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政府作用的理论变迁与政策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用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政府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西方市场经济的兴起与发达，构成西方市场经济理论骨骼的市场与政府作用理论，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以来人类历史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在这一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人类历史开始真正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工业文明社会。市场与政府作为两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在西方市场经济成长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的选择争论，并且成为贯串始终的逻辑主线。或市场或政府，从一极走向另一极，观点纷呈，流派群起，其对立程度异常明显，直到当今也未彻底解决。从市场与政府作用边界的角度，探讨西方市场—政府理论的变迁历程及其启示，无疑对我国目前日益深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政府机构改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借鉴意义。本文以这一视角为主线，着重分析介绍西方市场—政府理论发展的历史变迁轨迹。
一、市场自发调节理论的起源与变迁
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一个特别明显而重大的主流倾向就是崇尚市场的自组织和自发调节作用，主张市场机制自由运行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
最早形成于18世纪下半叶的法国重农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是在与原始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重商主义斗争中提出来的。其代表人物布阿吉尔贝尔认为，社会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性，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按自然规律进行；当时法国经济比例失调所引发的商业停顿的主要原因是价格比例遭到破坏，而造成后者的根本原因则是政府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及其人为限制谷物价格。他认为只要取消政府的人为干预，在充分自由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社会经济本身就会趋于平衡和协调。重农主义的政策导向很明显，即主张对社会经济活动采取自由放任态度，由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活动，政府少干预社会经济事务。
亚当·斯密是西方市场经济自发调节理论的真正创立者。其《国富论》第一次确立了系统的古典市场自发调节理论体系。按照斯密的经典论述则是：“每个人在努力地运用资本以实现产出的价值最大化时，通常，他既非旨在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在何种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关心的仅仅是他自己的安全和得利。然而，此时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促成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局。通过追求他自己的利益，他往往比他在真正地有意于这么做时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而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机制。他进而声明：政府增加国民财富、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好经济政策，就是给私人经济以完全自由，任其自由发展；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干预。他认为，国家的职能只限于保卫本国不受侵犯、保护社会成员财产人身安全以及提供公共事业，其位置就是“守夜人”的角色。
斯密的市场自发调节理论得到了李嘉图和萨伊的继承发展。萨伊的市场均衡理论认为，市场需求与供给是天平秤杆的两个相反极端，价格是平衡点。供求变化决定价格波动，生产会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社会上的生产者越多，产品越多样化，利润就越多。这就是其著名的“萨伊定律”。其理论重点和基本的政策主张就是强调经济自由，鼓励增加生产，放弃国家干预。
20世纪30年代之前，“自由放任”市场思潮一直居于西方经济理论界的主流派地位。马歇尔、泰勒、庇古、熊彼特、哈耶克、汉森等自由市场经济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补和捍卫。总之，西方传统的经济理论是以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为核心的市场自发调节理论，亦即以亚当·斯密的“一只看不见的手”为指导的市场选择理论。认为市场机制具有一种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使经济达到均衡，从而依靠市场选择就能够使社会资源有效地达到最优配置。因此，在这一理论体系中政府的作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二、政府干预理论的起源与变迁
在西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向垄断竞争市场的过渡时期，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原有的市场自由调节理论及其政策主张，既解释不了不断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现象，又解决不了愈来愈严重的贫困、失业、经济萧条等现实问题。在此背景下，政府干预理论开始逐渐进入西方市场经济主流地位时期。
早在18世纪末期，西方就有学者开始论述市场机制的缺陷问题。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现代政府干预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其所处的时代正是本世纪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之中的时候。以萨伊定律为基调的新古典自由市场理论已经无法解释这场灾难性的世界危机，无法解释何以大量的资源被弃而不用，也提不出有效的对策来动员这些资源重新投入生产。市场缺陷的严酷事实以及自由市场理论的无能，促使凯恩斯干预理论的诞生。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萨伊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宣称：听任市场自发地调节，资本主义经济不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只能得到低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因而必然会产生失业现象。因此，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生活以便解决失业问题。他完全抛弃“储蓄会自动转化为投资”的传统观点，提出其“需求会自己创造自己的供给”理论，认为供给是需求的函数，即产出量和就业量的总水平决定于总有效需求。这也就是被称之为的“凯恩斯定律”。根据其理论分析，他提出全新的政府干预理论，反对传统经济理论的自由放任观点，竭力主张政府通过刺激性的财政货币政策来积极干预和调节私人经济，要求把政府的作用从亚当·斯密的“守夜人”角色变成“积极的干预者”，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缺陷。凯恩斯理论在二战后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广为接受并奉为国策。
进入80年代以来，政府干预理论又有新的发展。一种亲政府观点认为，一个信息灵通、高效的、人道的政府能够认识到市场的缺陷并加以修正，从而通过民主的方法达到国家的目标。这种观点得到有关市场缺陷理论的福利经济学的支持。福利经济学认为，市场的演进总是伴随着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微观经济的无效率以及社会的不公平，包括公共事物、外部事物、市场不完善以及可能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等方面在内的市场缺陷，只有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才能被逐步纠正。
三、新自由市场理论的兴起
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壮大的新自由市场思潮，对经典的市场自发调节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正。他们认为，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从本质上说是正确的，有效的资源配置必须也只能由市场机制来进行，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陷，但纠正的唯一办法还是要靠完善市场本身的机制、给市场作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来加以弥补，而不能依赖市场以外的力量取而代之。进而认为，出现市场失灵，主要的原因不是市场本身，而是政府滥干预的结果。因为较之市场而言，政府更具有不可捉摸、无法控制的致命缺限。只要减少国家干预，增加市场竞争，市场机制就能够充分而有效地发挥作用，社会经济即会均衡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发的疾症，凯恩斯式的政策主张遭到各方面的攻击和诘难。以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瑞典学派以及公共选择学派等为代表的新自由市场理论开始动摇凯恩斯主义的主流地位。新自由市场理论一致坚持：以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为基本制度的资本主义，是当代世界最好的社会制度，通过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市场能够最终自己解决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问题，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由此他们坚决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主张市场自发调节政策。
四、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新综合理论
在整个市场经济理论变迁过程中，关于市场与政府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论争此消彼长，主流与非主流地位相互置换。争论不仅促进了彼此的升华，而且最终促成了80年代以来逐渐走上主流地位的新综合市场理论的诞生，代表了当代市场—政府理论的最新成果。
新综合理论意识到，一方面仅凭凯恩斯的国家干预，而忽视市场调节的作用，并不能使现代经济很好地运转，解决不了失业、通货膨胀等等严峻的问题。另一方面，仅凭新自由市场理论主张，同样也不能完全解决社会收入不公、贫富差别以及经济不稳等问题。他们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应是现代市场机制与现代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二者相互配合、相互弥补、相互纠错是经济正常运行的保障。一方面，市场机制是调节现代经济社会结构、维护经济秩序的基础力量，任何人为作用只能在此基础和条件之下行事；市场本身缺陷所导致的市场失灵问题，只能由合乎市场内在经济要求的有限政府来弥补；另一方面，政府本身也有其作用边界，其本身也存在固有的外部性和缺陷，对政府的有效制约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但其最基本的制约机制也源于市场经济的成熟和发达。总之，市场与政府的有效结合，是经济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充分必要条件。在具体政策方面，新综合理论提出宏观经济政策应以实现经济增长为主，同时兼顾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目标。主张补偿性财政政策，逆经济风向行事，财政货币政策并重、松紧搭配及其微观化等等。
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积极推行所谓的“新经济”政策，其指导思想就是强市场、强政府的有机结合。新经济政策认为，尽管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十分成熟，但市场“既没有大脑，也没有理智”，更不是万能的。国家干预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应得到加强。但是，大政府的时代已经结束，必须充分研究国家干预的范围究竟该有多大。国家干预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包括周期性波动、结构失调和分配不公等。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和调控职能不只是局限于纠正弊端，而是扩展到创造未来。
总之，在市场—政府作用的关系上，新综合理论认为，要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作用互补，使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在运作前提、功能、实现方式上互相补充。
五、我国市场—政府作用模式的选择与安排
最终认识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并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运行模式，是中国人民改革开放中获得的最为重大的精神解放。
我国市场经济建设具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和逻辑起点。一方面，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很不发达。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条件、制度环境以及思想观念等还很不成熟。市场发育程度低，社会转型成本大。另一方面，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是从改革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开始起步的。计划经济的体制、手段、制度、规则等很发达，仅改革的制度成本就很大。我们应该看到，市场经济隐含着与计划经济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如果说计划经济的政治逻辑是无限政府的话，那么，市场经济的政治逻辑就是有限政府。市场与政府各有其活动空间和作用边界，相互越位就会引起效率损失。市场的效率与缺陷，政府的行善与作恶，双方在历史上都有过充分的甚至是极端的表现。长久以来，人们一直在寻找克服两者弊端，进行有机结合的办法。特别在寻找有效制止政府滥用权力方面，世界各国人们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是，直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出现，才使得这一愿望成为现实。
市场经济并不排斥政府的作用，而恰恰是通过限制政府的作用来构造市场经济所依托的社会政治环境。市场经济要求政府最为根本的职能，就是保障财产权和经济自由。政府把有限的责任尽到，把自己该办的事情办好，市场经济就会自然开辟自己发展的道路，创造出经济成果。要建立有效的政府，就必须实现宪政、法治、分权制衡、司法独立，为人们参政、议政、督政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在历史上，最大的侵权是政府的侵权，最大的腐败是权力的腐败，最没效率的经济是管制经济。因此，从我国实际出发，按照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政治，同时构建市场经济体制和转换政府职能，是我国经济走向21世纪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我国目前面临着两个根本性的历史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二是政府职能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根本转变。
一要加快经济的市场深化步伐，推进经济社会的市场化进程。要逐步扩大市场机制的作用边界，扩大市场竞争范围，确实建立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在经济市场化过程中，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和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是两项带有全局性的根本任务。市场深化必然要求各种经济成分公平竞争、互相发展，实现经济多元化，提倡经济平等和国民待遇平等，切实保障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经济发展必须进行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收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二要加快政府职能转换，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尽快实现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根本转变。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职能和政府作用边界要作出相应的调整。通过法治的轨道，设定政府经济职责范围，规范政府经济干预行为，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调控体系和干预手段，逐步确立新型的政府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实现政府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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