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媒介的竹内好与鲁迅及中国文学研究”笔谈——4.“幻灯事件”与“找茬事件”——竹内好的别样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事件论文,笔谈论文,幻灯论文,媒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道：
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P2-3)
这就是著名的“幻灯事件”。这个事件与鲁迅弃医从文的因果关系，由于鲁迅自己的明确交代，在中国学界早已成定论。但竹内好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这是他的传记被传说化了的一例，我对其真实性抱有怀疑，以为这种事恐怕是不可能的。”通过比较《藤野先生》和《呐喊·自序》记述该事件的微妙差异，竹内好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写道：
他在幻灯的画面里不仅看到了同胞的惨状，也从这种惨状中看到了他自己。……就是说，他并不是抱着要靠文学来拯救同胞的精神贫困这种冠冕堂皇的愿望离开仙台的。我想，他恐怕是咀嚼着屈辱离开仙台的。我以为他还没有那种心情上的余裕，可以从容地去想，医学不行了，这回来弄文学吧。[2](P57)
竹内好并没有提出质疑的充分根据，他只是将在《藤野先生》中所记而在《呐喊·自序》中所未记的“找茬事件”①（又称“漏题事件”）与“幻灯事件”相联系，认为“幻灯事件和找茬事件有关，却和立志从文没有直接关系”。因为：
幻灯事件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屈辱不是别的，正是他自身的屈辱。与其说是怜悯同胞，倒不如说是怜悯不能不去怜悯同胞的他自己。他并不是在怜悯同胞之余才想到文学的，直到怜悯同胞成为连接着他的孤独的一座里程碑。[2](P57)
在这里，竹内好不是仅仅局限于传记资料，而是按照当事人可能的心理逻辑来探讨鲁迅获得走向文学的契机的。竹内好并未完全否认“幻灯事件”与鲁迅的“立志从文”有关，但关联点却与一般的理解不同；或者说，竹内好并不认为鲁迅仅仅从“幻灯事件”中看到了同胞的麻木不仁，为了拯救这些麻木不仁的灵魂才走向文学之路的，而是认为这个事件中的另一种因素，即个人（又非完全个人）的屈辱感，才是促使鲁迅走向文学之路的直接要素。而这种切身的耻辱感，至少在“幻灯事件”之前的“找茬事件”中就已经在经历着。但由于“幻灯事件”已经被“传说”化，变成了只与高高在上地拯救民族灵魂这一动机有关，所以竹内好才断然否定了它与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因果关系。但在竹内好那里，还存在着一个被“传说”化之前的“幻灯事件”，它“带给他的是和找茬事件相同的屈辱感”，所以竹内好又说：
如果说幻灯事件和他的立志从文有关，那么也的确是并非无关的，不过幻灯事件本身（即已被“传说”化的——引者注），却并不意味着他的回心，而是他由此得到的屈辱感作为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之一加入了进来。[2](P57)
显然，竹内好不相信被“传说”化了的“幻灯事件”，是因为这个事件所提供的鲁迅弃医从文的动机过于表面，而他要寻找的恰恰是鲁迅作为文学者的那种根基性的东西。这种东西内在于个体的精神体验和自觉，烙印着他个人切身的屈辱感。基于此，竹内好才去除“幻灯事件”的“传说”化，把它与此前的“找茬事件”和此后的“新生事件”②放在“形成他回心之轴的各种要素”这一轴线上，寻找促使鲁迅走向文学自觉的契机。在他看来，相对于“改变他们（国民）的精神”这种启蒙的自觉，鲁迅“咀嚼着屈辱”的精神体验更直接和深刻地内在于他的文学自觉。鲁迅的文学“连接着他的发现孤独之路”。
然而，竹内好关于鲁迅文学发生的心理还原式的解释毕竟缺乏有力的考据材料，那么，他何以支撑自己的判断呢？他这样解释道：鲁迅在文章里讲述自己的时候，多采取追忆的形式，《呐喊·自序》尤其如此。追忆本身是真实的，但“他不是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在处理事实”，而是“把事实切割开来，加以说明的”。竹内好还特别引用了《呐喊·自序》中关于《新生》失败后的心理体验的表述：
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啊，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
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1](P3)
竹内好注意到鲁迅“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的表述，指出：“他感受到的那些东西，变为话语便是‘悲哀’、‘寂寞’这些字眼儿；它们在当初是没有的；是‘一天又一天的长大起来’的。”因此，他从鲁迅的这段自述中找到结构性支撑，以此来推测“找茬事件”、“幻灯事件”等最初带给鲁迅的也是“不知其所以然”，后来经过沉淀才形成了理性的思考。这样说来，“幻灯事件”与弃医从文之间也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只是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使用了“把事实切割开来”的处理方式，没有把其中至关重要的“屈辱感”这一构成鲁迅文学自觉的要素凸显出来，而后来的阅读者和研究者又不具有这样一种思考维度，所以就越过一个人最切身的精神体验过程，直接把经过沉淀而形成的理性思考当作鲁迅走向文学的第一因，从而把一种在字面上缺少而通过互文注释又具有丰富含义的“幻灯事件”给“传说”化了。而仔细阅读《呐喊·自序》，我们也发现，在记述“幻灯事件”时，鲁迅并没有直接记录自己的主观感受，也没加进任何评述，评述是在“从那一回以后”。也就是说，在记述这件事和评述这件事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究竟多长，鲁迅本人并没有交代，这就给多重解释带来了空间。竹内好没有囿于鲁迅在该文中“把事实切割开来”的处理方式，他以“以进入事实里面去的方式”，把握当事人可能的心理逻辑，以还原和探讨“原鲁迅”的精神历程和走向文学自觉之间的关系。所以，他才这样说“幻灯事件”：
与其说是《新生》事件的原因，倒不如说不论是否有时间上的联系，对他的回心来说，在性质上是应和《新生》事件等价并置的东西。[2](P57)
到此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竹内好关于鲁迅仙台经验和走向文学自觉的关系的解释是自成逻辑的，而且和鲁迅本人的自述也并不矛盾。那么，竹内好如此辨析的意图是什么，难道仅仅是把作者省略掉的个人经验还原出来？仔细阅读《鲁迅》一书会发现，竹内好对鲁迅传记材料的疑问和探索是建立在他对鲁迅的根本认识基础上的，这就是：在鲁迅作为一个伟大启蒙者的核心之处，还蛰伏着一个对“罪”和“无”充满自觉的文学者，这“正是文学者鲁迅成为无限地生成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也就是说，“启蒙者”相比于“文学者”，后者是第一位的，前者是第二位的，但需要说明的是，竹内好用“文学者”来解释鲁迅并非囿于一般的文学之意，更不否认鲁迅文学的政治性。在文学和政治之间，他并没有做出等级之分，也不把文学和政治看作两个二元对立的场域，反而认为鲁迅的文学，就其体现的内容来讲，是很政治化的，因为“对于近代文学来说，政治是文学从中导引出自己的场。如果文学具有向社会开放的形态，就不可能将场的问题与价值的问题混为一谈导入文学内部。文学家就文学的问题发言，同时就可以成为政治性发言”。
不可否认，竹内好的鲁迅“肖像”带有研究者自身强烈的主观建构成分和历史境遇的投射，但竹内好对鲁迅的许多直观性和体验式描述却也具有仅仅依靠资料论证和逻辑分析所难以达到的功效，他在历史的动态中揭开了鲁迅精神结构的深层世界。比如对“幻灯事件”的重新解释，乍看上去显得不可思议，似乎过于主观随意，但仔细分析后才发现，这种解释，一方面揭示了被人们所普遍忽略、也为鲁迅本人所未明确交代的内容，另一方面也不与既有的资料有任何冲突。
需要反思的倒是我们自己。事实上，即使没有竹内好的解释，“幻灯事件”中也存在着对两种屈辱的体验，即鲁迅个人的屈辱和鲁迅作为其中一员的民族屈辱，但我们却跳过被竹内好紧紧抓住的个人屈辱这一关键之点，直奔民族屈辱这样的“大叙述”，其中除了时代方面的原因外，是否还有我们研究者自身精神结构方面的原因？比如，我们习惯于要么把个人经验抽象化，抽空到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或时代思潮的符号；要么把个人经验仅仅作为个人经验，而赋予非历史、非政治、非社会的内容，以纯粹的私人性作为反抗意识形态的利器。而竹内好对“找茬／幻灯”事件的别样解释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个人体验如果不放在历史中加以理解，那么它就不会获得意义；反过来，以民族、政治等身份获得的那种历史体验，如果不是以个人为基准，同样也不会获得意义。后者正是竹内好所批判的“把思想从活人本身抽取的学风”，不管这种思想有多么先进，多么深刻，多么启人心智。
收稿日期：2005-07-07
注释：
①由于藤野先生对鲁迅有所关照，而鲁迅的成绩又不差，因而引起部分日本同学的猜忌，并故意找茬，认为藤野先生漏题给鲁迅，才使这个中国学生考出了出乎他们意料的成绩。见《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②鲁迅从仙台回到东京后，开始从事文艺活动，在普遍冷淡文学艺术的留学生中，好不容易找到几个同志，大家决定出一本杂志，取名《新生》，意为“新的生命”。但在临近出版之际，同人和出资者却接二连三地隐去，致使《新生》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