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困境摆脱及其或然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体论文,困境论文,对策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抓住全球第三次产业大转移的重大机遇，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和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将我国发展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但是，与历次产业转移相类似，经过3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实体经济正面临内需基础弱化、外需力度下降、生产成本上涨、税负偏重、投资收益率降低等问题，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一系列问题更为突出。在实体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2006年以后我国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快速扩张，特别是房价持续上涨引致房地产泡沫化，并正在从多方面挤压、侵蚀实体经济发展。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根基和根本。我国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正确处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切实扭转虚拟经济过热的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政策举措增强企业家投资实体经济的意愿，提升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耐用消费品需求与实体经济内需基础的变化
耐用消费品需求持续快速增长是1990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内需基础。1990-2000年，家电需求快速扩张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内需基础。2000年以后，汽车需求的高速增长拉动重化工业快速增长，我国经济因此进入加速增长期。2006年以后，我国城乡居民的家电消费需求逐步趋于饱和。2012年城镇居民家用汽车需求已进入减速增长阶段。未来我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内需基础将逐步弱化。
耐用消费品是工业发展的内需基础。根据居民收入分布与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相关关系，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累计需求呈“S”型，当居民家庭拥有的耐用消费品数量达到稳定值后，意味着耐用消费品需求达到饱和需求状态。[1]耐用消费品需求量的峰值发生在中等收入家庭实现消费需求时，在最高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实现消费需求过程中，需求规模不断扩大、需求增速不断提高，当中等偏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开始实现消费需求时，耐用消费品需求规模将逐步扩大并逐步接近需求峰值，但需求增速将不断下降，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当中等收入家庭实现消费需求后，耐用消费品需求量将不断缩小，但新产品会加快耐用消费品的需求更新，使耐用消费品需求保持低速增长状态。
从我国城镇居民的家电需求状况看，城镇居民的多数家用电器需求已达到或接近饱和状态(见图一，下页)。2000年我国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洗衣机、电冰箱、彩电拥有量已提高到80台以上，2007年洗衣机、电冰箱、彩电拥有量分别达到96.77台、91.75台和137台，此后拥有量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意味着2007年以后城镇居民家庭对洗衣机、电冰箱、彩电等家用电器的需求量已达到饱和需求状态。2000年以后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电脑拥有量快速提升，从2000年的9.7台提高到2012年的87台，但2007年以后拥有量增速明显下降，数据显示，2007年以后城镇居民电脑需求已接近饱和状态。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家庭空调拥有量也大幅度增加，从2000年的30.8台提高到2012年的128台，但2006年以后拥有量增速已大幅度下降，城镇居民的空调需求也接近饱和状态。
图一 1985-2012年我国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台/辆)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2000年以后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家电拥有量持续大幅度增加，成为支撑家电及其关联产业发展的重要内需力量，每百户家庭电冰箱、洗衣机、彩电、空调和电脑拥有量分别从2000年的12.31台、25.58台、48.74台、1.32台和0.5台，提高到2012年的67.32台、67.22台、116.9台、25.36台和21.36台。从拥有量看，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洗衣机和电冰箱需求已过高峰期，彩电需求已接近饱和状态，空调和电脑已进入农村高收入家庭，即将向减速增长阶段转换(见图二)。
图二 1983-2012年我国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耐用消费品数量(台)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
2000年以后家用汽车进入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家庭拥有的家用汽车数量从2000年的0.5辆大幅度提高到2012年的21.5辆，家用汽车成为拉动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快速发展的需求基础。2012年家用汽车拥有量达到21.5辆，相当于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约10%的高收入家庭已实现家用汽车消费需求。按照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发展规律，未来汽车将步入中等收入家庭，需求规模会持续扩大，但需求增速将逐步下降。
城镇居民消费占国内居民消费的75%左右，对国内消费起主导作用。2006年以前城乡居民家电需求规模的持续扩张和2000年以后城镇居民家用汽车需求的持续高速增长，拉动了我国家电、汽车及其相关产业的快速扩张，是我国制造业成为全球生产基地的需求基础。2006年以后城镇居民家庭对家电耐用消费品需求已达到饱和需求状态或进入减速增长期，国内需求对家电产业的支撑逐步弱化。从未来发展看，由于城镇居民家电需求将逐步达到全面饱和需求状态，农村居民彩电需求进入饱和状态，洗衣机与电冰箱等其他家电需求进入减速增长阶段，家用汽车需求也将进入减速增长阶段，支撑我国工业快速增长的内需基础趋于弱化。
二、出口产品国际市场拓展空间与竞争力的变化
出口和国内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两大基本需求力量，投资作为中间投入，最终取决于出口和国内消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由出口和国内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共同拉动的。从出口与国内消费规模的相对变化看，2007年以前出口增速一直快于国内消费增速，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持续快速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2007年以后，随着出口增速的大幅度下降，出口对我国经济特别是工业的拉动作用相对下降。从未来发展趋势看，我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已很高，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提升空间日渐缩小，出口对我国工业的拉动作用将日趋下降。
(一)出口对实体经济的需求拉动作用下降
从出口与国内消费的规模看，1980年我国商品出口仅相当于国内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以下简称国内消费)的12.67%，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基础是国内消费。1980年以后，随着出口规模的快速扩大，商品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不断提高，出口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相应提高。特别是2000年以后，我国出口规模大幅度扩大，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从2000年的52%提高到2007年的99.99%。与此同时，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从2000年的88.22%提高到2007年的93.09%，机械和交通设备与办公及通讯设备等重工业产品出口占比从2000年的50.6%提高到2007年的76%(见图三)。重工业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成为拉动我国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重要需求基础，而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引致2000-2007年我国经济增速不断提高。到2007年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已提高到与国内消费的拉动作用同等重要的地位。
图三 1980-2012年我国商品出口结构(%)
数据来源：根据WIND资讯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2007年以后，我国出口增速大幅度下降，从2001-2007年年均25.48%下降到2008-2012年的10.92%，出口与国内消费的比率也从2007年的99.99%下降到2012年的61.51%，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见图四)。
图四 1980-2012年我国出口商品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率(%)
数据来源：根据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二)我国商品出口的国际市场空间趋于缩小
从未来发展趋势看，由于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已很高，加上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成本提高和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导致我国出口商品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弱化，未来我国出口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拓展空间趋于缩小，出口对实体经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下降。
从“二战”后各国出口的情况看，一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达到一定比例后均会下降，例如日本商品出口占比在1986年达到9.86%后开始下降，德国商品出口占比在1990年达到12.21%后也开始下降。我国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在1990年以后持续提高，已从1990年的1.8%提高到2012年的11.13%，接近德国出口占比的历史最高水平(见图五)。从分类产品看，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全球制造业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已从1999年的4.11%持续提高到2012年的16.75%，远高于2012年美国、日本和德国制造业出口占比，2012年三国占比分别为9.59%、6.18%和10.42%(见表1)，其中我国办公及通讯设备、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已占全球同类产品出口的30%以上(见表2)。
图五 1948-2012年中国、美国、德国、日本商品出口占全球商品出口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WIND资讯全球宏观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得到。
(三)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趋于下降
我国出口能够持续快速增长(见表3)，决定性因素之一是出口商品具有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但是，近年来我国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导致我国出口价格不断上涨，出口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日渐弱化。特别是2010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的持续大幅度升值，使我国产品出口价格涨幅远高于美国、日本、德国等全球贸易大国，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竞争力下降。
自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和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不断提高，我国商品出口价格指数也持续上涨。截至2013年11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名义有效汇率分别升值38.35%、28.76%，出口价格指数上涨25.11%。其中2010年1月到2013年11月期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名义有效汇率和出口价格指数的涨幅分别高达19.87%、15.42%和21.18%(见图六)，这一时期出口价格涨幅超过人民币升值幅度，这主要是由国内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涨导致的。[2]
图六 1994年1月～2013年12月我国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和出口价格指数(2010年=100)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比较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出口价格指数可以看到，2000年1月到2013年11月，我国出口价格上涨47.93%，远高于同期美国(32.76%)、日本(32.43%)和德国(14.72%)的出口价格涨幅(见图七)，其中我国出口价格涨幅较大的时期是2010年1月到2013年11月，期间我国出口价格上涨21.18%，同期美国、日本和德国出口价格仅上涨9.11%、13.9%和7.17%(见表4)。我国出口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的价格竞争力相对下降。
三、实体经济生产成本的变化
在国内消费和出口对实体经济拉动作用下降的同时，我国实体经济还面临着生产成本不断上涨构成的重大挑战，具体表现为原材料成本不断提高、劳动成本持续上涨、融资成本偏高等三个方面。
(一)工业企业原材料成本不断提高
从工业品出厂价格看，1999年以后，作为上游产业的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产品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2013年12月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产品出厂价格分别比1999年上涨272.97%和71.45%，但作为中下游产业的加工工业和生活资料出厂价格仅上涨6.16%和8.83%(见图八)。上游产业产品出厂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我国工业企业原材料成本不断提高，但受市场竞争激烈影响，中下游产品价格涨幅较小，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多数被中下游企业消化吸收。[3]
图八 1999年1月～2013年12月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99年=100)
数据来源：根据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
工资上涨幅度超过行业增加值上涨幅度，意味着行业劳动成本上升。2003年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工资也保持了较高增速(见表5)，2003-2012年GDP年均名义增速为16.07%，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年均增速为14.37%，工资上涨幅度略低于GDP名义增速，即总体看我国经济劳动成本相对下降。但分时期、分行业看，2003-2007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各行业从业人员工资上涨幅度远低于行业增加值名义增速，其中制造业工资涨幅只有13.66%，比同期工业增加值名义增速(19.09%)低5.43个百分点，这一时期是制造业劳动成本相对下降阶段。2007年以后，随着劳动力供求从劳动力供给过剩向供求总量平衡、结构性供给不足的转变，部分行业工资上涨幅度超过增加值涨幅，其中2008-2013年，作为实体经济主体的制造业工资上涨14.52%，比工业增加值涨幅(12.55%)高近2个百分点，这一时期制造业劳动成本持续上涨。同期作为虚拟经济主体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工资涨幅分别为15.32%和12.38%，仍低于其行业增加值涨幅(分别为18.41%和16.28%)(见表6)。
(三)融资成本偏高
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是反映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指标。与全球主要国家相比，我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并不高，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并没有真实反映我国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从大量中小型企业赖以融资的民间借贷利率看，我国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要远高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利率水平，企业融资成本偏高。
2008-2012年，我国金融机构一般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6.81%，其中2012年为7.44%。这一利率水平远高于同期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贷款利率，接近韩国、泰国、澳大利亚的利率水平，低于俄罗斯、南非、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利率水平。即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看，我国企业融资成本高于经济发达国家，但低于印度、南非等新兴市场国家(见图九)，我国企业融资成本并不高。
图九 2008-2012年世界主要国家贷款利率(%)
数据来源：根据WIND资讯全球宏观数据库数据计算得到。
我国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大型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并不能反映我国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民间借贷利率能够更为真实地体现我国资金供求状况与企业融资成本。受金融服务体系不健全制约，能够按正常贷款利率获得金融机构贷款的主要是大中型企业，大量中小型企业难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只能通过民间借贷等机构获取资金。从民间借贷利率看，2011年4月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基本在20%以上，2013年稳定在20.33%(见图十)；2013年4月至2014年1月，广州1年期小额贷款平均利率为17.27%，最低点也在15%(见图十一)。温州和广州两地的民间借贷利率表明，我国大量中小企业的贷款融资成本在20%左右，远高于韩国、泰国、俄罗斯、南非、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国家的利率水平，我国企业存在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
四、企业税负的变化
从我国私人企业总税率(私人企业税收与利润的比率，以下简称企业税负)与世界主要国家私人企业总税率的情况看，2008年以前我国私人企业税负大幅度高于其他国家私人企业税负，2008年我国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后，我国私人企业税负仍明显高于其他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税负，且依然大幅度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企业税负。
2005-2008年，我国私人企业总税率平均为80.45%，这里选取的14个样本国家私人企业总税率平均水平为47.42%，比我国私人企业总税率低33个百分点(见表7)。其中金砖国家、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平均总税率分别为52.85%、53.64%和39.53%，分别比我国私人企业平均总税率低27.6个百分点、26.82个百分点和40.92个百分点。具体看，在14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总税率介于33%至55%之间，只有法国和巴西总税率超过60%，2005-2008年法国和巴西私人企业总税率平均为65.78%和69.13%，比我国总税率低14.7个百分点和11.3个百分点。即2008年以前我国企业税负要大幅度高于国外私人企业税负。
2008年我国进行税制改革，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调整为25%，我国私人企业税负出现较大幅度下降，2009-2012年私人企业总税率基本稳定在63.63%，比2005-2008年的总税率下降了16.83个百分点，但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总税率相比，我国私人企业总税率仍然偏高：2009-2012年世界14个主要国家总税率平均为45.17%，比2005-2008年的平均水平下降2.25个百分点，但仍比同期我国总税率低18.45个百分点。其中2009-2012年金砖国家、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平均总税率分别为49.48%、52.02%和37.32%，分别比我国私人企业平均总税率低14.15个百分点、11.61个百分点和26.31个百分点。具体来看，在14个样本国家中，法国和巴西总税率变化较小，2009-2012年的平均总税率分别为65.75%和67.7%，分别比下调后的我国私人企业总税率高2.13个百分点和4.08个百分点。
总体来看，2008年税制改革后，我国私人企业税负有明显下降，但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税负仍明显偏高，且仍大幅度高于新兴国家的企业税负。
五、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的变化
1998年以来，在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出口产品结构升级拉动下，我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工业企业效益逐步好转。2007年以后，受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速下降、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制约，我国工业企业利润率趋于下降，沪深上市公司的实体经济企业平均净利润率也趋于下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一直处于下降状态，从1980年的15.53%持续下降到1990年的3.33%，此后在1990年到1998年期间基本维持在3.25%的低水平。1998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工业企业逐步效益好转，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和主营成本利润率不断提高，分别从1998年的2.27%和2.76%提高到2010年的7.6%和9.06%。2010年以后，受国内外市场需求增速下降、生产成本提高等因素制约，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和主营成本利润率趋于下降，到2012年分别降为6.66%和7.89%(见图十二)。
图十二 1993年第三季度至2013年第二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与主营成本利润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从5000户大型工业企业利润率变化情况看，我国大型工业企业销售成本利润率在1998年2月达到-1.84%的谷底，此后恢复持续上升趋势，到2007年6月达到11.2%的峰值(见图十三)，这一时点也是2000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周期中GDP增速的峰值点(15%)。受经济进入周期性下降期和美国金融危机冲击等因素影响，2007年6月以后我国大型工业企业销售成本利润率快速下降，到2009年2月降为4.43%。此后在企业所得税税率下调和国内应对金融危机的扩张性政策刺激下，大型工业企业销售成本利润率随着经济增速的回升而提高，到2011年1月反弹到9.41%，随后再度进入持续下降状态，2013年6月降为5.8%。总体看，虽然在美国金融危机及随后国内强力应对政策冲击下，我国大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成本利润率在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出现大幅度波动，但2007年6月以后大型工业企业的销售成本利润率的总体趋势是下降状态，其走势与我国GDP增速的走势一致。
图十三 1993年9月～2013年6月我国5000家工业企业销售成本利润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在工业企业利润率下降的同时，我国实体经济总体利润率也趋于下降。根据沪深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2007年以后，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实体经济上市公司销售净利润率总体上趋于下降，已从2007年的8.2%下降到2012年的5.7%(见表8)。
六、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83%的高增长状态。从产业发展看，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主要由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快速增长拉动，但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实体经济增速。2006年以后实体经济增速下降，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继续快速扩张，尤其是房价持续上涨，为房地产投资创造了远高于实体经济投资的收益率，在吸引了大量居民和企业参与房地产投资炒作的同时，还通过削弱城镇居民消费能力、推高融资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从多方面挤压、侵蚀实体经济。
(一)房地产投资的高收益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投资房地产
2006年以后我国实体经济多数行业经济效益趋于下降，但虚拟经济领域的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经济效益大幅度提高。由于金融业进入门槛高、限制严格，大量民营企业涌入投资收益仅次于金融业的房地产领域，不少居民和企业家也舍弃了实体经济参与房地产炒作。
从沪深上市公司统计数据看，2001-2006年房地产上市公司销售净利润率平均只有3.2%，低于大多数实体经济上市公司的销售净利润率，同期除金融业和房地产业之外的实体经济上市公司平均销售净利润率为5.4%。2006年以后实体经济行业净利润率趋于下降，从2007年的8.2%下降到2012年的5.7%，2007-2012年实体经济上市公司平均销售净利润率只有7%，但房地产业上市公司净利润率大幅度提高，2007-2012年平均净利润率高达14.3%，相当于实体经济平均净利润率的2倍(见表9)。
在房地产业收益率大幅度高于实体经济收益率的情况下，大量民营企业投资房地产，2006年以后，国有、集体、港澳台和外资房地产企业数量均趋于下降，但国内民营房地产企业数量大幅度增加，从2006年的47885个增加到2012年的80437个(见表10)。
(二)房地产领域吸纳了大量社会资金，推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总体资金供给充裕，但实体经济资金短缺，企业融资成本偏高。导致这一矛盾的重要原因是房地产泡沫吸纳了大量资金，使实体经济在资金总量充裕的情况下，依然出现资金短缺和融资成本偏高的问题。
从总量看，我国资金供给充裕。经过30多年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社会财富规模迅速扩大，GDP规模从2000年的99214.55亿元扩大到2013年的568845.2亿元，M2从2000年1月的12.26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12月的110.65万亿元，M2与GDP的比率也从2000年的139.45%提高到2013年的194.52%。M2是流通中的现金与各项存款之和，既代表货币资产，又是广义货币供给，M2规模迅速扩大且增速快于GDP名义增速，意味着社会资金供给充裕。
然而，我国实体经济领域资金供求依然偏紧。2010年以来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始终居高不下，维持在6.8%左右，民间借贷利率一直维持在20%左右的高水平，1至2年期贷款类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维持在9%左右。各类贷款利率持续居高不下，说明资金供求状况一直偏紧(见图十四)。实际经济运行情况也表明，近年来实体经济企业融资难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图十四 2003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四季度我国信托产品预期收益率和金融机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在资金供给总量充裕的情况下，实体经济资金供求依然偏紧，重要原因是房地产领域吸纳了大量社会资金。我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从2004年的23800亿元增加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142000亿元、增长了5.97倍，同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从17 7363.49亿元增加到702832.25亿元、增长了3.96倍，房地产贷款余额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例也从2004年的13.42%大幅度提高到2013年第三季度的20.02%(见图十五)。此外，房地产企业还通过信托等方式进行社会融资，部分企业和个人通过多种方式参与房地产炒作，将大量社会资金转移到房地产领域，进一步加重了整个资金供给的紧张状态，使社会融资利率一直处于高水平。
图十五 2004年12月～2013年9月我国房地产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的比重(%)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三)高房价削弱了城镇居民的消费能力
2007年第一季度以来，我国城镇居民消费增速持续下降，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从2007年的13.9%下降到2013年第四季度的5.4%。导致城镇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的首要因素是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从2007年第一季度的16.6%下降到2013年第四季度的7%(见图十六)。房价上涨导致的购房负担增加也是导致居民消费增速下降的重要因素：2000-2012年，我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从1948元/平方米提高到5429.93元/平方米、增长了2.79倍，住宅销售面积从16570.28万平方米增加到98467.51万平方米、增长了5.94倍，住宅销售额从3228.6亿元增加到53467.18亿元、增长了16.56倍。在不考虑住宅质量、区位等因素对住宅价格影响的情况下，按2000年价格计算，2012年城镇居民因住宅价格上涨多支付的购房款为34285.71亿元，按2012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率)67.88%计算，由住宅价格上涨带来的城镇居民消费损失大约在23272.84亿元，相当于2012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1%。
图十六 2003年第一季度至2013年第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实际增速(%)
数据来源：WIND资讯中国宏观数据库。
(四)高房价导致实体经济生产成本上涨，削弱了实体经济企业竞争力
房价上涨直接推动企业用地成本上涨。在住宅商品房价格持续上涨的同时，我国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价格也持续大幅度上涨，导致企业办公与用地成本上涨，2012年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售价格分别比2000年上涨159%和177%(见表11)。我们缺乏全国工业用地的价格数据，但随着商品房及其用地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全国各地工业用地价格也不断上涨。
房价上涨还会推高居民生活成本，而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涨又会间接要求企业提高职工工资，最终导致企业劳动成本上涨。据国际人力资源咨询机构ECA2013年12月发布的调查报告，近年来我国城市生活成本大幅度上涨，在全球440个城市生活成本排名中，我国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生活成本排名已分别上升到第15位、18位、38位、40位。
七、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根基和根本。作为发展中大国，我国必须把发展实体经济放在经济发展的战略地位。未来10年是我国实体经济从高速增长状态向平稳增长状态的过渡期，实体经济增速趋于下降，但仍有条件保持快速增长。从国际发展经验看，这一时期也是经济泡沫化的高发期，防止经济泡沫化是未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应以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契机，建立健全抑制经济泡沫化的管控机制，通过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金融改革和税制改革，提升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一)建立健全抑制经济泡沫化管控机制，逐步化解房地产泡沫
国际经验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在经过持续高速增长之后，实体经济增速均会下降，因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下降，长期发展积累的大量资金很容易流向虚拟经济，引发经济泡沫化并侵蚀实体经济。[4]当前我国实体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的转换期，房地产价格正在从多方面侵蚀实体经济。近几年持续的房地产调控已遏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趋势，但尚未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泡沫化问题，需要从完善抑制经济泡沫化管控机制着手，逐步化解房地产泡沫。
一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切割地方政府与土地财政的关系。近年来，土地价格的上涨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及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持，但也成为房价上涨、生活成本提高和城市竞争力下降的重要推手，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又成为房地产调控的主要障碍之一。化解房地产泡沫，首先需要切割地方政府与土地财政的关系，合理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
二是做好应对房价泡沫破裂的预案研究。为防止当前房地产泡沫扩大，应在总结前期调控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实施限购、限贷、增加保障房供给、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等措施。房地产涉及行业众多，对经济发展影响大，现阶段应督促各地政府及银行、信托等房地产关联行业，加强房地产泡沫破裂的预案研究，预防区域性房地产泡沫破裂演变为全国性泡沫破裂，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危机引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是完善经济泡沫化管控机制。经济泡沫的形成均有一个过程，应从源头抓起，通过建立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抑制投机性炒作行为。加强价格监控，建立健全价格操纵处罚与管控机制。加强金融监管与风险管控，建立资金流向泡沫化领域的预防机制。
(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城乡居民消费稳定增长的收入保障机制
未来10年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平稳增长的过渡期，也是经济增长模式从以外需拉动为主向以内需拉动为主的转换期，应通过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国内消费稳定增长。
一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或太小都不利于消费及经济增长。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这一分配格局有利于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高端消费品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但不利于高端消费品向大众消费品及高端产业向支柱产业的转化，是抑制我国国内消费潜能发挥的重要制度性因素。缩小收入差距、逐步构建收入差距适度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应着重从改革收入再分配制度入手。当前我国初次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现象，在较大程度上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初次收入分配关乎要素收入公平和经济效率，不宜对制度作大的调整，应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平衡好工资上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防止劳动成本过快上涨。2000年以来，二次分配的结果是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下降、政府部门收入占比提高，今后应加大二次分配中收入向住户部门的经常转移力度，包括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增加政府社会保险与社会补助支出等，同时，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和政府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通过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优化居民收入分布，提高消费能力。
二是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消除抑制消费增长的不利因素。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率较高，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是基础。我国城乡居民储蓄率偏高、消费倾向与消费率偏低，主要原因是居民社会保障不完善、保障水平偏低。近年来，通过实施免费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政策，农村居民消费一度快速增长。建议在统一城乡居民养老保障制度基础上，逐步提高居民社会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鼓励居民扩大消费支出。
(三)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契机，抓紧培育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机制
近年来，我国能源与原材料供给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能源与原材料供应安全已成为未来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受出口产品结构与国内消费结构不同和国内消费需求规模制约，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国内消费无法替代的，出口增长状况直接决定着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状况。未来几年，应以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为契机，抓紧培育对外贸易稳定增长机制。
一是提高企业应对反倾销能力。近年来，各国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等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日渐增多，成为制约我国出口的重要障碍。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国际经济仍将处于不景气状态，针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行为将有增无减，应尽快提高我国出口企业主动反倾销意识，充分发挥政府与行业组织在应对反倾销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我国应对国外反倾销能力，进一步提升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
二是加强对外合作。近年来，多边合作与区域性自由贸易区正在成为改变全球贸易格局的重要力量。我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贸易区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应在加强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的基础上，加快我国与周边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
三是稳定人民币有效汇率。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具有多方面影响。近年来，人民币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较大，对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引致国际套利资本大量流入，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对国内货币政策造成干扰。从稳定外需角度看，应稳定人民币有效汇率，防止汇率大幅度波动。
四是继续鼓励企业走出去。从有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战略考虑，应继续支持、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以直接投资、参股等多种方式参与国外能源与原材料开发，提高我国在国际市场初级产品定价的话语权，控制输入型原材料成本上涨幅度。应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到国外设厂建点，促进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稳定外需，提高我国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四)深化金融改革和税制改革，提升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企业生产成本高、税负重，是导致我国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降低的重要因素。鉴于原材料价格上涨是全球性趋势，劳动成本上涨有其客观必然性，应着重从降低融资成本和减轻企业税负两方面着手，提高实体经济效益。
一是完善金融服务体系，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是现代市场体系的基础。应加强大中型金融机构的风险管控机制，建立防止资金流向泡沫领域的管控机制，通过引导资金流向，增加实体经济资金供给，降低贷款利率。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型金融机构，适度增加金融市场竞争力度。设立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机制，通过政府贴息、专项贷款等途径增加中小企业资金供给，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
二是加快税制改革，降低企业负担，提升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尽快实施增值税在流通环节征税，减轻生产企业财务负担。对实体经济投资实行减免税制度，通过减税提高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还要深化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大对企业科研投资的财税支持力度，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加强人力资源开发，提高我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