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师生关系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中国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二三论文,师生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60（2008）03－0077－07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影响我国师生关系思想的最主要因素，使我国师生关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传统迈向了现代，确立了一些崭新的、革命性的观点。由于师生关系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师生关系问题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取得统一的认识和未能得到很好的处理，故研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师生关系思想的影响，不但有助于弄清我国师生关系思想发展历史，而且还能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从而有益于解决现在师生关系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但是，学术界对这个具有重要价值的问题几乎没有进行研究。因此，本文拟就相关问题略作论述，以供参考。
一、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在中国的传播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观点有：批判传统教育理论不顾儿童个性特点和社会生活不断变化之需要；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学校即社会；强调儿童中心；强调儿童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强调以儿童为主体的教学实践，即做中学；认为教育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合作完成的过程，主张师生平等。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传入中国虽然较早，但其影响由于杜威的访华才达到高潮。杜威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最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于1919年4月30日来华，先后在十三个省进行了数百场讲学。其讲演被迅速汇编成讲演集出版，并成为畅销书，他的主要教育论著也被迅速翻译出版，各大教育杂志连篇累牍地发表介绍杜威思想的文章，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精神也被吸收进了当时国人编著的教育学书籍中。与此同时，杜威的弟子如陶行知、陈鹤琴、胡适、蒋梦麟等及一些对我国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如梅贻琦、张伯苓、罗炳之、蔡元培、张宗麟、舒新城、陈独秀等，都大力传播杜威的教育思想。此外，孟禄、克伯屈等分别于1921年和1927年来华讲学和调研，他们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直接指导中国当时的教育改革。
可以说，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我国师生关系思想起着最重大影响作用的时期。当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西方其他一些教育家如卢梭等人的教育思想有共同之处，因此很难对我国当时师生关系思想的渊源作绝对清晰的划分，但其中主要体现的还是实用主义的教育思想，这也符合当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席卷整个世界教育的大趋势。
二、我国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师生关系思想
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当时的教育工作者们对师生关系的有关问题发表了不少看法或观点，最主要的有以下一些：
（一）新型师生关系思想的起点：批判旧教育，破除旧观念
第一，批判旧教育中的师道尊严。人们对于旧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批判大多是从对师道尊严的批判开始的，因为旧教育中的师道尊严思想决定了师生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张宗麟认为过分的师威会影响学生学习、限制儿童个性发展、养成阿谀逢迎的行为，因此大声疾呼：“打倒师威，建设师爱！”①陶行知认为，“大人赐给小孩子的，是一个恐怖的世界……书呆的世界、残酷的世界、奴隶的世界。”②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在旧教育中，教师是令学生恐怖的权威，学生成了教师的奴隶。
第二，认为旧的师生关系不利于学生的发展。认为在旧教育中，学生没有独立思考、自主选择的机会，只能机械地接受教师所讲的一切，极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发展。如恽代英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说：从前的教育对儿童是“一味的压抑，一味的阻止”，以至于“现在的一般人，办事能力不很丰富，遇有事情发生，不能措置裕如”③。这些批评一语中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对学生压抑，高分低能的现象。
第三，批判师生关系的隔膜。认为在旧教育中，“先生是统治者，学生是被统治者，彼此间渐渐地形成了不可逾越的鸿沟和坚厚难除的隔膜。”④
当然，中国传统教育的情况是复杂的，并不是所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只重视教师的权威，实际上很多人也非常重视师生之间的融洽，故他们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也有片面之处。
（二）师生关系理念：强调以儿童为本位，以儿童为中心
1、主张以儿童为本位。在1919年10月的第五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请废止教育宗旨宣布教育本义案》中指出，“今后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也。”⑤ 这是我国第一次把以儿童为本位的思想写进正式的文件中，表明儿童本位思想当时已经在教育理论界占据了绝对的优势。主张以儿童为本位的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认为以儿童为本位是世界潮流所趋，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二是认为“学校教育的主体，不是别人，乃是学生”⑥，故应以学生为本位。三是认为“教育的历程，必须依照儿童发展的历程，所以教育必须以儿童为本位。所谓以儿童为本位，就是不以儿童为工具。儿童是人，是未成熟的正在发展的人”⑦。把学生看成是未成熟的正在发展中的人，这是比较科学的学生观。
2、主张以儿童为中心，教师处于指导与协助的地位。有人指出新教育的首要特征就是“儿童中心”，认为儿童是现代教育与教师的引导者，校舍、学程、教育方法、教师等“没有不以儿童的兴趣与努力为中心的；他们都是为儿童而存在”，教师要“退居在后面，看儿童生活着，生长着；在需要的时候，方去帮助他们”⑧。这是对教师中心论的反动。尽管当时也有一些人看到了儿童中心主义的缺点，但认为这些缺点“与新兴学校对教育革命的贡献相对比时，实在是小不可言”⑨，认为要革除旧教育观念，就必须提倡以儿童为中心。
（三）师生地位和作用：师生民主平等与教师指导相结合
1、认为师生是民主、平等、合作的朋友关系
这一时期，我国大多数教育家都力主建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所主张的民主、平等、合作的朋友式的师生关系。认为自由与平等的教育代表着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师生在平等的前提下成为朋友是教育学上的新趋势。主张师生在人格上是完全平等的，教师不应有任何特权⑩。张宗麟指出，“教师对于学生素来是师严道尊的……教师哪里是至尊呢？不过是学生的朋友罢了。”(11) 受杜威“做”中学观点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很多教育家都注重学生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经验。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中，“先生与学生失去了通常的严格的区别，在做上相教相学倒成了人生普遍的现象。”(12) 也就是说，老师可以当学生，学生也可以成为老师，这就打破了师生的界限和教师的绝对权威，师生之间自然就是平等的。
教师既然与学生是平等的朋友关系，教师就应该与学生打成一片，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亲密的师生关系，这也体现了实用主义思想主张的教育过程是师生共同参与、合作完成的观点。张宗麟认为教师指导儿童游戏时，要“献身到儿童队伍里去”(13)。陶行知认为教师只有把自己看成是学生中的一员，师生才能成为朋友(14)。而且师生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一切问题，只有这样，师生之间才能建立相亲相爱的关系，才算是真正的精神交通和人格教育(15)。这个观点不但在当时是先进的，而且对于我们今天仍然适用，因为教育绝不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师生双方人格与精神世界的全方位的融合。
2、主张把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教师指导作用相统一
不少教育家在讲到师生民主平等的同时，也指出教师的领导或指导作用的重要性。认为教师“总是儿童的指导者，总是儿童的领袖。”(16) 也就是说，不能把教师与学生作绝对同等看待，教师在整个教学中起着领导作用，教学目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是由教师决定的。如果教师一味对学生百依百顺，就会让学生走许多不必要的弯路，而且不一定能有正确的学习方向。而教师指导作用发挥得如何，是随着学生的能力而改变的，“儿童之活动能力大者，教师宜蛰伏与退避，不可妄加干涉，使儿童有充分活动之机会。如是，则教师之活动不免隐晦，而居于旁观之地位。儿童之活动能力小者，教师非多方指导与刺激，甚至监督与强制，儿童不能有充分活动之机会。如是，则教师之活动自然显著，而处于中心之地位。”(17) 这就把教师的指导作用灵活化，表明人们对这个问题已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的思考。
（四）教师对学生应有的态度：向学生学习，尊重学生个性，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动力
1、认为教师应虚心向学生学习
在实用义教育思想的师生平等、儿童中心观点的影响下，不少人提出了教师应向学生学习的观点。首先，认为教师向学生学习是新教育的精神所在，只有这样，才能办好教育。陈独秀指出：“前代的教育是先生教学生，现代的教育是学生教先生。”(18) 其次，认为学生能教老师。陶行知反复阐明了这个观点，强调教师应拜小朋友做师傅，因为“小孩不但教小孩，并且可以教成人。不愿拜小孩子做先生的人，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19) 主张教师向学生学习，比主张师生平等的思想观点更彻底地否定了教师的绝对权威。
2、强调教师应尊重儿童个性，教育应从学生的个性特点出发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学生的个性，受其影响，中国很多教育家主张教育教学要从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出发，认为尊重儿童个性是学校教育民主的重要表现，是搞好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如罗廷光在《普通教学法》、《教学通论》等著述中，主张教师要从学生的兴趣和注意出发来进行教学，还专门介绍了适应个性的教学法(20)。陈鹤琴提出：“我们应研究儿童的心理，施行教育当根据他的心理才好。”(21)
3、认为教师应注意解放儿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动力
实用主义教育强调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活动为中心，受其影响，我国此时的教育工作者们也提出要解放儿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动力和创造性。
首先，教师应彻底解放儿童的整个身心，给学生发展以充分的自由。如张宗麟特别强调要解放儿童的口，认为只有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才会真的有能力(22)。陶行知后来在四十年代中期提出了更加著名的“六大解放”即认为应解放儿童的眼睛、双手、头脑、嘴、空间和时间(23)。其次，主张以学生的自主活动为中心，教师要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动力。自动是指让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教师只是作为指导者、帮助者的角色出现，不能代替学生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当时许多著名教育家都持这个观点，如陈鹤琴指出，“我们做教师的，应时时刻刻希望儿童成为一个自动研究者”(24)。蔡元培认为，“处处要使学生自动……教者不宜硬以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25) 张宗麟认为“教师不过做备咨询之人。”(26)
（五）教学法：体现了在教学中以学生活动为中心，教师只是指导者的师生关系思想
我国此时对教学法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和改革，体现了实用主义主张的从教师中心转变到学生中心，重视学生个性和自动力，建立民主、平等、合作的师生关系思想。
在当时教学改革实验中，影响最大的是设计教学法。1919年，俞子夷在南京高师附小开始研究和试行设计教学法，1921年，《第七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案》指出：设计教学法“法良意美，无逾于此”，认为应逐渐推及全国(27)。设计教学法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的观点。
陶行知先生提出的小先生制也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新型的师生关系思想，小先生制主张“相学相师，会者教人，不会者跟人学”(28)。承认儿童能做先生是一个崭新的观念，打破了传统教育中教师和学生身份不可逾越的界限，有利于破除封建师道尊严。当时还有人指出：“教员和学生应该打破‘教’‘学’的界限……最好是把教员与学生的界限都泯灭掉，而变为朋友的关系。”(29) 这也是实用主义的学生中心、师生平等思想的体现。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当时教育理论界主张的批判师道尊严；提倡以学生为中心；主张解放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学生的自动力；强调教师向学生学习；强调师生之间要建立民主、平等、合作的朋友式的关系；重视对设计教学法等的引进和实验等思想观点，都鲜明地体现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
三、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师生关系思想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的师生关系思想值得肯定的地方是很多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师生关系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
实用主义主张的师生民主、平等、合作与儿童中心的思想观点对中国摆脱传统教育中专制的师生关系，建立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促使中国师生关系思想从传统走向现代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我国在这一时期，批判旧教育，鼓吹新思想的文章铺天盖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否定封建师道尊严思想的时期，是民主平等的思潮猛烈地冲击和荡涤着旧的师生关系思想的时期。师生之间应是民主平等关系的观点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从此成为我国师生关系追求的理想境界。
师生关系思想是时代精神的产物，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中国从封建专制社会迈向民主共和社会要求师生关系也要从封建的师道尊严走向师生民主平等，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仅如此，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还是时代对人才培养标准的要求。既然民主共和社会要求人与人之间建立民主、平等的关系，教育就必须培养具有民主、平等精神的现代人，而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资源，具有重要意义。
（二）强调以学生为本，颠覆了我国传统的以教师为本的师生关系理念
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当时我国教育工作者们提出以学生为本，把学生作为师生关系的出发点，把学生的发展作为师生关系的终极目标，完全颠覆了我国传统的以教师为本的师生关系理念。根据以学生为出发点的思想，强调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个性，这是对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学生个性的反动。从以学生发展为目标的思想出发，提出要解放儿童，注意培养学生自动力和创造性，体现了注意发挥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最大作用的思想，改变了以前过分强调教师的作用，忽略学生发展的现象。当然，绝对地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有其片面性和极端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却也起到了破除教师本位观念的作用。以学生为本的思想到今天还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仍然是我们在处理师生关系中要坚持的一个基本理念。
（三）在继承中国传统师生关系思想的基础上初步地使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
尽管当时我国的师生关系思想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并不是说都是全盘西化的产物。事实上，当时不少教育工作者的共同想法是要以西方的先进教育理念为指导，从中国教育的具体实际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师生关系。因此，他们力图在继承中国传统师生关系思想的基础上来内化实用主义的思想。如在主张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时，强调了教师与学生亲如家人的情感关系，认为亲密的师生关系是搞好教育工作的重要前提条件。“大抵师生之道，亲切若家人父子，则易为功者。”(30) 这是对传统教育中把师生比为父子家人思想的继承。再如在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同时，注意把充分发挥学生的自动作用与教师的指导作用相统一等思想，都体现了把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结合的特点。
（四）发展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师生关系思想
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们还发展了实用主义的一些师生关系思想：
1、针对实用主义过分强调学生自由的问题，提出了要正确处理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的观点。一些人还对此进行了比较辩证的论述：“真正的教育，是有自由与权威，放任与干涉，温和与严格，兴趣与训练等等的两极性。并且教育者对于被教育者应该不断的在这种两极性互相对立之中求出其统一性与一致性。”(31) 这种认为自由与纪律在教育中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反对走极端的观点是非常有见地的，是一个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2、针对实用主义的个人本位思想，有人注意到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把学生发展与服务社会很好地结合来的观点：“教育的目的可以说在于图谋儿童身心之充分的发达。”但“教育儿童时，首先务须培养他们爱护国家的精神和为公众服务的热诚。”(32)
3、实用主义主张教育即生活，以此为基础，我国的教育工作者们认为师生之间不应只限于知识授受关系，而是存在于师生整个生活之中的“人”的关系。有人指出，“师生之间应将制度的关系打破，恢复‘人’的关系。”(33) 应由“智识的关系而变为全人格的关系”(34)。这个观点到今天还具有时代性。现在不少人提出师生之间是“人一人”关系，应实现师生整个精神世界的融合。不难发现，这与八十年前学界前辈们提出的观点是多么相似！
四、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师生关系思想有偏颇与不足之处
尽管这一时期我国的师生关系思想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也存在着偏颇与不足，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存在盲目照搬的现象，对我国传统师生关系思想否定太过
尽管当时不少人都努力想让实用主义的有关思想中国化，但仍然存在着盲目照搬的现象。如我国这时师生关系思想中所主张的儿童中心，教师要站在学生的旁边乃至身后等观点就是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中搬过来的，还有一窝蜂地搞设计教学法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对实用主义思想过分推崇的同时，又对中国传统师生关系思想否定太过，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师道尊严思想持完全的否定态度。我国传统师生关系中确实有封建师道尊严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笼统地批判师道尊严思想却是不对的。“师道尊严”源自《学记》：“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35) 其意是说对于为学或教育来说，尊敬老师很不容易、也很重要。只有尊敬老师，老师所传授的正确的道理才能受到尊重，人们才会尊重学问、重视教育。就其本意来说，尊重老师，重视老师所传授的正确的道理及相关的知识、重视教育，应该无可厚非。我们真正要反对的，是封建专制性的师道尊严。我们固然要学习国外的师生之间民主、平等等思想，但也不能因此而走向极端。我国传统教育中的尊师重道、教师主导等思想符合我国教育实际，现在仍需继承和发扬。
（二）儿童中心论具有偏颇性，对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估计太低
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我国当时大多数教育工作者也认为学生应是教育教学的中心，教师只是处于协助者和指导者的地位，主张师生绝对平等。这个观点从教师中心这个极端跳到学生中心另一个极端，过分夸大了学生的作用，过低估计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只强调师生任何一方的地位与作用都同样具有片面性。当然，教育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而学生自身的内在因素是其发展成长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学生是教育的中心和主体。教师的各种工作都要围绕学生这个中心来恰当地加以组织，要充分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使之能够顺利发展成长。但是，作为学生来说，总是在某些方面甚至许多方面比较蒙昧，需要老师的引导。而一般来说，老师在某些方面比学生先知先觉一些或较有经验一些，老师在整个教育中的引导作用甚至主导作用不能低估。因此，所谓师生平等，只能是师生人格上的平等，而决非是在教育教学中地位和所起作用的平等，不能因为主张师生平等而否定了师生之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规定性关系。
（三）在处理师生关系中把以学生为本与儿童中心主义相等同
以学生为本与儿童中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学生为本是指在教育教学中（也包括在师生关系中）以学生为出发点，并以促进学生的发展为终极目标；儿童中心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完全以学生为中心，教师退居到一边，只起协助学生学习的作用。以学生为本是一个基本的教育理念，儿童中心则是指师生双方的地位。当时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几乎都把以学生为本与儿童中心这两个概念相等同，这是不正确的。表面看来，二者都强调了学生这个因素。但实际上，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不等于把学生当成绝对的中心，从这个基本理念出发，要求我们要以学生为出发点和归宿，把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动性相结合。儿童中心观点则片面夸大了学生在教育教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恰恰不利于真正实现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总之，我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所形成的师生关系思想可以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思考。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要，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就有可能形成更科学的师生关系理论，就能够更加恰当地处理教育实践中的师生关系，我们的教育就会更加和谐、更具活力。
收稿日期：2008－04
注释：
①(11)(13)(22)(26) 张泸：《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830－832页，297页，205页，824页、48页。
②(28)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三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645页，211页。
③(21)(25)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中国现代教育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441页，319页，9页。
④ 朱迈伦：《小学生善良行为的培养》，《中华教育界》1932年第9期，第92页。
⑤(27) 李桂林：《中国现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514页，515页。
⑥ 邓胥功：《教育通论》，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第188页。
⑦ 铭勋：《儿童节里话儿童》，《教育半月刊》1937年第1期，第2页。
⑧ 浦漪人：《新教育的评价》，《教育杂志》1934年第3期，第13－14页。
⑨ 张安国：《美国新兴教育的评价》，《中华教育界》1933年第2期，第32页。
⑩(29)(34) 沈仲九：《我的理想教育观》，《教育杂志》1925年第9期，第9页。
(12)(14)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50页，598－599页。
(15)(19)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版，第43页，135页。
(16) 赵廷为：《自由教育》，《中华教育界》1937年第7期，第70页。
(17) 陈科美：《新教育学纲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原书于1932年由开明书店出版）。
(18) 戚谢美、邵祖德：《陈独秀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20) 本书选编组：《罗炳之教育论著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06－281页。
(23)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版，第577页。
(24)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陈鹤琴教育文集（下）》，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617页。
(30) 陈立夫：《教师节致各校导师书》，《教育通讯》1939年第33期，第14－15页。
(31) 姜琦：《教授学上的两极性》，《教育研究》1933年第3期，第6页。
(32) 范寿康：《教育概论》，上海：开明书店1931年版，第13－17页。
(33) 舒新城：《创造新中国教育方法之途径——现代教育方法之结论》，《教育杂志》1927年第4期，第5－6页。
(35) 阮元：《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