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城镇失业人口的社会经济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经济论文,中国论文,城镇论文,后果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中国城镇地区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1995年中国城镇仅登记的失业率就达2.9%，失业人口为520万人[①a]；而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10月1日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城镇失业率已达5.03%，失业人口约为1000万人左右[②a]。另据有关资料[③a]，到“九五”末期，城镇失业率将高达7.4%，失业人口约为1600万人。中国城镇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及其增加，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甚至激发了普通群众的心理恐慌。那么，城镇失业人口的存在和增加到底给或即将给中国社会经济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这不光是政府也是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话题。本文下面就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希望能得到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批评和指正。
一、失业人口社会经济后果的一般分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认为，产业后备军即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雇佣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为失业人口的存在实际上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它为资本雇佣生产方式的存在和进一步发展准备了随时可供其选择的后备劳动力队伍，同时，它也使得雇主能够随时利用存在的失业人口对在业工人施加压力，提高剥削强度。不难发现，经典作家关于失业人口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积极鬃用的观点，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人口的存在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失业人口的存在有劳动力“蓄水池”的作用；另一方面，失业人口的存在对在业人口甚至尚未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产生压力，迫使他们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免遭失业的厄运，这显然有利于劳动力整体素质的提高。
当然，在任何社会形态下，失业人口的上述积极作用并不能掩盖或抵消其所带来的十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并且，相比较而言，这种消极社会经济后果对于社会、家庭和个人的影响更为巨大、更为深远。下面就失业人口所具有的消极社会经济后果作一般分析如下：
1.失业人口的消极社会后果
失业人口的消极社会后果主要表现在影响社会稳定上。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之一是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的相对合理性、公平性和保障性。失业人口无收入或有较少的救济、安置收入，他们处于社会利益分配体系中最不利的地位，他们的生活无保障，他们时常感到社会对他们不公，他们无能为力并沮丧之至，对自己的前途不抱多大希望，这样，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或不稳定人群。
失业人口的存在影响社会稳定还表现在，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和失业时间的不断延长会使得失业者对其所处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制度）丧失信心，从而有可能成为持激进观点的革命力量。西方各国政府甚至理论界将充分就业、减少失业列为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首要内容，应该说，其初衷之一就是要阻止因失业而引起的社会激进思潮的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震荡。
2.失业人口的消极经济后果
如果说失业人口的消极社会后果主要是间接的、渐近的，那么失业人口的消极经济后果则是直接的、明显的。失业人口的主要经济后果是引起经济损失，也就是说，由于失业存在而引起的产量减少。西方经济学中研究失业与产量之间关系的首推“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是美国经济学家A·奥肯在60年代提出，用以说明失业率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率之间关系的一条经验规律[①b]。“奥肯定律”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在这里，a是一个参数，表明失业率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据奥肯对美国的估算，a约为0.3左右，也就是说，若美国实际国民收入小于充分就业国民收入百分之一，则其失业率比自然失业率高百分之零点三左右。
“奥肯定律”也可以被引申为分析失业与国民生产总值（GNP）之间的关系。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较高时，实际GNP就会低于其潜在水平，也就是说，较高的失业伴随着较高水平的生产损失或生产停滞。据摩尔根对美国的估计[②b]：假如三十年代有个合理的充分就业，就会利用四千九百万人，而不是平均四千二百万人，净产品可能升高大约16%，或者是1240亿美元的货物和劳务（按1994年价格计算）。这1240亿美元的货物大约相当于1941年全年国民总产量。1963年5.7%的失业率意味着损失按当时价格计算的600亿美元以上的货物和劳务价值。
失业人口的消极经济后果还表现在劳动力的损失或浪费上，这一点与上面所述的失业人口引起产量减少密切相关。劳动力一向被认为是不可保留性的资源，它具有损失或浪费后不可弥补的特点，即哪怕是1小时甚至1分钟的浪费或损失，都不可能得到弥补或恢复。无疑，听任失业人口的大量或持续存在，就是对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对劳动力资源的大量浪费有可能使得生产设备使用率降低、工厂开工不足，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停滞或倒退，甚至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瘫痪状态。
3.失业人口的消极心理影响
失业不但威胁到失业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而且也打击了失业者的自尊心，同时，还影响到别人对他的尊重和评价。当一个人自己第一次不能就业或失业后不能再就业时，他就往往会失去别人对他的尊重；随着失业时间的延长，他会逐渐产生无用感，他会觉得自己在谋生的重大问题上不被社会接纳和承认，从而心情沮丧、心理畸形，有时会产生心理紧张感。
大量的研究表明，失业给失业者留下的心灵创伤是巨大的。失业会破坏失业者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较多的心脏病、酗酒和自杀是由失业引起的。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失业率与自杀发生率之间成正比例关系[①c]。
表1列出了失业和其他一些生活事件所引起人们的紧张感程度。若将配偶死亡引起人们的紧张感程度定义为100，则处于第二位的入狱引起人们的紧张感程度为66，而处于第三位和第五位的“失去工作”和“解雇”（均为失业）引起人们的紧张感程度分别达49和40。由此可见，非自愿性失业是引起人们紧张感程度较高的生活事件，或者说，非自愿性失业是造成人们心灵创伤的重要的生活事件。
表1 失业和其他一些生活事件引起的紧张感比较
生活事件伴随事件的紧张程度
配偶死亡
100
入狱66
失去工作49
亲密朋友死亡47
解雇40
由于学业不良而被迫退学 37
孩子离家29
工作条件的大变化20
资料来源：保罗·A·萨缪尔森等：《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1年版，第339页。
二、中国城镇失业人口存在的积极作用
中国建国后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政府统筹安置城镇人口的就业和消灭城镇人口的失业提供了绝好的制度保证和必备的前提条件。从建国后的历史来看，直到改革开放初期，尽管城镇隐性失业人口在各个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且在很多地区相当严重，但公开化了的显性失业人口为数不多，且多以待业青年的形式存在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隐性失业的逐步显性化和失业人口的逐渐增多，先是由理论界继而由政府正式承认中国城镇地区失业人口的存在，这应该说是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建设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但由于多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统包统配的劳动力就业机制和等级内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使得人们无法面对、更无法接受毫无收入或有较少安置、救济收入的失业现象，也由于理论界和政府从承认失业问题的存在到寻求正确的理论解释和适当的治理对策需要一个过程，因此，其结果造成很多人将失业现象视为洪水猛兽，对失业问题不甚了解。在谈论失业人口的社会经济后果时，人们从消极方面分析得较多，从积极作用上分析得极少。
实际上，中国城镇地区适度失业人口的存在，不仅为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企业提高效率有重要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都会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具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助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
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脱胎于计划经济不久的相当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各种资源配置的市场化进程正在速度不等地进行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完善、有序的市场体系，在这个市场体系中，不但要有生产资料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金融市场等，而且还要有生产中最活跃的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决定着所有市场的均衡。劳动力市场被看作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市场。因此，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是所有市场完善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及其一系列运作关系所构成的整体。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前提条件是必须具备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最初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入城镇，并自动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构成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供给方的主要来源。而与此同时，城镇自身劳动力通过市场就业的比例相当低，尤其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现有职工，绝大多数是过去计划经济配置下的产物，通过市场调节的成份极小。据有关专家估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城乡劳动力的总体市场化程度不超过30%；而城镇劳动者中，90%以上的公有制（国有、集体）企事业单位职工不能进入市场[①d]。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经济要求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通过劳动力市场来实现，当前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以及城镇劳动力的就业方式与这种要求相差甚远。显然，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完善已成当务之急。
广义上来说，凡进入劳动市场的求职者均可被视为失业者，因此，失业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是劳动力市场得以形成的依托。中国城镇存在的失业人口与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农村劳动力共同构成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以及就业—失业机制的运行，可以推动城镇劳动力市场的最终形成和不断完善。
第二，有利于克服城镇职工的“贵族”思想，提高其工作效率。
中国建国后高度划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严厉的城乡分隔的户籍管理制度使得城乡人口在两种完全不同且又不易跨越的社会环境中工作、生活着，这便形成了中国典型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尽管在这二元社会结构之间曾出现过几次大的人口流动。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生的两次方向相反的流动：一次是“大跃进”特别是“大炼钢铁”时期的乡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据有关资料，1957年全国城镇人口仅为9876万人，到1960年全国城镇人口达到13400万人[②d]，三年增长35.69%。另一次是60年代初“困难”时期的城镇人口的“精减”。由于50年代城镇人口的膨胀，政府不得不动员进城的农民以及家属在农村的职工返回农村，这样，1961年城镇人口被“精减”1000多万，1962年城镇人口又减少1000万人，2000多万人口“招之即来，挥之即去”[①e]。又如60、70年代发生的成千上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以及8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返城”现象。但总的来说，城乡人口在相对隔离的二元结构中很难彼此突破，尤其是农村人口要想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比登天还难。城镇人口一方面享受着国家给予他们的、基于其户口性质的粮油、就业等方面的优惠和福利，另一方面逐渐养成了高人一等的“贵族”思想。
城镇人口的“贵族”思想在其对待就业和工作的态度上也严重地存在着，并且得到了农村人口的认同。在江浙一带就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城里人白相相，做生活（劳动、生产）靠阿乡；在西北的某些城市中如下现象严重地存在着：正式工聊天，临时工监工，农民工做工[②e]。城镇人口在就业和工作上的“贵族”思想造成了他们对城镇中的苦、脏、累、差、险以及收入低的工种和岗位不屑一顾。目前，一些大中型企业中出现的一方面冗员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大批雇佣农民工的不正常现象，应该说就是这种“贵族”思想在发挥着负面影响的结果。无疑，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对于城镇职工来说，缺乏失业机制的作用。因此，在城镇地区允许适度失业人口的存在，对于克服城镇职工在就业和工作上的“贵族”思想、迫使其努力参予工作和劳动、提高工作效率等会发挥积极的作用。
第三，有助于城镇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当代社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劳动者素质的竞争。我国明确提出要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轨道上来，这一方面反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经济实现两个转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城镇劳动者素质明显偏低，无论是在文化教育水平还是在职业技术水平上，我国城镇劳动者均远远不能适应企业经营和企业发展的要求。现代企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较低素质的我国城镇劳动者队伍将越来越成为制肘因素。而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某些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还在进一步影响甚至阻碍着城镇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大中型企业中出现的一方面冗员大量存在、另一方面大批雇佣农民工的现象，不但使企业职工的整体科技素质有所下降（农民工绝大多数科技素质较低）、而且也使企业原有城镇职工缺乏或丧失提高自身文化和科技业务素质的积极性。
近年来，我国试图通过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来刺激城镇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那就是素质较高的劳动者获得较好的工作岗位和较高的劳动报酬。但总的来说，这项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城镇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的客观格局。这就是说，要想从根本上扭转我国城镇劳动者素质偏低的客观格局，需要多项和多方面措施和政策的协同作用方能奏效。应该说，这里首要考虑的重要方面便是我国对失业机制的肯定运用，因为失业机制是促进劳动者不得不关心并努力改善和提高自身素质的最有效机制。
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和基本开支尚依赖于劳动者的劳动收入，而劳动者获取收入的基本途径便是拥有一份有收入的岗位或职业。这样，拥有一份职业便是每位劳动者最根本的要求，或者说，对于劳动者来说，拥有一份职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失业正是给劳动者最根本的要求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带来风险，这种风险迫使劳动者不得不尽其所能、倾其所有地自动改善和提高自身文化和科技业务素质，以确保自己在激烈的求职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据上海市的调查（见表2），1990年上海市区失业人口当中，文化程度较低者和无技术的职业人员所占比重明显较高。全部失业人口中，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占近90%，而大专以上者仅占1.79%；基本属技术人员的有职称技术人员、无职称技术人员、有证技工、无证技工以及管理人员等五类人员仅占22.07%，基本属非技术人员的其他四类人员占77.92%。显然，文化程度较低者和无技术职业人员面临更大的失业压力。因此，在城镇地区允许失业的存在，可以迫使文化程度较低者和无技术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业务素质，从而有助于城镇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
表21990年末上海市失业人口调查分项统计结果单位：%
资料来源：施林：《失业没商量》，上海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页附表，经整理。
第四，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工资成本，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相对于发达国家以及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具有明显的劳动力廉价的特征。中国城镇职工的人均收入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按照一般设想，中国工业产品总成本中的工资成本含量应相对较低。然而，情况却恰恰相反。比如，日本企业产品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占13%，而中国的这一比例高达15%，劳动力廉价的中国比劳动力昂贵的日本高出2个百分点[①f]。
造成中国劳动力廉价而工业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含量并不低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中国工业生产具有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特点。这是由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人口较多的客观现实所使然。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等量资本和设备推动和装备的劳动力较多，这样，产品成本结构中用于支付劳动力报酬的工资成本含量必然较高。其二，中国多年来对失业机制的否定。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推行高就业、低工资的普遍就业政策，以消灭中国的失业现象，其结果造成企业隐蔽性失业大量存在，企业内部人浮于事，“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企业效率极端低下；同时，由于实行现行职业终身制以及顶替制等政策，致使企业不能根据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经营规模，企业不能随便裁减和辞退多余的职工。目前，企业中大量存在的所谓“带薪失业”现象就是对失业机制长期否定的后果。据有关资料[②f]，1993年底城镇国有单位职工1.09亿人，富余职工总数在3000万人左右，其中闲置富余职工约为1500万人，隐性闲置约1500万人。有的国有企业冗员已达到50%。显然，大批不参加或很少参加生产的职工参予企业产品工资成本的分配，必然抬高工资成本在企业产品总成本中的比例。
允许失业现象的存在，承认失业机制的作用，就是要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经营规模和技术状况的变化及时调整劳动力数量，分离多余的职工，保持职工人数及由其决定的工资成本与企业的产品相协调，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据报载[③f]，阳泉矿务局是我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从1950年建矿起一直是煤炭战线的先进单位。但当80年代末全局采煤全部实现机械化时，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井下原需要8万工人，现在5万就够了，富余的3万人无事可做。1992年5月，正当局领导苦无对策之时，朱镕基副总理来局指导工作，他摁着计算机一项一项核算原煤成本。他发现工人工资占原煤成本的42%时，便指出，煤矿的出路在提效，而提效的前提是减员。正是朱镕基的一席话使得阳泉矿务局走上了分离多余职工、提高企业效益的轨道上来。最新的统计资料表明：阳泉矿务局10.5万职工中，已有3.3万人从原煤生产中分离出来，该局近10年的亏损历史也至此告一段落。
第五，有助于城镇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一般来说，一定的职业需要一定素质的劳动力；职业不同，需要劳动力素质也就有所不同。由于不同职业之间在劳动强度、安全强度、收入水平以至社会地位等方面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加之我国城镇职工在就业和工作上的“贵族”思想，使他们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找好一点的单位、好一点的工作，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我国城镇职业人口与其素质要求往往不相匹配甚至产生错位。这就是说，一方面，高层次的职位往往由低素质的人员占居着；另一方面，高素质的人才从事着低层次的职业。显然，这不但不利于工作的有效开展和事业的发展，而且也是对人力资源的浪费。在这里，如果发挥失业机制的作用，单位或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不能不雇佣与其职位素质要求相适应的人员；劳动者迫于失业的压力也不得不接受与其自身素质相适应的职位而不敢挑三捡四、挑精捡肥。因此，失业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无疑全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另外，在我国城镇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低层次上的失业与职位空缺并存现象值得重视，实际上，这也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据称[①g]：重庆针织厂破产后，当时的市委书记肖秧为促使失业职工选择清洁工这一工作，曾带头拿起扫帚扫大街以示鼓励，但响应者寥寥。这说明国有企业职工宁愿失业也不愿做那些苦一点、累一点的工作。应该说，这里的关键问题还是要发挥失业机制的长期作用。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允许适度数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可以迫使低层次上的失业人口不得不选择低吸引力的职位，从而，有助于实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中国城镇失业人口的消极影响
上面指出失业人口的存在对中国城镇社会经济生活的积极作用，并不意味着失业人口对社会经济没有消极影响或失业人口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恰恰相反，中国城镇地区大量存在着的失业人口对社会经济生活的消极影响是十分巨大、相当严重的。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实践中，如果听任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及继续发展，无异于“放虎归山”，将会后患无穷。中国城镇失业人口的消极影响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失业人口的长期存在容易滋生社会治安问题，危害人民生活，影响社会稳定。
俗话说，无事生非，失业人口不但无事，而且无利。如果他们长期失业，没有收入，他们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不但不能同在职人员及其家庭同步提高，而且可能会下降，甚至还会入不敷出，面临生存危机，因此，失业人口对社会往往失去安全感和信任感。这样，在失业人口当中容易滋生社会治安问题，从而影响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据有关部门统计分析[②g]，目前我国的失业人员主要有以下三种人：一是妇女及老弱病残者，企业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必将先精减这部分人员二是文化层次低而又无一技之长的中青年，随着企业技术竞争的日益加剧，无生产技能的职工将逐步被淘汰；三是一部分不守纪律、游手好闲的“刺头”，由于平时不服从管理，不安心工作，他们越来越多地被开除或辞退而成为无业游民。显然，上述第二、三种人尤其是第三种人流入社会，给社会将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危害。
据报道，1994年6月，豫南某市车站发生了一起大白天抢劫钱财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经审查，参与抢劫的6名案犯中有4名是城镇待业青年，2名是倒闭企业的闲杂人员。当问及他们为什么要抢劫时，几乎个个振振有词：“人家（指被抢者）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身穿洋衣，腰别BP机，我们却连肚皮都填不饱，这太不公平了！”“有钱应该大家分享分享！”“我们从来不抢穷人，只抢大款……”。另据上海、天津、南京三市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7月至1994年6月一年间，这些地区发生的抢劫、强奸、流氓斗殴等各类案件中，平均有56.4%以上系城镇待业青年和闲散在家的企业富余职工所为。这一消息一见报，立刻引起社会的巨大反响，直至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③g]。
其二，失业人口的存在是对社会人力资源量的巨大浪费，不利于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劳动力是生产中最活跃的因素，人力资源是社会诸多资源中最为宝贵的东西。听任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就是对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存量的不充分利用，加之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具有不可保留性的特点，对劳动力或人力资源的不充分利用就是一种不可弥补的浪费。
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是充分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发挥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优先、鼓励部分人先富起来似乎成为社会的主旋律，但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还应该提，还应该充分发挥各类劳动者的积极性，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日本学者黑田俊夫认为，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好时期，中国经济的腾飞关键要抓住这一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所带来的劳动年龄人口空前庞大的机遇。亚洲“四小龙”（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特别是韩国和台湾经济腾飞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充分利用本国或本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且廉价的优势，并与日本先进的技术及设备相结合，大量生产工业制成品，然后销往美国，形成所谓的“三角型”贸易循环体系和发展格局，从而带动本国或本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①h]。显然，中国如果听任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和发展，一方面，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背道而驰，另一方面，无疑是坐失自己经济腾飞的大好时机。
其三，高水平失业的存在会导致产出的大量损失，有可能引发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倒退。
前面在一般分析失业人口的消极经济后果时曾介绍过西方经济学中研究失业与产量损失之间关系的“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所揭示的失业率上升会导致产出率的下降（产量损失）这一规律对于中国城镇失业现象具有同样的适用性。尽管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所揭示的中国城镇失业率仅为5.03%，但由于我国存在着大量的隐性失业现象，真实失业率有人估算为11.96%[②h]。这就是说，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肯定要大于自然失业率。因此，由高于自然失业率的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而引起的产量损失必然会存在。这里作一个简单的匡算：以美国的有关数据为参照系，运用“奥肯定律”来测算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而引起的国民收入损失比重。假定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与美国相同，美国为6%[③h]；失业率变动与实际国民收入变动之间的关系也与美国相同，美国为0.3（本文前面曾提及）；而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为11.96%。则根据“奥肯定律”，中国城镇实际国民收入小于充分就业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为：
也就是说，中国城镇真实失业率高出自然失业率5.96%个百分点，可以引起城镇实际国民收入相对于充分就业国民收入而言要损失19.87%。可见，中国城镇高水平的失业率所引起的产出损失是十分巨大的。显然，如果听任这种高水平失业及其所引起产出损失的存在和发展，最终结果有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停滞，甚至还会引发经济的倒退。
其四，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必然降低失业者的生活水平，影响失业人口素质的提高，上面分析失业人口的积极作用时曾指出适度失业从总体上来说有助于城镇劳动者素质的全面提高，但失业对于失业者来说无疑是致命打击。在当前中国城镇，劳动报酬或工资收入还是劳动者及其家庭生活基本来源的情况下，失业实际上断绝了失业人口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来源，失业人口基本生活都成问题，更是无力提高自身的文化和技术素质。
当前，中国政府对于失业人口主要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尽可能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口尽快就业或再就业；二是发放救济金，尽可能地为失业人口提供适当的生活保障。1993年我国一年为城镇支出失业救济金2.88亿元，救济103万人；1994年支出6亿元，救济人数为180万人[①i]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1993年人均年仅为280元；1994年仅为333元。而失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还领不到失业救济金（部分企业停产、等待安置[②i]的失业人员可领到少量生活补助）。可见，无论是领取失业救济还是不领失业救济的失业人口，其经济困难程度都十分严重。失业人口经济上十分困难、生活水平下降，不但影响其自身文化、技术素质的提高，而且还会影响其心理健康，不利于其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和完善。因为与失业人口的经济困难相联系，失业人口的社会地位和心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打击。对于习惯了有稳定职业和收入保障的中国城镇人口来说，突然加入了失业人口的行列，难免有一种失落感和无用感，于是容易产生怨天尤人、不思进取情绪和心理。显然，这种情绪和心理是阻碍失业人口思想道德提高的重要因素。并且，如果听任这种情绪和心理的发展和扩散，容易产生不健康的社会心理和颓废的社会心态，这必定是社会的重大隐患。
此外，失业对于从未工作、正找工作的失业人口来说，无疑会推迟其熟悉掌握技术的进程；对于失去工作、正找工作和企业停产、等待安置的失业人口来说，将会导致其原已掌握的生产操作技能的荒疏和退化，以至技术素质水平的降低，而劳动力素质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之一，也是解决我国失业人口问题的阻碍因素之一。
其五，失业人口的长期、大量存在，从根本上来说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中国政府也已明确作出了自己的承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本世代的发展不牺牲或不侵害未来世代发展的条件和机遇。当前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总的目标是要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进步。但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发展市场经济的负产品或负作用，失业人口的出现和大量增加显然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不相吻合。本世代的发展不牺牲或不侵害未来世代发展的条件和机遇，这里的原条件和机遇不光指的是资源和环境方面，也指的是未来世代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而失业人口的长期和大量存在无疑会对未来世代社会经济方面的条件和机遇构成威胁和侵害。失业人口的长期存在容易滋生社会治安问题，危害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这种危害肯定会延续到未来世代，从而影响未来世代发展的社会稳定条件；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浪费了大量的社会人力资源存量，导致产出的大量损失，这种浪费和损失看起来是本世代的，但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部分属于对未来世代发展经济条件的侵害和损失；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影响失业人口素质的提高，这种影响表面看起来也是属于本世纪的，但毫无疑问也会涉及到未来世代，特别会涉及到失业人口自己的未来世代，因为失业人口无暇、无力提高自身素质，当然也缺乏培养其未来世代的各种能力、条件和思想。可见，中国失业人口的大量存在及其发展，从长远和根本上来说，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可持续发展倡导以人为中心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内核。显然，中国城镇失业人口的长期、大量存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内核相违背，不符合或阻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a]国家统计局：《199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统计》1996年第3期。
[②a]国家统计局人口与就业统计司：《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1966年。
[③a]冯兰瑞：《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的情况及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①b]梁小民：《高级宏观经济学教程》（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90页。
[②b][美]C·A·摩尔根：《劳动经济学》，工人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①c][美]赫伯特·S·帕纳斯：《人力资源》，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①d]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当代中国的劳动问题》，中国劳动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②d]冯同庆：《实际有惊但求无险—关于宏观控制的城镇失业率指标》，《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第1期。
[①e]冯同庆：《实际有惊但求无险—关于宏观控制的城镇失业率指标》，《中国人力资源开发》195年第1期。
[②e]同上。
[①f]《世界经济导报》，1986年3月17日。
[②f]辜胜阻：《国有企业改革与富余劳动力安置》，《人民日报》1995年3月23日。
[③f]杨荣等：《三万职工的成功分离—阳泉矿务局结束十年亏损出现喜人局面》，《光明日报》1996年6月10日。
[①g]庞道锋等：《再就业：尚需迈几道门槛—关于现阶段劳动就业问题的思考（下）》，《山东经济日报》1995年4月25日。
[②g]陈宗胜等：《走出滞胀困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146页。
[③g]王寿斌：《新中国—如何面对“失业”》，《城市问题》1995年第2期。
[①h]陶继侃等主编：《世界经济概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②h]童星：《失业问题的症结：隐性失业和显性失业的分割运行》，《探索与争鸣》1995年第1期。
[③h]陈宗胜等：《走出滞胀困境》，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①i]张仲英：《失业，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可怕》，《经济日报》1995年3月13日。
[②i]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将城镇失业人口区分为三种类型：a.从未工作、正在寻找工作；b.失去工作、正在寻找工作；c.企业停产、等待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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