起的“语言学革命”，无一不是把语言研究奠基在理性与语言相结合的逻格斯的传统内核之中。
然而，这一切努力和成就在海氏看来均属不着边际。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把西方的语言科学讥为“捉襟见肘”，认为亚里士多德对逻格斯的现象学分析和古代存在论缺乏源始基础。“实在论和唯心论都以同样的彻底性错失了希腊的真理概念。”〔1 〕为了把“询问一般语言具有何种存在方式”作为他的语言研究的总目标，海氏明确提出“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和“放弃语言哲学”的主张，以便把语言问题的讨论纳入他关于存在的整体思路中予以解决。为此，海氏将“陈述”作为解释的衍生样式予以讨论，并在这里正式引入“语言”概念。在为这番讨论提供概念基础的时候，海氏又在行文上首先概述“存在”的优先性并引入“现象”的先行概念，由此直接追溯到古希腊的“逻格斯”，以便更“希腊地去思希腊的思想”。这样，在“逻格斯”诸多含义的分析和串接中，海氏终于找到了更为原始的“言谈”，作为正式阐述其独特语言观的一个开端。
“逻格斯（logos）”是古希腊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 其中孕育着“理性、判断、概念、定义、根据、关系”甚至“陈述”等多种含义。海氏指出，这些看似“相互抗争”缺乏一个主导的“基本含义”的情况，其实只是一个“假象”。由于缺乏一个真切而统一的认识，后世各派哲学家难免对其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不断“掩蔽着言谈的本真含义”。在海氏看来，逻格斯的本义正是“言谈”，由于希腊人尚无“语言”这个词，“言谈”便作为人的活动的核心概念而将其余各义统一起来形成一个语义场。“逻格斯”作为“言谈”，本义为“使公开”，即“展示出来让人看”，“言谈之所谈就当取自言谈之所涉”。“言谈（让人看）具有说的性质——发声为词”，而且是“向来有所视的发声”。让人看某种东西便是在一个方面让人“觉知”存在者，故又意味着“理性”。言谈或展示是把某物现成的摆在那里，故又等于说“根据”。所谈及的东西总是处于“关系”中并在“相关性”中明白易见，故逻格斯又有“关系”、“相关”等含义。〔2〕可见，逻格斯的本义是言谈， 其他含义只是派生的。只有以言谈为基础才有意义，也才能理解。
海氏关于逻格斯的剖析至少有以下几点需引起注意：（1 ）海氏发现了逻格斯的核心是“言谈”，而言谈作为活动早于“语言”概念。这一由语言向言谈的核心转移对于西方以逻辑语法为内容的传统语言科学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它确立了海氏以人的言谈活动为核心对逻格斯的独特理解。这一理解对于冲破逻格斯中心论语言观在西方语言科学上的统治地位具有重要意义，至少打开了一个缺口。（2 ）在恢复“人是言谈的动物”这一更具本质性和本源性命题的同时，包含了对“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滑落性命题的纠正。这一纠正的本身不仅意味着对索绪尔以来现代语言学以语言为本体而不以言谈（言语）为本体的语言科学重点的纠正，而且包含对洪堡以来语言科学仅仅置于“哲学地平线”上的有限分析的批判，因为在洪堡的语言哲学中，语言现象的存在论基础仍然未能得到揭示。这样，就有可能通过对逻格斯本义的分析和对人的本质的重新界定，为“言谈”作为“生存论存在论”的基础工作作好准备。（3）由于在分析逻格斯时，海氏能够以言谈为中心把语言与理性、语言与真理等关系作为哲学问题予以追根寻源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又断然不同于纯粹语言学的词源学解释和语言分析哲学的指称与意义的解释，因此给人以多方启迪。海氏通过揭示语言借助理性对于存在者既有所“揭示”又有所“遮蔽”的双重性质，深刻地道出了语言的两重性，理性的局限性和真理的相对性。这一努力有助于人们对三者的本性及其相互关系保持必要的警觉状态。
海氏对“逻格斯”的分析甚至拯救了“逻格斯”本身，这其中又包含着拒斥西方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努力。因为传统哲学正是固着于“言谈所及的东西”，才把“逻格斯”解释为“理性”、“判断”、“定义”、“根据”，甚至“陈述”。这样，在把语言归约为语法，语法归约为逻辑的同时，也就把“逻格斯”本身归约为“逻辑”（logic）了。因此，在语言学捉襟见肘、不着边际的同时，以往的哲学又以“随心所欲的阐释，不断掩盖着言谈的本真含义”。这一切都使得“逻格斯”像言词一样，成为现成的存在者和随时可以上手的工具而听人使唤。
二
陈述，无论在古代作为逻辑语句的基本样态，还是在现代语言分析家那里成为命题结构的条分缕析，都是不可忽视的现成存在者。而在海氏那里，陈述不仅仅是一般语言学上的句子或逻辑学上的判断，而且是和真理、存在以及领会、解释等问题密切相关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氏之所以要从“纯粹构词法上的”逻格斯剖析进入句子层面的判断的意义的解释，即陈述问题的讨论，乃是基于三点考虑。（1 ）他把陈述的“作为”结构视为对领会和解释具有构成作用，通过对“作为”结构“以何种方式模式化”的追述更好地说明领会和解释。（2 ）由于“在古代存在论的决定性开端处，（Logos ）曾作为通过本真存在者和规定本质存在者的唯一指导线索”，故需将陈述的分析纳入基础存在论的讨论以显其特殊地位。（3 ）既然陈述一直被当作真理的首要“所在”和本质“所在”，那么，分析陈述便可以为提出真理问题作好准备。基于上述考虑，海氏从陈述的三种含义入手展开了对陈述的解说。
海氏认为，“陈述首先意味着展示”。即让人从存在者本身来看存在者。他举了“这把锤子太重了”为例，说明这一陈述展示的不是“意义”，而是“在其上手状态中的存在者”。其次，“陈述也等于说是述谓。‘述语’借‘主语’陈述出来。主语由述语得到规定。”复以上句为例，被说出来的是“锤子本身”，而说出的东西则是“太重”。 〔3〕又“陈述意味着传达（分享），意味着把陈述说出来。”这一说出来即是向他人传达和与他人分享“在规定性中展示出来的存在者。 ”〔4〕以上三点的综合考虑使我们能够说明陈述与领会及解释的关系，并指向陈述的存在论基础。海氏认为，陈述作为解释的一种样式必然要重视解释的本质结构，从而将在领会中展开的东西和寻视中揭示的东西通过解释进一步展示出来。故而“陈述是有所传达有所规定的展示。”〔5〕
海氏关于陈述的这一本质界定，在其基本精神上同英美分析哲学家们对待陈述的方法大不相同。这不仅仅是由于海氏联系到领会与解释因而具有解释学的先行观察维度，而且还由于海氏企图说明“陈述总已经活动于在世的基础之上”〔6〕因而具有存在论生存论基础。因此， 联系到以上对陈述的界定和海氏对于陈述的完整论述，以下几点就显得颇为重要：
（1）英美分析学家无论他们中间有多少差别， 都把陈述作为一个现成的语言表达式罗列出来，然后作语法上或逻辑上的含义分析。似乎陈述的意义是分析出来的，而不是在有所传达有所规定中展示出来的。而海氏则认为，陈述在存在论上“来自领会着的解释”，其存在论基础在于“先有、先见和先行把握中”。陈述必须先行具有已经展开的东西，而在着手规定之际已有一种先见来看待说出的东西，在说出之际一向已有了一种先行的把握。只是由于语言已具有某种成形概念作为把握，使陈述的“先行”不那么明显罢了。由此观之，陈述不是产生于领会着的解释之后而是之中，而语言分析学家们似乎对现成陈述的意义的分析寄于太多的希望，以致于忽略了陈述的生存论基础，使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2）陈述作为解释的衍生样式，必然要重现解释的本质结构， 从而将在领会中展开的东西和寻视中揭示的东西通过解释进一步展示出来。然而一个陈述的产生在有赖于寻视着的解释的同时，却都会发生生存论存在论上的若干变异。这一重现解释的本质结构表现为“存在论诠释学的‘作为’，以别于陈述的句法上的‘作为’。”〔7 〕而作为手头工具的锤子一旦变为陈述的对象，就会发生一个转变，即把先行在手的“用什么”转变为陈述中展示的“关于什么”。这样，对现成状态的揭示就成为对手头状态的遮盖。正是这种遮盖的揭示使陈述有可能指向事物的本质。相比之下，语言分析哲学家不仅没有像海氏那样区分句法上的“作为”与诠释学的“作为”，而且忽略了陈述在其展开过程中有变异的可能，更有揭示与遮盖的双重性质。这就有可能把陈述作为现成分析对象，而缺乏对它的动态把握，即使关于“可能世界”的理论也没有作到这一点。
（3）随着“用什么”向“关于什么”的转变， 解释的“作为”结构也在发生变异。来源于现成的什么在陈述中作为现成的什么被加以规定，致使陈述在句法上的勾连以牺牲这个什么在周围世界所依赖的意蕴中的割断为代价。这一“作为”的割断又恰恰是勾连，唯其如此，即“寻视解释的原始‘作为’被敉平为规定现成性的‘作为’”——这一敉平正是陈述的特点——“陈述才能观望着进行证明。”〔8 〕这就是说，陈述有可能在构成句子中被从现实世界上拔掉了根，而在语句表达中被语言的规定性敉平为一个双方可以共同认可和接受的平均状态，以便与他人分享陈述的传达。这一对陈述的存在论生存论的终极关注，在语言分析哲学家那里却没有或不愿顾及，而是忙于对句子指称与意义的技术性分析，或者从预先设定的抽象的原则出发，去寻求陈述的真假的逻辑学证明了。
海氏本人在总结这番讨论时指出：“我们证明了陈述源出于解释的领会，并由此弄清楚了logos 的‘逻辑’植根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工作。我们认识到logos的存在论阐释是不充分的， 这同时使我们更尖锐地洞见到：古代存在论生长于其上的方法基础不够原始。”〔9 〕之所以会如此，乃是由于把逻格斯经验并阐释为现成的东西，以致于混淆了“形式上有某某东西的存在”的存在和“现成存在”的存在这两种存在。以这样的眼光看待陈述问题，就使得海氏对自洛采以来的“有效”为标准的判断理论，对“把‘有效’当作理想的存在方式，当作客观的、当作约束性”这三种含义提出根本的质疑。这样，海氏也就得以在重论陈述问题的过程中，通向了彻底的现象学解释学的陈述论和存在论生存论的真理观。
三
如果说海氏对于逻格斯和陈述的分析可以构成和分析哲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传统的某些对应关系的话，那么，海氏对于日常语言的分析则可以构成和分析哲学中的日常语言学派的某种对应关系。然而这种对应关系的确立却是十分危险的。这不仅是因为海氏所坚持的是欧洲大陆人文主义传统的语言观并把其导向前所未有的存在论的深度和广度，因而和科学主义传统的语言观大相径庭。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海氏从存在主义立场以现象学的方法对语言进行人文的整体审视和终极关怀的时候，实际上包含着对以往一切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乃至形而上学的彻底清算。而在前期，海氏在提出“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也就同时提出“放弃语言哲学”的口号。相反，以弗雷格和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分析学派却是要对语言进行彻底的逻辑化、形式化和哲学化，显然走的仍然是逻辑语法的传统路子甚至将其推向极端。另一方面，日常语言学派的分析哲学家，例如赖尔，在强调日常语言在日常使用中并无混乱只是在哲学层面上可能导致混乱的时候，实际上同罗素等人的观点并无本质的区别——因为二者都要把哲学从“语言病”中解救出来，仅仅各自对于病因的诊断不同而已。在逻辑分析领域和日常语言领域相继留下足迹的维特根斯坦，最终走向了描述语言之后取消哲学的结论。海氏至少在前期没有走得那么远，他只是要“放弃语言哲学”。
放弃语言哲学，作为询问语言有何种存在方式的起点，乃是海氏《存在与时间》中所代表的前期语言观的基本任务。这里包含着“把言谈道说出来即成为语言”〔10〕这一基本理解，和人“这种存在者以揭示着世界和揭示着此在本身的方式存在着”〔11〕这一基本信念。在关注“此在的生存论建构”那一部分，以“在此与言谈，语言”为标题，海氏专门讨论了言谈与此在的关系问题。其总的精神是：“作为此在展开于其中的这一生存论机制，言谈对此在的生存具有构成作用。”〔12〕海氏提出，言谈总是“关于”什么的言谈，言谈又能够“道出自身”，即当下的现身（情绪状态）；作为传达与公布，言谈使人能够“杂然共在”。这便是言谈的构成环节。而言谈之为言谈，便在于上述诸结构的整体性中。由此可知，以往的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或专注于其中的某一构成环节，但都未能关注诸结构的整体性。听和沉默作为言谈的两种可能方式，对言谈与此在均有构成作用。听、共听、审听使共在形成，并把言谈同领会和可领会状态联系起来。听就是领会和理解。同样，沉默既包含领悟也包含说的倾向，它可使言谈公开又可使言谈消解。说、听与沉默乃构成言谈的基本方式。
把言谈同存在联系起来，使海氏同时指出言谈本身的构成及其对此在与共在的生存论构成作用。从存在主义的立场出发，闲谈则是沉沦于世混同于常人的日常此在的存在样式。言谈之向闲谈滑落，在于闲谈在人云亦云和不求甚解中只顾闲谈而不负责任，因而与本真的存在无涉。闲谈在同样的“平均领悟”中不求创造而满足于似懂非懂。它在建构此身中不去揭示世界和展开此在反而固步自封凝固不化。于是，闲谈在“依乎‘世界’，同乎他人，向乎自身”的组建中极易由平均领悟跌入公众意见的专政之下。“它恰恰是以不断被除了根的方式而在生存论上是除了根的。”〔13〕
海氏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截然不同于语言分析哲学家对于日常语言的分析。因为无论是逻辑学派的分析还是日常语言学派的分析，都把语言分析作为满足其哲学表达的某种需要。他们注重的是语词和句子的具体的语义分析和命题分析，而不重视语言自身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生存的构建作用。这样，他们的语言分析就带有很强的操作性、规范性和技术性。相反，海氏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是以言谈、互听和沉默等各样方式所构成的生存论的整体意义为指归的。他透过语言或言谈的表层结构而寻求隐藏于背后的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不是语义学的、语用学的，更不是语形学的，而是生存论意义上的。在言谈的展开状态中，言谈所勾连的可领会状态是既有揭示又有遮蔽的，揭示这种庶遮便包含着人对现象世界的呈现方式。同时这种勾连又是隔断，它使言谈在建构自身和此在的同时为公众舆论所左右因而缺乏思想。摆脱这种状态的努力在于揭示对当下此在藏而不露的生疏状态。归根结底，海氏是要以唤起哲学的沉思来超脱此在理论的平均领悟状态和被解释状态的自明和自信，使人们返回到生存的本真状态。
四
《存在与时间》一书的标题，暗含了时间在存在问题上的重要地位。在“言谈的时间性”等节，海氏通过对言谈的时间性与其他时间问题的区分，一方面澄清了在时间中绽开的言谈本身，一方面更加强了言谈与存在在时间性基本结构中的统一性。（1 ）海氏首先区分了语言的时间性与言谈的时间性。语言的时间性表现为特定语言系统中的“时”、“体”、“序”等语法概念。这些语法概念固然也反映特定语言使用者对时间的理解和建构，但与当下正在言谈的时间性问题无涉。因为语言科学求助的正是这种“流俗的传统时间概念，但倚借于这种时间概念，体的生存论时间性结构问题甚至还从未提出来过。”〔14〕在传统时间概念中，时间被作为现成的“存在者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一如“词汇和词序首先是现成的”那样。海氏不满于“外在的句子理论和判断理论却把‘是’降格，弄成为‘系词’。”〔15〕因为形式化的陈述在把系词作为纽带的时候，使判断消解在“格式化”的形式中，沦为算计的对象而不是成为存在论阐释的课题。海氏主张把存在与真理的原则联系起来，认为“只有从言谈的时间性出发，亦即从一般此在的时间性出发，才能澄清‘含义’的‘发生’，才能从存在论上使形成概念的可能性得以理解。”〔16〕（2）言谈的时间性在于， “言谈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时间性的”。因为一切关于什么的言谈都奠基于时间性绽开的统一中。这种绽开并不是说言谈只在时间性中组建自身，也不意味着言谈的时间性是过去、现在、将来三维结构中直线式地前后相继进行。而是着重指出言谈的时间性在于它的“当前化”，因为“当前化”具有一种“占优势的组建作用”。这样，“到时不意味着绽出样式的‘前后相随’。将来并不晚于曾在状态，而曾在状态并不早于当前。时间性作为当前化的将来到时。”〔17〕正是通过“当前化”的组建作用，言谈在语言中说出自己，从烦忙议论着“就‘周围世界’说起”，使得由领会、现身情态与沉沦组建而成的完整的此在之展开状态通过言谈得以勾连。（3）言谈的时间性与此在的时间性密切相关并达到整体统一。 这就是海氏区别于“流俗的传统时间概念”的“源始的时间性”。根据这种时间性，此在的机制和过去存在的方式在存在论上才有可能。因为时间性乃是“烦的存在意义”，而此在的空间性在生存论上只有通过时间性才有可能。这里海氏明言此在的时间性有别于康德意义上时间优于空间的提法。它不指空间中形成的事物表象作为在心理上出现的时间性，而是指时间性使此在不断从“有”向“无”绽开，从有限向无限超越的本真性存在历程。“时间性在每一种绽出样式中都整体地到时；即生存、实际性与沉沦的结构整体的整体性——也就是说，烦之结构的统一，奠基于时间性当下完整到时的绽出统一性之中。”〔18〕
海氏关于语言的时间性与言谈的时间性的区分，以及关于言谈的时间性与生存的时间性的统一，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1 ）语言的时间性之区别于言谈的时间性，在于它是淀积于传统的一种符号化的文化因子。作为“流俗的传统时间概念”，语言的时间性虽然也包含着人们对时间的普遍理解和理性把握，但它毕竟固化在语言的语法观念之中，在西方语言而言，就是固化在逻辑与逻格斯之中。而语言科学只注重语言的时间性的语法和逻辑形式，忽视它在日常生活中构建成言谈时所产生的此在的存在论变异，这无异于把语言符号中固定化的语词意义和语法意义误认为是言谈本身所构建起来的活生生的生活意义。可见，海氏这一重要区分，乃包含着对逻格斯中心论语言观的深刻批判。而把语法范畴等同于或混同于逻辑范畴的作法，正是亚里士多德以来传统形而上学在语言观上的具体表现。（2 ）海氏把言谈的时间性与此在的时间性视为在结构上相统一，也就是把此在的生存意义和言谈的构建意义在“当前化”的意义上相统一。这样，时间性不仅构建着烦的的意义，同时也构建着言谈的意义。这里不再是形而上学意义上与空间相分离的时间概念，不再是物理学上物体存在与运动的交叉时空观，也不再是心理学上以时间“包纳”空间的时间概念。从有（存在）到无（不存在、虚无）的绽出和展望的此在的时间性，在言谈中得以构建此在达到共在并超越自身。在此过程中把领悟与解释、存在与真理、对生命的体验与对世界的认识统一起来，展示出来。这一统一和展示，不仅包含着对哲学上物理主义与心理主义的现象学的背离，而且包含着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和对存在遗忘的提醒。这样，语言哲学中世界——心灵——语言的传统三分架构，也就在海氏存在——时间——言谈的统一性中成为统一的绽出。因而，《存在与时间》就第一次以时间性为结合点把存在与语言的关系作为课题摆在人们的面前，并第一次把语言放置在存在的生存论基础上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奠基了一个基础。
总结前期海德格尔以《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语言观，它具有重要意义：（1）以逻格斯中心论语言观为靶子， 澄清了西方语言科学和语言哲学造成的迷误。他提出“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的口号，已成为当今欧陆人文语言哲学家的共同目标。海氏要放弃的语言哲学乃是旧的语言哲学传统，而不是要放弃对语言的哲学思考。（2 ）海氏对逻格斯的分析确立了言谈作为语言的本质的基本观点，这一观点直接指向以逻辑语法和普遍语法为核心的西方语言科学的分析传统，为“把语法从逻辑中解放出来”打开了一个缺口。（3 ）海氏关于陈述的现象学解释分析，进一步找到了陈述的存在论根据，为真理问题的解决畅开了新路，划清了与英美分析哲学的人文精神界线。（4）存在与语言的联系， 既为语言研究确定了存在论基础，又于传统存在论的“无根”状态的解决有所帮助。言谈的诸构成环节及其对此在的构建作用，在时间性的统一中与此在的烦的结构一同到时，把语言与存在的当代课题明确地摆在人们的面前。
然而，海氏的整个语言观至少在前期尚未充分展开，或者说只是一个开端。由于语言问题受制于存在问题的整体思路和《存在与时间》的全书结构，无法作为独立的研究课题突现出来，只是为后期更为成熟而系统的表述奠定了一个基础。以前期到后期，随着海氏对存在问题的直接关注转向对人类生存环境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其语言观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可以说，在前期海氏把语言确定为以人为活动的言谈，尚未摆脱人类中心论语言观的传统陋见。随后，基于对神本主义、人本主义、逻辑主义语言观的背离，和对技术时代语言状况的批判，尤其是把语言与诗、艺术、大地、大道联系起来，提出“语言是存在的真理的家”的著名论题，海氏的语言观才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收稿日期：1996—10—16
注释：
〔1〕〔2〕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译本，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3页，第40～43页。
〔3〕〔4〕〔5〕〔6〕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89页， 第190页，第191页，第192页。
〔7〕〔8〕〔9〕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93页，第193 页，第195页。
〔10〕〔11〕〔12〕〔1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97 页，第201页，第161页，第206页。
〔14〕〔15〕〔16〕〔17〕〔1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13页，第414页，第414页，第414页，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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