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例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效应论文,模式论文,所有制论文,温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是所有制改革在宏观层面的必然反映，是转轨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马克思论证了社会生产离不开生产资料，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着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形式。现代企业理论认为公有制经济易导致代理人缺位，产生内部人控制问题和X非效率。制度经济学认为公有制经济会产生外部性，使工人丧失积极性，影响经济效率。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所有制结构领域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于所有制结构与效率和分配的关系。袁易明利用所有制结构对基尼系数和技术效率的影响推算出不同所有制结构的社会边际福利。①刘伟、李绍荣认为所有制结构通过影响生产函数中的要素产出弹性影响经济增长。②毕先萍、简新华认为所有制结构变动1％，我国基尼系数同向变动幅度达1.097％。③
另有学者试图为上述理论提供经验性证据，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④是很好的研究案例。与温州模式相比，苏南模式人均GDP更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却更低，这很可能是由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引起的。范从来、孙覃玥指出，新苏南模式的所有制结构具有共同富裕效应，温州较高比重的私营经济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⑤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所有制结构不是造成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特征迥异的唯一原因，并试图从技术、产业、人力资本、文化和信用等角度寻求解释。另有学者认为所有制结构可能会受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具有内生性。这些观点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经验研究价值提出了质疑。面对这些质疑，我们必须先证明所有制结构是两种模式经济运行特征迥异的唯一外生变量，以使研究更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我们认为，除所有制结构外，没有更恰当的原因可解释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经济运行特点的不同。两地都隶属沿海发达省份，靠近上海，是从近代开始的通商口岸，有悠久的贸易传统。如果所有制结构受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变化的影响，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在浙江的人均GDP赶超江苏的过程中，其私营企业的数量一直多于江苏，这说明是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增长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变化，而不是相反。张一力认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温州文化是影响两地经济运行特征的重要原因⑥，这虽能部分解释浙江首先大力发展私营经济的原因，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江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后，发展得和浙江一样快。由此可看出，政策而不是文化，更能解释两省间不同的发展速度。
有学者认为政策是决定所有制结构的唯一外生变量。黄亚生和马德斌分别研究指出共和时期苏南、温州比中国其他任何地区对外贸易都多，1978年后，浙江的政府官员比江苏的更鼓励私企发展。⑦这说明两种模式的所有制结构差异是外生的，不是受两省历史差异的影响，而是受政府决策的影响。这些差异在私营经济相对较新甚至被认为有些冒险的经济改革早期特别突出。通过鼓励私营企业，浙江实际上做了一个有关所有制结构的可控实验。洪银兴、陈宝敏认为政府职能的不同导致所有制结构不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浙江的官员对待私营经济的态度比江苏的官员开放得多，甚至比国内其他地方的政府官员都开放。⑧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在以下两方面仍显不足：一是对所有制结构的效应分析分散在各个方面，缺乏有机联系，难以建立一个评判其结构优劣的标准，基于不同效应对所有制结构的评价也不同；二是已有研究的实证检验多是建立在数据较少的统计研究基础上，缺乏大量数据和计量模型的有力支持。
本文的新意在于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从效率和公平两个角度考察所有制结构的优劣，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苏南地区和温州地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理论研究提供可靠的经验支持，从所有制结构差异视角对“高增长、低收入”的苏南模式和“低增长、高收入”的温州模式进行解释。本文主要围绕如下问题展开：其一，从效率原则出发，考察所有制结构的增长效应，检验不同所有制结构和人均GDP的关系；考察收入效应，检验所有制结构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考察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能够兼顾两种效率，检验所有制结构和人均GDP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之间的关系。其二，从公平原则出发，考察所有制结构是否带来公平分配，检验所有制结构和城乡收入比之间的关系。
所有制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与收入分配效应：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经验比较
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基本遵从了企业理论的逻辑。企业理论认为在生产效率上，股份制经济高于私营经济，私营经济高于国有经济。私营企业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合一，不存在委托代理问题，企业主具有完全动力监督工人积极生产，其效率明显高于国企。但随着规模的扩大，经营权和所有权的两权分立更有利于企业吸收职业经理人，发挥企业家才能，促进企业效率。因此，由公有制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宏观绩效会随着企业绩效的提高而提高，浙江和江苏的经济发展是说明这一过程的最优案例。
1978-2007年间，浙江的人均GDP从低于江苏30％变为高于江苏10％以上。这期间，江苏比浙江吸引了更多的外资，而浙江民营企业发展更为迅速，其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0.57％上涨到2001年的69.3％；江苏民营企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从1980年的0.53％上涨到2001年的44.7％。黄亚生认为江苏和浙江的发展为说明产权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因为在经济改革之前没有任何重要的方面支持浙江更快地增长。经历了私营化产权改革之后，浙江的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应的浙江的人均GDP也超越了江苏。⑨
近年来，浙江的许多私营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转为了股份制企业，而苏南地区的大部分乡镇企业也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吸引了大量的外资，相应的苏南地区呈现了“高增长、低收入”特征，而温州地区呈现了“低增长、高收入”特征。从表1来看，苏锡常人均GDP的平均值是温杭宁的1.52倍，但其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值仅为温杭宁的0.9倍。苏州和温州的对比更为显著，苏州的人均GDP是温州的3.24倍，而其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温州的0.89倍。这种现象的一个可能解释是苏南各市过大比例的FDI造成了其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GDP之比明显低于浙江和全国的平均水平，因此需要继续考察各地区的所有制结构。
从表2列举的6市国企、私企、股份制企业和外企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来看，苏州外企占绝对优势，私企和股份制企业也有一定比重；温州私企和股份制企业占绝对优势，外企所占比重不大。这两个最具苏南特色和温州特色的城市恰好显示了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的两个极端，苏州4.32和温州1.18。无锡、常州同杭州、宁波都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占绝大多数，但后两者的股份制企业所占比重大于前两者。从两种模式的平均值来看，苏南模式以外资经济为主导，私营经济蓬勃发展；温州模式以私营经济为主导，私营、股份制、外企三足鼎立。
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例子中还能看出收入分配的巨大差异。有学者认为私营企业占多数的温州模式会比苏南模式有更多的不平等⑩，而张建君认为温州模式导致了更少的不平等(11)，但提供的经验性数据很少。尽管缺乏各具体城市的基尼系数，但可以知道江苏、浙江两省的基尼系数。1990年，浙江城镇基尼系数是0.175，而江苏的是0.16，这也许反映了浙江开始改革的时间较早。然而，2004年，浙江城镇基尼系数是0.305，江苏的是0.35。(12)因此，尽管市场改革可能增加了城市内部不平等，但认为企业家主导的经济比外资主导的经济更加不平等的证据并不充分，实际上相反的情况倒可能成立。(13)
由于基尼系数数据有限，下面将用城乡收入比这一不完美的替代指标来研究收入差距问题，尽管它不能反映城市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但包含了收入分配差距的绝大部分——城乡收入差距。从表1来看，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各地区的城乡收入比明显低于全国的这一比值，而苏南模式的城乡收入比又明显低于温州模式的，由此似乎能得出结论：外资主导的新苏南模式比企业家主导的温州模式带来更小的城乡收入差距。
以上凭借对描述性统计数据的分析，能够看出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带来了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不同和收入差距的差异，为了得出确切结果，下文将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
所有制结构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基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实证检验
(一)样本选择
本文采集的是1991-2007年苏州、无锡、常州和温州、杭州、宁波的数据。这6个城市分别代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
(二)变量设定
解释变量分别是国企、私企、股份制企业和外企的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用SOE、PB、CORP、FOR表示。对解释变量的选择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所有制结构指的是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全部企业中所占的比重，由于企业间规模差异很大，通过企业个数计算这一比值显然不合理，工业产值的比重更能反映出不同类型企业实力的变化。只选了四类所有制结构类型是因为：如果把所有类型企业的产值比重作为自变量，会存在线性相关问题，因为比值之和为1，落选的企业类型是因为它们对经济影响不大，或是曾经影响很大但现在影响不大(例如集体企业)。
被解释变量有三组：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城乡收入比，分别表示增长效应、收入效应和分配效应。前两组研究可解答为何苏南人均GDP高、居民收入低，而温州反之。第三组研究可解答何种所有制结构有利于收入的公平分配。为了使研究结论更清晰有力，又把人均GDP与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和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考虑进来。由于反映这些变量的部分数据呈指数增长，因此取对数值，以减弱其趋势性，使其近似呈线性增长，因此被解释变量有ln人均GDP、ln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城乡收入比、ln农村人均纯收入，分别用
表示。
(三)模型设定
模型设定需考虑所有制结构与经济运行特征相关的理论和计量模型。在缺乏成熟理论模型的情况下，需要从诸多经济学理论中总结有关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关系的理论模型。
许多学者认为非公有制企业比公有制企业更有效率，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委托代理链条越短的企业效率越高，而阿尔钦和德姆塞茨则强调私营企业主和拥有部分剩余索取权的企业经理会使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运行更加有效率，这些理论都建立了所有制结构和经济效率的直接联系。刘伟、李绍荣同时考虑所有制结构和规模效应对产出的影响，发现产业结构影响经济的生产规模，所有制结构影响要素生产率。(14)
刘伟、李绍荣建立了有关所有制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
其中，Y、K、L分别表示国民收入、资本存量和
该模型显示所有制结构通过影响生产函数中的要素产出弹性和规模经济影响产出，具体途径如下：一是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吸收的生产要素种类不同。与私企相比，股份制企业实现了两权分立，雇佣职业经理人，外企有更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研发能力，股份制企业和外企吸收了更强的人力资本。二是不同所有制结构产生不同的要素产出弹性。首先是不同的资本产出弹性，私企能快速决定是否投资，迅速抓住盈利时机；股份制企业能以低成本筹集大量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外企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低成本融资。其次是不同的劳动产出弹性，私企和股份制企业能更好地监督员工，提高劳动效率；国企、股份制企业、外企的员工分工更专业化，更易相互学习，提高劳动生产率。再次是不同的人力资本产出弹性，股份制企业经理受剩余索取权激励，弱化自身背离所有者利益最大化决策的动机，能更好地发挥企业家才能。详尽列出所有影响要素产出弹性的因素是困难的，并且数据也难以量化和取得，而直接回归数据易得并能更准确描述所有制结构对产出的影响。
在分配方面，国企职工多采取按劳分配原则，缺乏灵活的激励机制，收入较平均；私企、股份制企业和外企高层则按生产要素分配，在获得良好业绩的基础上，高级经营管理者可获得高收入，而股份制企业和外企较低端的员工，最主要的收入是工资收入，因此收入也相对平均。
在计量模型上，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如果假设了个体的固定效应，即对每个个体加一个与时间无关的特征因子；如果假设了时间点的固定效应，即对某时间点加一个与个体无关的特征因子，这一模型对控制无法观测的不随时间或个体变化的异质性有帮助。本文采用的面板数据中，除解释变量外，6个城市都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地理或传统文化等特殊因素影响被解释变量，需要加一个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在观测时期1991-2007年间，每年还有不随城市变化的固定效应，因此每年再加一个
变量。
分别对应不同被解释变量的5个回归方程可以用下列方程式表达：
由于解释变量有自相关问题，本文采用PCSE(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面板修正的标准差估计)为辅助回归模型，并且考虑了年度和城市的固定效应。在PCSE模型中，用PCSE(ar1)和PCSE(psar1)两种处理方式，PCSE(ar1)假设每个城市的数据有相似自相关问题，PCSE(psar1)假设每个城市的数据有各自的自相关问题。
(四)回归结果和分析
本文依次显示固定效应、PCSE(ar1)、PCSE(psar1)三种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表3显示，人均GDP增长与国企产出份额比重负相关，说明国企生产效率低下。其原因在于，国企委托代理链条过长，多级代理后，经营者的选择更多依据官员偏好而不是委托人意愿，选择经营者的标准不是才能；经营者缺乏所有者的有效监督，经营动机会背离所有者利益，偏向个人利益最大化；经营者缺乏剩余索取权激励，经营业绩好坏与个人收入关联度不大；经营者对企业职工缺乏有效监督，劳动者缺乏收入激励机制，劳动效率低下。外企产值比重与人均GDP正相关，说明外企运行机制更市场化，并且大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具有先进的管理水平、研发水平和强势的营销网络。股份制企业和私企的产值比重介于国企和外企之间，符合企业理论假说，但它们的产出份额却与人均GDP负相关，但结果并不显著。
在没有很多外国居民的情况下，根据属地原则计算的GDP应该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比，但与温州相比，苏南在人均GDP高速增长时，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缓慢，且低于温州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这可能主要是外企在苏州的比重过大所致，因此下面进一步研究所有制结构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关系。
表4显示，股份制企业和外企产出所占比重和人均可支配收入间的正相关关系接近显著。结合表3看，尽管股份制企业对人均GDP影响不显著，但吸收了大量中高级管理人才，薪酬体制更加市场化，增加了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外企在城市中吸收大量本土高管人才，增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私企尽管有船小好掉头的优势，但规模不易扩大，对产出的增加没有明显优势，雇佣的高管人员少，雇员工资都较低，因此私企产出比例增加没能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表3、表4的回归结果与表1、表2的经验结论有一致性，可以解释苏南地区高的人均GDP是大比重的外企带来的，但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解释力不足。尽管浙江股份制企业较多，可以解释相对较高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外企同样可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这就很难解释为何苏南外企多，但人均可支配收入低的现象，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考察所有制结构与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关系。
表5显示，除外企与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正相关外，内资企业均同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负相关。结合表3、表4来看，随着外企产出比重的增加，人均GDP增幅远远大于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说明外企分配给中国本土人员的工资非常低，除了少数中方高管人员得到高工资外，绝大多数的收入被当做资本利得和技术利得转移到国外去了。股份制企业通过增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降低人均GDP降低两者之比。尽管私企产出比重对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的影响都不显著，但对降低二者之比却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尽管两种影响都很微弱，但方向相反。结合表3、表4、表5可看出，苏南模式的“高增长、低收入”是由过大比重的外企所致，外企创造的人均GDP是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5倍多；而温州模式的“低增长、高收入”是因为私企和股份制企业占大多数。温州模式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苏南模式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由于股份制企业占工业产值比重每提高1％，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增加0.2，而外资企业比重增加1％，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数值增加0.17(见表4)，这些结论再次与表1和表2的统计性数据相一致。
前文已述，人均GDP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是测度效率的两个指标，下面用城乡收入比指标来测度公平。表6显示，外资企业显著增大城乡收入比，内资企业的结果不显著。
更大的城乡收入不平等可由更高的城市收入或更低的农村收入引起。表7显示，国企和外企降低了农村收入，这反映了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从计划经济时代起，国有企业主要建立在城市中，基本不招收农村劳动者，改革后，由于大量冗员被裁，更不招收农村劳动者。外企也大多建在城市中，招收农村劳动者较少。另外，我国一直实行“以农补工”的政策，近些年为了引进外资，又建设了很多工业园区，降低了农民的可用资源和纯收入。纠正序列自相关后发现，私企增加了农村人均纯收入，这是由于很多私企一开始就是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像温州地区的私企)，并且私企一般规模较小，产业层次较低，吸收了大量的农民工。
结合表4、表6、表7可发现，国企降低农民收入，拉大了城乡差距；外企增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降低农村人均纯收入，更加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该结论与表1和表2的经验结论不符，以苏州为例，苏州是外资企业最多但城乡差距最小的城市。但需要注意的是，计量分析反映的是一种历史的变化，因此有必要对1991年和2007年的城乡收入比进行对比，见表8。
表8说明，随着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的增加，6个城市的城乡收入差距都扩大了，只是程度不同。1991-2007年间，外企所占比重较大的苏州、宁波、无锡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幅居前，私营经济比重大的常州、温州和杭州，收入差距增幅较小，这与表6私营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不显著的结论不矛盾，表8只说明私营经济与最小的城乡收入差距的增幅相对应，并不是说它可以减少城乡收入差距。私企增加了农村收入，但对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影响不显著，调整自相关问题后反而降低了城市收入，这或许是由于私企雇佣了大量农民工，减少了城市人口的工作机会。结合表2和表8来看，股份制企业产值比重与城乡收入差距没有直接联系；从表6来看，股份制企业增加了城市可支配收入，但对农村收入的负向影响不显著，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不显著。
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综合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从增长效应来看，外资企业具有很强的增长效应，国有企业具有较弱的增长效应。
第二，从收入效应来看，国有企业具有负的收入效应，相对于较弱的增长效应来说，私营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收入效应更强。
第三，从分配效应来看，外资企业在提高城市收入的同时降低了农村收入，从而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分配的不平等。
通过以上结论，可从所有制角度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不同的增长效应和收入效应做出解释。苏南模式大比例的外资企业是造成其“高增长、低收入”的主要原因，温州模式众多的股份制企业以及私营企业是造成其“低增长、高收入”的主要原因。尽管外资企业也增加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但它的增长效应要远远大于收入效应，一方面外资企业增加的城市收入不及股份制企业增加的多，另一方面外资企业的发展导致的城市收入的增长弱于导致的农村收入的下降。
(二)政策建议
第一，在科学搭配的前提下继续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虽然我国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已有十余年的历程，但很可能导致经济的不均衡发展。政府首先应该以“高增长、高收入、低收入差距”为发展目标，不能因“唯GDP观”、“唯政绩观”对某些企业开政策绿灯，人为造成经济发展不均衡。其次，在尊重企业自身发展，防止过多政策干预的前提下，要针对当地的经济环境、经济目标和不同类型企业的特点，制定政策鼓励有利经济均衡发展的企业类型，限制不利于均衡发展的企业类型。
第二，提升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从增长效应来看，内资企业的生产效率明显不如外资企业。在技术方面，外资企业没有转移大量先进技术到中国，影响了内资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此应该增强与外资企业的实质性合作，鼓励外企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加强技术扩散。在制度方面，为产学研的进一步结合创造条件，制定鼓励企业创新的政策，增强企业的创新动力，改善企业绩效。
第三，促进企业向农村地区发展。向城市倾斜的发展政策是造成城乡差距逐步扩大的重要原因，今后应该进一步鼓励农村私营经济的发展，以促进农民收入的提高，同时也要制定政策吸引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外资企业向农村流动，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和工业化。
第四，认清各类型企业的优缺点，采取趋利避害的经济发展策略。与内资企业相比，外企的效率很高，有利于促进城市建设，解决就业压力，但外企增加了城乡收入不平等，使大量利润流出中国。因此，不能盲目吸引外资，外企只是中国经济走向世界的一座桥梁，要通过对外企的学习和借鉴，使中国的产业具有根植性。规模较小时，私营企业的效率优势、生产经营的灵活性和低端产业的经营起点容易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制度带来的效率优势就会丧失，需要先进的生产技术支持其进一步发展。股份制企业能够避免企业规模变大过程中的效率损失，为企业吸收多元要素，促进企业发展。我国的股份制企业在内资企业中效率最高，且有利于提高可支配收入，是较好的企业改革方向，但与外资企业相比，生产效率仍较低。政府应制定政策扶持大规模的有自主先进技术的股份制企业，使其成长为可与外资企业相抗衡的大企业。
注释：
①袁易明：《福利目标下中国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路径选择》，《南开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②(14)(15)刘伟、李绍荣：《所有制变化与经济增长和要素效率提升》，《经济研究》2001年第1期。
③毕先萍、简新华：《论中国经济结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关系》，《经济评论》2002年第4期。
④费孝通在1984年定义了“苏南模式”，桑晋泉在1985年提出了“温州模式”。参见陈俊贤《“温州模式”新解读——访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人民论坛》2003年第12期。
⑤⑩范从来、孙覃玥：《新苏南模式所有制结构的共同富裕效应》，《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⑥张一力认为不同的人力资本类型是导致两种模式人均GDP和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巨大的原因。温州的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企业家人力资本富裕型，苏州的属于专业人力资本富裕型。参见张一力《“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人力资本结构比较研究》，《财贸经济》2006年第6期。
⑦Huang Yasheng,"Ownership Biases and FDI in China:Evidence from Two Provinces",Business and Politics,9(1),2007; Ma Debin,"Economic Growth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 in 1911～1937:A Quantitative and Historical Analysis",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68(2),pp.355～392.
⑧洪银兴、陈宝敏：《苏南模式的新发展——兼与温州模式比较》，《改革》2001年第4期。
⑨Huang Yasheng,"Ownership Biases and FDI in China:Evidence from Two Provinces",Business and Politics,9(1),2007.
(11)张建君：《发展模式和经济平等——苏南和温州的比较》，《管理世界》2006年第8期。
(12)江苏的基尼系数来源于江苏信息中心预测处赖力的《江苏省居民收入分配差异性分析及对策研究》。浙江1990年的基尼系数来源于浙江工商大学李金昌的《“十一五”时期浙江省收入变动趋势及分配导向政策研究》，2004年的基尼系数根据《浙江统计年鉴2005》的收入数据计算得来。
(13)当然这其中仍然存在基尼系数可能对地区的定义较为敏感的问题，苏南模式中无锡的基尼系数是较低的。
(16)从1998年开始，所有城市的企业统计口径从全市独立核算企业转为规模以上企业，这一变化在yeardum变量中得到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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