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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教学法” 张礼永:陈老师能不能把“教学法”给我们好好讲一讲?我们一直不懂这个“教学法”。 陈桂生:“教学法”之“法”,人们往往把它误解为“方法”(教法)。其实,它原为教学的“法则”,有“普通教学法”与“分科教学法”之别。后来,“普通教学法”成为“教学论”,“教学法”就只剩下“分科教学法”。“分科教学法”的恰当名称叫做“教材教法”。杜威讲过:没有脱离教材的方法。教材的处理本身就有一定的方法。教材这样处理,还是那样处理,本身就是方法问题。没有空洞的方法。中国老一辈“教学法”专家,如杭州俞子夷、华东师大的沈百英,研究的就是“教材教法”。沈百英说过一句俏皮话:“我有材(财)有法(发)。” 前几天在溧阳文化小学,我讲到小学数学中,整数怎么个教法?从加法、减法过渡到乘法,会遇到什么问题?问题应该怎么处理?从四则运算过渡到分数,分数应该怎么教?小数怎么教?百分数怎么教?几何图形怎么教?应用题怎么教?这些都是小学算术教学法研究的问题,现在把这些东西丢掉了。 二、“教学法”的由来 秦艳:陈老师,我们还是不太明白“教学法”与“教学方法”的区别。 陈桂生:过去的“教学法”分为“普通教学法”和“分科教学法”。“教学法”这门学科,过去大家一直都嫌它浅,没有理论,因为它太结合实际了。“普通教学法”后来就变成了“教学论”。有些人以为有了“教学论”,就比较有理论了,其实“空”掉了。过去赵廷为写过《普通教学法》,可以找出来看看。 近代以来,“普通教学法”最早来自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学论”。因为从近代开始,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整个的教学是书本教学,学生只是知道一些符号——直到现在为止,也是这回事——老师讲的、学生学的,都是文字符号。文字指称的事实是什么?不知道。所以从近代开始,很突出的一个创造,就是“直观教学”,又叫做“实物教学”。也就是说,如果老师要讲一个“杯子”,就要把杯子拿出来给小学生看。最初,“实物教学”红得很,因为这在过去是一个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夸美纽斯一个很大的发明,就是“实物教学”,就是主张不能再停留在文字符号上,而要给学生展示符号所代表的实物是什么。本来,按照杜威的说法,学校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有文字符号:进学校就是为了学文字的,如果是学事情的话,不进学校也可以学。但是到了近代,学校就变成了专门学文字的了,大家就不会动手、不会做事了。所以又有反过去改进的必要。“教学法”最初的一条原则,就是“实物教学(直观教学)”。 后来,裴斯泰洛齐就想,怎么样才能把“实物”的东西抽象起来?文字的符号、这个概念怎么才能和实物联系起来?建立近代科学的一个基本的尝试就是“要素分析”,就是把一个事物的整体加以分解,直到分成许多简单要素。裴老先生一直在考虑符号和实物联系的问题,有一天,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其实,在学生学的东西里面,基本上是三个要素——数、形、语词。“语词”是语文的基本单位,“数(字)”和“形(几何图形)”是数学的要素。抓住这些简单要素之后,组成由易及难的各种练习,这就为“教学法”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这些词从简单到复杂排列,因为必须要契合儿童的需要;把数字和形也是由简单到复杂安排,这样不就找到了一系列过渡了吗?这是“教学法”最初的一个思想——“教学(材)要素分析”,后来就慢慢地积累了起来。 裴斯泰洛齐的设计是这样的:小孩子在练习的时候,先说“我看到天花板”;然后是“我看到天花板上有一层纸”;慢慢再复杂一些,说“我看到天花板上的纸上有一个洞”。把句子从短拉到长,后来就变成了“练习”。再往后发展,有了编教材的问题,才有我们现在熟悉的“循序渐进”的问题。古代的教材,比如说《三字经》,有什么循序渐进呢?就是语词从简单到复杂,数字从少到多。后来又总结出许多规则,比如“从具体到抽象”等等。 到19世纪中期以后,斯宾塞又把这些原则归纳成六条格言。虽然都是自夸美纽斯以来积累的,经斯宾塞的归纳,就变成普及的、人人都知道的六条格言了:“从已知到未知”、“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还给这六条定了一个名字,叫做“六条法则”,具体的大家不妨参看斯宾塞的《教育论》。今天看起来,这些原则好像都比较简单,但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六条很普及,这就是普适性的东西。 后来,美国有学者尝试进行教学要素分析,比如,把课堂上的要素分为学生、教师、教材、情境等等。再基于要素分析,主要是探讨要素之间的关系,确立教学法上的一些基本原则。 也就是说,“教学法”是“教学论”的基础,基于对普遍情况的分析,所以才具有普适性。我国过去和现在也冒出一些牌号的“教学法”,如:一个人抓住一个片段,比如说某人对“读—讲”很感兴趣,就搞了一个“读—讲教学法”。好像有特色,由于这是片面的东西,缺乏普适性,只能稍纵即逝。 后来,“教学法”逐渐上升演化为“教学论”。结果,本来“教学法”是“教学论”的基础,当“教学论”成为一门更系统和复杂的学问之后,“教学法”的研究倒反过来又去向“教学论”抄。“教学论”的内容后来放大了,增加了类似“这门课的性质”、“这门课的目的任务”等等这些内容,愈搞愈空了。 胡惠闵:那为什么像“情境教学法”不是“教学法”呢? 陈桂生:它不见得有普适性。它如果是基于科学分析,就会说明“到底有多少情境?某种情境到底有多少要素,要素之间关系如何处理?”才可望带有普适性。 胡惠闵: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像“情境教学法”这些东西,只是一种“教学方法”? 陈桂生:它又不单单是一种“教学方法”。它是一种特殊的实践经验。这种经验或许同蒙台梭利的设想相关,而未必称得上“教学法”或“教学方法”。 黄向阳:那赫尔巴特的“四步教学法”、“五步教学法”算吗? 陈桂生:对于赫尔巴特的“教学形式阶段”,后来有很大的误解。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教学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教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实际上他是按照到那时为止长年积累起来的教学经验,慢慢概括起来的。他没有什么四步、五步“教学法”之说,而叫做“教学形式阶段”。什么叫“形式阶段”呢?就是对教学的抽象思考,是对教学过程由具体到抽象、再回到具体的思考,回答教学过程如何进行。 比如说,凡是成功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学一种东西要专心,不专心就学不好。这一点,像古代的孟子、荀子等,都讲过。荀子讲:“君子一教(一门心思地教),弟子一学(一心一意地学),亟成(就一定能成功)。”多少名家都有这种见识。可是这样接着又产生一个问题:人总不能专心看同一个东西,要从一个“专心”转到另一个“专心”,兴趣要转移,怎么去转?老是钻研一个东西,那不是学得就“单调”了吗?从一个“专心”转到另一个“专心”,不过是一个回合,这个回合还要反复,那就要形成“系统”。但是“系统”形成之后,还停留在认识上面,有的时候要运用,做做作业、练习题,叫做“应用”。 黄向阳:赫尔巴特称作专心、联想、系统、运用或者叫方法。 陈桂生:这四个本来是“教学形式阶段”,是对整个教学的一种形式思考。只是大家在看赫尔巴特东西的时候不仔细。其实,赫尔巴特自己讲:看来这套东西,实际操作起来,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才有效。他罗列六种兴趣。“六种兴趣”怎么从一种兴趣转移到另一种兴趣呢?一种是思辨的兴趣、一种是直观的兴趣、一种是宗教的兴趣……从一种兴趣转到另一种兴趣,只能在小的场合。结果小的场合就变成了在一节课里的运用,也就是把一节课划成五个环节。最后大家看到的,只是赫尔巴特最后说的可操作的东西。他本来不是这个意思,他原有的东西是教学过程是怎么回事、到底怎么适合于学生,他不是有一个“统觉”的观念吗?从旧知识要过渡到新知识。“导入”就是这样来的。不从旧的过渡到新的,难道新的是突然冒出来的吗? “导入”没有固定的方式,要根据主题是什么来“导”。比如从下一节课开始要讲“分数”。学生从整数观念过渡到分数观念,是个非常艰难的跨越。比如,在学了分数之后问学生,4/8大还是2/4大,他们会说4/8大一点,证明对分数还没有真懂。又如,我学过了小数,到了高中之后,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0和1之间、1和2之间的距离有多大?我们都说,距离就是“1”。后来老师讲,其实0和1之间的距离是无穷大的。因为0和1之间还有小数。老师的这次讲课,真是给了我很大的启发。这证明我的脑子里面还没有小数的观念,只承认有整数。所以我就说,学生练习题会做了,可能还没有形成数的概念…… 胡惠闵:陈老师的意思是说,当一种知识的性质发生变化的时候,新的知识一定要建立在旧的知识基础之上。比如说,从整数到小数、分数,就是知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了。这就是教学的难点。 陈桂生:新的知识建立在旧的知识基础之上,是很难建立的。 胡惠闵:上次陈老师讲了以后,好几个老师都在说,他们以前很少这样去想问题。其实现在就变成了,首先要对教材进行分析:在这一册里面,有哪些内容是属于知识性质发生了变化的?要首先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陈桂生:“教学方法”和教材可分又不可分。现在大家都认为教学法不时兴、不时髦,那就由各人自主选择吧! 三、教学法何以从我国教师培养培训中淡出 张礼永:教学法为什么会被丢掉呢? 陈桂生:师范大学里开设“教材教法”课程,可是大学生没有教学的经历,堂堂一所大学,居然讲小数怎么教、分数怎么教;讲怎么教识字、怎么教写字、怎么教阅读、怎么教作文;文章又分艺术性课文、应用性的课文、常识性课文等,看似都是一些“小儿科”。其实,这些都是和中小学教学密切相关的问题。再比如说,教地理会遇到什么特殊问题、历史教学会遇到什么特殊问题、科学教学会遇到什么特殊问题……这些都是“教材教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教材教法”是必修课,现在在许多师范大学里被取消了,后来在中学教师的培训里也被取消了。“教材教法”不“吃香”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架空的研究:怎样培养创造性?怎样合作教学?……脱离了教材。所以,老师在学了这些“理念”之后,到底怎么教呢,还是不清楚。而老师们碰到教材处理问题时,却只能凭经验,或凭空瞎捉摸。曾经积累了多少年的知识,现在反而变成生疏的东西了。所以我在溧阳文化小学偶然讲一点,大家好像都觉得很新鲜。 胡惠闵:上次陈老师参加的活动,研究的是数学课的“导入”。什么样的课需要“导入”?有的老师就说,我的这堂课,就不需要导入,因为只有讲授新课才需要导入。陈老师就讲了一点:当数学知识发生性质变化的时候,就必须要“导入”,这是一个“底线”。陈老师刚才这样一讲,真的让我豁然开朗。这样看来,我们的教研组的活动内容,应该是学习“教学法”。其实,我们现在的教研组讲备课、讲怎么上课等等,还都只是建立在老教师的经验基础之上。也就是说,老教师上过这堂课了,再告诉年轻教师,这堂课应该怎么、怎么上。缺少“教学法”理论的指导。 陈桂生:现在的备课,完全变成了一种经验性的东西,过去的教学法,现在大家慢慢地都淡化掉了。就像上次我们讨论“导入”,我讲了之后,大家都以为好像是新的东西,实际上都是以前的老东西。为什么要“导入”?“导入”是和新课的主题相关的。新课的主题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导”。现在大家觉得这种说法旧了,改成了“引起兴趣”。“引起兴趣”也不是我国发明的,这是美国后来搞的。但是“引起兴趣”这个“导”,跟原来的那个“导”不一样。因为“引起兴趣”是泛泛的,而“导入”是跟主题直接联系的,是为了进入到主题。这些教育学上起码的道理,大家现在都淡忘了。 不过,俄罗斯一直到现在,还坚持“教学法小组”、“教学法委员会”。“教学法”是一种理论,是一种和教材结合在一起的理论。现在所谓“教学方法”、“教学研究方法”等,都比较空泛。“教学方法”跟“教学法”是两个概念。“教学方法”是从教育学里套用下来的。 胡惠闵:陈老师讲的,正好是我们中间缺的。也就是说,我们下位一点的教研组的活动,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的,完全是结合具体教材的一种就事论事的备课,这算是对“教学方法”的一种研究。而我们上位一点的“教学论”又脱离了教材的内容,变空泛了。中间缺少的,就是“教学法”。 陈桂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教学法”。如今广为流传的各种牌号的所谓“教学法”,缺乏“教学法”应有的普适性。“教学法”是普适性的东西,而如今那些时髦的“教学法”,其实是一些个人经验、个人心得,而算不上是“教学法”。 胡惠闵:我们当时也学过“教学法”,“小学语文教学法”、“小学数学教学法”,都学过,一点也没有觉得学了有用(现在的学生学起来也没有兴趣),去实习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学了有用。所以我有这样一个想法,“教学法”应该是给备课的老师、给参与实际教学的老师上的。 陈桂生:沈百英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班上也没有一个同学感兴趣,而小学老师旁听时,听得津津有味。后来我跟沈百英到上海的一些县区去调查“三算结合”问题,发现老师的积极性非常高,他们对这门课非常认同,对沈百英老师讲的东西一点就通。我有这种体会。我们现在缺少这种东西。 “教学法”本身也有问题。因为欧洲大陆来的这套东西,太具体、太实在,就是对备课非常有帮助,但是老师在备课以外就没有想法了。比如说在溧阳文化小学,我们现在搞的是课题研究,但是老师的理解就是备课:“我们备课,其他老师来听课,帮我们提提意见”。提的意见也是针对这篇或那篇课文,大家各自根据自己的理解,七嘴八舌,就事论事,他们也觉得有帮助。我觉得,在总体上,备课水平不高,因为这种备课不能超越具体的东西。 胡惠闵:不知道现在俄罗斯的“教学法小组”是怎么开展活动的,他们怎么能够保证“教学法”的理论能够和教学实践相结合?他们也都是一线的老师呀! 陈桂生:他们的教师培训,重在培训“教学法”,因为教学是教师个人的事情,其他人不干预,他们也没有“集体备课”这样的制度。除此之外,他们有“观摩教学”,而他们的“观摩教学”不像我们这样普遍,而是一学期搞一次、两次。 古德莱德讲,美国也是偶然会有这么一次两次“观摩教学”,是学区组织的推广新模式的东西,教师自愿参加。教学研究是不能强迫的。古德莱德讲的那些道理,跟我们现在的经验是相通的。 胡惠闵:我在想,是不是可以做个实验,比如说和打虎山路第一小学的数学组合作,研究“教学法”的理论如何与教学的实践相结合。尝试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教学法”方面的书? 陈桂生:现在也不懂“教学法”了。俄罗斯的教育一直是很严肃的,教师的工作就是教学,而且不能让外界干扰教师的教学。我们的教师到底在忙些什么呢?“观摩教学”本身应该是研究如何“教”,但我们的“观摩教学”就延伸出了许多另外的东西:大家来展示、选拔教师、按照其他的意图来教课……离“谱”了。 胡惠闵: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当我们想要把“教学法”理论与具体教材相结合的研讨作为教研组的中心任务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相应的“教学法”书籍可以参考。是这样吗?我记得沈百英先生好像以前写过《小学算术教学法》。 陈桂生:对。还有俞子夷。但是,他们的东西毕竟旧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教材跟他们那个时候的教材区别很大。标签:陈桂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