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神秘主义认识论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文学背景文化研究之一_认识论论文

俄罗斯神秘主义认识论及其对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文学背景文化研究之一_认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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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H1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0100(2001)03-0027-07

背景文化的研究,在俄罗斯文学研究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迄今为止,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说仍然不够系统。以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更侧重于俄国历史方面,诸如彼得大帝的改革、各时期的社会运动及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卫国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给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近年来,研究的重点开始扩及俄罗斯宗教与文学的关系、俄罗斯文学与西方文学的相互影响等方面。一些学者、专家还把目光投向俄国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背景文化,并对其进行了有效的研究。背景文化的研究,对深入理解俄罗斯文学内在精神,的确是必不可少的。它涉及到许许多多方面,如西方文化和文学对俄罗斯文学潮流的形成和作家创作倾向的影响;俄国国教东正教及其他民间宗教(包括多神教、萨满教和佛教等)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独具特征及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民族习俗对文化生成的影响;俄国固有的哲学,尤其是其认识论和本体论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等等。这种背景文化的概念是不断拓展的,因此具有开放性特点,需要以发展的眼光进行不断深入的研究。本文旨在对其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主义认识论以及它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作一尝试性的探讨,以期对俄罗斯文学的一些现象作出进一步的诠释。

俄罗斯从欧洲引进了法国启蒙哲学、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这些西方哲学流派对俄罗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哲学学派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但俄国除这个众所周知的哲学流派以外,还有一些源远流长的所谓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它们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从古至今对俄罗斯人一直有着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哲学与欧洲的理性哲学相对,充满了对世界的隐匿深层内容的纯内在的、直觉的和神秘主义理解。这个学说最核心的理论是:现实是理性所不能认识的,只有通过神秘的直觉才能得到认识。在哲学上它属于直觉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一种。这种理论起源于希腊正教的观念,其基础是逻各斯,即存在。这一哲学浸透了直觉,哲学家想超越哲学同生活的距离,似乎想用自己的双手去摸摸黑格尔的逻辑所研究的一切。不过,俄罗斯的哲学家们并不是要从物质世界出发去研究生活和世界,因为他们认为唯物主义不能掌握使人生命高尚的所有活动的真理和规律,万物的基元不是物质,而是超自然的精神和上帝。这种基本的世界观特殊性引发出他们充满宗教精神的半哲学、半神学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众多俄国哲学家对神秘主义认识论都有自己的阐发,他们的理论各有特色,对我们全面理解这种神秘主义不无启迪。

斯拉夫派提出了“完整的理性”和“集体宗教理性”的理论。这一派的思想家认为,物质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人不能借助于理性认识现实,因为,第一,理性认识脱离具体特定的对象,失去了内容的丰富性;第二,被认识对象并不能涵括它的整个精神的基本要点,因为在每个个别情况下上帝只部分地表现自己,并且,上帝作为世界的本质,处于认识之外,不会降至可认识事物的级次。因此不难作出结论:只能依靠信仰。斯拉夫派最大的理论家霍米亚科夫由这种认识论出发,作出一个结论:从事实向思想或相反的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事实是多方面的,而且内容也比思想丰富,思想既无偶然性,也无具体性;同样,由抽象的概念也不能重新恢复到生动的现象,因为抽象的概念没有充实的实际内容。霍米亚科夫还认为,人是按照圣像和上帝的相似形象被创造出来的,他的生命的意义在于通过认识和自我完善去追求神灵。人最初就拥有意志、悟性和信仰,综合起来称为“完整的”理性。意志作为人理性的功能之一,是上帝意志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人是有局限的,他的行为必须服从上帝的意志。人的悟性集中了逻辑的性能,后者对于加工被认识的材料是必不可少的。在认识过程中,意志起重要作用,它把认识引向真理。因此哲学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把理性提高到信仰的水平。不过,个人的理性,即使得到了信仰和直觉的补充,也不能理解为世界本质的上帝。因而需要一种集体的宗教理性,它在精神爱的基础上产生。个人的理性只是集体宗教理性的最小相似物。

索洛维约夫继承并发展了斯拉夫派和戈戈茨斯基等人的学说,对俄罗斯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他创立了著名的“完整知识”的哲学体系。按照索洛维约夫的理论,要想得到真知,必须有物的存在及其与认识主体的实际关系,但对实际存在的认识,却不是感知中或概念中的认识,因为此时我们只停留在偶然存在的领域。知识还有另一个源泉——直感,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对真正存在本身的直感,我们的思想才成为思想,感知才成为感知。这样一来,认识的现实性和合理性在这种神秘主义中为自己找到了最后的根据。依照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认识论,认识的主要事实既不在感知之中,也不在概念之中,按其本质,这是神秘主义的事实。而这里的“神秘主义”不同于我们通常的理解,哲学家们赋予了它特定的含义:“神秘主义哲学的对象不是我们感觉到的现象世界,也不是我们思想的观念世界,而是物的内在生命和活生生现实。这种哲学研究的不是现象的外在性质,而是物及其生命的内在性质。这种性质取决于物与其初始原形间的关系”。[1]由此可见,索洛维约夫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实际上是对存在和生命作为普遍和完整的机体的认识论。从这一神秘主义的本质出发,哲学家的认识论形成了三个层次:其一是信仰,它使主体确信和感知概念所针对客体的实际存在。不过,信仰只是认识的开端,还必须有主体和客体的相互联系,只有在这种联系中,主体才能对客体的内在有机现实有所认识,进而获得对客体的观念。客体的概念便由此而生。这是神秘主义认识论的第二个层次。它向主体表明给定的客体是什么,即向主体传达客体的含义。神秘主义认识论的第三个层次是人精神的创造活动,它把人的内在感受变为对客体的概括知识。

索洛维约夫正是用对我们意识的这种阐释来分析上帝存在的。上帝被认为是人以直感感知的那个真正的大一统。绝对,或者上帝,是个别的,同时又是万能的。任何一个机体都表现出两种统一:一方面是行动的和创造的因素,例如有机自然界中的灵魂;另一方面则是如人体这种派生的统一。基督作为上帝的机体也存着两种统一:逻各斯本身的统一和索菲亚或者永远处于基督中的理想完善人类的统一,索菲亚是逻各斯的必然体现和所在,是上帝的永恒躯体和世界的永恒灵魂。每一个人在上帝人的学说中都是永恒的。在时间中产生的一切,也应该在时间中消失。人不是在时间中产生的,因为在肉体出现在世界上之前他已经处在索菲亚的有理性的本质之中,人的这种超世界存在绝对地保证了他的自由。

索洛维约夫还用他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对所谓三个伟大的真理——上帝的存在、自由和人的不朽作了独特的诠释。在他的理论中,一个理想的人同时应该是个性化和万应的造物。人在从上帝生命的永恒统一中独立出来以前便是如此。人在尘世前的上帝的生命中曾经是上帝与非创造的自然间的联系,是世界的灵魂和上帝的保护。但是,这种万物的尘世前的联系只是上帝万能的产物。上帝希望自由的大一统,希望自然界的混杂自动地与他重归一体。依照索洛维约夫的看法,人是解放自然和自然与上帝重归一体的中介,人类最终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绝对的改观和与上帝的重归一体。这里,哲学家对爱这种人身上存在的神秘主义原理特别关注。因为爱能够战胜一切人与人的相互干扰,在大一统中把他们重新结成一体。这种存在于人们重新结合之中的爱,还传至世上的万物。爱应该实现三种重新结合:其一,它应该使个人得到复原,真正加强他与他的自然补充——女人的结合;其二,它应该复原社会的人,使他同社会牢固、可靠地结成一体;其三,它应该复原万能的人,复原他内在的与世界整个自然的有机统一。

索洛维纳约基于自己的哲学理论建立起了形而上学的“完整知识”的体系,它的宗旨是实现科学、哲学和宗教的综合。在这个半哲学半神学的体系中,本体论的使命是把世界物质的统一归结为上帝的“大一统”;而认识论的使命是论述非理性知识;社会学则把全世界神权政治、基督教君主政体宣布为社会的最高理想。尽管我们在索洛维约夫的哲学中可以见到许多西方哲学的影响,但他最终还是创立了自己的独立哲学理论。可以认为,索洛维约夫的哲学充分体现了俄罗斯固有的独特世界观、思维方式和神秘主义认识论。

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更加明确、具体地阐述了神秘主义认识与宗教的关系。他首先把人分为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他认为,“在所有的时代,内在人的世界都在神秘主义中得到揭示,它与外在人的世界相对立。内在人的神秘主义启示总是以各种形式告诉人们关于人的微观世界性。这位哲学家认为,心理学所讲的人还是外在的人,而不是内在的人。心灵的因素更深、更原初。[2]而基督教是内在人的神秘主义。别尔嘉耶夫认为,神秘主义是一切宗教意识存在的基础,宗教生活的神秘起源。“真正的神秘主义,如伯麦的神秘主义,将历史的教会与宗教信仰结合起来,从而深化宗教经验。教会意识成为更加神秘的,神秘主义成为更加教会的……教会的生活就是神秘主义的生活。”[3]宗教把神秘主义中直接感受到和发现的东西转达到意识和日常生活中来。神秘主义使一切宗教生活的源泉和根源富有生机和灵气。当教义的神秘主义源泉枯竭时,教义就会变得僵死并转化成为一种外在的权威。但如果宗教完全转化成为外在的日常生活和外在的权威,那就意味着它的退化和消亡。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宗教的神秘主义复生和崇高精神的充填。最伟大的和真正的圣者都是神秘主义者,宗教意识的深处是神秘主义的,约翰福音书和启示录等都是神秘主义的著作,基督的宗教是赎罪的神秘宗教仪式的宗教。基督教中还有来自使徒的深远神秘主义传统。基督所喜欢的门徒是约翰,神秘主义的传统由他而来。

在别尔嘉耶夫的理论中,对历史神秘主义的论述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历史神秘主义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现象。东方和西方正式教会的神秘主义,亦即东正教的神秘主义和天主教的神秘主义之间的差别在于神秘主义经验构成的不同。这种深刻的差别首先表现在对上帝和基督的态度不同。对于天主教的西方,基督是个客体,它在人的心灵之外,是被追求的对象、爱和模仿的对象。因此,天主教的宗教经验是人向上帝的靠近,可以说,天主教灵魂是哥特式的。而在东正教中,基督是主体,他在人的心中,人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接受基督,因此,东正教中没有冷漠,也没有热情,有的是温暖。在东正教的神秘主义中没有令人陶醉的激情。可以说,东正教不是浪漫主义的,它是现实主义的,清醒的。东正教对上帝的态度如同对主体,他进入人心灵深处,这种态度具有内在的精神性,一切都朝向与上帝的内在交往。在东正教的神秘主义经验中有某种对外在世界的缄默和不可体现性。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神秘主义哲学崇信信仰,认为上帝是世界的本质,是不可认识的,只能信仰。这种哲学由此进一步引申出理性应该服从信仰的结论。基于这样的认识,哲学家为自己确定的任务即是把理性提高到信仰的水平。这必然要导向神秘主义。哲学家把直感视为知识的一个源泉,而直感又产生于神秘主义的本质,即是靠宗教精神认识上帝的意志,进而获得对存在、大一统和人的生活意义的本质认识。俄罗斯的这些哲学家全凭他们的神秘主义来构筑自己独具一格的本体论、认识论、人类学和社会学。这里所探讨的一切都与宗教思维的生与死、人的存在等永恒的问题密切相关。对于我们的文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哲学家概括成为理论体系的神秘主义认识论不同于西方,远不是局限在教徒的范围内,而是扩及整个世俗社会,对俄罗斯人的意识有着不同程度的深远影响,以至于俄罗斯人的生活不能离开信仰,进而喜欢把哲学学说、生物学假说当作宗教来笃信,习惯于相信“神秘主义的事实”……

这种俄罗斯民族所固有的神秘主义认识论必然要反映到俄罗斯文学中来,使作家大量探索了有关人的精神存在的各种问题,诸如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和感觉,信仰,对上帝的态度,弥赛亚学说,人在这个尘世的历史使命,生死问题,圣愚现象等等。在作这一切探索时,作家们往往把对人精神困境的体察与东正教的神秘主义结合起来。他们对所描绘的世界采取的不是“反复思考”的科学把握世界的方式,而是参与到其中,把这个世界本体化、神秘化和诗意化,即同“事物内在的生命打成一片”的神秘主义方式。许多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思维,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神秘主义认识论的影响。果戈理的很多作品都具有明显的上述特征。诚然,果戈理的艺术世界十分复杂,有许多浪漫主义的因素,还有一些后来称之为现代主义的东西,不能一概归结为神秘主义。

果戈理是个笃信基督而达到狂热地步的教徒,他的思想充满了宗教神秘主义。不仅他的所思所为,连他的许多作品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色彩之中。与之相关,果戈理身上还有一些其他令人迷惑和恐怖的东西,如魔法感。果戈理的许多作品都令人毛骨悚然地再现出黑暗的、凶恶的魔法力量。据别尔嘉耶夫的推测,这一切可能是受波兰天主教的影响。在《狄康卡近乡夜话》,尤其是其中的《可怕的复仇》和《密尔格拉得》中的《旧式地主》及《地鬼》等作品中,都可感受到这种魔法的存在。他的精神世界始终处在宗教神秘主义和魔法的幻影中。

他的短篇小说《鼻子》曾引起众多评论者的争论,因为人们不明白应该怎样理解这样的事实:八等文官柯瓦辽夫一觉醒来原本好端端的鼻子不见了,这鼻子就成了五等文官,他坐着马车在城里到处乱闯;与此同时,定期给柯瓦辽夫理发的理发师伊凡·雅柯夫列维奇早晨起来却在自己的面包里发现了这个鼻子(其实前一天他并没去理发),更加不可理解的是,面包是烤过的,而鼻子却不是。冒充五等文官的鼻子在城里各处乱闯,惹起满城风波以后,“仿佛压根儿没有发生什么事似的,忽然又在老地方,就是柯瓦辽夫少校的两颊之间出现。”而且,此后这鼻子一直在少校的脸上挂着,一点也没有不辞而别的样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小说的最后写道:他在写完这个“奇怪而超乎自然的事情之后,自己也不知道这算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末了他还是肯定地说:“不管人家怎么说,这一类事情总是有的,不多,但总是有的。”

《外套》的主人公巴什马奇金是个小公务员,一辈子抄抄写写,受尽了各种屈辱,对生活已不抱任何希望,驯服地忍受着降临到他身上的一切不幸。有一天他突然产生了给自己做一件新外套的想法,这主意使他大受鼓舞。于是,他节衣缩食,最终做了一件可心的外套,如愿以偿。然而,令他无限欣慰的外套却被人抢走,致使他抑郁而死。死后他的冤魂在夜里到处游荡,竟然从官员的身上抢走了华贵的暖和外套;这还不够,鬼魂还在科洛姆纳区逛来逛去,并向跟随他的岗警挥起活人从来未见过的大拳头,致使身体虚弱的岗警不敢上前阻拦,它的“身材变得高得多,长着一把大胡子,仿佛举步往奥布霍夫桥那边走去,完全被夜的黑暗吞没了”。

果戈理在这些作品中写的是“可信而不可能”的事情,即一种无法理解的超现实的朦朦胧胧的神秘“真实”,借助这种特殊的写作方式,把读者引入浑沌的超验世界,把他对世界的神秘主义认识与同时代人精神困境的观照结合起来,发出了动人心魄的人道主义呼喊,以唤醒人的灵魂和良知”,这使果戈理的作品格外耐人寻味。这位伟大的作家把俄罗斯的现实神秘化,令人相信似乎生活中的一种不可诠释、无法操纵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人的命运,使人只能就范而无法逃脱。这其中隐匿着的不可读解的神秘主义事实正是作品内在诗魂的载体,体现果戈理对存在的一种态度,即把玄妙难解的俄罗斯的有机现实整体支解成一些能为人们理解的现实存在和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层面,从中揭示出一些对俄国和俄国人特别重要的东西,某些精神病和痼疾。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看法:果戈理这样写不过是一些浪漫主义的笔法。诚然,果戈理确实接受了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许多影响,但相比之下,他所创造的光怪陆离的世界和艺术形象,更主要是来自他某种内在的精神体验,是他的内在神秘主义精神生活的一种外化。所以,果戈理的那些怪诞的世界只有用神秘主义的敏锐感觉才能感知。由此可见神秘主义认识论对作家的影响之深。

此外,俄罗斯文学名著中的许多主人公都是这种创作思维的产物。他们被一种神秘的模糊性围裹着,无论经历何种世态变化,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本性中那份富有诗意的纯真,因而他们只能适宜于保持本真状态的世界,融入其中,与其达到和谐一致;而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他们必然四处碰壁。这些主人公所具有的是诗性世界观,其核心是对待世界的信仰至上的神秘主义态度。在他们的意识深处实际上有一个从宗教而来的超越日常生活现实的完美世界,一个永远不会显现和无法感知的诱人的诗意世界,进入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借助宗教的教规,实现人生观的彻底转变。他们试图自救也拯救他人,靠的是以道德实践改造人的灵魂,进而改变世界。彼埃尔·别素号夫、聂赫留道夫、谢尔基神甫、梅什金公爵、索尼娅·玛尔美拉托娃,以及日瓦戈医生等都具有上面列举的一些或全部特征。

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的小说《白痴》中塑造的人物梅什金公爵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体现出作家对俄罗斯现实的宗教神秘主义认识和理想。众所周知,梅什金公爵是作者心目中的“正面美好的人”。他像孩童般天真无邪,纯真得令人无法理解,心地“无比善良”,“为人无比真诚和品德无比高尚”,宽恕一切,有一颗“基督式”的心,富有同情心,怜悯所有不幸的人,用和解的精神来帮助人们,追随基督的榜样永远不指责任何人。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常人眼中的理想的人。因为他“天生缺乏经验”,“天真得异乎寻常”,“惊人地缺乏分寸感”;顺从得失去了自尊心;缺少控制自己心灵和肉体的必要精神力量,没有引导他人去过充满朝气和积极生活的能力;只能以自己的痛苦和牺牲回应他人的痛苦,他无理性地信奉着怜悯是基督的爱的至高形式这种信条,把它看得比一切都高尚。梅什金公爵不仅有病,而且心中总是充满不祥的预感,在迷离恍惚的忧伤中陷得太深,因而总是无比痛苦……总而言之,梅什金又是一个怪人,一个“白痴”。

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独特的矛盾性格呢?

梅什金公爵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遵循着基督的精神,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道德观是完全宗教化了的,他对世界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和诠释是宗教神秘主义的。因而,对他的一切行为都不能用世俗的理性标准来作评论,正如他自己所说:“宗教感性的实质同任何推论、任何错误或犯罪行为、同任何无神论都不相干,这里头不是那么个问题……这里头的问题与各种各样的无神论只会擦着滑过去而永远不能说到点子上。但主要的是:这一点可以在俄国人心上发现得最快,看得最清楚,这便是我的结论!这是我从咱们俄国得出的最重要的信条之一”。[4]梅什金对世界的感觉是只有信徒才有的诗意的感觉:“……只要我能够感到幸福,我的悲哀和我的灾难又算得了什么?我真不明白,打一颗树旁边走过,怎能不为看见那棵树而感到幸福?跟一个人说话,怎能不为爱这个人而感到幸福?……而美好的事物俯拾皆是,即使最没有希望的人也能发现它们是美好的!只要瞧一瞧一个小孩,瞧一瞧天上的彩霞,瞧一瞧地上的青草长得多好,瞧一瞧那双望着您并且爱着您的眼睛……”[5]这种感觉来自他的诗性世界观,其核心是对周围世界的神秘感受。梅什金的主要人格魅力即在于他对世界和人的无限敬畏和爱慕,并准备为之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方面,他的所谓愚痴正是常人无法达到的无功利的宗教至高境界,梅什金以此为自己营造出一个诗化的环境,“一个无限绵延的温情世界”。

俄罗斯文学中的另一个著名人物——《战争与和平》的主人公彼埃尔·别素号夫,也是一个与梅什金公爵有某些共同之处的文学形象。他因言谈举止的怪异而不能为贵族客厅所接受。小说中多次称彼埃尔为“怪人”,“聪明的怪人”,“最宽宏的怪人”,“心神涣散的怪人”等等。总之,他在大多数社交场合如梅什金公爵一样不能被人们理解。究其根源,主要是来自彼埃尔对世界所持的神秘主义认识论支配着他的所作所为。

彼埃尔像所有神秘主义论者一样,经常思考人生、生活的目的和人类的使命等等。他对世界的认识完全凭着直感和信仰,甚至“不惯于用俄语说抽象的事物”,[6]他在一次梦中竟然开始向他自己想象着他的“内在的人的情况”(在这里应特别注意的是,早在别尔嘉耶夫提出“内在人”的问题半个世纪之前,列夫·托尔斯泰已经在《战争与和平》中谈到了这个概念)。在彼埃尔尚无任何信仰之前,当他思考生、死、奋斗、抵制诱惑等问题时,最终得出的便是神秘主义的结论:“我们只能知道这一点,就是我们什么都不知道。这是人类智慧的最高阶段”。[7]他感到“他自己心中的一切和四周的一切都是混乱的,无意义的,可憎的。但在这种对四周一切的憎恶中,彼埃尔找到了他自己的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愉快。”[8]彼埃尔就是以这种对周围世界是不可知、不可认识的神秘主义认识论来统辖自己的处世态度。在许多情况下,他没有固定的目标,对事物和人的态度是摇摆不定的,常常受直感和情绪的支配,混乱和失望的情绪总是伴随着他,使他的意志力十分薄弱,总是“不自然地羞怯地微笑着”,总是“不自觉地依从某人”。他的第一次不幸婚姻便是这种人生态度的结果。而后来,他又被稀里糊涂地拉进了共济会,从不信上帝迅速地转变为心悦诚服地相信共济会员对他说的一席话:“最高的智慧不是单独建立在理性上的,不是建立在那些人世的物理、历史、化学等科学上的,……最高的智慧只有一个。最高的智慧只是一种科学——整体的科学,这科学解释整个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要自己获得这种科学,就必须洗涤并革新自己内心的‘自我’。因此,在认识之前,必须信仰,并使自己趋于完善。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我们心里放进了上帝的光,它叫作良心。”[9]彼埃尔的世界观使他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共济会的纲领。更有甚者,他十分顺从地接受了加入共济会时的令人无比恐惧的考验和神秘仪式,庆幸自己“终于走上了革新与积极善良生活的途径”。[10]他甚至觉得“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勇敢、慷慨、良善行为,对人类的爱,特别是服从,这在他看来并不是美德,而是幸福。”[11]

彼埃尔真的认为,他在共济主义中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依托:“只有我们的神圣的会才有人生的真义,其余一切都是梦”,[12]他热情洋溢地规劝安德烈公爵加入共济会:“加入我们的会,把您自己交给我们,让我们领导您,您就会像我所感觉到的一样,立刻感觉到,自己是这个伟大不可见的链条的一部分,它的开端隐藏在天上”。[13]他还说,“我觉得,在我之外,在我之上,有许多神灵,在那个世界上有真理”,[14]等等。

彼埃尔在共济主义的鼓舞下,产生了参加反拿破仑战争和观看前沿阵地的强烈愿望。在残酷的战争中,他亲身经历了各种可怕的场面,几乎被敌人打死。就是在这种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他依然用共济主义鼓励自己去战胜恐惧、战胜痛苦。由于彼埃尔的头脑中缺少理性的根基,他在信仰支配下的热情和冲动时常陷入盲目性:他突发奇想要刺杀拿破仑,但当他遇到法军上尉拉姆巴时却救了他的命,与他友好地饮酒、攀谈,几乎成了朋友;然后他想起了自己的使命,全副武装地去寻找自己想刺杀的人,途中却又应难民的请求跳入浓烟烈火中去救一个小女孩……总之,他在战争中似乎表现得十分勇敢,然而,实际上他却什么也没有做。他不过是在心中考验着自己,看自己是否达到了灵魂的新生。

由此可见,彼埃尔因对世界的神秘主义认识而成为众人眼中一个不可理解的人,也正因为如此,他获得了一种永远让人猜不透的朦朦胧胧、模糊不清的人格特征,从而比其余的主人公更具有诗意的魅力。

综上所述,统辖梅什金、彼埃尔等一系列文学形象的言行和道德观、价值观的是宗教信念和法则,是信仰至上的宗教神秘主义。有人甚至因而把他们视为“圣愚”(甚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草稿中也曾闪现过这个词)。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身上确实有一些程式化(即客厅里的圣愚)的特征。然而,他们终究不是圣愚。笔者不能同意汤普逊在《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一书中为梅什金等人物作的这种结论。圣愚的突出特征是他的善恶集于一身,既卑微又强横,既聪明又愚蠢,既纯洁又有罪,而梅什金等人却并非如此。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由宗教的神秘主义认识世界的方式决定的。不过,更值得注意的倒是,难以为我们所理解的俄罗斯人对圣愚的态度本身,就来自宗教神秘主义思维方式。为什么圣愚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指责?为什么他们的行为如此古怪而不能为常人所理解?对这些问题俄罗斯人因固有的宗教神秘主义思维而不加追究,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圣愚所做的一切都怀有一种神秘主义的目的,而这正是来自上帝。因此,对这些目的的具体内容没有必要深究。宗教神秘主义不仅允许这种不清楚的认识,而且崇尚它。这与他们的信仰高于理性的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收稿日期:200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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