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论21世纪管理挑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率论文,工作者论文,德鲁克论文,世纪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人们普遍地认同，新型的“知识经济”正在形成，这是本世纪的希望所在。在探索知识经济制度基础的众多著作中，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是最早的一位，他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引人注目，曾是美国1993年的最佳畅销书。德鲁克更常用比“知识经济”更广义的“知识社会”(Knowledge Society)一词，在他看来“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Root-Capitalist Society)，因为正是知识的运用与产生，才是经济增长的启动力，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德鲁克提出，西方社会向后资本主义社会推进，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开始的。他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曾为两个社会阶段所左右：资本家——他们拥有并控制生产手段，和工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异化、受剥削、依赖于人。”但由于“生产率革命”的结果，无产阶级变成了“富裕的”中等阶层，这个革命于1883年开始，二战后不久在每个发达国家达到了高潮。1950年前后，产业工人——不再是“无产阶级”但仍是“劳动者”——看来在每一个发达国家都在政治上与社会上占了优势。但此后随着“管理革命”的开始，制造业中的蓝领工人在人数上开始迅速地下降。在力量与地位上更是这样。德鲁克估计，“到2000年，制造与运输商品的传统工人占到工人队伍1/6或1/8以上的发达国家将不复存在。”“资本家可能更早些时候就已达到它的预算——世纪之交，肯定不晚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自那以后，资本家在权力与显要程度上，再没有人能与美国的摩根、洛克菲勒、卡内基或福特之辈，德国的西门子、蒂森、克虏伯之辈等相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都被管理革命的最初成果——“专业经理人员”所取代。在发达国家，日益控制了资财的供应与分配的是养老基金而非历史悠久的大家族资本家。在美国，这类基金1992年拥有全国各种大企业股本的一半，并持有同样多的公司固定债务。养老基金的所有权受益人当然是美国的雇员。养老基金乃是由新的一类资本家，没有个性的匿名领薪雇员、养老基金投资分析员与证券经理人员来经营的。
同样重要的是，“真正具有控制力的资源与绝对决定性的‘生产要素’，现在既不是资本，不是土地，也不是劳动，它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主要活动将不是资本也不是劳动（19世纪与20世纪经济学的两极）在生产用途上的分配。价值现在是由“生产率”与“创新”来创造的，两者皆是知识运用于工作。在知识社会中领头的社会集团将是知识工作者，包括懂得怎样把知识分配于生产用途的知识主管人员（正如资本家懂得怎样把资本分配于生产用途一样）、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实际上，这些知识人员都将受雇于组织。但与资本主义下的员工不同，他们既有“生产手段”又有“生产工具”——前者是通过他们的养老基金，后者是由于知识工作者拥有自己可以把它带到任何地方的知识。
因此，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挑战将是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至于后资本主义的社会挑战将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服务工作者的尊严；服务工作者通常缺乏知识，在每个国家甚至最高度发达的国家，他们构成大多数。
德鲁克的这些观点，通过他的著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似乎已成了美国思想界的共识。
现在，德鲁克在新著《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一书中的“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一章的引言中醒目地指出：
“在20世纪，管理最重要的、事实上真正独特的贡献是制造业手工工人生产率50倍的提高。
在21世纪，管理需要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同样地是增进知识工作与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
20世纪一个公司最宝贵的资产是它的生产设备。21世纪不论是企业机构还是非企业机构，它的最宝贵的资产是它的知识工作者和他们的生产率。”
下面是他在新著中的阐述：
一、手工工人的生产率
德鲁克概括了历史上受过教育的人是怎样重视手工劳动与手工工人的：古代大诗人如希腊的赫·西奥德(Hesiod)与罗马的维吉尔(Virgil)歌唱农人的劳动但不曾拿过镰刀、放过牧，更没有对农人的劳动作过研究；1900年后，马克思开始写关于手工劳动与手工工人，但也未曾接触过一台机器或对工人的机器操作作过研究。第一个开始这样做，从事过手工劳动，并研究了手工劳动生产率的人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罗(Frederick Winslow Faylor,1856-1915)。
现在人们普遍使用的生产率(productivity)一词只有50年的历史。在历史上，工人生产率有过增长，但那些增长主要是新工具、新方法、新技术的成果，它们是经济学家所谓“资本”的增长所带来，极少有经济学家称谓“劳动”即工人生产率的增长。工人要生产更多些只能通过更艰苦的劳动或更长的劳动时间；工人之间技能不同，而在生产率方面并无不同，只是勤懒有别、体力强弱有别。这在经济学家从李嘉图到马克思都是这样一致认为的。至今在大部分经济学中生产率仍是一个“外生的”因素。但是，经泰罗对工人与工作的研究后，手工工人生产率空前地提高，自那时以来，每年以3%-4%的速率上升——意味着至今已上升50倍。这个成就乃是20世纪所有的经济与社会获益的基础。手工工人生产率创造了现今“发达国家”的经济。
泰罗的手工劳动生产率原理说来很简单，为使手工工人有生产力，第一步是考察工作任务，分析其动作构成，第二步是记录每个动作，其花费的体力与耗用的时间，然后清除无益的动作，将获取完成品所必不可少的动作确定下来，以最简便的方式（操作者负担最轻、要求时间最少的方式）去完成。再把这些动作放到一起成为一个合乎逻辑顺序的工作。最后重新设计动作所需的工具。这一原理的创立花去了泰罗20年的试验时间。在以后的100年中，曾有无数进一步的修改与提炼，名称亦有改变。泰罗本人先称自己的方法是“工作分析”或“工作管理”，20年后重新命名为“科学管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开始称为“工业工程”，在德国称为“合理化”。泰罗证明，在手工劳动中并无人们赞美的“技能”，只有简单、重复的动作，使它们具有生产力的是知识，即把简单的、无技能的动作放到一边，加以组织与实施。事实上，泰罗是把知识运用于工作(Work)的第一个人。
德鲁克认为，过去100年来在提高手工工人生产率方面的任何成就皆以泰罗原理为依据——为“工作扩大化”、“工作丰富化”、“工作轮换”等都是用泰罗的方法以减少工人疲劳从而增进生产率，福特装配线和日本人的“质量圈”与“及时定货”则是把泰罗的工作任务分析与工业工程原理扩大到整个手工工作过程。“不管泰罗的局限与不足，……没有哪个美国人具有他那样的影响力，”“科学管理是席卷世界、甚至胜过美国宪法及联邦文献的一种美国哲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管理与福特装配线席卷全美，20世纪20年代科学管理席卷西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美国的成就皆以泰罗原理及其在培训中的应用为依据，它使希特勒在上台后6年内设计完成了极度的战争机器，最后则给了美国在战场上打败德国与日本军队的实力。1950年后，西方世界以外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仿效美国在二战中的做法。从日本开始，然后是韩国、台湾、新加坡，它们避开了技术创新，而输入美国发展起来的、以泰罗原理为基础的培训，使一批基本上不熟练的劳动大军一夜之间获得高度的生产力，能生产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制造品而在劳力成本上具有竞争优势。
手工工人生产率的未来将是怎样？泰罗的方法是为制造业手工劳动设计的，最多地用于制造业。就在这些传统的限度内它仍有很大的作用范围。它正在开始成为手工劳动部门（特别是制造业手工劳动）主要带来社会与经济增长的国家，即第三世界国家的组织原理。还有大量知识工作包含手工操作成份，这些操作的生产率也要求工业工程。然而，在发达国家，德鲁克认为，主要的挑战已不再是使手工劳动具有生产力了，主要的挑战在于使知识工作者有生产力。因为知识工作者在所有发达国家正在迅速地成为劳工队伍中一个最大的单一集团（在美国可能已占2/5），并关系到这些国家的繁荣，甚至未来的生存。
二、知识工作者生产率
德鲁克说，就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实际工作来说，现在还仅是开始。但人们已知决定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六项主要因素：
1.知识工作者生产率要求人们提出“任务是什么？”
2.知识工作者生产率要求人们把这一生产率的职责加诸知识工作者本身，后者必须具有自主性，管好自己。
3.不断地创新是知识工作者工作、任务与职责的一部分。
4.知识工作者要求在自己这方面继续学习，如果不是同样地继续教导的话。
5.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不是（至少主要不是）产品数量问题，质量至少同样重要。
6.最后，知识工作者生产率要求不但把知识工作者看成“资产”，而且当作“资产”对待，而不是“成本”。它要求知识工作者期望为组织工作优先于所有其他机会。
这些要求，除了最后一个，几乎都和增进手工工人生产率所要求的截然相反。
“任务是什么？”这是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关键问题。它也是与手工工人生产率最不相同的所在。在手工工人那里，任务总是给定的，关键问题往往是：工作应怎样去完成它。
处理知识工作首先要求提出任务，以便集中知识工作者的力量于任务而排除其他事情。接着要求知识工作者本人确定任务是什么或应是什么。这只有知识工作者本人能做到。
因此，致力于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以向组织工作者本人提出这些问题开始：你的任务是什么？它应是什么？你预期作出什么贡献？在完成你的任务时，什么阻碍着你而应予以排除？
知识工作者他们自己几乎总是全面彻底地考虑并能回答这些问题的。他们通常调整自己的工作，仍得花费时间经过努力，以便能在实际上做出贡献，对这贡献他们已获得了报偿。但提了问题并对解决办法采取行动，通常可较快地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2-3倍。
一旦任务确定，以后的要求将由知识工作者本人去处理，它们是：
1.知识工作者对自己的贡献——知识工作者应对之负责的、在质量与数量方面关于时间与成本的决策——的责任。知识工作者必须具有导出责任心的自主权。
2.持续的创新必须成为知识工作者工作的一部分。
3.持续的学习与持续的教导必须成为工作的一部分。
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一个主要要求是质量。他们必须回答质量是什么的问题。在手工工作中质量也重要，但它是限制条件，它要求一个最低质量标准。全面质量管理——20世纪统计理论在手工工作中的应用——的成就在于制止（虽不是完全消除）低于最低标准的生产。而在多数知识工作中，质量是产品的实质。因此必须首先取得质量，然后才能提出工作的份量、数额是多少。这意味着必须学会界定质量。
在知识工作中界定质量并把解说转化为知识工作生产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界定任务的问题。它要求对某给定企业与给定活动的“成果”有个解说，这个解说可能是难以承担风险的、并常会有争议。问题对多数组织来说是全新的，对多数知识工作者来说，也是这样。对回答要求有争论，要求有不同的意见。
最后，知识工作者必须作为一项资本资产来考虑。知识工作者生产率与手工工人生产率在它们各自的经济学领域差异最大。经济学与多数企业实践把手工工人看成一项成本。知识工作者要有生产力必须把他们作为资本资产看待。成本是必须加以控制、降低的。资产理应使之增长。
从事手工劳动的员工并不拥有生产手段。他们可能拥有宝贵的经验，但经验之可贵仅在他们工作的所在，它是不可携带的。而知识工作者拥有生产手段即他们脑袋里的知识，那是完全可以携带的、巨大的资本资产。由于知识工作者拥有自己的生产手段，他们是可移动的。手工工人需要工作远甚于工作需要他们。对于所有知识工作者，说组织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组织，这可能是不正确的。但对他们之中多数来说，那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即彼此需要的程度相等。
管理的职责是保存机构的资产并加以维护。当个别知识工作者成为一项资产，并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成为一个机构的主要资产时，这意味着人事政策应有所改变，以吸引与保持有高度生产力的知识工作者，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并把增长的生产率转化为组织的绩效能力。
三、技术人员
许多知识工作者既从事知识工作又从事手工工作，德鲁克称他们为“技术人员”(Technologists)。这个集团包括运用高度知识的人，也包括其工作中知识成分相对次要的人，虽然其工作至关重要。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知识工作者集团，增长也可能最快，他们包括大多数保健工作者（实验室工作人员，伤残康复专家，X光成象、超声波、磁共振成象专家等），牙科医师及其支持人员，汽车维修工以及各种修理与安装人员。他们可能是19、20世纪熟练工人的真正后继者，他们也是发达国家在那里具有真正的、长久的竞争优势的一个集体。
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越来越多的手工工人开始成为技术人员。美国是通过它独特的社区大学系统形成这一优势的，开始于1920年的美国社区大学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教育既具有所需理论知识又具有手工技能的技术人员。德鲁克认为，美国经济巨大的生产率优势和几乎在一夜之间创造出新的、不同的产业的独特能力，皆有赖于此。
因此，在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方面，提高技术人员的生产率应该予以优先考虑。这项工作实际上早在做了。70多年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就曾为它的技术人员——在家庭与办公室用户安装、维修、交换电话的人员——做了这项工作。德鲁克作了详细的阐述，并以它为实例，从中归纳出使技术人员工作有效的三项因素：
1.首先，对“任务是什么”——使每个知识工作者有生产力的关键问题——有一个回答。正如实例表明，这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在AT&T实例中，任务不是安装、修理与更换电话与电话连线，而是创造一群满意的顾客。
2.然后，技术人员必须负担起给顾客满意的全部责任，即传递质量。（在AT&T案例中，技术人员必须既完成安装与更换又从事维护与修理，他们必须懂得一部电话怎样运行，配电盘怎样运行、电话系统怎样运行，必须掌握足够的电子学去诊断问题并加以处理。作出要在何处与怎样把各个电话与系统连接，什么特种电话与服务对某个家庭与办公室最为合适的决策；他们除了服务之外还要推销。他们界定质量为“确定的顾客满意”由服务者本人控制质量。）这表明技术人员需要正规知识。然后，只有在这以后，工作中的手工部分才可能转化为手工工人生产率而被组织起来。
3.最重要的是，此实例表明，技术人员必须被当作知识工作者对待。不管他们工作中的手工部分多么重要，也必须使技术人员作为知识工作者那样有学识、负责任、有生产力。
四、知识工作是一个系统
知识工作者生产率差不多总是要求工作本身加以重新调整并使之成为一个系统的一部分。一个实例是象巨型挖土机那样的昂贵设备的维修。按传统，它被看成是与机器产销有明显区别的工作，但当这类设备的全球最大的制造商，美国凯特皮勒公司提出“我们是靠什么获取报偿的？”这个问题时，回答是靠机器在经营所在地进行工作。这意味着对“我们的企业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服务。这就引来全部经营直到工厂的重建，以保证顾客的作业不中断和修理、更换应立即进行。而服务代表者，通常是技术人员，成了真正的“决策人”。
关于知识工作生产者要做什么，人们基本上是最熟悉的。问题是怎样去做，怎样开始？
要使手工工人更有生产力，只要告诉工人怎样去完成工作就行。要使知识工作者有生产力就要求在知识工作者方面态度的变化，而且要求整个组织基本态度上的变化。象任何其他重大的变化一样，它必须加以“引导”。
找一些长期以来赞成这种变化的人把他们结合在一个领域或组成一个小组，让他们在这里和谐地、有耐心地工作一段相当长、不间断的时间。初步尝试总会碰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只有在这个知识工作小集体中生产率有了相当的增进后，新的工作方式才能在较大范围内予以推广。那时也会懂得，主要问题在哪里，预期的抵制力来自何方，或有效性的充分发挥需要在任务、组织、量度与态度上作出什么改变。试图越过引导阶段，会对企业不利；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那么在知识工作者生产率增进上已做了不少工作了。
五、公司的治理
知识工作者与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出现，对公司的治理意指什么？对经济体系的未来与结构意指什么？
在过去10-15年养老基金与其他机构投资者成了所有发达国家公众公司权益资本的主要股份所有者。这在美国曾触发了对公司治理一次热烈的讨论。因为随着养老基金与互助基金作为公众公司所有主的兴起，权力已转移到这些新所有主那里。同样的，在经济组织如公司企业的定义与宗旨上和在它们的治理上的转换，可预期在所有发达国家产生。
在相当短的期间内，它们将再次面临公司治理的问题。它们将必须重新定义雇佣组织及其管理的宗旨为既满足法定所有主如股份所有者，又满足给组织以财富创造力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即满足知识工作者。因为，日益地，组织（不仅是企业）生存的能力将开始取决于它们在使知识工作者有生产力方面的“比较优势”。而吸引并保持最能干的知识工作者的能力是首要的基本前提。
然而，这是可以衡量的吗？或者，它纯粹是无形的东西吗？对管理，对投资者，对资本市场，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当知识统治（而不是金钱统治）时，“资本主义”意指什么？当知识工作者（无别人能“拥有”知识）是真正的资产时，“自由市场”又意指什么？知识工作者既不能买进，又不能出售。他们并不随一次合并或一次收购而俱来。事实上，虽然价值很高，他们没有“市场价值”——这当然意味着他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资产”。不过这些问题已超出了德鲁克在这里所研究的范围了。
德鲁克在新著中提出，知识工作者生产率是21世纪对管理的最大挑战，在发达国家被认为是他们的第一生存需要。这也是他多年来反复强调的论题；在过去一个世纪，发达国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极大地取决于使手工工人有生产力，而现今，从事手工劳动的年轻人的供应在发达国家将迅速缩减。因此，发达国家必须指望另一方面的优势——即准备好、教育与训练好从事知识工作的人员的供应。在那里，德鲁克估计，在另一个50年，发达国家可望保持相当的优势，即既在数量上又在质量上具有相对优势。而这一任务是否转为绩效，则取决于这些国家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能力了。换言之，今后50年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将转移到最系统地、最成功地提高知识工作者生产率的国家或产业方面去。这是一场世界领导地位之争，德鲁克在阐述时其急迫之情，溢于言表。
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带给发展中国家管理的挑战，是更加严峻的。在近代历史上知识的运用有过三次变化，一是知识运用于工具、过程与产品，它带来产业革命；二是知识运用于人的工作，它带来生产率革命；第三个变化是知识运用于知识，这一知识动力的变化，按德鲁克的观点，可称之为“管理革命”，它从1945年开始到1990年用了不到70年的时间，达到在世界范围内起主导的作用。应该看到，多数发展中国家，尚未完成管理革命，同知识经济相去甚远，面临着被发达国家拉开距离的巨大压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其工业化进程尚待完成，在这场全球性管理革命中又远远地落在后边。现在，经过改革开放，虽说赶上来，但管理的任务仍异常艰巨。
不过，我们也应看到，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亦将促进发展中国家加快制度创新，改进社会组织结构。历史经验表明，妨碍后进国家追赶的不只是知识的匮乏，更缺乏的是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其中就包括制度创造、知识管理、社会组织与文化发展等方面的能力。我们在这些方面的创新与改进潜力是很大的。还有不少的新的科技理论尚未进入应用与产业化阶段，如能有选择地迫近知识经济前沿，在若干重要领域实现超越式的发展，是有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内加速经济发展、迎头赶上发达国家的。从这些方面看，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也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缩短工业化进程、改变经济落后面貌的难得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