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解体的研究：回顾与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同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12)04-0049-55
如同2008年发生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学界受到广泛的质疑一样，国际关系学界特别是现实主义学派也因为无法预见冷战的突然结束而备受责难。①冷战之后，国际关系学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解释北约(NATO)在华约(WTO)解散、苏联解体后继续存在。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者预测说，冷战后因为缺乏清晰和现实的威胁，北约将很难得到维持。②这显然与冷战后的现实不相一致。这种新的反例的出现，说明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同盟这一国际政治的核心现象的研究还不够充分，③特别是与同盟形成研究相比，同盟解体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学者对同盟解体原因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如对同盟形成原因的关注程度。④当前比较专门研究同盟解体的文献只有寥寥数篇，⑤另有几篇文献研究同盟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⑥不直接考察同盟解体原因，但也算相关文献，虽然同盟持续时间未必只和同盟有意识分裂有关，比如说可能和同盟条约本身的有效期长短有关。⑦其他同盟研究文献只用只言片语论及同盟解体，既无成体系的论述，更无系统的实证验证，比如利斯卡在其著作中提到成本不平衡分摊和收益不平衡分配会导致同盟解体。⑧
在为数不多的已有研究文献中，学者给出了许许多多导致同盟解体的具体原因，概括起来，主要包括“目标实现说”、“同盟类型说”、“国家制度说”、“国内政治说”以及“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以下，将对这些同盟解体解释进行批判性回顾和评析，探讨它们的贡献和不足。
一、目标实现说
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国家形成集团是为了实现某一共同目标，成立时确定的目标一旦实现，这些集团就会解散。比如乔治·利斯卡和威廉·赖克就认为，一旦目标实现，联盟就会自行解散。⑨这里目标实现不但包括防御性的目标还包括进攻性的目标。防御性目标的实现是指原先所针对的威胁消失了或者威胁大大减小了，这样就实现了免受该威胁伤害的安全目标，这种安全目标是为了维持自己现有权力和利益而不是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因此是防御性的目标。进攻性目标的实现是指原先所针对的敌对一方被击败，这种目标的实现，将使得获胜的一方增加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从而改变了权力分配现状。
根据威胁制衡理论，国家组成同盟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威胁，威胁的消失，同盟将会趋于解体。防御性目标实现对于同盟解体的影响主要依据两个逻辑链条。首先，威胁消失后，同盟所带来的收益大大降低，而维持同盟需要承担一定的成本，比如说被盟友牵连的风险以及为对付共同威胁而投入资金建设军事力量，⑩同时还会因为与盟友进行政策协调而丧失一定的自主性(autonomy)。(11)在成本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收益的降低可能使得同盟的成本大于收益，国家倾向于退出同盟。其次，在原先外部威胁消失之后，成员国会重新评估对其最大的威胁，当其评估现有的成员国对其威胁更大时，同盟就会趋向解体。比如说，在冷战刚结束时，美国实际上也曾经争论俄罗斯、日本、德国哪个更具有威胁性。(12)而在进攻性目标实现后即大战胜利之后，同盟则面临着更多的分裂倾向，(13)除了上面所提的原先威胁消失和重新设定威胁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同盟中的主导国家为了获得更多的胜利果实，在取得胜利之后，倾向于缩小同盟规模。(14)二是同盟中的各个成员国因为争夺胜利果实而产生矛盾和冲突，从而导致同盟解体。比如说，在二战胜利之后，美苏双方在波兰、希腊和西欧势力范围的争夺。这种利益争夺是定和博弈(constant sum games)，一方所获得利益的增加必须以另一方所获得利益的减少为代价，因此是冲突性比较强的矛盾，容易导致同盟的解体，就像二战结束之后反法西斯同盟的解体一样。凯格利(Kegley)和雷蒙德(Raymond)就认为，在大战结束后或国家间权力分配出现重大变化时，同盟会出现利益分歧，其解体的可能性会增大。(15)
虽然从已有的同盟形成理论来看，目标实现说似乎非常符合逻辑，组成同盟是为了制衡威胁，那么威胁消失了，或者针对的目标已经不具有威胁了，维持现有同盟似乎显得没有必要，同盟自然就应该解体。但是目标实现说显然把同盟解体问题简单化，因为建立同盟和维持同盟显然不能混为一谈。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同盟所需要的外部条件应该要比维持一个已经存在的同盟的条件要严苛，因为建立一个同盟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和所需要的战略决心显然比维持一个已经存在的同盟要大得多，所以认为威胁消失了或者变化了，同盟就会解体显然太过武断。而且，现有的系统性实证研究成果没有支持威胁变化和同盟解体存在相关关系，比如利兹(Leeds)和萨万(Savun)以及本尼特(Bennett)的验证结果都不支持威胁变化和同盟解体之间存在相关关系。(16)此外，目标实现说无法解释为什么苏联解体了，华约解散了，北约不但没有分裂，而且扩大了，更无法解释20世纪60年代中苏同盟在美国威胁还存在的情况下却解体了。
二、同盟类型说
同盟类型说的核心观点是，同盟会否解体和同盟的类型有关，具体的同盟分类则主要包括进攻性同盟和防御性同盟、对称同盟和不对称同盟、制度化同盟和非制度化同盟。
同盟类型说认为进攻性同盟比防御性同盟更容易解体。首先是因为进攻性同盟实现的目标是私人物品，私人物品所具有的排他性，决定了一方占有就排除了另一方占有的可能，因此进攻性联盟的战利品瓜分是一个具有较强利益冲突的过程，这会促使进攻性同盟趋向解体。其次是，进攻性同盟的成员很多都是具有修正主义动机的国家，他们对现状不满，具有扩张的倾向，这种同盟里的国家更具有侵略意图。按照沃尔特的理论，威胁是综合实力、地理毗邻性、进攻实力和侵略意图的函数，侵略意图越大其威胁越大。也就是说，进攻性同盟中的国家在一定情况下有可能把其盟友判断为更大的威胁，从而导致同盟解体。(17)
同盟类型说还认为对称同盟比不对称同盟(asymmetrical alliance)更容易解体。莫罗(Morrow)在阿特菲尔德(Artfeld)所建立的安全自主权衡模型(securityautonomy trade-off)基础上，发展了新的安全自主权衡模型。(18)阿特菲尔德认为国家结盟是以牺牲自主为代价改善国家安全状况，而莫罗认为阿特菲尔德所描述的是对称同盟的情况，不对称同盟里强国牺牲安全换取更大自主，而弱国则是牺牲自主换取更大安全。在莫罗看来，强国的实力保障自身安全绰绰有余，而弱国则安全不足，因此强国通过给弱国提供安全保障来换取弱国在关键政策上支持它，从而增加了强国的自主性，也就是推行自身政策的能力。莫罗认为，不对称同盟中国家之间进行的是类似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交换，大家资源禀赋不一样，成员国通过加入同盟各取所需，因此互补性较强，而在对称同盟中，国家需要的都是安全，因此具有一定的冲突性，把同盟的有限安全资源配置到保护一国的领土上，就会减少对另一国的保护力度。因此不对称同盟比对称同盟要更容易维持，而对称同盟更容易解体。
最后，同盟类型说认为非制度化同盟更容易解体。同盟作为一种国际制度，按照制度主义的说法，是为了方便成员国合作解决单个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制度提供了推进国家沟通合作的平台。过去的同盟大多制度化水平不高，真正制度化水平比较高的都在二战之后，最典型的如北约，是迄今为止制度化水平最高的多边军事同盟。根据制度主义的逻辑，同盟制度化水平能够影响到同盟的维持或者解体。其一，制度化水平高的同盟拥有比较成体系的组织网络，产生一大批个人生涯前途与同盟存亡息息相关的官员，形成一个利益团体，这个利益团体倾向于让同盟永远维持下去。(19)其二，同盟制度化水平越高，同盟的适应性就越强，就越不会解体。随着同盟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同盟扩展了新的功能，使其功能多样化，这样即使原先建立同盟的条件消失，同盟也不会趋向解体。另外，随着同盟制度化水平的提高，其内部的决策机制、决策程序也更加灵活，更能够对新的外部变化作出反应。(20)
同盟类型说给出了许多有关同盟解体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推论，而且同盟类型说已经摆脱了从同盟形成理论中简单进行推断的思路，从同盟本身的特性出发考察同盟的维持与解体。但是同盟类型说的有关假设要么没有得到系统实证验证，要么没有在实证验证中得到证实。比如说，有关进攻性同盟更容易解体，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可靠的实证验证。而制度化同盟比非制度化同盟不容易解体在有关实证验证中并没有得到支持。(21)实力不对称同盟更不容易解体虽然得到了统计分析结果的支持，但是它解释不了为什么有些不对称同盟会解体，而有些却得到维持，比如说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之间的不对称同盟解体了，而21世纪初美韩之间的不对称同盟却得以维持。它也解释不了为什么一些比较对称的同盟却比相对不对称的同盟还要稳定，比如说21世纪初美日同盟比美韩同盟稳定。它更解释不了在外部威胁存在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不对称同盟会解体。
三、国家制度说
国家制度说认为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更容易持续，而非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更容易解体。(22)民主国家组成的联盟更不容易解体，主要有两种解释范式。首先是理性主义解释范式，按照这种解释范式，民主国家同盟更能持久是建立在一种利益计算的基础之上的。从单位层次上讲，民主国家之间的承诺更加持久更加可信，(23)拥有更好的声誉，从而使得双方对于同盟的可靠性(credibility)更有信心，(24)因此同盟就更容易持续。从领导人个人层次上讲，领导人面临强大的国内制度约束。因为民主国家的国内政治过程的结构性限制，即民主国家内部决策机制对政府的强大约束，其领导人发现他们难以对已有政策进行更改，所以很难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做出退出同盟这样的机会主义反应。而且当领导人个人为了维持自己的国内地位时，也更倾向于在外部保持一个稳定的外交关系。(25)
其次是反思主义(reflectivism)解释范式。依据这种范式，民主国家同盟更不容易解体，一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拥有共同的法治(rule of law)规范。(26)民主国家之间签订的盟约和所作出的国际承诺，已经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而且有些已经通过国内政治程序变成了国内法的一部分，拥有法治规范的民主国家将会遵守所作出的盟约和国际承诺，因此民主国家组成的同盟更可能维持。二是民主国家同盟将他们的国内规范外化，创建了多元安全共同体，从而使得民主国家联盟更容易维持。(27)所谓规范外化是指由国内规范产生的对外行为模式。托马斯·里斯-卡彭提出了民主国家通过国内规范外化构建多元安全共同体的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是民主国家拥有相同的国内规范，把彼此视为“我者”，而把非民主国家视为“他者”，从而形成了民主国家之间的集体认同，这种认同使得民主国家对待民主和非民主国家适用了不同的行为规范。(28)第二条路径是民主国家之间以国内规范为基础建立起了管理它们之间关系的国际制度，这些国内规范强调说服、妥协、不使用武力或者强制性力量。(29)民主国家同盟因为集体认同和规范内化，从而构建了多元安全共同体，培养了共同体意识，因而更不可能解体。
国家制度说试图从单位层次寻找同盟维持或解体的原因，其解释逻辑不依赖于外部威胁是否存在，似乎能够用于解释一些与外部威胁状况不相符的同盟行为，但是它只能解释威胁消失后同盟仍然得以维持，而不能解释威胁存在时同盟却解体了。此外，民主国家同盟更持久的理性主义解释逻辑存在一些逻辑问题或者实证反例。比如说，民主国家声誉说认为民主国家拥有更好的遵守承诺声誉，但是实际上美国遵守国际制度的声誉未必比中国好，(30)而按照西方标准，美国是最典型的民主国家，中国则是最典型的权威主义国家。制度约束逻辑也存在着逻辑缺陷，即这些制度约束在面向非民主国家时不起作用。因为无论是面向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做政策选择的那个民主国家的制度约束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个常量，而常量无法解释民主国家面向民主国家或者非民主国家的行为差别。最后，民主国家同盟更持久的反思主义解释逻辑同样面临着逻辑质疑，即如何排除掉竞争性解释问题。比如说，依据反思主义解释逻辑，冷战后北约继续存在是因为民主国家之间的集体认同，但是这种解释逻辑无法排除掉诸如北约存在可能是由于俄罗斯仍然对其成员国的安全构成一定的威胁这一替代解释。除非有朝一日北约东扩到俄罗斯，否则这种质疑仍然是有强大的逻辑依据的。
四、国内政治说
国内政治说认为，同盟解体和国内政治变化有关，这些变化包括体制变化、人口代际更替以及意识形态分歧等因素。
国内体制变化导致同盟解体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国家的对外政策不但是诸如体系结构、外部威胁等外部环境的产物，也是内部政治过程的产物。因此，伴随着国内体制变迁，由于不同的统治集团会持有不同的外交偏好，不同的政策过程会有不同的政策结果，包括有关同盟选择的政策，如果有成员国发生内部体制变更，同盟就有可能解体。(31)其次是发生国内体制变迁后，新的政府可能认为它没有继续履行前政府对外条约的义务。(32)最后是发生国内体制变迁可能使得有关国家重新评估外在威胁，形成新的威胁认知，导致重新结盟行为。这种体制变迁效应在发生国内革命后对同盟的影响最为显著，比如说法国革命后结束了同奥地利的长期同盟，(33)而新中国成立后结束了同美国的盟友关系转而同苏联结盟。中国当时和苏联结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担心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34)革命后的中国认为帝国主义是威胁的来源。
国内政治说还认为国家发生的人口代际更替也可能会影响同盟是否维持。沃尔特提出，如果同盟的存在是依赖于传统的跨国联系，包括拥有共同族群文化背景以及相同历史经验，那么随着人口成分的变化，可能稀释具有这种背景的人口比例，从而弱化两国之间原有的紧密联系。(35)这种情况在国际关系史上并不少见，因为代际更替所带来的代际文化差别，会对国家政策包括外交政策带来影响，比如说英联邦国家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内部联系会越来越弱化。沃尔特在这里讲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人口代际变迁对两国社会文化纽带的弱化作用。实际上，随着统治集团的代际变迁同样会带来同盟弱化问题，因为不同代际的领导人拥有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经历，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取向，因此会影响到其对现有同盟的价值判断，从而可能导致同盟解体。
最后，国内政治说认为意识形态分歧会导致同盟的解体。学者们在意识形态分歧对于同盟的影响上，还存在不同意见。现实主义学者大都认为意识形态对于同盟要么没有影响，要么影响不大。摩根索认为意识形态在同盟行为中几乎是一个不起作用的因素，纯粹的意识形态同盟是不可持续的。(36)沃尔特也认为当国家在面临紧迫外部威胁时，意识形态对同盟行为不起作用。(37)但是沃尔特也区分了不同类别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导致团结的意识形态，一种是导致分裂的意识形态。他指出，当意识形态要求成员形成服从单一权威领导的集中化运动时，成员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从而导致同盟解体。沃尔特举出的主要案例包括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泛阿拉伯主义运动。(38)
国内政治说是一种非理性国家的解释逻辑，它假定国家可以为了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忽视国家的生存利益。但从逻辑上说，没有人会为了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而牺牲了国家的生存权，因为如果一个国家都不能维持自身作为实体的存在，也就无所谓对它的控制，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非理性解释逻辑，决定了国内政治说无法建立起对威胁存在情况下同盟解体的理性解释路径。因此，国内政治说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有些同盟在外部威胁存在的情况下却解体了。此外，国内政治说的许多观点要么缺乏系统实证验证，要么没有得到现有的系统实证验证的一致支持。比如说国内人口代际更替的假设缺乏系统实证验证，而国内体制变化则并没有得到系统实证验证的一致支持。(39)而且，国内体制变化说也没能解释有些同盟在经历了国内体制的剧烈变迁后仍然维持，比如说中国和巴基斯坦的非正式同盟，即使在巴基斯坦发生军事政变等剧烈内政变动情况下，仍然得以维持。另外，意识形态分歧说也存在非常大的逻辑问题，如果因为意识形态分歧连已经存在的同盟都不能维持，那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具有巨大意识形态分歧的国家却能克服他们之间的分歧而结盟，因为建立一个同盟比维持一个同盟所需要的条件应该更苛刻。比如说在20世纪70年代，中美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苏联威胁而克服双方之间巨大的意识形态对立，建立了准同盟关系。意识形态分歧说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样是意识形态分歧，而且这种意识形态分歧同样对于盟国政权的内部合法性有削弱作用，(40)有些国家之间的同盟解体了，有些却得以维持，比如说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同盟，美国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对于沙特王室政权的国内合法性同样有损害，为什么他们的意识形态分歧没有使得他们之间的同盟解体。
五、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
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的核心观点是，同盟的存在和解体依赖于军备和同盟两种获得安全手段的成本收益比较。它假定国家可以通过发展军备和建立同盟，也就是通过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来获得安全。阿特菲尔德(Artfeld)建立了一个军备同盟权衡模型。他假定国家是个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体，会计算安全(security)、财富(welfare)和自主性(autonomy)三者组合的效用。(41)而国家获得安全的手段包括发展军备和建立同盟两种手段，发展军备需要承担财富减少这一成本，而建立同盟则需要承担自主性降低这一成本，并依据发展军备和财富减少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立同盟和自主性降低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两个约束方程，从而把国家追求安全、财富和自主性三者组合效用最大化，转变为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极值的数学问题，并运用拉格朗日乘数法(the method of Lagrange multiplier)求出效用最大化的两个平衡条件。由这两个平衡条件，阿特菲尔德推断出同盟趋向解散的五种情况，即军备的边际生产率增加，自主性的边际效用增加，国民财富的边际效用降低，同盟的边际生产率下降，安全的边际效用降低。
莫罗(Morrow)认为国家寻求安全的两种手段发展军备和建立同盟都要承担一定的政治成本，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发展军备需要承担的政治成本是国内政治成本，也就是要说服反对军备发展的力量同意把国家的一部分资源转移到发展军事力量上，其优势是比较可靠，缺点是花费时间比较长，解决不了紧迫的安全问题。而建立同盟所要承担的政治成本是国际政治成本，也就是需要和盟友协调冲突性利益，其优势是能够迅速获得额外的安全，劣势是不如自己发展军备可靠。(42)莫罗在阿特菲尔德提出的两个均衡条件基础上进一步提炼了国家在同盟和军备之间的均衡条件，那就是发展军备的成本收益比和建立同盟的成本收益比相等，由此提出其核心观点即军备的成本收益比相对于同盟更加具有优势时，则同盟更可能解体。(43)
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同样摆脱了对于外部威胁等体系因素对同盟维持或解体影响的解释路径，因此可以用来解释威胁存在情况下，同盟为什么会解体，以及威胁消失情况下，同盟为什么能够继续。但是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解释的是同盟在发展军备和建立同盟之间的选择问题，而不是同盟成员国的自助能力对同盟解体有何影响。虽然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理论演绎逻辑，但是它不能算做一个同盟解体理论。此外，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提出国家会在发展军备和建立同盟之间进行成本收益比较，但是实际上国家选择结盟与否与其说是依据军备和同盟之间的比较，不如说是依据自身实力和面临威胁之间的比较。正如摩根索所说，如果一国相信自己的力量强大到不需要外援就足以自保时，它就会避免结盟。(44)在冷战时期，日本之所以坚持和美国的结盟，不是因为建立同盟比发展军备在经济上更加节省，而是因为依靠自身实力根本无法抵抗冷战时期苏联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与美国结盟无论付出多大的经济代价，比如说需要签署广场协议(The Plaza Accord)，日本也会坚持和美国的同盟。最后，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提出的许多假设因为变量无法测量而没能进行严格的系统验证。当然，军备同盟效用比较说建立的理性主义分析框架对于我们研究同盟解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总结与评析
到目前为止同盟解体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一个简约的同盟解体理论仍然没能建立起来。总体来说，首先，有关同盟解体的研究成果仍远没有达到同盟形成研究那样的水平。一是同盟形成理论已经建立起了简约的单变量严格分析框架，并且实现了理论内部的重大演进，比如说从“势力均衡理论”到“威胁制衡理论”再到“利益均衡理论”的理论演进。二是同盟形成理论已经从研究为什么结盟到和谁结盟的深化，也就是从同盟动机到同盟选择的深化。而同盟解体理论研究则刚刚起步。其次，当前同盟解体理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大多都是多变量分析，虽然建立起了每个变量与同盟解体之间的逻辑关系，但都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也因为多变量分析使得现有研究缺乏理论的简约性。以上回顾的几种解释路径包括“目标实现说”、“国内政治说”等都是从许多文献中归纳出来的，并没有学者真正以此作为自己研究的唯一解释变量进行单变量的理论建构。最后，国际关系中的很多问题都是先有大量的理论成果，然后才有系统的实证验证成果，但是同盟解体却恰恰相反，更多成果是系统实证验证成果，而缺乏理论建构成果。这可能是因为，在研究同盟形成过程中，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同盟数据库，于是学者们就因利乘便利用这些数据库，试图归纳验证出一些有关同盟解体的规律，从而忽略了思索建构解释规律的理论。这样就引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即通过归纳还是演绎更能够产生理论。按照同盟形成理论和同盟解体研究的现状，似乎是通过观察一些案例进行理论思辨演绎比由大量数据归纳变量关系更能产生理论。因为事先如果存在大量实证数据库，有可能导致研究者被数据库牵着思路走，从而局限了理论的想象力。
当然，已有的研究也为今后对同盟解体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学术参考基础。未来的同盟解体理论研究，首先可以从已经被系统实证验证一致支持的因素中辨识筛选一至两个重要的变量，构建既具有理论简约性又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同盟解体理论。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要想建立一个单变量的同盟解体分析框架显然难度较大，但是建立一个面面俱到的多变量分析框架，其理论意义则大打折扣，因此从已有实证研究成果中筛选一至两个重要的变量，然后建立起这些变量和同盟解体的逻辑联系，则可以兼顾到理论的简约性和解释力。其次，是在实证验证上，也需要相应地聚焦关注筛选出来的那一两个变量与同盟解体的因果效应。进行大样本统计分析是验证理论假设的比较可靠的方法，但是在进行大样本统计分析时，必须建立一个包含所有可能影响因素的统计模型，否则被忽略掉的因素的影响可能被错误地安到了其他因素的头上。即使这样，也不能像已有的常规实证研究一样，没有选择性地分析所有因素和同盟解体的相关情况，而应该选择性聚焦原先筛选出来的那一两个变量对同盟解体的影响。
(作者感谢张志洲教授和《国际论坛》评审专家富有启发意义的修改意见，感谢阎学通教授的悉心指导，但文责由作者自负。)
修改日期：2012-05-20
注释：
①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3(Winter,1992-1993),pp.5-58; Richard Ned Lebow,“The Long Peace,the End of the Cold War,and the Future of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2 (Spring,1994),pp.249-277.
②参见斯蒂芬·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周丕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新版序言，第2页；see also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the Future”,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5,No.1(Summer,1990),pp.5-56; Malcolm Chalmers,“Beyond the Alliance System”,World Policy Journal,Vol.7(Summer,1990),pp.215-250; Pierre Hassner,“Europe Beyond Partition and Unity:Disintegration or Reconstitution?”,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6,No.3(July,1990),pp.461-475; Hugh De Santis,“The Graying of NATO”,Washington Quarterly,Vol.14(Autumn,1991),pp.51-54; Gunther Hellmann and Reinhard Wolf,“Neorealism,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and the Future of NATO”,Security Studies,Vol.3,No.1(Autumn,1993),pp.3-43; Kenneth 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Autumn,1993),pp.44-79; John 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Winter,1994/95),pp.5-49.
③早在1975年就有学者指出在国际政治分析中，没有什么概念比同盟和均势更核心的了，但是同盟的理论研究又极其落后，see Patrick J.McGowan & Robert M.Rood,“Alliance Behavior in Balance of Power Systems:Applying a Poisson Model to Nineteen-Century Europe”,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69,No.3(Sep.,1975),p.859.
④D.Scott Bennett,“Testing Alternative Models of Alliance Duration,1816-1984”,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3(Jul.,1997),p.846; 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The Journal of Politics,Vol.69,No.4(November 2007),p.1120.
⑤Stephen Walt,“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Survival,Vol.39,No.1(Spring,1997),pp.156-179; 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op.cit,pp.1118-1132; Brett Ashley Leeds,“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7,No.4(Autumn,2003),pp.801-827.
⑥See op.cit.,D.Scott Bennett,pp.846-878; William Reed,“Alliance Duration and Democracy:An Extension and Cross Validation of '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41,No.3(Jul.,1997),pp.1072-1078; 其他与同盟持续时间间接相关的文献包括Kurt Gaubatz,“Democratic States and Commitmen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0,No.1(Winter,1996),pp.109-139; James D.Morrow,“Alliances and Asymmetry: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35,No.4(Nov.,1991),pp.904-933.
⑦(25)(26)See 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op.cit.,p.1122.
⑧George F.Liska,Nations in Alliance:The Limits of Interdependence (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1962),p.190.
⑨See George F.Liska,op.cit.,p.112; William H.Riker,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62)，pp 132-176.
⑩See D.Scott Bennett，op.cit.，pp.848-849.
(11)See 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op.cit.， pp.1119-1120； Michael F.Altfeld，“The Decision to Ally：A Theory and Test”，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Vol.37， No.4(Dec.，1984)，pp.523-544；James D.Morrow，op.cit.， pp.904-933.
(12)比如说冷战后出现美日两国互为对手的判断，参见沃尔特：《联盟的起源》[M]，新版序言，第1页。
(13)沃尔兹和沃尔特都认为取得胜利的联盟随着和平的来临，有可能解体，参见Kenneth N.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4)， p.126；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30页。有关大战胜利之后同盟政治的讨论参见James W.Davis，“Victims of Success? Post Victory Alliance Politics”， NATO Research Fellowship Final Report，www.nato.int/acad/fellow/98-00/davis.pdf，访问时间：2011年8月22日。
(14)[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第573页。
(15)Charles W.Kegley and Gregory A.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0.
(16)See 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op.cit.， pp.1118-1132； D.Scott Bennett， op.cit.,pp.846-878.
(17)See Stephen Walt，op.cit.， pp.158-159，提到进攻性同盟容易解体。
(18)See Michael F.Altfeld，op.cit.,pp.523-544；cip op.James D.Morrow， pp.904-933.
(19)See Stephen Walt，op.cit.， p.166；Celeste Wallander，and Robert Keohane，“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o Alliance Theory”，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2(1995)，Harvard University.
(20)(32)(33)(35)Ibid.,pp.161-167.
(21)See D.Scott Bennett， op.cit.,pp.846-878；cip op.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 pp.1118-1132.
(22)有关民主制度和同盟持续的关系，see Kurt Gaubatz，op.cit.， pp.109-139； William Reed，op.cit.， pp.1072-1078；D.Scott Bennett， op.cit.， pp.846-878；Brett Ashley Leeds， op.cit.， pp.801-827； 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 op.cit.,pp.1118-1132.
(23)Peter Cowhey，“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the Credi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s：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7， No.2(Spring，1993)， pp.299-326；Kurt Gaubatz， op.cit.， pp.109-139.
(24)可靠性的降低会导致同盟解体，see Stephen Walt，op.cit.， p.160.
(27)(28)(29)Thomas Risse-Kappe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De-mocratic Community： The Case of NATO”， Peter J.Katzenstein(ed)， 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57-399，p.367，pp.368-369.
(30)典型的如美国为了追求军事优势于2001年12月13日单方面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其后六个月，《反弹道导弹条约》正式失效，see CNN，“U.S.quits ABM treaty”， December 13，2001，http://articles.cnn.com/2001-12-13/ politics/rec.bush.abm_1_abm-treaty-rogue-state-missile-attacks-anti-ballistic-missile-treaty?s=PM：ALLPOLITICS，访问日期：2011年8月28日；有关中美遵守规则上的比较，参见江忆恩：《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J]，《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2期，第26-67页。
(31)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Terminating Alliances：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p.1121；Randolph Siverson and Harvey Starr，“Regime Change and the Restructuring of Allianc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8，No.1(Feb.，1994)， pp.145-161.
(34)杨公素、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
(36)(44)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 pp.201-204.
(37)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35-36页。
(38)同上，第33-35页；Stephen Walt，op.cit.,pp.162-163.
(39)See cip op.Randolph Siverson and Harvey Starr，Brett Leeds and Burcu Savun， and D.Scott Bennett， op.cit.，前两篇认为国内体制变化有影响，而最后一篇认为没有影响。
(40)沃尔特认为中心化的意识形态运动所引起的冲突原因之一，是因为这种意识形态能够对其合法性产生影响，也就是说意识形态分歧会引起国内合法性的削弱，参见沃尔特：《联盟的起源》，第34页。
(41)See Michal F.Altfeld，op.cit.， pp.523-543.
(42)(43)James D.Morrow，“Arms versus Allies： Tradeoffs in the Search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2(Spring，1993)， p.208， p.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