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毛泽东的人民利益思想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意义论文,利益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04)05-0001-08
毛泽东同志是20世纪中国大地上涌现出来的三位历史巨人之一。虽然他已故去20多年，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人们对他所怀有的一种特殊感情。笔者认为，毛泽东理论中的人民利益思想是他赢得人民热爱的重要原因。重温这一光辉思想并从中吸取营养和智慧，对当前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也是我们对历史伟人的最好纪念。
一、为大多数人谋利益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特征
人民为本，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毛泽东关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的思想是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的。他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无限的创造力。热情讴歌：“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他常说：“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2]他认为，共产党的路线、政策、观点，不但领导干部要懂得，而且要让广大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让群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然而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的，如何处理好这一关系呢？毛泽东同志主张，应把人民群众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统一起来。他曾反复提醒并要求党的干部要关心群众生活，帮助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同时，又使他们（人民群众）由此出发了解我们提出的更高的任务，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他说：“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大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3]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既是我们的根本出发点，也是衡量我们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4]。那么，究意怎样才能判明某种言论行动是符合人民最大利益的呢？毛泽东认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他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这些论述，体现了毛泽东同志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科学的唯物史观的统一。
毛泽东认为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一定要体现在行动上。凡涉及到群众的利益问题，都要落实到每一项具体的政策中，解决好每一个具体的问题，帮助群众克服每一个具体困难。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绝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坚决克服和避免那种大而化之、空洞无物、画饼充饥的现象。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就如何关心群众生活，如何具体维护群众利益的科学方法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认为，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他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时刻把他们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疾苦，要通过对群众具体困难的了解，通过办一件件实事、好事，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切实维护他们的利益。毛泽东同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维护群众利益的要求落到实处。
毛泽东同志对劳动人民有着热烈而深厚的感情。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告诫一切共产党员，要热爱人民、尊重人民。他常说，不管你的地位有多高，官有多大，都不要称王称霸，都不要摆臭架子。要当霸王，总有一天，是要唱霸王别姬的。他还说，要平等待人，上下级之间不要搞成猫鼠关系，在群众中，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要先当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总之，一句话，就是要当“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此，师哲同志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说：“主席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深沉而真挚，发自内心，没有什么矫揉造作。”“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根本动力”，这不是一句寻常的话，而正是毛泽东同志的伟大过人之处，是他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杰出人物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的人民性思想是怎样产生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众所周知，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是个具有一般爱国心的知识分子，他接受的是旧式学校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教育，为什么他对人民群众、对劳动人民有这样深厚的感情呢？当然，最基本的是由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此外，还同他一生的革命生涯所经受的锻炼和改造是分不开的。在战争的烈火中、在革命的熔炉中，他的那些非无产阶级的旧意识被逐步抛弃，无产阶级的意识逐步增强，最终形成了视人民如亲人、人民至上、人民为本的人民性思想。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不是他对群众的阿谀奉承，而是他从活生生的革命运动中亲身体验到了群众的伟大。但不认识革命、不参加革命行动，就很难懂得群众的伟大力量，更无法体会到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之处。1942年，毛泽东曾对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语重心长地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堆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自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我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6]这一段话，是一个革命领袖当众做出的最赤诚的自我解剖，是毛泽东本人思想改造过程的真实描绘，任何时候读起来都是非常动人的。
二、毛泽东始终不渝、倾其毕生精力实践了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
毛泽东不仅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坚定维护者，而且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实践者。他言行一致，倾其毕生精力实践了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革命战争年代，他踏遍千山万水、历经千难万险，为人民谋解放；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依然保持了革命战争时期的革命热情和拼命精神，长年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为人民工作。有些事情看似“藐小”，但它却是毛泽东同志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的真实写照：
（一）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决策的准则
中国的农民占总人口的90%以上，农民是人民这个历史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关注农民的利益，其实质就是关注广大人民的利益。综观其一生，毛泽东始终把是否符合农民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订政策的标准。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国南方的农民运动得到了较快发展，极大地震动了社会各阶级。一些大地主、大土豪、劣绅纷纷向国民党右派“告状”，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要求“取缔农民运动”。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也对农民运动大加指责。当时党内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也要求担任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对农民运动严肃处理。面对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初，完全靠一双脚行程7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湖南5县的农民运动，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国共召开的联席会议上，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农民运动完全是为了把他们应该得到的那部分权力从封建统治阶级那里夺回来，何来的‘痞子运动’呢？”[7]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起来的理论，明明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的理论，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论……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在那里打翻了他们吃人的仇敌。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8]。毛泽东通过实地调查农民运动，坚定地站在了维护农民权益的立场上。1941年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议上，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了“精兵简政”的议案，遭到了一些党内人士的反对。毛泽东同志反复地阅读了这个提案，并拿起笔把重要的段落圈了起来，一字一条地抄在了自己的本子上，还在旁边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李鼎铭先生的这个议案通过后，毛泽东专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此后，不仅陕甘宁边区施行了精兵简政，而且党中央还把这项政策推广到党所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对此，毛泽东曾严肃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9]“精兵减政”的实施，对于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1973年4月20日，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普通知青家长李庆霖的来信。信中反映了他16岁的儿子上山下乡后所面临的艰难窘境，大胆地冒昧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所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在阅读来信的过程中，情绪从平静到激动，又从激动到酸楚。尽管信中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一再表示肯定，但不难看出仍有不少怨气。毛泽东理解李庆霖的苦衷，理解一个父亲对儿子的爱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毛泽东毅然提笔给这位普通小学教员写了回信并寄去了300元钱以聊补无米之炊。事实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指导下，迅速演变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因其一开始便畸形发展，故人为地埋下了许多隐患，有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解决。毛泽东的回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传达李庆霖的来信和毛泽东的回信后说：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再让主席操心。会后，国务院农林部军代表沙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迅速组织了一支由党、政、军三结合的得力工作队70多人，分成12个调查小组，分赴12个省区调查了解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从1973年6月起，各地迅速拨出专项经费和物资，以最快的速度分发到全国各个知青点上，解决了知识青年的一些具体生活困难，最重要的是，以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回信为契机，党中央、国务院对有关知识青年的一系列政策进行了调整，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高潮走向终点，解决了千家万户所关心的问题。
（二）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衡量政府工作得失的标准
20世纪40年代初在陕甘宁边区，由于一些部门的官僚主义作怪，农民的负担不但没有减下来反而加重了，遂引起了农民的不满。那时，在边区中骂政府的人有之，骂共产党的人有之。清涧县一位农妇丈夫刚去逝，家庭较困难，故对收公粮的人发脾气说：“共产党同国民党一样黑暗，毛泽东的领导就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我们农民到底苦不苦。”结果被保安处抓了起来。毛泽东见到保安处转来的公文后，立即指出：“打骂之事是民间常有的，大部分是气盛所致。再说，我们这几年是不是粮征得太多了？人民的负担是不是太重了？这从反面来说，也是对我们工作敲响了警钟。这个人是坚决不能惩处的。否则，就会影响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10]事后，毛泽东亲自与那位妇女谈话，了解了具体情况后，派专人送她回家，并叮嘱去清涧县的人，一定要带上公文，说明这位妇女没有什么罪过，是个好人，是个敢于讲真话、为我们共产党和革命政府提了良好意见的好同志，并要当地政府对她家特别照顾。同时，要求中央社会调查部和边区政府对清涧县的公粮问题做一次认真的调查研究。该免的免，该减的减，不能搞国民党反动派那套——搜刮民财，不管老百姓死活！毛泽东同志正确对待骂自己的人，在延安时期还流传着这样一件妇孺皆知的事情。1942年8月的一天，雷电交加，延川县县长李彩云不幸触电身亡。消息传出后，一个本来对农民负担不满的农民乘机说：“老天爷真是不开眼，雷只打死了一个小小的县干部，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不懂道理的农民在气头上说的话，不必追究。他还说：“群众这句话虽然是冲我而来的，但这种意见却反映了我们党和政府工作上的毛病。说明了我们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认真去解决。事实上是，从1940年以来，人民的负担确实加重了，所以，我不主张处罚那个农民，我们应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让农民从我们的实际行动中转过弯来。”[11]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边区政府的组织部门对村以上的政府官员重新进行了审查，把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全部撤了下来，对那个骂他的农民，不但没有处理，而且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了公粮的征收任务。毛泽东关于为民谋利益就是为老百姓解决具体困难，不予解决就该挨骂的思想和他在骂声面前重在反省的胸怀，给他的伟人形象增添了许多人格魅力，也给各级干部在加强党性锻炼和个人道德修养方面上了生动的一课。
（三）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
1937年9月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了当时轰动一时的“黄克功杀人案”。杀人犯黄克功是跟随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老战士，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虽然只有26岁，却是身经百战的“老革命”。1937年9月，因恋爱不成，持抢杀人。毛泽东被这件事激怒了，他拍案而起，告诉边区公安机关，对案犯一定要严惩。在延安，当时围绕如何处理这一事件，也有许多看法，有人希望念在他是井冈山时期的老同志，又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毛泽东严肃地说：“我们是人民的政府，一定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谁，不管他有多大权力，有多高职务、地位和功劳，只要他触犯了法律，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为他开脱，必须依法惩处。”[12]边区政府合议庭审理此案后，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毛泽东亲自阅读了黄克功给中央军委的申诉信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他提笔给边区法院院长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人。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法律。”[13]这件事情得到正确而公正的处理后，老百姓对共产党拍手称赞。
1945年8月，蒋介石为继续维持其法西斯独裁统治，玩起了和谈阴谋，连发三封电报以“至诚”、“至深”之情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事”。当时，党中央处于两难选择，不去，就会被蒋介石授之以柄，说共产党不要和平；去，毛泽东的安全又没有保障，因为蒋介石从来就是一个不讲信用的无赖。去，还是不去？在这决定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紧急关头，毛泽东在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果断地做出了历史性的抉择：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毛泽东对与会同志说：“我感谢同志们对我安全的担心，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毛泽东不能不去。我们这次去的目的是击破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的‘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尽一切可能争取政治上的最大主动权，并尽力阻止和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政。”[14]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于1945年8月28日来到重庆。在谈判桌上，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国民政府任职。毛泽东回答说：“我毛泽东是好说的，关键是与我同甘共苦的解放区一万万人民，蒋委员长将他们怎么安排呢？如果他们满意了，我也就满意了。”[15]可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他参加谈判的最高准则。经过40多天的较量，我党在谈判桌上取得了主动权，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说：“谈判的结果，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16]1961年春，党中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胡乔木分别到浙江、湖南、广东等地进行调查。当时，群众普遍反映公共食堂不好，对刮共产风颇有意见。调查人员在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后，由胡乔木向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报告，毛华初也写了一份关于东茅塘解散食堂的材料。毛泽东看过材料后，得知乡下由于刮共产风、办公共食堂等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农村经济受到破坏、森林被毁坏、农民缺少粮食、患水肿病、死亡严重等情况后，心情沉重地说：“下面有人不讲实话；汇报夸大事实，尽讲成绩，不讲问题……解散食堂，韶山可以先搞试点。散了食堂后，要搞好生产。”[17]随后，韶山公社的食堂便解散了，接着，全国各地的公共食堂也相继散了，人民群众对此深表欢迎。人民群众对公共食堂“不拥护”、“不赞成”、“不高兴”、“不答应”的态度，是毛泽东判断公共食堂是否存在的最高标准。
（四）以符合人民利益作为个人行为活动的准则
毛岸英是毛泽东的长子，自幼饱经磨难，毛泽东对他疼爱有加，但仍对他严格要求。1946年2月毛岸英刚从苏联回国，毛泽东就让他到农村去劳动，用毛泽东的话说，是到中国农村这所大学去向农民学习，培养和劳动人民的感情。1947年10月8日，毛泽东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谆谆教导他：“一个人无论学什么或做什么，只要有热情，有恒心，不要那种无着落的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个人主义的虚荣心，总是会有进步的。”[18]他教诲儿子要他做一个有知识、忠于党的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儿子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毛泽东对此感到欣慰。当26岁的儿子提出和不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女朋友结婚时却遭到毛泽东的坚决反对。在当时，女方不到法定年龄结婚的人多的是，但毛泽东却严肃地说：“别人可以，你毛岸英就是一定要到年龄才行！谁叫你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1950年10月，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也把自己刚刚结婚不到一年的儿子送到前线，1个月后，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成为志愿军烈士。事后，儿媳刘思齐请示将岸英的遗体迁回国来，毛泽东却摇摇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岸英是属于成千上万牺牲了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而牺牲，哪有这样的道理呀。”[19]毛岸英牺牲时，刘思齐年仅22岁，正值青春年华，毛泽东又像慈父般地劝导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找一个合适的人，组成一个新家吧！”在毛泽东的撮合下，刘思齐的爱情之花结出二度硕果。毛泽东亲自抄录自己的诗词新作《咏梅》相赠以示祝贺。毛泽东的胸怀像坦荡无垠的大海，他的爱与憎总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谁都知道美帝国主义杀害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其中包括他心爱的年轻儿子的生命，但是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又是他不记旧怨，亲手打开了中美建交的大门。
毛泽东先后有6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成了“皇亲国戚”的韶山、湘乡等地亲友纷纷赴京，想通过当主席的这位亲戚，找一个较舒适的工作，包括他的表弟李柯，妻兄杨天智等几十个人都有这种想法，对此毛泽东总是严肃而又温和地劝他们“想事、办事都要对得起先烈才是。我现在虽然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是革命的需要，我们共产党人是不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政策的，与封建社会有本质的区别。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放工农劳苦大众，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不是为我们毛家一家办事的”[20]。要求杨天智“不要来京，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21]。要求其表兄李柯“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22]。当他的表兄提出让毛泽东给他缝制一件长袍和坐飞机回家的要求时，他总是耐心开导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为国家和人民着想，不要再提过分的要求。”[23]“不是我买不起飞机票，而是国家正在搞建设，缺钱花，大家要节约。我是国家主席，就更要起带头作用，你是我的亲戚，你也要带个好头”[24]。毛泽东对亲友非常关照，凡是他邀请来京的亲戚，往返车费以及吃、住、花销的费用都由他自己支出。但他从不为亲友撑腰，一切都按政策办，他对亲友提出的一些违反原则的要求，总是先批评，然后再耐心地劝说，最后就是一句话“是我的亲戚就要带个好头”！他的爱女李纳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毛泽东要求她平时一道与同学们在食堂排队买饭，周末回家返校时和普通百姓一样坐公共汽车，不得有任何特殊之处。李纳周末与父亲共进晚餐时，往往连盘子里的残渣都用水冲冲喝掉。20世纪60年代，全国人民的生活都非常困难，毛泽东与人民同甘共苦，穿补丁衣服，吃粗茶淡饭，他甚至可以十年不做一件新衣服，几个月不吃一顿肉。毛泽东同志对亲戚、子女和自己的严格要求，表现了一个革命领袖的大公无私的高风亮节，也体现了他对亲友的另一种挚爱。
三、几点启示
综上所述可看出，毛泽东同志倾其毕生精力实践了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一思想既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光辉体现，也是我们共产党人道德观、人生观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对此，刘少奇同志说得好：“对于我们共产党员来说，有一件事是终生不变的。这一件事就是我们要为党的利益、无产阶级战斗的利益，亦即是人类最后解放的利益而奋斗到底。”“这一条变了，就叫动摇、变节或叛变，那是党员最大的耻辱。有了这一点不变。然后其他一切才可以根据情况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不变是变动的标准和尺度”[25]。坚持不懈地为广大人民谋利益，这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毛泽东用行动实践了这一宗旨。当然，他不是“圣人”，他也有过错误，但是，即使是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他在主观上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自然是他的悲剧所在，他的错误也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但他为人民服务的初衷从未改变。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墓前说过，马克思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毛泽东也是这样的人。他年青时曾说：“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26]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而从不为个人争私利的一生。他把自己融化在他所热爱的人民大众之中，并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他所憎恶的人民的敌人斗争不息。他一生的功过是非、喜怒哀乐，无不同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联系在一起。
2001年6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之际，江泽民同志在继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精辟阐明了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内涵和本质要求。200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之时，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了在新形势下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战略意义和总体要求。这些都为全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思想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此时此刻，重温毛泽东为人民谋利益的伟大思想和实践，对我们坚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信念，自觉实践“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的思想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认为，当前牢记“三个代表”思想，坚定不移地为维护广大人民利益而奋斗，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以下三项。
（一）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即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的观点是我们实践三个代表、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前提。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这三个“不能”和三个“最”的观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毛泽东关于最大多数人的利益的观点，也为我们忠实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笔者认为，在我国现阶段，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群众，都属于人民的范畴，他们的利益都应当受到兼顾和维护，但在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时，必须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放在首位，因为这是最紧要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现阶段实现和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就是要在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努力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群众共同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在想问题、办事情时，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以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当前，特别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解决影响绝大多数人利益的实际矛盾和问题。
（二）只有牢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权力观、地位观，才能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
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曾用不同的语言表述过同一个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党的利益就是人民的利益。笔者认为，党员干部只有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才能真正做到利为民所谋。当前，随着我们党执政时间的不断延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随着国内外形势的不断变化，随着干部队伍成分的不断更新，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够在正确利益观的指导下，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努力工作。但也有一些人在利益观上发生了扭曲，如与民争利，以权谋私；贪图享乐，奢侈挥霍；突出自己，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甚至为了个人名利而不惜劳民伤财等。干部利益观的扭曲，受害最深、最直接的就是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就显得非常重要。如何树立正确的利益观？首要的是解决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问题，要在思想上解决好“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留点什么的问题”[27]。这些问题解决了也就为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解决好权力观和地位观的问题也非常重要。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七次会议上的讲话告诉我们，正确的权力观主要包括“四个必须认识到”：即必须认识到我们是代表并领导人民掌握和行使权力；必须认识到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认识到我们手中的权力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必须认识到权力的行使必须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最近有媒体报道了几起政府与农民的土地纠纷问题，读后颇耐人寻味，其问题的实质就是政府与农民争利的问题。如有些地方政府把农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大量征用，出现所谓新的“圈地运动”，然后倒手，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地增值，但这种土地收益农民没有享受到。失去土地之后他们工作无着、生居无着，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不能只挂在嘴上，应在具体问题上，让自己服从农民，让农民利益高于自己的利益。当前与农民争利的问题虽然不是很多，但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虽然只有短短七个字，但意味深长，寓意丰富，值得我们深思。因为利为民谋还是与民争利，不仅是个人素质问题，同时也是党的宗旨和目标问题。农民是人民中的主要部分，如果不能具体地保护农民的利益，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执政为民的宗旨就很难落到实处。
（三）只有健全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好制度，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必须坚持一靠教育，二靠制度。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形成、保持和发扬，既要靠持之以恒的思想教育，又要靠不断完善的制度建设。比较而言，制度建设在党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突出，更加重要。因为，没有好的制度，权力无论掌握在谁的手中，都会因为不受约束而四处泛滥。建设一个联系群众的好制度，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干部制度，逐步改革和废除干部任命制，实行群众民主选举和罢免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各级领导干部永不脱离群众，真心实意为民谋利。而上级任命下级干部，必然使干部脱离群众，“人民的公朴”必然异化为“人民的主人”。例如有些经常见诸报刊的报道说明：有些基层干部只对上负责，为了确保“政绩”完成，弄虚作假填报泡沫数据，四处借贷，完成财税任务，任意加重农民负担。虽然各级“数字指标”到年底大都“出色”完成，但呈现出来的普遍问题是：统计数字严重失真，乡镇债务日益扩大，“三乱”现象屡禁不止，涉农恶性案件时有发生，农民群众怨声载道，干群矛盾不断激化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固然与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以及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党的制度建设落后于形势的需要。这样的乡镇干部是谁选的？乡镇人大代表为什么选这样的人当镇长？答案可能有不少，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乡镇人大代表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如果有了高素质的人大代表，知情知政，体察民意，决不至于选出这种惟我独尊、横行霸道的乡镇长；如果人大代表仗义执言，依法监督，这些乡镇长自然就不敢为所欲为。干部的任免和选举非常重要，在乡镇建设一个联系群众的好制度迫在眉睫。另外，基层干部是否做到为民谋利，更应体现在保障群众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权利上。但长期以来，我们的思想观念仅仅停留在组织和领导个人对生活困难群众的扶贫帮困上。各级领导干部习惯于在每年春节期间跋山涉水、走村入户，将从民政部门领取的解围资金和物资送到贫困户手中，使受惠的贫困群众对我们的领导干部个人感恩戴德。这种沿袭已久的作法带有很大的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治色彩，已经很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现在我们应借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东风，把农民纳入到劳动者中，像一般国民一样，为他们提供劳动机会和社会保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牢记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和要求，对不符合“三个代表”的要勇于实事求是地纠正，对一系列歧视农民群众的政策和制度，应尽快予以废除。这才是真心实意为民谋利的具体作法。今天，我们惟有正视我们在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切实继承与群众密切联系、真心实意为民谋利的光荣传统，从毛泽东思想和作风中认真吸取营养，才能从根本上联系群众，并最终造福于群众。
通过对毛泽东高度重视人民利益思想和实践的考查，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而且是我们今天学习实践“三个代表”的光辉典范。历史必将公正地铭记这位巨人光辉而伟大的一生，毛泽东同志不愧为中华民族精神哺育下的“千古一人”。今天，学习这一思想，自觉实践“三个代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争取使各族人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是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最好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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