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近代的市场及市场网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市场论文,广西论文,近代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镇和圩镇是各级市场的载体，是一定区域范围的贸易中心。在广西这样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内，镇、圩的发展变化与经济、地理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经济条件和地理环境特别是交通条件的变化，镇、圩数量及分布格局也在不断变化。由于广西近代各级市场规模不同、功能各异，与之相应的市场中心地也区分为不同的层次。这些既有差别又有联系的市场点构成了广西近代的区域市场网络。
一、市场数量与分布格局
广西近代市场的发育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作后盾，用“坚船利炮”撞开了中国的大门，继之又以不平等条约为保护伞，把廉价商品倾销到中国市场上来。但由于广西偏处西南一隅，受到的影响不大。再加上此后不久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清军在广西东部地区大肆围攻太平军，社会局面动荡不安，这就使城镇、圩市的发展出现停滞乃至倒退的现象。桂平县城曾是一个商业繁盛的城镇，“自庆祝街以东……肩摩声喧，一丈之地拥挤半时不能过也；南门而外……廛肆栉比，百货云集也”。但“自遭咸丰兵燹，铺户颓毁，复以厘金重征，出入俱税，今昔情状，遂尔大殊。”① 贵县镇、圩贸易一向发达，但经咸同年间的动乱后，一些镇、圩衰败下去，覃塘圩“街市全烬，居民流离，荒冷满目”；大圩“沦为战争要塞，迭遭荼毒”；三江圩于咸丰间废。② 修仁县镇、圩在咸丰年间或迁或废。③
光绪年间，社会相对稳定，各地镇、圩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加上中法战争后，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不平等条约，在广西先后开辟了龙州、梧州、南宁等通商口岸，向广西输入工业产品并从广西掠夺原材料，刺激了各级市场的畸形发展。贵县覃塘圩在光绪年间贸易得到恢复和发展，“商贾辐辏，最称繁盛”，东津圩“清光绪间商业甚盛，有米埠之称”。④ 平南、贵县、藤县3县圩镇分别由同治年间的22个、28个和11个发展到光绪年间的26个、44个和18个。⑤ 民国初年虽出现军阀混战局面，但1925年新桂系统治广西后，出现了相对稳定的时期，镇、圩得到持续发展。
从笔者所能搜集到的各时期方志资料中，对圩镇进行统计的有：清代前期66个州县，占州县总数的76％；清代后期37个州县，占州县总数的42％；民国时期54个县，占各县总数的57％。⑥ 现将这些数据按12个府加以统计(见表1)。
从表1可见，12府中，只有思恩、平乐、浔州3府各时期的资料较齐全，而且3府各时期都持续发展。就广西全省而言，圩镇亦呈持续发展势头。据粗略估算，清代前期广西约有圩镇1100余个，清代后期约有1400余个，民国时期有近2000个。
据《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年)记载，广西有圩镇1424个；而《广西年鉴》第二回(1935年)记载，广西有圩镇1454个。这与表1的估算有一定出入。我认为，产生差别的原因有二：一是表1所列民国时期的圩镇数字散见于民国初期、中期和后期各个阶段的方志里，而尤以中后期为多，圩镇估算数比《广西年鉴》对广西民国中期圩镇的统计数字多是很正常的；二是《广西年鉴》对某些县的小圩镇略而不计。所以我认为广西民国时期的圩镇当不止1400余个。
近代时期，广西的市场点不仅在数量上持续增长，而且在分布格局上也有所变化。古代镇、圩为了接近水源、利用水运，往往沿江分布。罗一星同志研究指出，清代前期，广西西江流域地区的市场中心地呈树状型分布。镇、圩分布以大河细流为枝，两河汇合处就像树干的分节处。当时的镇、圩大都濒河而建，越近河流两岸，镇、圩越多，在两河汇流处的镇、圩，往往成为一个规模大的中介市场，具有比其他镇、圩更突出的集散和中转的功能。⑦ 离河远的地方，镇、圩相对较少。广西镇、圩的这种分布格局一直延续到清末。
当然，由于地理环境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变化的影响，清末广西镇、圩的分布格局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清末，由于汽轮船的逐步使用，加快了运输速度，也大大地降低了运输成本，所以沿江的中心市镇有的逐步走向繁荣，而有的则逐步走向衰落。这部分的中心市镇或被新兴的商埠所取代，或为其他中心市镇所取代。这时，决定镇、圩地位的重要与否已经不完全取决于是否位于两河交汇处，而在于是否具有优越的泊湾条件和深广的市场腹地。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桂平县城、江口圩和贵县县城的相互消长。贵县自轮运业兴起后，由于港口优良而成为永淳、横县及宾阳附近各县的货物集散地。江口圩也因河面水深港阔、泊湾条件好而吸引了众多的轮船，进口商品大多在此起卸。再加上同光而后，桂平设立了厘金厂，来往船只过而不留，多泊于江口圩，所以沿柳江出入的货物多经江口转销，“昔日县城繁盛景象尽为此圩所夺”。⑧ 尽管桂平处在郁江与柳江的交汇处，但上游和下游分别有贵县和江口两个条件更优越的集散中心，所以集散于桂平的货物日渐减少，桂平县城的地位分别被贵县县城和江口圩所取代。这个例子说明，随着轮船运输业的发展，各中心市镇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起主要作用的中介市场并不一定位于两河汇流处。但是，由于以水运为主的交通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大部分中心市镇和重要的普通圩镇仍位于河流沿岸，所以镇、圩的布局也不会根本改变。我们可以称之为变形的树状型结构。
民国时期，广西的公路运输业发展很快，这对镇、圩分别格局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一是加强了镇、圩的横向联系。过去，镇、圩商品流通方向主要与河道流向相一致，镇、圩之间的横向联系不多。公路通车以后，逐步改变了这种状况，镇、圩与镇、圩之间的联系加强了。其二是在公路沿线出现了一些新的中心市镇和重要圩镇。桂东南的郁林县城、桂东的荔浦县城、桂北的宜山县城、桂西的南丹县城和六寨圩，就是在公路运输业发展起来后逐步趋于繁荣和更加繁荣的。其三是促进了广西各地镇、圩的发展，使镇、圩分别逐步趋于均匀。民国时期，中心市镇的发展仍偏重于桂东地区，但几乎每一地区都有自己的中心市镇，桂东南有贵县、郁林、江口等处，桂东有戎圩、八步、平乐等处，桂东北有全县，桂北有宜山、长安，桂中有柳州，桂南有芦圩，桂西北有百色，桂西南有龙州。普通圩镇的分布也发生了变化，除桂西北较稀疏外，其他各地分布都比较均匀(见表2)。
表2 民国时期广西圩镇的区域比较
土地面积
圩数 平均交易面积 圩均交易面积
区域
(平方公里) (个)
(平方公里)(平方公里)
桂东北21375 146 146.40 6.83
桂东 26331 146 180.35 7.58
桂东南35869 228 157.32 7.08
桂北 26023 183 142.20 6.73
桂中 21870 171 127.89 6.38
桂南 28393 186 152.65 6.97
桂西北37413 185 202.23 8.02
桂西南21600 179 120.67 6.20
资料来源：《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年)，第16—17、443页。
但是，表2所列圩镇密度指标并不是很严密的。圩镇规模可以相差几十甚至几百倍，因此表2的分布密度只能从一般定性的角度去理解，得到一个圩镇分布疏密差异的概念。实际上，各地区圩镇在规模、圩期长短、赶圩人数和商业贸易上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尤以东西部地区差异最大。从规模上看，桂东地区25个县，居民100户以上的圩镇有134个，平均每县5.36个，其中1000户以上的大圩镇就有8个；桂西地区28个县，居民在100户以上的圩镇仅有64个，平均每县2.29个，没有1000户以上的大圩镇。⑨ 就圩期而言，桂东地区有三日圩125个，十日三圩127个，约占东部地区总圩数的82.3％；西部地区五日圩和六日圩多达135个，占西部地区总圩数的45％。⑩ 从赶圩人数上看，东部地区每期赶圩人数超过万人的圩镇有2个，5000人至1万人的圩镇有8个。少于1000人的圩镇有185个，约占东部圩镇总数的60％。而西部地区没有赶圩人数超过万人的圩镇，赶圩人数在5000人至1万人的圩镇仅有2个。少于1000人的圩镇则多达243个，约占西部圩镇总数的81％。(11) 就圩镇商业贸易而言，东部地区圩镇的固定商铺较多。据方志记载，桂东南地区固定商铺在50家以上的圩镇，贵县有8个，桂平县有11个，陆川县有7个。(12) 而桂西地区的圩镇则少有或没有固定商铺。如西隆县“除县城有杂货店四间及第一区之旧州圩有盐店五间，资本各一二百元外，其他各区圩市每逢圩期始有货摊摆设”；(13) 同正县除东关、那隆、罗阳外，其余圩市皆无商店，商场甚淡。(14) 这种情况并非一二县特例，而是普遍的现象。(15)
总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状况的改善，广西近代的市场点不仅在数量上持续增长，而且在分布格局上逐步发生变化。首先是具有重要集散功能的中心市镇不一定非得位于两河交汇处，从而使标准的树状型分布结构发生变形。其次是西部地区的圩镇在民国时期有了明显发展，使东密西疏的布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综合考察圩镇规模、功能和商业贸易等各方面情况可以看出，广西近代圩镇发展的重心始终在东部地区。广西圩镇布局东重西轻的格局一直未被打破。
二、市场的等级体系
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克利斯塔勒通过对德国南部城镇的调查研究，系统地阐述了一定区域(国家)内城镇和城镇职能、大小及空间结构等问题，提出了中心地理论。克氏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建构他的理论模型。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这是一片没有明显起伏的、无边的大平原；平原上的环境几乎一样，特别是土壤肥力和水份供应等方面；平原上的初始人口分布是均匀的；区域的运输条件完全一样，没有可供利用的水道，全部活动通过陆路，影响这种运输的唯一因素就是距离；人们的活动都是理智的，对消费者来说，符合距离最小化原则，对经营者来说，他会寻找最佳位置，取得最大市场，使其利润最大化。在这样的条件下，随着周期农业市场服务中心的长期演变，一个地区会形成一套中心地的等级体系，同一等级的中心地有同样大小的服务范围，也称市场区域附属区，市场的范围是六边形的。(16)
克氏的理论有严重的缺陷。他所假设的条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所以理论和现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他忽视了历史、社会、民族等社会方面的因素以及人们的消费倾向等因素。所以，我们不能把克氏的理论套用到所有的地区，尤其是克氏所假设的城镇空间结构的模型更不能用于对那些地形复杂地区城镇空间结构的分析。但是克氏关于城镇等级体系的论述则是很有价值的。他指出，根据中心地所执行职能的数量，可以把中心地划分成高低不同的等级。中心地等级越高，它提供的中心职能越多，反之则越少；高级中心地不仅有低级中心地所具有的职能，而且具有低级中心地所没有的较高级的职能；中心地的级别越高，数量越少，彼此间距离越远，它的服务范围也就越大，反之则数量越多，彼此间距离越近，服务的范围也就越小。克氏的这些观点对分析早期城镇化中某区域的城镇等级体系是很有启迪的。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施坚雅(G.W.Skinner)比较赞同克利斯塔勒关于经济职能与城镇等级层次相联系的观点，(17) 并将克氏的理论应用于晚清中国城镇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他把地方城市以下的市场划分为基础市场(Standard Market)、中间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三个层次。(18) 与此相应的，各级市场的中心地分别称为基础集镇、中间集镇和中心集镇。另外在农村地区还存在着一种不参加市场流通的村市，施氏称之为小市(Minor market)。根据施氏的划分方法并结合广西的具体实际情况，我们把广西近代镇、圩划分为农村圩市、基本圩镇、中间市镇和中心市镇等四个层次。
农村圩市主要位于交通不便的地区，其功能是满足地方居民日常交换的需要。在这类市场进行交易的都是农民或小手工业者，基本上没有商人介入其活动。圩市交易品为农副产品，几乎不提供输入品。商品流通范围不大，还没有成为地方产品进入较大市场体系的起点。所以它是在中心地固定等级之外的过渡形式，或称为初级的基本市场，或称为圩市原始市场。近代时期，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这类圩市日渐减少。但是一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还有存在。例如宜北县多数圩集设在乡村，“圩中卖品不过猪牛肉、白米、棉布、鸡鸭诸种而已，至于苏杭杂货摊面，资本不超过百元之数”。(19) 又如思恩县“除县城西圩外，其他圩市多属在郊野支搭茅厂，按日会集交易”。(20) 一些县的边远村落也残存着这类圩市，如来宾县的三五圩在县南25公里的三五村外，无固定商店，“趁圩人最多时仅百余，贸易品仅有蔬米、油盐、鱼肉、香烛等”；该县的唐圩在县西20多公里的一个小村旁，无商店居民，仅有草亭数椽，市期才有人交易，“贸易品有蔬米、油盐、糖脯、香烛、鱼肉等”。(21) 这种市场为数不多，也没有真正的商品流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明显，我们将不把它列入市场交换关系的层次来考察。
基本圩镇要比农村圩市的规模大一些，而且还有一定数量的铺户，既出售洋杂百货，又收购土特产品，使商品的流通范围扩大了。它的主要功能有两方面：一是满足附近农村交易的需要，二是将农村的土特产品集中起来，销往外地。所以，它既是输入品销往农村地区的终点，又是土特产品向外运销的起点。也就是说，它从高一级市场输入并散售外来的生产和生活用品，以满足本地区农民经济生活的正常需要；与此同时，它汇聚并向高一级市场提供本地的农副产品，以保证市场商品流通的继续进行。它是商品流通网络中最基本的网结，所以称之为基本圩镇。由于广西各地的地理环境、经济基础和交通条件各不相同，各地基本圩镇在规模上也有一定差异。但是，从基本圩镇所应具有的两个基本功能来看，广西境内的绝大多数圩镇都属于基本圩镇的范畴。
中间市镇既具有基本圩镇的功能，又具有联系上级与下级市场的功能。它除了在定期贸易中满足附近村民的日常需要外，还往往设有固定商铺，收购土特产品，并向邻近圩镇批发从高一级市场转运来的商品，是联系基本圩镇和中心市镇的中介。这类市场往往能够吸引其他若干个基本圩镇为其市场圈，因此，它是更大范围的货物集散中心。例如，桂平县的石嘴圩地处南江边，水陆交通便利，是社坡圩、油麻圩等临近各圩的货物集散地。(22) 又如贵县的覃塘圩是县北的交通枢纽，“樟木、蒙公、石龙、黄练等圩货物萃集于此”。(23) 这类市镇，每县约有一两个，在经济发达地区每县则有三四个。总计民国时期广西拥有中间市镇100个左右。
中心市镇规模比一般圩镇大，固定人口也较多，并有许多固定铺户，货物品种繁多，货源充足。商品流通量大、流通范围广。它既是周围农村的交易中心，又是邻近各县的贸易中心和货物集散中心。在市场网络中，它处于战略性地位，有重要的批发职能。一方面，它大量地接纳输入产品并将其分散到下属区域去；另一方面，它又大规模地收集地方产品并将其输往其他中心市场或更高一级的市场去。因而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下面以八步镇为例作些分析。
八步镇位于贺江东岸，水路沿贺江而入西江可达梧州，逆临江而上可通富川、钟山等地，交通十分便利。富川、贺县、钟山等地矿产丰富，所出矿产必经八步转运梧州。清末以来，随着矿业的发展，“各地矿商，云集于此”。(24) 民国时期，八步有大的锡矿公司16家，工人多时达3万人，富、贺、钟各县矿区也在八步设立办事机构。矿业的兴盛与人口的聚集，促进了八步商业的发展。1933年，八步有大小商号163家，1944年则增至525家，从业人员2000多人。(25) 便利的交通和繁盛的商业又吸引了邻近各地商人来八步交易，使八步很快成为附近各县“圩市之中心点”。除矿砂经由八步转运出口外，附近各圩集收购的生油、茶油、桐油、豆饼、谷米、红瓜子、牛皮、生猪、香粉等货物也多由八步转运出口。而进口的盐、铁、水油、火柴、洋纱、土纱、各色布匹也大都由此转销钟山、富川及湖南道州等地。八步成了进出口商品的中转站，商务甚为繁盛。类似于八步的中心市镇，还有平乐、郁林、龙州、百色、贵县、全县、宜山等县城以及苍梧县戎圩、平南县大乌圩、桂平县江口圩、融县长安圩和崇善县驮芦圩等。(26)
综上所述，广西近代镇、圩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多重层次系列、并有多样内在联系的镇、圩等级体系。这些镇、圩构成了以数以千计的基本圩镇为基础、数以百计的中间市镇为支柱和十多个中心市镇为骨架的市场网络。
三、以镇、圩为中心的市场流通网络
尽管各类镇、圩的规模和功能有所差别，但它们都是广西近代市场网络中的网结，在商品流通中有一定的地位。近代广西市场商品流通的基本方式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城市与农村的双向流通。城市中有一定的农贸市场，城郊农民在此出售农副产品以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同时又从城市中购买自己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品。这样，城市和农村就发生了直接的经济联系。
第二种是城市以中心市镇为桥梁与农村发生联系。中心市镇也有满足农民基本需要的功能，农民可以直接在中心市镇中的农贸市场出售自己的农副产品，并从中心市镇中购回自己所需要的外来商品。于是，城乡产品通过中心市镇完成了相互交换的过程。
第三种是城市以中心市镇和中间市镇为桥梁沟通城乡的贸易往来。城市产品首先运到各中心市镇，再由中心市镇转运到各中间市镇，然后由中间市镇销往附近农村。农村地区的产品也沿着这条渠道朝相反方向进入城市，构成城乡商品的双向流通。
第四种是城市以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和基本圩镇为桥梁与农村发生联系。城市产品首先由中心市镇转运到中间市镇，再由中间市镇转运到基本圩镇，最后由基本圩镇销售到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村产品则由相反的方向集聚到城市，成为城市的关于原料、消费品和出口商品。
当然，除了上述四种基本流通方式以外，还有城市与中间市镇的商品流通、城市与基本圩镇的商品流通、中间市镇与中心市镇的商品流通、中间市镇与中间市镇的商品流通、基本圩镇与基本圩镇的商品流通以及农村以中心市镇、中间市镇或基本圩镇为中介与其他农村地区的商品流通。这些错综复杂的流通方式构成了近代广西商品流通网络。可见，近代广西市场的商品流通是极其复杂的，而其基本的亦即主要的流通方式是这样一个双向流通过程：城市商品或通过中心市镇直接销往农村，或通过中心市镇运往各中间市镇然后销往农村，或通过中心市镇或中间市镇运往各基本圩镇然后销往农村；而农副产品则通过同一条渠道沿着相反的方向流向城市。因此，镇、圩的三个层次市场——中心市镇、中间市镇和基本圩镇——在城乡经济交往中处于重要位置，是联系两者经济交往的桥梁。
中心市镇既是某一地区的货物集散地，又是城市与农村地区的贸易中介。例如，平乐镇位于桂江岸边，水路民船北通桂林、全县，东至恭城，西达荔浦，春夏水盛期，有电船与梧州往来；陆路则循公路西与湘桂铁路相接，东达钟山、贺县，是桂江流域的交通枢纽。“修仁、荔浦、蒙山、恭城、富川、钟山、阳朔各县商务，皆以此为集中点。”(27) 出口以桐油、青麻、谷米、生油、木材为大宗；恭城的柿饼，阳朔的罗汉果、金钱橘及柿饼，荔浦的芋头及甘蔗，钟山的红瓜子等，每年由此输出者亦多。此外，恭城的钨矿及富贺钟锡矿的一部分，也由此转运出口。这一例子说明两点：一是中心市镇的市场圈已超出了一县范围而达于邻近各县；二是中心市镇沟通了城市与中间市镇、基本圩镇的联系。作为邻近各县商务集中点和货物集散地的平乐镇就是沟通梧州、桂林等城市与邻近各县中间市镇和基本圩镇的桥梁。
基本圩镇在沟通城市与农村经济交往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基本圩镇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城市和农村这两极，中心市镇与城市有着更多的交往，而基本圩镇则联系着广大的农村地区。农民零散的农副产品或手工业产品首先要汇集到附近的基本圩镇中，然后才直接或经由中心市镇、中间市镇间接运往城市；城市运来的商品也主要通过基本圩镇才能销售到广大的农村地区。近代时期，绝大部分基本圩镇都有一定数量的固定铺户，出售从城市转运来的洋货或城市生产的商品；一部分圩镇即使没有固定铺户，也有许多小商小贩于圩日期间摆卖苏杭洋杂货。另一方面，农民利用圩日出卖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换回自己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品。这样，城乡商品交换过程通过基本圩镇得以顺利完成。可见，基本圩镇是农副产品的收购点和城市商品的集散地，具有收购土特产品和销售城市商品的双重职能，为城市与农村的商品流通架起了一座桥梁。
中间市镇介于中心市镇与基本圩镇之间，兼具两者的功能，在城乡商品流通中处于中间地位。
近代时期，在广西区域市场上流通的商品主要有谷米、桐油和棉纱、布匹等。下面分别就其流通所形成的市场运动状况进行考察，从而揭示镇、圩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以及广西地区商品流通的特点。
水稻是广西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广西谷米除在省内销售外，尚有不少输往广东、湖南等省。清末，由于谷米可以自由采买，许多广东商人在广西各镇、圩收购后直接运往广东，所以，我们无法对谷米的出口量作出准确的统计。但我们从戎圩的谷米交易可以看到一些基本情况。戎圩位于浔江下游，居西江广西段各河总汇之处，交通便利，是清末广西出入口货物的集散地，谷米交易极其繁盛，大批广东商人来此贩米，“每日交易额约达三十多万市斤”。(28) 民国时期，广西输粤谷米主要集中于梧州，据1936年调查，广西谷米从梧州输出者119.8万担，其中米为102万担。(29) 此外，邻近广东、湖南的一些县份尚有少量谷米直接输往该两省。当时，广西有余米出口的地区主要是梧州、郁林、平乐、柳州、桂林等地区，其运输路线先由商人或农民将粮食集中在基本市场，然后由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的批发商运至中间市场或中心市场，最后集中于边境出入口要津输往省外。
桐油是广西近代出口贸易的大宗商品，出口货值一般都排在广西出口商品的第三、四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市场对桐油的需求量激增，使广西桐油的销量大增，出口货值一度跃居出口商品的首位。广西桐油产区几遍全省，以桂西和桂东北较多，柳江、黔江一带以及桂江流域、右江流域是广西的主要产桐区。这些地区的桐油经各级镇、圩运往梧州，出口国外。此外，黔南、湘边各县所产桐油亦经广西镇、圩转运梧州，销往国外。(30)
广西输入货物中以棉、纱、布为大宗，每年约900余万海关两，占全部入口货物价值的56％以上。(31) 其运输路线与谷米、桐油相反，先集中梧州、南宁、柳州、桂林等城市，然后再经贵县、江口、大乌、郁林、芦圩、平乐、全县、八步、宜山、长安、百色、龙州、驮芦等中心市镇，转运到各中间市镇和基本圩镇。基本圩镇是棉纱、布匹的最终销售点。所以，各县方志在记载各圩市交易品时，都将棉纱、布匹列为主要交易品。
从广西大宗商品的流通过程我们可以看到：近代广西的商品流通以水运为主；镇、圩是重要的商品转运中心；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了，使各级市场从封闭、半封闭状态走向开放。
以上从纵的方面分析了镇、圩在商品流通中的作用。严格地说，这种从低级市场向高级市场或从高级市场向低级市场的流通线还未形成一个严密的流通网。只有当广西各地的基本圩镇都与其邻近的基本圩镇发生密切的经济联系时，错综复杂的市场网络才算形成了。那么，近代时期，广西各地邻近各基本圩镇之间是否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呢？我认为是有的，这从圩期设置上邻近圩镇互不冲突的事实得到说明。邻近圩镇的圩期错开，有利于商人在各圩镇上轮流经商。其他资料也说明了这一点。民国时期，有人对南宁附近的两个圩镇作了十分详尽的调查，我们不妨以此为典型进行一番解剖麻雀的工作。例如，亭子圩除了与南宁有经济交往外，“附近沙井、槎路、苏圩、山圩、朗圩、吴圩亦趁该圩作买卖”。从亭子圩集散的货物来看，该圩与邻近各圩也有密切联系。米是亭子圩的重要交易品，水路自剪刀、蒲庙、永淳、贵县等处运来，陆路由吴村、苏圩、朗圩、那陈、那马等处运来；小猪多由吴圩、那马等处运来；糖有一部分由良庆圩贩来；鸡鸭蛋都由附近各村暨吴村、那陈二圩贩来；牛由附近各村、各圩运来；花生豆以那马、新村、平乐、良庆等地运来为多。(32) 亭子圩有大小商店150家，邻近商民贩货来该圩者，多购货回各圩售卖，形成了圩与圩之间的横向流通。这一典型例子说明，广西的基本圩镇除了跟中心市镇或城市有着密切的纵向联系之外，与其他基本圩镇也有密切的横向联系，这种纵横交错的经济联系，构成了完整的商品流通网络。
注释：
①民国《桂平县志》卷29。
②民国《贵县志》卷1。
③颜福林主编：《桐木镇志》，第157页。
④民国《贵县志》卷1。
⑤同治《浔州府志》卷4，光绪《平南县志》卷4，光绪《贵县志》卷1，光绪《藤县志》卷3。
⑥清代前期，广西有72个州县、45个土州县，清代后期有74个州县、43个土州县，民国时期平均每3个土州县合并成1个州县，所以清代前后期的土州县折算成15个州县，州县总数分别为87个和89个。
⑦罗一星：《试论清代前期岭南市场中心地的分布特点》，载《广州研究》1988年第9期。
⑧民国《桂平县志》卷9。
⑨广西民政厅编：《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各县概况》，各县“主要圩市调查表”。
⑩广西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二回(1935年)，第579—602页。
(11)广西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二回(1935年)，第579—602页。
(12)民国《贵县志》卷1，民国《桂平县志》卷9，民国《陆川县志》卷5。
(13)李咏河等编：《民国二十一年度广西各县概况》“西隆县”。
(14)民国《同正县志》卷3。
(15)广西统计局编：《广西年鉴》第一回(1933年)，第442—449页。
(16)周一星：《城市地理学》，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27页。
(17)G.W.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nal of Asian Studies,Vol.24,No.1,2,1964—1965.
(18)G.W.Skinner,Cities and the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in G.W.Skinner,ed.,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ornia,1977,P.286.
(19)民国《宜北县志·全属各乡之圩场》。
(20)李咏河等编：《民国二十一年度广西各县概况》“思恩县”。
(21)民国《来宾县志》上篇。
(22)民国《桂平县志》卷9。
(23)民国《贵县志》卷1。
(24)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版，第227页。
(25)卢鼎鹏主编：《八步镇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
(26)民国《贺县志》卷4。
(27)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版，第225页。
(28)侯雅云：《清末苍梧戎圩商品市场史料》，载《梧州史志》(经济资料选集)，第68页。
(29)孔繁琨编：《广西谷米运销》，广西省政府1938年印行，第48页。
(30)关仲乐：《桐油运销概况》(油印本)。
(31)雷一呼：《广西棉纱布进口概况》(油印本)。
(32)广西普及国民教育研究院：《两个圩市的调查》，第1、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