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特征变量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研究与实现

基于特征变量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研究与实现

丰世林[1]2004年在《基于特征变量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研究与实现》文中研究表明质量是企业永恒的主题,在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目前,遵循ISO9000标准建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并以此推动企业的质量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顾客满意度,已经成为国内外企业普遍关注的热点。对每个依据ISO9000族标准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的企业来说,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不断提高其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然而,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实际运行过程中,如何判断其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效,同时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ISO9000标准规定的要求,这一课题在国内外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论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论文首先提出了利用特征变量作为属性来刻画质量管理体系过程和活动,将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的对象建立在特征变量的基础之上;其次根据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分析提出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灰色综合评价理论建立了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最后,在前述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基于特征变量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实时综合评价系统(EISQMS)。 本论文主要完成了以下工作: 1)研究ISO9000标准对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要求和我国质量管理体系运行的现状,指出进行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的意义。 2)将质量管理体系划分为体系、过程和活动叁个层次,用特征变量作为属性来刻画质量管理体系中过程和活动,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系统的体系结构。 3)根据体系、过程和活动叁个层次的划分,建立起体系、过程和活动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起特征变量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之间的对应关系。 4)选用灰色综合评价法作为EISQMS评价系统的评价方法,通过该方法建立起EISQMS评价系统的概念模型和数学模型,从而得出最终评价结果。 5)通过EISQMS评价系统的建立,对组织的质量管理管理体系实际运行情况进行实时评价,实时找出质量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王晓川[2]2013年在《企业质量管理防错体系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企业质量问题频发备受诟病,企业逐渐树立起质量管理活动差错防范意识,亟待构建质量管理防错体系。通过相关理论的深入研究,提出了企业质量管理防错的内涵,构建了企业质量管理防错体系概念性框架;首先,依照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展开各层级质量管理活动并对其进行失效模式影响分析(FMEA),构建了企业质量管理差错识别分析框架,并应用叁角模糊数法、灰色关联法来确定各类质量管理差错的风险顺序数RPN及防错次序;然后,将Poka-Yoke防错法应用到质量管理活动中,提出了企业质量管理防错基本原理及实施改进步骤;最后,应用DS证据理论构建了企业质量管理防错体系有效性评价模型,并以某建筑企业为例进行了实证评价。企业质量管理防错体系的研究,对于现代企业预防质量管理活动差错,减少质量管理职能失效,降低质量管理过程潜在风险,提高企业质量管理的稳健性有一定指导借鉴意义。

郭超峰[3]2006年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表征及绩效评价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是20世纪末管理科学的重大成果之一,在世界范围内刮起一股强劲的“ISO9000”热潮,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迅速风靡全球。我国1988年开始推行ISO9000标准,1992年开始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截止2005年6月30日,我国经CNAB认可的认证机构颁发的带有国家认可标志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为138,042份,管理体系认证工作进行得如火如荼。 随着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工作的开展,研究人员对企业对质量管理体系的作用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这种不同在于通过认证的企业建立的质量管理体系是否有效,是否给企业绩效带来了真正的提高。有鉴于此,各界都呼唤一个简单的、易操作的、量化的绩效评价模型来对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绩效进行评价,以验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 本文从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现状和影响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因素分析着手,探讨了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表征。依据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表征,并按照平衡记分卡的核心思想和基本内容以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置原则,建立了基于平衡记分卡的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论文选用模糊综合评价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绩效评价模型,然后运用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绩效评价模型,对某石油工程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绩效进行了评价,得出了企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一年前后的绩效评价等级指数,验证了企业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评价结果的合理性也得到了该企业管理层的认可。

熊小刚[4]2011年在《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是我国科技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科技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经过60余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不断摸索改进,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日臻完善,已设立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和国际科技合作奖等五个国家级科技奖项。国家每年投入了数亿元用于科技奖励事业,加上人力和物力等其它有形和无形的投入,更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然而与数额巨大的投入相比,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产出却显得差强人意,带来的科技效应、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也很有限。因此,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运行绩效进行评价和优化,有利于激励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朝有利于满足社会需求的方向去发展。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评价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科技奖励的本质、科技奖励的效应、科技奖励的功能、科技奖励的结构体系、科技奖励的控制方式以及运行绩效评价的流程和方法等。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在经过起步与探索、恢复与发展及改革与完善叁个阶段后,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且相对固定的运行程序,主要包括推荐、评审和授奖叁个环节。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的影响因子主要包括奖励设置的合理性、奖励客体的协调性、奖励时机的恰当性、评奖资格的严格性、激励方式的有效性、评审力度的大小、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及工作安排的规范性等八个方面。其中奖励设置的合理性、奖励客体的协调性与工作安排的规范性叁个影响因子的变化方向与运行绩效的变化方向相反,其它五个影响因子的变化方向与运行绩效的变化方向一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的评价指标可分为奖励投入和奖励产出两大类,其中奖励投入可从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和设备投入叁个方面来衡量,奖励产出可从获奖项目数、获奖人员数和奖励效应叁个方面来衡量,每个二级指标下面又包括若干个叁级指标,本文采用群组层次分析法和yaahp 0.5.2软件计算和确定了每个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国家科技奖励制度1979-2009年的运行绩效都没有同时达到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即奖励投入存在冗余现象,而奖励产出相对不足;从奖种来看,无论是从获奖项目的角度还是从获奖人员的角度来看,奖励成本最高的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奖。换个角度来说,在奖励投入一定的情况下,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获奖项目数和人员数都应该得到增加。从各个奖励年度的松弛变量来看,投入指标中冗余现象较严重的是人力资本和资金投入,而设备投入相对不足,说明科技奖励的现代化和信息化程度亟需提高;产出指标中获奖项目数、获奖人员数和奖励效应都有增加的空间。提高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的一种思路是在保持现有奖励产出不变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奖励投入的冗余现象,包括人力资本、资金投入和设备投入的减少等;另一种思路是在保持现有奖励投入不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增加奖励产出,如增加颁奖项目数或人员数、提高奖励效应等。但是,运行绩效的优化不是单个影响因子或评价指标的改进,而应该立足于整个奖励制度,按照系统论的思想来进行优化。因此,对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运行绩效进行优化,需要加强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高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信息化水平,改进国家科技奖励制度的质量管理体系。

张会敏[5]2012年在《基于指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多元化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运行环境的变化、现代管理科学的引入,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系统化的质量管理的时代已经到来。尤其是在“质量”及“质量管理”越来越成为一种强势话语的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走向现代意义上的“质量管理”的道路成为一种必然。当前单纯评估范式下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越来越难于被认同,陷入了“用一维的思维解决多维问题的困境中”,已然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多元价值冲突的问题、质量证明的问题以及质量的持续改进与提升始终未能同时得到解决。为此建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理论,创新及开发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迫在眉睫。本研究就是站在现代管理理论的视角上,结合对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的审视及反思,探索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本质,并将经济学领域常用的“指数法”引入到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通过对其编制原理及方法论基础的深入探讨,开发一套“基于指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及其操作体系。研究以“质量管理方法”为主线,围绕“历史回顾——现实审视及反思——理论探索与建构——方法创新及开发——实践验证”的研究路径和逻辑线路展开。研究首先从历史的视角,从方法和思想层面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演变进行了回顾及梳理。采用的是分阶段论述法,分别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四个阶段——专家评价阶段、质量测量阶段、质量评估阶段以及质量保障阶段进行了回顾及分析。通过分析,探寻了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演变的内在规律及特征:方法演变的背后固然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思想的演变也最终带来方法的发展;在高等教育领域所谓的“质量管理”,一直以来都是等同于“测量”或“评估”的存在,都是在“评估范式”下运行,不同于现代管理理论中提倡的“质量管理”的内涵,直到质量保障阶段的出现,才带来了现代质量管理理论,由此也引发高等教育质量管理范式的转变:从“评估范式”走向“管理范式”。这是是本研究探索现代意义上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缘由所在。审视及反思部分着重探讨开发新的方法技术的需要。研究对当下盛行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从方法论层面及实践层面进行了审视及批判,揭示了其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及操作中的局限性,并结合当前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揭示了其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及困境——不能满足多元利益主体的需求;不能满足社会对质量证明的诉求;不能实现对质量的诊断及分析;不能实现推动质量的改进与提升。为此,探索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开发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技术及其操作体系就成了非常迫切的任务。探索与建构部分着重探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本质及其方法论意义,为接下来新方法的开发奠定理论基础。“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本质”的探索,就是站在现代质量管理理论的视角上,结合“第四代评价”的思想,去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理解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方法以及终极目标,并探索其“实现逻辑”。上升到哲学层面,即对高等教育质量“质量观”、“评价观”及“管理观”进行深入地、系统化的探讨,从而构建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核心思想体系——多元化质量观、协商式评价观以及推动质量改进及提升的质量管理观。叁种核心观念相互联系,构成一个整体,共同支撑高等教育质量管理的运行。在本研究中也发挥着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论的作用,它规定了对高等教育质量进行管理必须遵循的原则、实现的途径及方式,对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开发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在以上质量管理体系的框架下,进而提出了开发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技术的核心要点——系统化、动态性、诊断性、灵活性及发展性。在方法创新部分,论文首先对指数法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通过其在经济领域及其他领域的应用,揭示了指数编制的基本原理及步骤,探索出了指数法的管理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对指数法应用于高等教育质量管理,即“基于指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进行了理论设计,从含义的解释,到与现行方法的对比,再到可行性分析,最终建立了基于指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模型。在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本质的探索及指数法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对基于指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的操作体系进行了开发及详细的论述。论文对质量指数管理法的每一个环节的内涵、制定的依据、操作的流程及方法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及解说;质量管理法毕竟是将经济领域的方法应用到教育领域,为此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及规范,尤其是要遵循高等教育自身的规律,以及融合教育领域自身的评价思想;指数法作为一种新的方法引进到高等教育领域,其顺利的开展及运行,还需要一定的保障机制——理念保障、文化保障、组织保障、人员保障以及技术保障。最后的验证部分,研究选择了高等教育院校的质量管理以及区域教育质量综合评价为例,通过具体的应用举例,一方面加深对质量指数管理法的认识及理解,展示其较现行评估方法的优势:另一方面证明指数管理法的运用范围极其广泛,不仅高等教育领域可用,整个教育系统的质量管理都可采用。

刘强[6]2014年在《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对质量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些年,质量事件层出不穷,质量缺陷给组织带来巨大的损失,严重威胁组织的质量绩效和持续稳定的发展。事实和实践表明,适时和精准的质量缺陷管理(质量缺陷管理是质量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组织质量绩效和增强组织持续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因此,深入系统地探析如何更好地实施和开展质量缺陷管理、如何挖掘不同层面的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如何通过质量缺陷管理提升质量绩效、如何提炼和实证揭示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对质量绩效的作用机制等系列相关议题,是溯源影响质量缺陷管理的源头、破解质量问题、触发质量缺陷管理和提升质量绩效的关键。首先,论文运用类比隐喻、生物免疫学和组织质量免疫映射原理、镜像组织假设方法确定质量缺陷管理功能,使用文献萃取法和情景分析技术挖掘质量缺陷管理功能结构。在此基础上,提出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总体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论文将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分为驱动诱导因素、触发摄动因素和使能保障因素。使用文献萃取法和KJ法等归总质量缺陷管理的驱动诱导因素、触发摄动因素和使能保障因素。为了匹配和策应理论归总的影响因素,采纳释意理论、扎根理论和话语分析等质化研究方法从实践角度识别质量缺陷管理的驱动诱导因素、触发摄动因素和使能保障因素。第叁,遵循诺莫网络前因变量-构念-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法则网络、法则关系的研究脉络和逻辑链条,引入相关变量,提出理论假设,构建包括调节变量、中介变量、前因前置变量(驱动诱导因素)、校标变量的质量缺陷管理驱动诱导因素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形成带有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模型。使用投影寻踪法、强迫进入法、层次回归分析法和带有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实证分析质量缺陷管理的驱动诱导因素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揭示质量缺陷管理驱动诱导因素对质量绩效的作用机制。第四,遵循诺莫网络前因变量-构念-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法则网络、法则关系的研究脉络和逻辑链条,纳入相关变量,提出理论假设,构建包括缓冲变量、中介变量、前因前置变量(触发摄动因素)、校标变量的质量缺陷管理触发摄动因素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形成带有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模型。使用投影寻踪法、Kaplan-Meier生存分析、Cox生存分析、最优分割法、层次回归分析法和带有中介变量的调节作用检验方法实证分析质量缺陷管理的触发摄动因素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洞悉质量缺陷管理的触发摄动因素对质量绩效的作用机制。第五,遵循诺莫网络前因变量-构念-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法则网络、法则关系的研究脉络和逻辑链条,引入相关变量,构建包括边界条件、中介变量、前因前置变量(使能保障因素)、校标变量的质量缺陷管理的使能保障因素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形成带有调节变量的中介作用模型。使用投影寻踪法、向量夹角余弦、基于multiple-group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基于MacKinnon等t检验法、Sobel test检验以及多元得尔塔方法的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方法、以强迫进入法为主导的层次回归分析法和带有调节变量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实证分析质量缺陷管理的使能保障因素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理论框架,挖掘质量缺陷管理的使能保障因素对质量绩效的作用机制。第六,遵循诺莫网络前因变量-构念-结果变量的因果关系法则网络、法则关系的研究脉络和逻辑链条,纳入相关变量,构建包括前置前因变量(影响因素间相互作用)、传导变量和质量绩效的质量缺陷管理的驱动诱导因素、触发摄动因素和使能保障因素间相互作用,驱动诱导因素与驱动诱导因素间相互作用,触发摄动因素和触发摄动因素间相互作用及使能保障因素和使能保障因素间相互作用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集成投影寻踪法和以enter为导向的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分析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间相互作用对质量绩效作用机制的概念模型,廓清和厘顺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对质量绩效的作用机制。最后,在理论框架和实证分析结果的基础上,集合释意理论和基于模糊规则提取的集对分析法,分别从组织层面、员工个体层面和团队层面提出基于质量缺陷管理提升质量绩效的建议。

于君涛[7]2016年在《制造业低碳供应链的碳排放数量模型与绩效评价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气候异常和对人类的灾害日益凸显,面对日渐严重的各种环境问题,包括制造业在内的减排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重视,宏观层面我们可以推动行业技术升级、制定科学规划对社会生产碳排放逐步进行控制改进,同时,我们也可将视角放在制造企业和行业企业间运作这一微观层面来考虑有效控制并减少碳排放,例如通过对如何制定订货量和产量决策进行研究,来找到一定碳排放量条件下实现最小运作成本的生产方式和协调方式。首先,重点对低碳供应链在各种碳排放政策下的运作规律进行了研究。构建了不同碳排放政策下,由单个制造商和单个供应商组成的合作、半合作与独立低碳供应链的生产运作模型,证明了这些模型是凸规划,并存在最优解。针对合作低碳供应链在不同碳排放政策(碳排放限额政策、固定碳税率政策、累进碳税率政策、碳补偿政策和碳排放权市场政策)下的运作优化进行了计算分析,得出了低碳供应链在各种碳排放政策下的运作规律以及效果,为制造企业优化生产运作提供了借鉴。其次,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企业低碳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之上以天津市为例,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数据包络分析(AHP-DEA)模型测量低碳供应链的绩效效率,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构建了五种碳排放政策下合作、不合作和独立低碳供应链的生产运作模型,并证明了这些模型为凸规划,存在最优解。随后对合作供应链分别在不同碳排放权政策下的数值计算,分析了碳排放政策对低碳供应链生产运作产生的影响及规律,为制造业优化生产运作提供了有益借鉴。(2)按照合作方式将供应链上的制造商和供应商分为合作低碳供应链、半合作低碳供应链和独立低碳供应链叁种情况,并对它们的生产成本和碳排放数量作了对比,显示合作低碳供应链因能够协调制造商和供应商的订货量,从而可实现低运作成本,但却因协调充分从而可最大限度利用碳排放限额,最终碳排放量偏高。(3)企业低碳供应链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方面。第一,天津市居民的低碳理念很强,但却与低碳供应链的发展水平不成正比;第二,天津市的低碳供应链不完善,有些年低碳供应链有效,有些年份无效;第叁,天津市的低碳供应链运营一直处于规模效率递减的状态。综合上述分析,为更好的促进天津市低碳供应链的发展和经济转型有良好的理论和实际指导意义。

隋丽辉[8]2007年在《企业绿色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与过程控制研究》文中提出绿色在内涵上意味着经济发展对环境和健康是友好的,在时间上意味着未来不比现在差。自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以来,全球绿色意识不断高涨,世界经济发展朝向更加绿色的方向前进。经济发展的绿色化趋势必然影响到企业的经营和未来的发展前景。质量管理自20世纪产生以来,经过质量检验、统计过程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叁个阶段的发展已日趋完善。然而,质量管理理论和其他经济管理理论一样,认为可以无限地索取自然资源,并且忽略环境保护,面对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需求,传统的全面质量管理有其内在的局限性。因此,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化角度对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进行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目前,如何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观念融入质量管理之中,在传统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方法基础上,将资源的有效利用、环境保护和企业的质量经济效益有效结合起来,是企业以及社会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正是围绕这一问题的解决,将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理论,应用于质量管理的理论研究,构建绿色质量管理的内涵、绿色质量管理体系,绿色质量集成管理与控制,采用科学方法对绿色质量管理体系进行有效的评价。本文首先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绿色观,在传统全面质量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企业绿色质量管理的概念,分析绿色质量管理的特征及其形成的理论基础,阐述绿色质量管理实施的原则,进一步对比分析绿色质量管理与全面质量管理的关系以及与环境质量管理的关系。为了企业有效的实施绿色质量管理,必须构建绿色质量管理体系。基于ISO9000的过程方法原理,在传统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兼顾企业和社会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构建绿色质量管理体系。在体系的运行过程中,注重对质量成本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绿色化管理。绿色质量集成管理是对绿色质量管理体系有效管理与控制的手段和方法,全面质量管理理论指导下的集成质量管理作为绿色质量集成管理与控制的基础,绿色的质量理念贯穿于纵向集成的管理层,节约、环保、和谐的绿色方法融入横向集成的物流循环层,通过质量信息决策系统,将纵向与横向有机的结合起来,实现对绿色质量体系的有效管理与控制。绿色质量管理体系实施的有效性通过管理评审和网络分析评价法对其进行评价。管理评审是企业通用的一种体系评价方法,为了实现有效的评价,在创新的绿色质量指标体系下,在管理评审定性评价基础上,综合运用网络分析定量的评价手段,实现绿色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评价。本文最后以一家公司为案例,运用绿色质量管理理论分析该公司的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和绿色销售的特征,在运用网络分析法评价其绿色质量管理体系基础上,提出公司的的发展对策。

李建英[9]2004年在《质量管理评价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更加广泛深入的参与国际竞争,质量问题已经成为是关乎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性问题,同时质量问题也关乎国家的经济发展,关乎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何持续有效的提高质量水平,已经成为企业迫切需要解决问题。在1992年“等同”采用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以后,我国整体质量管理水平已经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质量管理跨越统计质量控制阶段,基础比较薄弱,直接借鉴国外质量模型又不具备其实施的基础。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展了对ISO9000与美国波多里奇奖的对比,提出自己的评价体系,为企业提出一个具有实际意义的评价标准。 首先介绍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并进行了比较,评述了国内在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面的不足。然后介绍了世界上主流的评价理论,包括美国波多里奇质量奖和ISO9000标准,并比较分析了两者的不同。基于通过ISO9000企业认证数量分析了当今我国整体质量管理的现状。 然后提出在我国现有的质量管理水平下,ISO9000标准是基础的全质量管理标准已经不能适应我国企业质量管理发展的需要,而实施波多里奇质量奖标准,其许多评价要素又不具备。在这样情况下,本文对质量理论进行回顾和总结,对质量要素进行了筛选,提出了八个评价综合指标,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对企业进行调查。 接下来对调查问卷资料应用信度和效度分析对其进行了修正和分析,通过主客观赋权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赋权得到综合评价结果和评价标准,并分析了新建评价体系的优势。 最后,对信度和效度的结果进行分析得到我国企业认同和尚未认同的质量管理观点。还对变异系数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影响企业质量管理的主要问题是:供应商管理没有纳入企业战略管理、对顾客意见未能及时有效的反馈到企业有关部门、企业团队精神和雇员积极主动精神的培养不够。同时,对我国企业质量管理提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幸家刚[10]2016年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标准体系认证已成为发达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关键工具,农业标准化更是提升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落实农业供给侧改革的主要抓手;但由理论界和政府共同推动的农业标准化在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景下尚难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文借助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双层系统模型,构建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质量安全认证所面临内外部环境压力的分析框架;探寻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质量安全认证行为背后的动力机制,尝试重新定位和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市场激励机制。在浙江省11个地区55个县区1261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标准化建设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利用解释组织技术采纳行为的技术组织环境(TOE)模型,纳入经营主体对内外部环境压力感知的度量,分析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实施决策、质量安全认证标准选择决策以及迭加认证决策叁类行为;利用解释组织内部个体技术接受行为的技术接受模型(TAM),分析经营主体的生产性服务提供对于质量安全认证实施行为的影响;在此之后,利用均值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检验不同类型认证对于经营主体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决策行为主要受来自经营主体内部动机和外部市场激励的驱动,以及市场障碍的约束;并受到经营主体的个体特征以及市场分布特征的影响。在经营主体质量安全认证标准的选择决策过程中,相对于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管理体系认证标准的选择主要受到标准特性的阻碍;绿色食品认证则受政府规制的驱动和市场障碍的影响明显;而有机食品认证则明显受市场激励的驱动。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迭加认证行为显然受到经营主体内部动机的驱动,但受到标准特性和人力资源局限的妨碍;而越是感受到政府规制压力的经营主体,越不可能实施质量安全迭加认证。第二,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提供、统一投入品采购和检测服务等生产性服务的提供确保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质量安全标准认证的落实。相对于无公害农产品认证而言,检测服务还显着正向影响了绿色食品认证的实现;但对于管理体系认证的实现而言,培训与指导服务更为重要。统一农产品销售、保护价收购和培训与指导叁类服务显着负向影响着绿色食品认证的实现,从反向证明了这叁类生产性服务对于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实施的促动作用。第叁.,无认证的标准化相对于绿色食品认证、有机食品认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更能显着提升经营主体的效益,从而表明质量安全认证的经济绩效并不明显;虽然质量安全认证会导致经营成本增加,但会促使经营主体的产品形象显着提升、市场竞争力明显增强和价格相对提高。由此论文认为,要推动经营主体的质量安全认证行为,需要从强化市场激励、缓解市场障碍和优化我国的农业“绿箱”政策叁个角度着力。只有充分发挥市场在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上的主导地位,在政府的市场秩序维护和公共服务提供的基础之上,才能建立起依托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体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长效机制,缓解进而解决农业面源污染,落实农业供给侧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对于食品安全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基于特征变量的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综合评价研究与实现[D]. 丰世林. 重庆大学. 2004

[2]. 企业质量管理防错体系研究[D]. 王晓川.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3

[3]. 企业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表征及绩效评价的研究[D]. 郭超峰. 西安科技大学. 2006

[4].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运行绩效评价研究[D]. 熊小刚. 华中科技大学. 2011

[5]. 基于指数的高等教育质量管理方法研究[D]. 张会敏.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6]. 质量缺陷管理影响因素对质量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刘强.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14

[7]. 制造业低碳供应链的碳排放数量模型与绩效评价研究[D]. 于君涛.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8]. 企业绿色质量管理体系的构建与过程控制研究[D]. 隋丽辉.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7

[9]. 质量管理评价体系研究[D]. 李建英. 湖南大学. 2004

[10].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产品质量安全认证行为研究[D]. 幸家刚. 浙江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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