荡妇春梅的发迹与忠义效应的失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忠义论文,荡妇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欣欣子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关系世道风化”之作。它的创作旨意“无非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知盛衰消长之机，取报应轮回之事”说理戒世，以达到拯救“时俗”的目的。（《〈金瓶梅〉词话序》）但从《金瓶梅》的后半部来看。作者以春梅为主体，主要描写了西门庆与周秀两种不同之家的衰落过程。特别是济南府守备周秀之家的衰落，令人生疑。作者为什么要让“抗金卫国”的忠良将周秀与市井荡妇庞春梅巧结姻缘，并将周的忠良节操与其家庭的衰乱连在一起，这与所谓“表忠良、振纲常”的传统主题截然悖反，与上述“明人伦，戒淫奔，化善恶”之旨大相径庭。作者如此安排，决非随心所欲，察其原委，当与春梅形象的创作意图密切相关，也是《金瓶梅》后半部的价值所在，值得探讨。
一
马克思指出：商业资本的发展“从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起来。”（《共产党宣言》）又说：“人作为对象性的感性的存在物……它是具有情欲的存在物，情欲是人强烈追求自己对象的本质力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晚明时代。正值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折时期，由于商业资本的流通发展，社会财富的流向变化，货币的肆虚，进步思潮的引发，加速了世袭贵族的衰落及其传统价值观的解体，促发了市民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但是封建势力总是衰而不亡，它仍以传统的惰力制约着整个社会。在这金钱与权势矛盾渗透，叛逆精神与纵情享乐交汇合流的动荡黑暗的年代里。在金钱主宰一切的形势下，好色好货，纵情享乐。唯财论势的风潮已成为世俗男女的普遍心态。因之，笑笑生笔下的市井妇女，大多是率性而为，不顾节操的荡妇，她们不屈服命运，不受伦理规范的制约，恣情放纵，偷期密约的行为充分展示了转折时代市井妇女背叛传统，追求人性人欲的精神风貌。特别是《金瓶梅》的后半部。作者以庞春梅的发迹为主体，以两类不同之家的先后衰落为背景，围绕“情欲”的追求与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集中展示了封建末世的巨大变动以及市井妇女人性觉醒的历程。
庞春梅最初生活在一个由金钱与等级关系矛盾交织的新兴的商人之家，当初奉事吴月娘，后为潘金莲的婢女。她与潘金莲一样，并非“事夫尽礼”、“持贞守节”的德妇。而是一位市井荡妇的典型，私欲的化身。在这样一个利欲翻滚，人情骚动的污秽环境中，家主西门庆凭着势要，整天忙于财色之逐，于是家政大权操在主妇吴月娘手中，而吴氏兼备地主和商人两类剥削者的性格，是一位既追求金钱权势而又维护传统的人物。因之，围绕“情欲”的追求与传统势力之间的矛盾，以吴月娘与潘金莲的明争暗斗为主线，形成了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种错综复杂的局面正是晚明转折时代的缩影，也是春梅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由于家庭关系的复杂，环境的虚伪冷酷，使她刻薄自私，善弄权谋；奴才的处境、角色的规范又使她伶变、机警、喜谑浪，善应对，以投合主子的心意。因之得到西门庆的格外宠倖，自收用之后，一力抬举，位居四名歌伎之首，成为西门庆府中颇有头面的人物。从此，自以为扬眉吐气，崭露头角。其实，处此错综复杂的矛盾漩涡之中，她与潘金莲一样，既无族党，又无财势，只能凭着自己的才貌和能力而生存竞争。西门庆对她们外似恩宠，实则处于明妻暗娼地位。现实的揶揄又使她对奴才生活的憧憬全部幻灭，竭力寻求解脱之路。在生活的风雨中，她和潘金莲命运相依，自然结成生死与共的关系。由于时代的变革，进步思潮的引发，因之，狂热的情欲冲动、才能的自负使她心高气傲，泼辣任性，鄙视炎凉世态。等级的压抑，金钱关系的依附，又使她炽热的欲望潜藏在内心深处，于是克制与本能欲望的激烈冲突形成了她强烈的叛逆之火。她曾针对吴月娘以富贵骄人的世俗之见，反唇相讥地说：“‘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从来旋的不园砍的园。各人裙带上衣食，怎么料得定？莫不长远只在你家做奴才吧！”（29回）看来，她并不满足于眼下的奴才生活，更无宗法等级的虔诚。她认为时代在变化，贵贱无常势，荣辱无定位，人生之路非止一条，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开创新的生活。这不仅是对月娘等级观念的回击，也充分表明了她要求摆脱等级束缚，追求自主自立生活的强烈愿望。
素称“心慈好善”的吴月娘，似乎是一位“成家立纪”、“维护纲常”的德妇。实际上她跟所有的没落贵族一样并不“抱道逆时”、“自负气节”、甚至随俗逐流，苟合取容，她对府中淫乱之事向来视为寻常，唯独对潘金莲、庞春梅的人欲之逐视若祸水，极力制约。当潘金莲、春梅得宠之时，她总是退居幕后，以读经宣卷为名，与姑子设谋决策，承欢求子，作为维护主妇地位的根本，又暗中引导、扶植内部的对抗势力从中遏制。并以拜娘认女之策，利用妓女李桂姐等牢笼西门庆，从多方面控制潘金莲、庞春梅，有意导致两人四面出击，穷于应付。其所以如此者，唯恐她们主仆结合，控制了西门庆，夺取家政大权，使自己既得财富地位付之东流。所以，在这场人欲与等级，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中，春梅总是首当其冲，毫不示弱。她明知吴月娘的险恶用心，但她并不鲁莽。而是等待时机，巧妙反击。就以“春梅正色骂李铬”（22回）“春梅毁骂申二姐”（75回）两次事件而论。她总是抓住李桂姐等人的破绽，利用“传统”作为武器，采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的办法收拾对手，往往搞得敌对方面狼狈不堪而又束手无策。
当西门庆死后，她又被卷入情欲的漩涡，在与陈经济偷期欢会的过程，她甚至比潘金莲更加大胆主动。在她看来，“古昔仙人，还有小人不足之处，休说你我”表明财色之欲，神仙不免，是人情之常，不属违理。何况自己深受等级的压制，因之，追求情欲是奴才，逆来顺受也是奴才。“点根香怕出烟儿，放把火倒也罢了。”她认为不听从命运的摆布，起来抗事，突破等级的围墙，不一定无路可走。所以，在这场家族矛盾斗争中，她深知吴月娘的宗族关系早就根深蒂固，而潘金莲到底力单势薄，终非敌手，一场洗劫终不可免。因之，无所畏惧、叛逆到底。当她们与陈经济的私情败露之后，吴月娘唯恐三人结合重演西门庆谋财娶妇的故技，严重危及她的地位及其家世利益，于是当机立断，以浮乱之罪或赶或卖，将她们推向绝路。吴月娘自以为经过一番“修齐整治”之后，铲除了邪恶，为西门家族的兴衰继绝，繁荣昌盛做出了业绩，铺平了道路，谁知此后“楼倒台倾”、“马死奴逃”等级家世一败涂地，最后却由奴才玳安充当了西门家的继承者。事实表明，历史的发展并不按照等级的原则而转移，封建宗法制度的衰亡已成必然之势，无可挽回。
二
东吴弄珠客说：《金瓶梅》中描写的妇女很多，“而独以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命名者，亦楚《梼杌》之意也，盖金莲以奸死，瓶儿以孽死，春梅以淫死，较诸妇为更惨耳。”之所以如此者，“盖为世戒”之意。（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如果作品只是为了戒世的话，不就说明，它的创作旨意，无非是选取了三个市井荡妇作为反面样板，旨在惩创人心，痛下针贬，从精神领域，以挽救封建地主阶级的衰亡吗？如此说法，令人费解。现就作品后半部的忠良人物周秀之家而论，丈夫死于国，夫人死于淫。而且都受过朝廷封赐，同埋一室。如此荒唐的情节与封建之义完全悖反。那么，作者究竟在歌颂忠良呢，还是暴露忠良呢？是哀挽地主阶级的衰亡呢，还是揭示地主阶级衰亡的必然趋势呢？这就必须从周秀之家的衰落说起。
周秀原为济南府守备，担任镇守地方，巡捕盗贼，兼管河道之职。为人昏愦，当宋乔年考核山东之时，不谙请托之路，曾为西门庆从中贬抑，长期不得升迁。但适逢时乱，处于末世的封建地主阶级贪婪腐朽，暴厉恣睢，因之，“中原陆沉，四方盗起，金虏猖獗，满目疮痍”当此社稷危亡之际，地主阶级力图采用强化节烈，推举“忠义”，“赴难勤王”之策挽救危亡，于是急忙勒书升任周秀为山东都统制，提调人马，会同巡抚都御史张叔夜防守地方，剿除梁山贼寇，阻当金兵。周秀虽称“历练老成，忠勇茂著，清正廉洁”之官，其实是一位营缘世要，交通商人，贪财好色，帷薄不修，昏庸贪鄙的世袭武官。自荣升之后，假公用而大事聚敛，买妾置产，纵情声色，充分体现了封建没落阶级的腐朽本质。而《金瓶梅》的后半部，以春梅的发迹为线索，以周秀之家为典型环境，围绕“情欲”与传统之间的矛盾消长展示了市井妇女人性觉醒的历程以及封建地主阶级必然衰亡的趋势。
周秀与春梅的结合似乎为命运主宰，其实并非偶然。原来周秀为西门府中的常客，自酒席宴上见过春梅之后，为色艺所迷，常怀谋娶之心。自春梅进府之后，守备见她模样儿“比旧时越发又红又白”、“标致伶俐，举止动人，心中大喜”每日只在她房里歇卧，当即立她为二房，位在孙二娘之上，各处钥匙都教她掌管。说一奉十，甚是宠爱。自生了金哥之后，喜如席上之珍，爱如无价之宝。不久，大奶奶去世，把春梅扶为正室，做了封赠娘子。他为了讨得夫人喜欢，大小事务苟合取容，听凭夫人决断，不敢有违。按照封建等级规定：“主母之尊，欲使家众悦服，不可使侧室为之，以乱尊卑”（《郑氏家训》）周秀之家尊卑颠倒，等级失序的现状，不就是是由家主贪财好色的腐朽“榜样”导致的结果吗？而春梅也并未因诰命的封赐而改悟前情，持贞从善，也不因地位的变化而佐夫齐家，维护等级。相反周秀的腐败为她的人欲之求提供了契机，在情欲的驱动下，她以摒弃束缚，率性而为的叛逆行动对封建等级制度给予无情的践踏。
当周秀审理道士宿娼一案时，金哥却扑着要罪犯经济怀抱，作者分明示意了孩子与经济的关系。在童心的微妙牵合之下，春梅与经济又邂逅相遇，旧情复燃。由于情欲的冲动致使春梅狂热迷醉，但限于等级地位的制约，又怕雪娥泄密，于是克制与本能欲望激烈冲突，郁结成为无名的怨毒之气。她明明是为了发泄难以启齿的欲望之火，却以雪娥作为泄愤之物，趁势放刁撒泼，施展权谋：一来要除去雪娥，挖去眼前之疮，才能安上心头之肉。又以摔杀子嗣之计挟制周秀，测试权力，震慑下人。经过一番精心表演之后，既惩办了孙雪娥，解除了难言之隐，又降服控制了周秀。从此，她与经济明以姑表姐弟相称，暗中纵情享乐。周秀一概不知，且把一个市井无赖看作心腹至亲。倾力扶持，既为经济娶妻成家，谋取前程，而又供给资本开张酒楼。就在封建等级制度的掩护之下，她把周府变成偷期密约的地下“迷宫”。自两人私情败露之后，经济被杀，周秀不问青红皂白，打杀张胜，逼走李安，自去心腹，耳目更为闭塞，成了名符其实的政治僵尸，为人随意播弄的傀儡。上述表明，这位外似清廉，节操过人的典范，实际上是一个贪财好色，昏愦糊涂的虚假之徒。
横观周秀之家的衰落，正和末世的地主集团一样沉沦腐朽，已成心腹之疾，因之，祸乱环生，危机四伏。当盗贼四起，金兵南侵之际，守备一方的周秀自然被卷进战争的漩涡。虽然，美其名曰“忠心报国”、“赴难勤王”实际上是把节烈当作手段，把社稷百姓的灾难当作暴发横财，收买名利的大好机遇。仅在济南防守一年，他就赚得金银万两，连载还家。高阳关之战，分明是因为“胡骑盛，武功驰，兵不用命将骄痴。”结果仓促应战，全军溃散，周秀阵亡。作者认为，他尽管蒙受国家旌表，被誉为“忘家卫国的忠良将”实际上是一位“不辨贤愚血染沙”的昏庸之辈。而春梅在颐养之余，淫欲无度，终于纵欲而亡。为了让金哥袭替祖职，于是族人借用忠烈的帏幕掩盖了家丑，与统制合葬。然而金哥并非周氏宗嗣，封建性的等级关系并非历史发展规律。周氏衰亡的趋势表明，明代变革的潮水已经冲决了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的提防，淹没了忠孝节烈的灵旗，而封建地主阶级大大小小的槐安“蚁穴”在时代的洪流中殆成劫灰。
三
宋明时代的封建理学家们，向来把“情欲”视为“万恶之源”，认为只有窒息人欲。克己复礼，才能维护等级制度，达到至善的境地。为市民写心画象的新潮之作《金瓶梅》，却以“情欲”为核心，通过春梅形象的塑造，不仅批判了封建理学“存理灭欲”的谬论，而且突出地揭示了晚明转折时代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就其思想价值而论，确与时代的进步思潮一脉相承，具有深远的意义。（一）针对程朱理学“存理灭欲”的封建信条，何心隐认为：“性而味、性而色、性而声、性而安逸、性也，乘乎其欲者也，而命则为之御焉。”（《何心隐集》卷三）他以车、马关系为喻，说明情欲是人生命的动力，是欲望驱策生命不断前进。生命不止，欲望不息。李贽认为：“盖声色之来，发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焚书》卷三）袁宏道进一步指出：“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袁宏道集笺校》卷四）总之，他们共同认为人的自然情欲不仅是生命的动力，而且具有不可抑制的力量，追求人性人欲是人的天然合理的行为。晚明进步思想家的“情欲论”正是春梅形象塑造的理论根据。作者笔下的春梅则是情欲的化身，“理”的反抗者，情欲是她积极进取的动力。情欲与等级的冲突是春梅叛逆性格形成的原因，破除等级，追求情欲则是她叛逆性格的本质特征。刻毒自私的报复则是她情欲遭受压抑的变态。总之，春梅主体意识觉醒的历程。集中体现了作者对情欲的充分肯定，对封建等级的无情践踏和嘲讽。（二）明代的进步思想家们认为情欲是天道自然的规律，因之，情欲突破等级乃是时代发展的趋势。李贽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论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又说：“自然之性，乃自然真道学也。”（《续焚书》卷三）李豫亨更明确地指出：“道即欲，欲即道”（《三事溯真合道章第四》）他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情欲是天道自然的规律，认为封建等级制度是虚假的人为规范，忠孝节烈并非人的自然本性。（见李贽《童心说》）所以王畿认为：只有摒弃一切束缚，破除等级规范，才能成为圣人，这是时代发展的趋势。（《答李大斋》卷九）在情欲的驱动下，春梅摒弃束缚，突破等级规范，由一个奴才发迹复泰的历程不就是上述理论的印证。相反，吴月娘企图以强化等级，推行节烈之策，力图清除淫乱，整治家风。但努力的后果，家势急剧衰落，后继绝嗣，希望全部落空。周秀打算用冠带荣身，以品定位的方式，让家族安富尊荣，自觉维护等级。结果名存实亡。而神圣的宗法血缘制度却为情欲暗中取代，家内的一切关系变成了虚假。这种始料不及的变化难道不是历史的嘲戏？他们“虑切于此而祸及于彼”的原因，在于封建地主阶级腐朽本质导致而成。由于时代的变革，商品经济的冲击，在金钱与权势的交织渗透之下，处于末世的达官显贵不顾“节操”，竟相逐利，已成习以为常之事。“明自世宗而后，纲纪日益凌夷，神宗末年，废坏极矣”（《明史》卷22《熹宗本纪》）证明嘉、万时期，政治腐败，道德沦丧，地主阶级已经极为腐朽。“仕途如市”、“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做官就是做买卖，官场等于市场。万古不变的等级制度已失去制约能力，神圣的忠孝节义已变得苍白无力。统治阶级由禁欲变成泛道德主义或非道德主义，伦理成为买卖，道德沦为谋取名利的工具。他们甚至把忠烈之誉作为一种高贵的商品，不惜以血的代价求取。这在当时并非罕见。正德16年（1521年）的大礼仪之争，涉及世宗是按皇统还是按家系去尊奉他的父亲问题。于国家大计无关紧要，但朝廷为此形成纷争，甚至跪哭请愿者达230多人，被逮捕者130多人，受杖致死者19人。这次事件不就是典型？所以吴月娘在西门庆活着的时候，事事苟合取容，并非德妇，但她借助节妇的光环。并非志在单纯的维护等级，主要是为了夺取家政实权，维护个人私有财产而已。貌似清廉忠贞的周秀，不过是把“尽忠报国”之誉当作买卖，借国难之机攫取功名富贵的贪鄙小人。这种金钱与等级结合，禁欲与纵欲互补的双重人格，正是变革时代封建地主阶级没落本质的反映。所以，他们的衰落并非“恶妇破家”所致，而是他们早已运终数尽，无可挽回。（三）恩格斯说：“传统是巨大的力量，是历史的惰力”当春梅的地位改变之后，虽然自身暂且得到了解脱，但时代的急剧变化又使她对人生感到困惑绝望，精神失去归宿。没世颓风的诱惑，使她妖淫放荡，过着糜烂的生活，终于自我沉沦，纵欲而亡。从她的结局来看，《金瓶梅》的作者也和时代的进步思潮一样，虽然高举叛逆的大旗，宣扬情欲，倡导人性解放。但他们并未摆脱传统的束缚。他们反对禁欲主义，但多限于道德方面的批判，并未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等级制度；他们宣扬个性解放的同时混杂着纵放情欲的成份，流露出纵情享乐的倾向。在强大的封建传统势力束缚之下，在金钱与等级互相渗透，叛逆与享乐交织合流的极为动荡黑暗的年代里，社会的急剧变革使他们感到迷惘、困惑，社会的黑暗使他们对人生感到悲观、绝望。在这种极为矛盾的思想困境中，他们的生活态度也和春梅的结局一样，总是沿着封建没落的轨道游戏人生，纵情享乐，在消极颓废的生活中寻求自我解脱。而袁宏道的享乐宣言，屠龙的放荡行为不就是他们上述思想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