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贡献与中国革命的胜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革命论文,贡献论文,标准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05)02-0038-05
毛泽东之所以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不是孤立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各个原理，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完整的科学体系来掌握、运用和发展，他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对实践标准的运用与发展就充分体现了这个特点。深入研究毛泽东对实践标准的贡献与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深刻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规律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对今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运用、发展实践标准也有重要启迪作用。
一、进一步阐明了实践主体，在总结革命斗争经验基础上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中国革命必须分作两步走的客观真理，阐明了我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
毛泽东说：“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惟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准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1]他在这里进一步揭示了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不是少数人的活动，而是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并且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中国19世纪中叶以前是长期处在封建君主专制社会，清王朝后期日益腐败，国势日益衰落，自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世界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略中国，强迫中国割地、赔款、订立不平等条约等，逐步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殖民地和半封建国家，使中华民族处于被奴役地位，使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救国救民，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但结果都失败了。其中许多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曾企图向西方列强学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以后也都变成了泡影。只有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问题，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中国的问题，从我国千百万人民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西方和东方日本虽已成功地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在世界帝国主义列强已经侵入中国并将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情况下，要想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不可能的，这是由当时国内外的条件决定的。
中国革命虽然要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的，但不能马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分作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也是由中国实际情况决定的。
第一，从旧社会性质来看。旧中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仕会，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必须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给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完这第一步，才能走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说：“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3]
第二，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人类社会是按本身所固有的规律一步步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很薄弱。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也不发达，农业生产基本上是手工劳动，科学文化也很落后，这样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而必须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必须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积极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然后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毛泽东说：“在中国社会经济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时，中国人民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4]
第三，从旧社会的主要矛盾来看。毛泽东指出，旧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因为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共同剥削、压迫中国人民，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使国家获得独立，使人民得到解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首先就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二、进一步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和生产力标准，揭示了我国务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正确地制定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实践的基本形式，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5]他在这里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实践的三种基本形式。他还把实践标准创造性地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毛泽东对实践基本形式和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明，为深入揭示我国各阶级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中的地位、作用及其对革命的态度，认清敌友我，正确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提供了锐利的武器。
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首先就要认清敌友我，正确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毛泽东综合运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以及阶级分析方法，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以及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反动本质，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敌友我这一首要问题。
第一，他深刻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他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具体说明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是全国各族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地主阶级是压迫剥削中国农民和镇压中国革命的反动统治者，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束缚中国生产力发展、全面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腐朽力量，是全国人民的敌人。毛泽东还根据在生产实践、阶级斗争中的地位、态度和对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同作用，创造性地将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并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定为人民的敌人和革命的对象。总之，毛泽东以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为武器，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正确地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第二，毛泽东还运用实践标准和阶级分析方法，透彻地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首先，他说明了中国广大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剥削和极端贫困以及毫无民主自由的严重情况，因而中国农民迫切要求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最可靠和最得力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一个动力。其次，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他说：“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所有这些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的中农的地位有某些相像，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6]指出我们既要努力争取和团结他们，有效发挥他们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敌人，又要及时克服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更要防止和有力反对他们充当反革命助手的危险。
第三，毛泽东还创造性地运用实践标准和阶级分析方法，具体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并从各个方面作了有力的论述。首先，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特点来看。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从革命阵线上看，是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只有无产阶级来领导才能取得胜利。其次，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和最后目的来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是要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革命，最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因而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再次，从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特点来看。在中国社会，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当代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具有大公无私精神和最强的组织性、纪律性，而且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产阶级三种压迫，革命最坚决、彻底，同农民关系密切（因多数来自破产的农民），有利于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同时中国无产阶级走上革命舞台时就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革命觉悟最高，所以无产阶级是中国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完全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三、把实践标准和唯物史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和论述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
在解决革命路线问题以后，还要正确解决如何夺取革命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在总结革命经验基础上，以实践标准和唯物史观为武器，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阶级斗争观点、政党学说及其相互关系等原理同我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提出和阐明了夺取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他说：“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7]
1.搞好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首要法宝
实现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作用，必须把无产阶级最先进的部分组织起来，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共产党来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必须搞好自身建设，这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和首要法宝。因为只有搞好党的建设，才能正确地制定、贯彻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吸引力和战斗力，有效地团结、组织、领导全国广大革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
要搞好党的建设，必须明确要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首先，他提出和阐明了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其次，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党的政治建设，强调必须把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要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正确地制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在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中进行党的建设。再次，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2.武装斗争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
毛泽东以实践标准为武器，在总结革命经验基础上，深刻地阐明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法宝。他说：“十八年来，我们党是逐步学会了并坚持了武装斗争。我们懂得，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十八年来，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这个拿血换来的经验，全党同志都不要忘记。”[8]这就是说，只有建立和发展革命武装，才能保卫、扩大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才能消灭反革命武装，最后夺取全国政权，实现革命目的，所以武装斗争是实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主要的手段、武器和法宝。
毛泽东还强调武装斗争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9]因为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是消灭敌人、夺取政权、保卫政权的主要武器，只有坚持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才能保证武装部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保证部队成为党实现革命任务的锐利武器。
强调武装斗争的重要，并不排除其他形式的斗争，而且只有其他各种形式斗争的及时配合，才能使武装斗争正确而有效地进行，才能使革命武装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革命胜利。
在中国现阶段，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为了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世界和平，也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革命化、高科技的人民军队。
3.统一战线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毛泽东还运用实践标准原理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群众观点，创造性地阐明了革命统一战线也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10]这就是说，要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要搞好党的建设和武装斗争，还必须组织革命统一战线，把一切革命的阶级和阶层都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革命的敌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壮大革命力量，有力地打倒敌人，获取革命胜利。组织革命统一战线，必须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要搞好统一战线，还必须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
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具体内容不同，但每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对完成该时期的任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现阶段，统一战线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因此，研究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把实践标准和真理的具体性原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辟了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又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什么？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首先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然后由城市到农村夺取全国政权。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反复证明俄国十月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行不通，照搬苏联经验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毛泽东根据我国具体情况和斗争经验，阐明了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革命道路。
中国之所以只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是由中国社会以下情况、条件所决定的。
第一，因中国革命敌人主要集中在城市，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反动政府、军阀都集中在城市，敌人在城市的统治力量比较强大，所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首先在城市发动武装起义很难成功，更不能持久。农村虽有地主阶级，有些大地主也有一点武装，但乡、区、县和一些大地主的反动武装都不多，战斗力不强，敌人在农村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所以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容易生存，并便于发展壮大。
第二，因旧中国是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在华争夺权益的矛盾，而且他们都有自己在华的反动统治集团的代表，并从而造成中国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在他们之间矛盾尖锐时，他们也就无暇对付革命活动，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他们忙于混战而都不管的边缘农村，积极建立发展革命根据地、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
第三，因旧中国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东南沿海和全国大中城市比较发达一点，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则很落后，特别是中西部省际山区边缘地带更落后，广大人民更是处于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困苦之中，他们更是迫切希望革命，要求解放。
第四，中国农村广大，有广阔的天地可以回旋流动。
第五，中国革命武装的主力军是农民，如果没有农民的积极参军、参战和支援革命战争，就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
第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而封建主义则是三大敌人统治中国的经济基础，三大敌人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就是通过封建土地制度实现的，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也是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同盟军，所以进行土地改革，用农民土地所有制代替封建土地所有制，不仅消灭了封建制度，也挖掉了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因此，实行土地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任务。正由于土地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基本任务和战胜敌人的最基本条件，所以也必须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把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农村。
五、把实践标准和矛盾特殊性原理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地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一化三改造”的总路线
在我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如何将中国革命继续走向第二步，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是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又一重大历史任务。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土改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经验和利用、限制、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以及借鉴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把实践标准和矛盾特殊性原理正确地结合起来，运用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原理，科学地制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1]在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一化”即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两翼”。“主体”和“两翼”及其相互之间都存在着相互联系、制约、促进的关系，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改变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进行和互相促进的总路线，所以这条总路线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中国之所以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主体，是由中国过渡时期的实际情况和总任务决定的。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也只有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才能有效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也只有建立现代化的工业，才能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科技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提供各种先进的物质技术手段。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物质基础，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物质保证。
在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中，“两翼”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也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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