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社”——旧中国报业集团化经营的一次尝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中国论文,报业论文,四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报业经济的发展，上海报界于本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在经营体制上曾经出现过报业集团化的趋势，具体表现为中国最大两家报业资本的兼并和上海四家报社、通讯社的联营。1929年1月， 《申报》业主史量才收购了美国人福开森手中占《新闻报》65%的股份，实际上掌握了当时中国最大的两家报社。在此前后，张竹平创立了“申时电讯社”、合资收购《时事新报》和英文《大陆报》，并于1932年集资创办《大晚报》，成立了一个联合办事机构，即人们称之谓“四社”的报业组织。虽然史量才掌握了《申报》和《新闻报》的主要股权，但困于内外压力，尚未开始联合经营即遭暗杀；而张竹平尽管已开始联合经营“四社”，却碍于经济实力，未能做到四家联营机构经济一体化。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上海报界从未真正出现过报业集团，但当年报业集团化经营的趋势则十分明显，尤其是以张竹平为纽带联合经营的“四社”，称得上是旧中国报业集团的雏形。本文意在揭示当时出现报业集团化倾向的客观条件和失败的必然性，并介绍张竹平对新闻事业联合经营的方法，对他的敬业精神和不懈的努力表示深深的敬意。
一、“四社”诞生的背景分析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依靠欧美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和与国际资本有密切联系的江浙财阀的支持，于1927年公然背叛革命，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权。南京政府依仗它的军事实力使江南一带结束了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际贸易和民族工商业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上海，国际贸易的迅速扩展，带动了内贸、交通、电讯、金融、工业等部门的发展，使上海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上海经济的迅猛发展为报业提供了资金来源和广阔的消费市场，也为现代报业提供了良性循环所必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大量广告资源，使报业成为有丰厚利润回报的文化事业。这些客观条件为上海报业的规模经营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江浙财阀把持了中国的政局，也直接影响着上海经济的发展方向，使上海的国际贸易占有相当高的比重。这种发展虽然带有半殖民地的畸形态势，但却使上海很快成为国际性的都市和远东地区的信息总汇。在这种环境下，上海新闻界与国际新闻界的交往日益密切，各国的主要通讯社均在上海设有分社和特派记者。各国新闻界的巨头和著名新闻学家不断来上海访问，如英国《泰晤士报》主人北岩勋爵、路透社总理琼明爵士、美国《太阳报》主人白拉克、联合通讯社社长诺彝斯、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博士、德国报学教授台斯博士等等都曾到上海访问过，有的还来了两次三次。每次国际新闻界名人到上海，史量才、张竹平等新闻界领袖人物都要出来接待和交流。而那些世界报界钜子又总是要介绍他们的成功经验，如何用企业化、集团化的手段来管理自己的报业。北岩勋爵等人的实践经验对史量才、张竹平等有抱负的报界企业家有很大的启发，推动他们雄心勃勃地在中国进行报业集团化的尝试。
外国的著名新闻学家来中国讲学，促成上海的许多新闻工作者如董显光、汪英宾、马星野、程沦波等留学深造和组团出访，从而使西方的新闻自由观念和建立代表民意的新闻界的理念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则逐步加强对全国新闻界的控制。1928年颁布了《设置党报条例》、《补助党报条例》和《指导党报条例》，建立了舆论一律的庞大党报网。1929年国民党中宣部又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加强对民营报业的控制。虽然这些政策和措施对经济独立、影响颇大又得到租界庇荫的上海民营报纸影响不大，然而却使上海的报人感到压抑，感到新闻自由受到威胁。特别是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更使史量才、张竹平等爱国报人对不抵抗政策产生反感。他们进一步意识到只有壮大报业经济的实力，建立集团化规模经营的方法，形成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才能有效抵制国民党统治集团日益加强的对新闻界的控制。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由于中国新闻事业经济力量薄弱，在国际上缺乏影响力，每当进行国际交涉时，由于对手拥有宣传优势，难以取得世界公正舆论的支持，外交屡遭失败。国内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重要消息也受到外国通讯机关的垄断，往往根据他们的需要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因此建立强有力的报业集团，代表中国民族资本的利益讲话，对上海新闻界来说已经是势在必行的选择了。
碍于租界和外国人特权的阻隔，国民党政府对上海新闻界已经感到难以驾驭。倘若听任上海民营报业组建成强有力的报团，形成影响巨大能与政府抗衡的舆论力量，控制起来就更加困难，这当然是国民党统治集团所不能容忍的。竭力将民营报团扼杀在摇篮之中，便成了南京政府唯一可采纳的对策。
张竹平的“四社”便是出现在如此充满矛盾斗争的历史背景之下。
二、申时电讯社的建成与经营方法
张竹平1886年出生于江苏太仓，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他是圣公会系统的基督教徒，又与杜月笙有亲密交往，是不开山门（即不收徒弟）的青帮人物。1914年前后进申报馆担任经理，在报业经营上有过许多创新，为《申报》办成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报作出卓越贡献，因而深受史量才的信任和器重，以至他一面为史量才主持《申报》业务，一面又自行兼营通讯社和报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得到史量才的默许和容忍。直到1930年，他的报业联合体初具规模，才完全脱离《申报》经营自己的事业。
张竹平最早经营的是“申时电讯社”。早在1924年，他利用《申报》经理的身份，联合《申报》和《时事新报》两家编辑部的力量，将两家报社收到的各方面专电集中起来，利用业余时间撮要编译，然后拍发给外地有关系的少数报社，使外地报社也能及时获得正确而重要的新闻，有助于外地新闻事业的发展。初办时该社还没有正式名称，得到史量才的支持，该社就设在申报馆的三楼。试办数年后，要求拍发电讯的报社日益增加，光靠两馆同人业余工作势难兼顾，张竹平也有意让它独立出来成为自己经营的事业。1928年，张竹平决定将该社改组，正式定名为“申时电讯社”，增加资本，聘请专职人员，扩大业务范围，分别编发中英文电讯。
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驻沪的海军陆战队侵占闸北， 淞沪战争爆发。这一事变给申时电讯社的发展造成契机。该社派出军事记者多人，亲赴战区，冒险刺探敌我双方军情。内勤人员二十四小时留在办公室轮流值班。前线情报送到，立即编发给各地报社。由于信息较外国通讯社详细确实，传递速度又快，深受各方面的好评，各地要求供给电讯的报社纷至沓来。以至不得不于这一年的夏季再度增添工作人员，扩充业务。申时社原以电讯为主，设有电讯股收译和编发电讯。机构扩充后，考虑到与外国通讯社竞争，另设邮讯股，负责采写和编发本埠新闻和国内外长篇通讯，希望通过内容详备的长篇通讯来弥补电讯的不足。邮讯股聘有本埠访员、旅行记者、各地特约通讯记者，在边远省区和国外大城市也聘有特约通讯员。申时社的本埠新闻和外埠通讯稿件，每天油印出版，装订成册后向本市及外地寄发，其中有不少是国外订户。此外还设有摄影股和制版股，除新闻稿外还向各地报社供应新闻照片。考虑到内地报社交通不便、设备简陋，也可应这些报社的要求，将新闻照片制成铜版、锌版、铅版或纸版，使缺乏制版条件的报社也能及时刊出新闻照片。为了帮助各地报业经营广告，申时社还设有广告股，代办介绍广告、互换广告和制作广告等业务。
根据客户的不同需求，申时社按发稿字数多少供应甲乙丙丁四种电讯，收费标准也不一样。甲种电讯，每日发稿1000字，每月收费250 元，超过1000字另议。乙种电讯，每日发500字，每月收费200元；500 字以上，每增100字加10元。丙种电讯，每日发100字，每月收费100元； 100字以上，每增40字加10元。丁种电讯，每日发50字，每月收费50 元；50字以上，每增10字加10元。电讯可通过电报或电话递送，凡采用申时社电讯者，电报费或电话费归各报社自理。如将电讯转给其他报社刊用，手续费另议。申时社的邮讯分普通邮讯与特别邮讯两种，各地一律的稿件为普通邮讯，每月缴费15元；根据地区不同提供专用稿件的，称为特别邮讯，每月须缴费20元。平信邮资包括在内，如需快递或航空邮递，每月须另交快邮费5元。凡在报上刊登申时社邮讯， 须冠以“申时社（某地）通讯”字样。
申时电讯社在张竹平的筹划下，凡是有利于新闻事业的举措都努力兴办，业务蒸蒸日上。据1934年统计，国内外正式订约要求供给电讯稿的报社已达一百十八家。国内有上海、苏州、无锡、镇江、南京、杭州、宁波、蚌埠、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汉口、长沙、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济南、烟台、天津、北平、开封、西安、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地；海外有香港、马尼拉、新加坡、爪哇、檀香山等处。在国内外三十多个城市聘有专任采访员，又派出旅行记者巡视东北、西北各省和长江、珠江流域。国内有重大事件发生，即特派记者实地观察进行报道。每日收发电讯，平均约有六万多字。
申时电讯社原由张竹平独资经营，1934年2 月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为杜月笙，张竹平任经理，社长为米星如。除每日刊发《申时电讯稿》外，还每日出版《申时经济情报》，每季度出版《报学季刊》，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民营通讯社。
三、接办《时事新报》和《大陆报》
《时事新报》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1907年《时事报》的创刊。1909年与《舆论日报》合并为《舆论时事报》。1911年改组后更名《时事新报》。1912年后该报为进步党和研究系所控制。它的副刊《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成为新思潮的鼓吹者。1926年以后为适应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经理林炎夫宣布改变办报方针，脱离与研究系的关系，组织股份公司。在此之前，张竹平已参股《时事新报》，因而有联合申、时两报部分编辑人员组织通讯社，利用两报电讯向外发稿的举措。1928年冬，张竹平趁《时事新报》脱离研究系后经济困难，联合《申报》的协理汪英宾及孙结人、王尧钦、许燥庭、赵叔雍等人，合资五万元，购进《时事新报》。张竹平当起《时事新报》的总经理，聘请陈布雷为主笔。张竹平一方面为史量才主持《申报》业务，另一方面又兼营自己的报业和通讯事业，势必引起史量才的不满。尤其是张竹平经常将《申报》的广告客户介绍给《时事新报》，更令史量才难以容忍。1930年冬，史量才曾为此分别召张竹平、汪英宾谈话，告诉他们“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他们抉择去留。张竹平决计离开《申报》自立门户，汪英宾也辞职随张而去。
1930年10月张竹平又联合董显光等人，集资购下英籍犹太人爱资拉去世后由其妻子掌管的英文《大陆报》产权。张竹平任总经理，董显光为总编辑（一度兼任总经理），实际经营由董负责。张竹平离开《申报》后，申时电讯社就迁往大陆报馆的三楼。
《时事新报》原本就是一家有影响的大报，是张竹平“四社”的台柱机构。接办前该报属于上海四大报之一，排名在《申报》、《新闻报》、《时报》之后，位居第四。经过张竹平的努力经营，1931年8月，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全国日报销量统计的数据：《申报》150000份，《新闻报》150000份，《时事新报》50000报。《大公报》35000份，《时报》35000份，《益世报》35000份。《时事新报》的发行量已超过《大公报》、《时报》，遥居全国第三名。1931年10月，《时事新报》吸收新股，资金由20万增至35万，董事会成员由5人增至7人。据《时事新报》的广告称：“一二八日寇犯沪，本报每日销行二十五万份，开报界销数之新纪录。而本报又以服务社会为唯一信条，代表民意，作民众喉舌，是以不仅时局变化之际，一时盛行，平日销数，亦日有递增。”虽然销行二十五万份的说法或许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发行量日有递增当在情理之中。
关于张竹平报业经营的理念今天已很难查考，在1935年时事新报馆同人告读者书中似可略见端倪：“夫报纸营养端赖广告，广告进步端赖推销，报纸广销以内容充实为前提，充实内容以营业发达为前提。此数者，循环因果不容偏枯。同人相与计议，以为振刷内容与力图推销，究为趋向光明之出发点。因一方注意编辑，一方亟事推销，行之年余，幸见曙光，则置备脚踏车与直接贩卖之力也。沪上卖报，向委捷音公所之报贩，人数众多，无远弗届，数十年来助长报纸之发展者其功不可没也。顾其第一缺点，在乎销售无定所。即除少数最热闹之处，终日站有卖报人外，各马路只每晨行经一次，稍纵即逝。以致非向之订阅者，几无零买机会。以上海之大，谓阅者有暇奔驰数里以购求乎！第二缺点在乎远处不敏捷。报贩步行，沿途转折，较远之处，每晨阅报乃在十时以后，甚有迟至正午者。本报乃约全埠烟纸店为寄售处，以脚踏车代步，逐渐增加。至上月底止，寄售处逾二千家，脚踏车达四十辆。后以此法陆续试办于南京、镇江、苏州、杭州、嘉兴、宁波诸地，报销骤增数倍或数十倍，收效之伟大始料所不及也。”这篇文章虽然发表在1935年10月10日《时事新报》增刊上，是在同年6 月张竹平辞去该报董事职务之后，但它所反映的事实则在张竹平主持之时。从中不难看到张竹平在报业经营中的创新精神和敬业态度。
英文《大陆报》也是一家有悠久历史的报纸，创刊于1911年8月， 是孙中山为向外国人宣传反清革命而集资创办，委托美国人密勒等人具体操办。初创时与《字林西报》对立，深受美国侨民欢迎。后因亏损过甚，出售给爱资拉。爱资拉去世后，遗孀无意经营，为张竹平集资购下。该报在张竹平经营时期，对中国报道客观详尽，敢于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1934年12月该报美藉记者白克门，因拍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沪举行的军事演习，为日军扣留，底片被没收。白氏获释后，以有辱人格，要求美驻沪领事向日方提出严正抗议。该报的广告特别强调“国家多事之秋，人人必读国人自办之英文大陆报”，为了招徕学校的读者，规定学生订报另有优待办法，但须由学校证明。这一时期英文《大陆报》的每日发行量为7000份，读者中中国人占三分之一，三分之二为在华外侨。
四、炮火催生《大晚报》
1931年秋，张竹平着手筹备晚报。他曾说：“不办晚报则己，欲办晚报，对于资金、设备、人才三点均应并重。”在这三点中，资金不能算是大问题，他当时已是《时事新报》、《大陆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总经理，名声在外，交游甚广，筹措资金并不困难。从《大晚报》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多数股东是工商界人士，他们出钱入股完全是买张竹平的面子，对编辑、经营从不过问，张竹平仅以26%的股权就能控制《大晚报》。设备更是不成问题，《大晚报》由《时事新报》代印，照片制版委托《大陆报》制作，编辑部设在大陆报的大楼内，其余的设备就所费无几了。关键是人才问题。《大晚报》创刊之前，上海晚报都是走消闲性小报的路子，张竹平希望办一张新型的晚报，既不同于日报，也不同于旧式晚报，所以他要选择一位没有办过报的人来主持该报笔政。通过董显光的推荐，他选定了著名作家曾朴的长子曾虚白。曾虚白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在天津《庸报》当过一年记者。张竹平要求晚报的新闻必须是日报中未刊用过的，不能拿日报的新闻改头换面来充数。而当时上海各通讯社都不发午稿，当日新闻需晚报记者自行采访，尽管申时社可以优先供稿，但仍需较多的外勤记者才能应付。就在筹备期间，“一二八”事变发生。振耳欲聋的枪炮声、炸弹爆炸声，转瞬将闸北和南市地区变成一片火海，上海及市郊居民纷纷到租界避难，租界人口骤增好几倍。市民随时需要知道战争的进程，需要知道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消息，也希望传媒反映上海民众同仇敌忾支援前线的爱国热忱。在这种情况下，《大晚报》也只能审时度势仓促上马了。当时连考试招聘记者的时间都没有，只好通过一星期的报纸试版，从应考者采访实践的成绩中择优录取。曾虚白形象地称《大晚报》是“受国难压迫，先天不足而生的孩子，形体未具，组织未全，不能称为正式的报纸，故标曰国难特刊。”1932年2月12日《大晚报》提前非正式出版， 报头下标有“国难特刊”四个大字。《大晚报》的记者每天赴前线采访，报道战争的进展情况，绘出战事形势图，评述和展望战争前景。还辟有专栏介绍军事知识，如《毒瓦斯常识》、《昨日敌军所用烟幕的研究》等等，深受读者欢迎。以至《大晚报》第1至第8号因读者需要殷切，不得不再版重印。日销量一度上升到近八万份，创下了上海晚报发行量之最。
1932年5月2日，《大晚报》正式出版，由四开一张改为对开一大张。此时淞沪战争在英、美、德、意的调停下已基本结束，仅是签约问题。停战后《大晚报》的发行量仍能保持四五万份的优势。《大晚报》最初资金为5万元，由于业务的扩张，1934年资金增至10万元。 篇幅也逐步扩大到2大张，有时还出2张半。《大晚报》的成功，从编辑角度看，章乃器在《〈大晚报〉的一周年》中归结为三个特点：（一）无色彩的言论；（二）有思想的编辑；（三）有价值的资料。就是说，民营的《大晚报》不带政治成见，文章只要言之成理便乐于发表，符合群众的愿望；版面重点突出，一目了然，编辑醒目；重视地方通讯，内容丰富，数量之多，通讯地点之普遍，别处不容易见到。此外，《大晚报》是采用白话文写评论的第一家大报，对文化水平不高的市民阶层有一定的吸引力。它要求对社会新闻注意描写，摒弃平铺直叙的记录，提高新闻的可读性。这些都是报纸受欢迎的原因。从经营的角度看，《大晚报》能做到准时出版，特地备有百余辆脚踏车，做到送报迅捷，保证时效。该报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发起儿童健康与教育运动、社会救济烟花女子运动、青年文艺运动，积极参加社会救济活动，为报纸赢得了声誉，这也是《大晚报》成功的原因。总之，在张竹平主持阶段，由于与其他两报一社的友好协作和自身的努力，是《大晚报》最风光的时期。
五、新星在颠峰陨落
《大晚报》创刊不久，张竹平便将由他参股并担任总经理的三报一社联合经营，成立了“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申时电讯社四社联合办事处”。办事处便设在大陆报馆的三楼。四社联营的优势是明显的。首先，在新闻信息方面，三报将每天来自各大城市的专电、通讯和本市记者采写的重要新闻提供给申时社，申时社也把收到的国内外专电、通讯优先供应三家报社，因此，四个单位都有丰富的稿源，为新闻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办公场所、印刷设备、生产物资均可相互调剂、充分利用。如《时事新报》代印《大晚报》，《大陆报》制版车间为《时事新报》、《大晚报》制铜版、锌版，四个单位之间纸张、油墨、印刷器材等互通有无，调剂使用，无匮乏之虞。张竹平还以四社名义成立一个规模较大的资料室，供四家单位共同使用。第三，由于日报、晚报、外文报、通讯社联合在一起，产生合成效应，在新闻界独树一帜，给人以不可等闲视之的印象。报业联合体在中国新闻史上是第一次出现，成为当时新闻界的一颗耀眼的新星，张竹平也由此而成蜚声海内的“报业大王”。以四社名义成立的“四社”出版部，出版过《报学季刊》、《时事年鉴》、《十年》等出版物，在新闻界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张竹平的经济实力有限，在四社中的股份都不足三分之一，这一报业联合体缺乏一个能起主导作用资产经营一体化的强有力的核心层，即具有母公司性质的集团公司总部，四家公司各有自己的董事会，四社只是一个松散的报业联合体。张竹平虽有将“四社联合办事处”发展为“四社总管理处”的打算，但未能实现。
正当事业欣欣向荣，《大陆报》由原四川路旧址迁入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160号新址，《时事新报》、 《大晚报》也从各自旧址迁入爱多亚路长耕里新址时，“四社”突然发生危机。原因是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总指挥陈铭枢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势力联合反蒋，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前，曾与张竹平有过联系，商定向“四社”作巨额投资，将“四社”作为抗日反蒋的舆论宣传阵地。福建事变发生后，申时电讯社曾立即派记者飞闽采访，《时事新报》也曾发过报道。只是由于福建人民政府很快遭到蒋介石的镇压而失败，“四社”并未明显暴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因为这一秘密交易一时尚未被国民党政府所掌握，“四社”在1934年下半年到1935年初仍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估计1934年年底，张竹平与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的关系被国民党情报机构察觉，先是以《时事新报》发表违禁的文章被勒令停止邮寄，继而孔祥熙根据蒋介石意图劫夺“四社”。孔祥熙委派亲信李毓万向张竹平施加压力，强行收买四社股权。张竹平开始只打算卖出《时事新报》股权。对方当然不答应，张被迫以法币20万元的代价，让出“四社”的全部股权。孔祥熙所委托付款的上海国货银行，藉口“四社”未偿清债务拒绝付款。张竹平实际上是拱手让出全部产权，最后只拿到孔祥熙“赠送”的5万元法币， 凄楚地离开他经营了十年的伤心之地。从此不再涉足报业，翌年去香港经商。
其实，张竹平接受福建政变势力的政治性投资，只是国民党劫夺“四社”的导火线，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是不能容忍难以控制的私营报团存在的，对张竹平的打击只是迟早的事。敢于在影响遐迩的《申报》上与蒋介石唱反调的史量才，最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在沪杭道上，便是最明显的例子。张竹平之侥幸留得一条性命，一来是福建反蒋势力早已溃散，不足为虑。二来史量才血案刚刚发生，社会各界要求缉凶，对国民党当局压力甚大，不敢轻易再开杀戒。三来可能要感谢杜月笙、陈布雷等张氏旧交从中斡旋。以中国当时的政治形势看，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有经营报业托拉斯的雄心和热忱，最终难免成为一枕黄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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