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闻一多诞辰100周年笔谈（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诞辰论文,周年论文,闻一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闻一多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陆耀东（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汉 430072）
闻一多研究的历史，迄今已70多年。我个人认为，第一次对闻先生的新诗有着深切的感悟并作了认真的研究的是沈从文先生。虽然此前饶孟侃先生、朱湘先生等也发表过文章，但似尚未把握其精髓。沈从文先生在1930年4月10日出版的《新月》杂志3卷2 期上发表的《论闻一多的〈死水〉》一文，标志着对闻一多新诗的研究，进入了成熟阶段。1946年7月15日闻先生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 出现了一个纪念和研究闻一多的高潮，大批具有史料价值的文字和对闻一多各方面成就的研究文章发表。此后，除“文革”外，闻一多研究一直未曾中断。在新时期，闻一多研究出现了第二个丰收期。学术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既不能搞人海战术，也不能长期保持高温，往往是在冷静的表面下酝酿着新的突破。从1994年12月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闻一多研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成果，最突出的是四个方面。一是《闻一多全集》集外佚文佚诗的搜集整理。《古瓦集》的出版，是宝贵的收获；其它集外文字的整理工作也正在抓紧进行。二是新的研究论著的发表。此中格外令人欣喜的是中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北京和武汉两地表现突出。第三，闻一多研究活动经常化。闻一多基金会在经费日趋紧缩和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先后为1994年和1999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供了数量颇大的经费；向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专业委员会提供了一些学术活动经费；为《闻一多研究丛刊》第二集和计划明年付印的《闻一多研究丛刊》第三集提供资助；1994年，进行了首届闻一多研究优秀成果评奖和颁奖，今后还拟在适当时间进行第二次评奖；基金会在全国14所大学为开设“闻一多研究”专题课和这些学校闻一多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提供资助；为全国22所有文学博士点的闻一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提供资助。基金会不仅在经费上为闻一多研究提供一定条件，而且它本身也投入了闻一多研究工作，如最近武汉出版社出版的《回忆、纪念闻一多》、《闻一多研究报刊文章索引》这两本书，就是闻一多基金会的赵慧同志等编的。他们还组织人力，创造条件，有计划地采访健在的闻先生的亲友弟子。可以说，闻一多基金会为闻一多研究的经常化和进展提供了助力。在研究会开展学术方面，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和基金会以及武汉大学等单位一起主办了两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编选、出版了两集《闻一多研究丛刊》，参加了基金会有关闻一多研究方面的活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专业委员会近几年多次举行闻一多学术讨论会，出版了20多期《闻一多研究动态》（内刊），他们老中青学者紧密团结，逐渐形成了一个闻一多研究群体。第四，利用现代化传媒，编、拍关于闻一多先生的影片，如《最后一次讲演》和即将播放的6 集电视连续剧《闻一多》，在向群众宣传闻先生方面起了较大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有的学者认为，30年的文学，研究者集中了约2000人，其中教授和博士达数百人，人满为患，活动空间太窄，可供研究而又未耕耘过的土地难觅。仿佛研究已靠近尽头。我的看法有些不同。即以闻一多研究为例，还有广阔的空间，可供学者们驰骋。
一、生平、思想的研究。史料尚有待进一步搜集，不少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如闻先生与新月派的关系，他离开武汉大学的原因，促使其思想转变的诸多因素，前后期思想的联系与变异，他的人格精神等等，我们都研究得不够。他的人格精神有丰富的内涵，仅就其中的一点——贯穿其一生的执着精神，就值得我们重视。闻一多先生20年代创作新诗时，把诗视同宗教，视同上帝。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全身心沉入古籍中，足不出户，友人称之为“‘何妨一下楼’主人”。晚年投身民主斗争，不计个人安危，无私无畏，都达到了忘我境界。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具有这种精神。《山海经》记载的神话传说：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东海，可看作是中华民族执着精神的最早表现。屈原在《离骚》中所抒发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品格，宋代爱国诗人陆游临终前唯一的遗憾是“但悲不见九州同”，更是这种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清末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谭嗣同，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被捕前一日，日本友人劝他去东瀛避难，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就义前赋诗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闻一多先生在国民党军队赶走龙云之后，也预计反动派会下毒手，特别是李公朴先生被害，昆明已被白色恐怖笼罩，有的知情朋友告诉闻先生，他已被反动当局列上了黑名单。这时，闻先生大义凛然，在《最后一次的讲演》中说：“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我们不管是从事学术研究，还是要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如果国人有了这种执着精神，那么，一切人间可能出现的奇迹都可以变为现实。
谈到闻一多的精神，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他的爱国精神。他的爱国精神一方面与传统的爱国精神有承继关系，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内涵，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朱自清先生曾说，闻先生“他爱的是一个理想的完整的中国，也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中国”。这是极有见地的。闻先生的《七子之歌》，以当时“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旅顺大连七地，比作祖国母亲的七子，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期待“中华‘七子’之归来”。今天，可以告慰闻先生的是：威海卫、广州湾、旅顺大连早已收回，香港、九龙已在前年回归，澳门今年即将回归。至今澳门同胞犹不忘70多年前闻先生的《七子之歌》，我们的作曲家以《七子之歌》中的“澳门”这一节诗作为歌词，谱成歌曲，现在是12亿人同唱：“你可知‘妈港’不是我的真名姓？……／我离开你的襁褓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台湾也终究会回到祖国的怀抱。由此我们可以说闻一多的思想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二、闻一多学术成果的再研究。学术研究是一代又一代学人持续进行的。我们要准确认识闻先生学术上的成就，至少必须了解这一课题在他之前达到了什么水平。例如闻先生的著作《〈唐诗大系〉稿所录诗人小传》和《全唐诗人小传》，诚如有的学者所说，现在学术界对其中许多具体判断存在不同看法。但如果对照此前郑振铎先生在1924年5月、 6月、9月出版的《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中国文学者生卒年考（附传略）》，进行比较研究，即可发现，闻先生的研究，确实前进了一步。例如关于王绩，郑著主要依据《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二隐士传，说“其生年未详，卒于644年”。闻著的根据除《旧唐书》、《新唐书》外， 还参考了杜淹《文中子世家》、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东皋子后序》、陈叔达《答王绩书》和《全唐诗·小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王度《古镜记》、鲁迅《唐宋传奇集》（附稗边小缀）、杜之松《答王绩书》、文中子《中说》、杨炯《王勃集序》、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还有《困学纪闻》、《密斋笔记》、《北梦琐言》、《清一统志》、《升庵诗话》、《酒谱》、《郡斋读书志》、刘禹锡《赠左散骑常侍王公（质）神道碑》等20多种史料，断定王绩生于585年， 卒于644年，并撰就王绩大事记及主要著作系年。又如关于上官仪， 郑振铎先生据《新唐书》卷一百零五本传，认为：“传言大业末，仪父弘被杀，仪时幼，则其生当在公元六百十六七年以前，（即隋炀帝大业十二三年左右）得年约五十余。”结论是：生于616年前，卒于664年。这判断应该说是很谨慎地作出的，但对生年的确定似过于空泛。闻先生除查阅《新唐书》本传、艺文志外，又参考了《旧唐书》卷八十本传和《隋唐嘉话》、《唐会要》、《书断》、《元和姓纂》、杨师道《中书寓直咏两间褚起居、上官学士》、李x 《故西台侍郎上官公挽歌》等多种著作，而拟定其生年大约是608年，卒年为664年。与郑先生的研究比，闻氏确有进展。又如关于张九龄，郑先生据《旧唐书》、《新唐书》断定其生年为673年，卒于740年，得年68岁。在说明中介绍了《疑年录》中的记载：“修（吴修）按，徐浩撰碑云：‘开元二十八年五月初七日，薨于曲江之私第，年六十三。’若据碑，则生仪凤三年戊寅（即公元六百七十八年）。”郑氏未采碑说。闻一多先生除据《旧唐书》、《新唐书》外，还查阅了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指出，唐朝有两个张九龄，另一张九龄是唐高宗显庆四年，“惟郭待对、张九龄五人居上第”的张氏。又参考了裴耀卿、宋鼎、崔颂、孙翃、孟浩然、王昌龄、钱起、王维的赠张九龄诗17首，《桂故》、《感定录》、《清异录》、《广州人物志》、《开元天宝遗事》、《唐语林》、《唐尚书右丞相中书令张公神道碑》、《朝野佥载》、《诗薮》、《艺概》、《大唐新语》、《常侍言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别集类》、《书史会要》、《郡斋读书志》、《曲江集》等30多种著作，断定他生于678年， 卒于740年，享年63岁这三位作家的生卒年，闻先生考定的， 已为学术界所认同，后来《辞海》亦采用。
只有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观照，才能对闻先生的学术研究作出公正的评价。当然，他的研究的某些方面已为后来者超越，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第一，闻先生真正全力投入古代文学研究，时间只有18年；第二，在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即使在昆明时，资料也不多，更不用说颠沛流离中了，这不能不影响闻先生研究的效率。
闻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古籍和古典文学研究上，对神话周易、诗经、庄子、楚辞、唐诗的研究，都有独到的建树；对古代语言文学、文学史和中国诗学，都有精深的见解。除在许多领域、一系列学术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外，还表现在新观念新方法的运用上。他在这一方面的尝试，也是值得称道的。他较早地将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神话批评、民俗学、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等综合运用于文学研究，虽然他并非是第一人，但也是前行者之一（清末民初王国维等已作了最早尝试），其功绩和积极影响不可低估。这一方面的再研究，也是今后学人的一个活动空间。比如文化人类学，究竟是谁最早将它运用到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取得了什么成果？起了什么影响？闻先生在这方面有何独特贡献？要回答这些问题，须通古今，精通外语，具有较高的学养，还需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决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这一方面，需要历史学家、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古代文学史家的参与，没有他们的参与，很难将闻一多研究推向前进。
闻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中国诗学理论上的建树，特别是对新格律诗理论的构建，功绩尤大。我认为：闻一多新诗理论与中国古代诗学、闻一多新诗理论与外国诗学、闻一多新诗理论与中国新诗等，这些都可写成专著。
三、闻一多新诗研究。近20年来这一课题是闻一多研究中学者云集、成果最多的，特别是对闻诗的综合研究和具体问题、某些诗篇的细部研究上，进展明显。但似也有较为薄弱的地方，如外国诗与闻诗（影响）比较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与闻诗（影响）比较研究，闻一多与同时代成就突出诗人比较研究等，我认为都有文章可作。
闻一多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主，易陷入孤立地专门研究闻先生。我们的视野必须扩大，将闻先生置于世界20世纪前半期来研究，至少应将他置于当时的中国来研究。在某些单个作家研究会中，曾出现过“为贤者讳”或无根据地贬损研究对象的现象，这不利于研究事业的发展。所幸闻一多研究尚未出现类似问题。作为学者，我们当将科学性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的见解开始往往是不很周密的，因此应该鼓励发表不同意见，提倡百家争鸣。让我们共同推进闻一多研究事业。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
吕进（西南师范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庆 400715）
如果没有在新诗由“破格”到“创格”的转折点上出现闻一多，我们的新诗“创格”时间表也许会改写。人们一般习惯地将闻一多的创格理论仅仅理解为现代格律诗理论，这其实是一种对闻一多的狭窄化把握。基于倡导“建立新体中国诗”，闻一多对许多诗学范畴均有所开拓，这些开拓对于自由诗的美学建设同样也是一份丰厚的学术资源。
第一，格律诗与自由诗。
在新诗发展史上，闻一多并非第一位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人。陆志韦以降，有好几位诗人都是此一领域的先觉、先行者。然而闻一多却是系统、完善、深入、具体地提出现代格律诗理论的第一人。再加上他的诗集《死水》成功的创作实验，所以他的影响最大、最持久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闻一多大力倡导现代格律诗，却从来没有否定过自由诗的存在价值。他抨击的是那种比雨后春笋还要多的名为诗实为散文的“自由诗”。闻一多本人不拒绝写自由诗，诗集《红烛》和40年AI写作的讽刺诗是明证。翻开闻一多在抗战岁月编选的《现代诗钞》，也可以发现，自由诗是这本《诗钞》的主体。被选入10首以上者有4位诗人：徐志摩12首， 艾青11首，穆旦11首，陈梦家10首，自由诗占了相当数量。极少写诗人评论、也极少写序言之类是学风严谨的闻一多的学术个性。在他的为数不多的诗评中，《女神之时代精神》（1923 ）、 《女神之地方色彩》（1923）、《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1943）和《艾青与田间》（1946）却是评论郭沫若、艾青、田间三大自由体诗人的专文。很显然，认定闻一多只承认现代格律诗并不准确。闻一多是将现代格律诗作为新诗必备而又暂告阙如的一种诗体提出来的。胡适在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文当废骈，诗当废律。”而闻一多则强调“诗为什么不当废除格律”，但也“决不坚持非格律不可”。这才是完整的闻一多。这种在诗体上既倡导建设现代格律诗、又不排除确实有诗质的自由诗的多元思想是可贵的。
第二，诗美的内节奏和外节奏。
闻一多将诗美分为内的原素和外的原素。按他的说法，幻象与情感被视为内的原素，声与色被称为外的原素。内的原素是灵魂，外的原素是衣服。在外的原素当中，“声”又最为重要，因而也是闻一多所最着力的领域。
音乐性是诗之为诗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诗美要素。音乐性的核心是节奏。闻一多曾说：“格律就是节奏。”散文是没有节奏的语言，音乐是没有语言的节奏，诗却是有节奏的语言，有语言的节奏。音乐性从来是中国古诗的优势。在新诗这里，情形刚刚相反，新诗的发生和音乐没有关系。因此，和古诗相较，音乐性是新诗与生俱来的弱项，加上新诗理论在这方面的混乱，音乐性成了新诗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闻一多指出：“世上只有节奏比较简单的散文，决不能有没有节奏的诗。”将诗的音乐性分为内在质素和外在质素，也就是诗的情调与音调。这不是闻一多的发明。他的贡献在于，他恰当地看待内、外节奏的关系和各自的作用，不看轻外节奏的美学价值，并且将新诗的外节奏的研究扎扎实实地推进了一大步。
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1921）中，他说：“诗的真价值在内的原素，不在外的原素。”一年之后，他又写道：“诗的真精神其实不在音节上，音节究竟属于外表的质素。”按他的言说，诗的真精神在幻象，在情感。我们可以读到他以此为准绳对《冬夜》的批判。和外的原素相比，内的原素是诗的根本。“这声音多亮，他瞧了半天”和“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在平仄上毫无二致，在诗的隶属度的测量上却有宵壤之别了。但闻一多的高明处在于，他同时强调了外的原素，尤其是音乐性之于诗的独特的不可轻视的美学功能，指出了艺术的节奏与自然节奏的区别。闻一多在为清华《周刊》写的那篇评论中，有这样一句人们至今耳熟能详的名言：“美的灵魂若不附丽于美的形体，便失去他的美了。”自早期的论文始，直到古典文学研究，他的这一美学见解贯穿了始终。
闻一多对诗的外节奏进行过一番具体而深入的探寻。将节奏分为听觉和视觉的，这是他的突出贡献。在《致吴景超》中，闻一多对属于听觉的韵发表了看法，此一看法立足点是中国诗的艺术特质：“本来中国韵极宽，用韵并不是难事，并不足以妨害词意。既是这样，能多用韵的时候，我们何必不用呢？用韵能帮助音节，完成艺术；不用正同藏金于室而自甘饥饿，不亦愚乎？”将节奏从听觉领域推及视觉领域，这便是闻一多为推进新诗的诗体建设立下的汗马之功。
闻一多对外节奏的研究，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一研究不但有助于现代格律诗的建设，而且对自由诗的美学建设也同样有其意义。闻一多之后，艾青的“散文美”论也是以只要“内节奏”为理论基础的。继“裸体美人”论之后，“散文美”论又误导着自由诗的美学路向，使自由诗的散文化流弊泛滥。可以说，80年来，自由诗既代表了新诗的成就，也代表了新诗的弊端。闻一多的理论价值正在于此。
第三，诗歌表达中的限制与自由。
闻一多关于诗歌表达中的限制与自由的见解，不仅是对诗歌，而且也是对艺术的媒介学的深刻创见；不仅对现代格律诗，而且也对自由诗的建设具有高度的诗学价值；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代也富有实践意义。这是闻一多创格理论中相当精彩的一个部分。
闻一多的论说有两个存在着紧密逻辑联系的版块。一是从“材料”到诗，有一个用“工具”去“做”的过程；二是“工具”的限制与由限制带来的自由。
闻一多对诗的发生作过文字学、训诂学、文化学、人类学的深入考察。诗的发生既有谋生的缘故，也有乐生的缘故。也就是说，既有生存的需要，也有游戏的需要。因此，闻一多关于写诗如下棋、写诗如跳舞的那个著名言说至今仍没有失去它的真理性。就如闻一多的弟子臧克家所云：“我觉得诗之为诗，总有它一定的法则。”
情感的直接宣泄不构成艺术，也不构成诗。闻一多70多年前提出对伪浪漫派的批评至今还保持着它的力量：“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文艺的本身，他们的目的只是在披露自己的原形。顾影自怜的青年们一个个都以为自身的人格是再美没有的，只要把这个赤裸裸的和盘端出，便是艺术的大成功了，你没有听见他们天天唱道‘自我的表现’吗？他们确乎只认识了文艺的原料，没有认识那将原料变成文艺所必须的工具。”
没有工具，何以言诗？“作为艺术品的诗是否出现，主要取决于诗人运用这些材料的特殊方式”。和散文相比，诗是以形式为基础的文学。散文将作家的审美体验化为内容，诗却将诗人的审美体验化为形式。诗不是诗人情感的露出，而是诗人情感的演出。演出是需要工具与技法的，这就涉及到“写”诗与“做”诗之争、“自然流露”与“艺术加工”之别。
从一个方面说，工具是障碍。闻一多对此的阐述是科学的：“任何艺术的工具最多不过能表现艺术家当时的美感三昧（Aesthetic ecstasy）之一半。这样看来，工具实是有碍于全体的艺术之物。”另一方面，征服工具，驾驭工具，又会给诗带来巨大成功。这就是艺术工具的双重性。正如闻一多所谓“只有不会跳舞的才怪脚镣碍事”，也如歌德在《自然和艺术》里讲的：“在限制中才显出身手，只有法则能给我们自由。”不会运用限制的人，他的诗一定不会高明到哪儿去。
其实就是对任何一种艺术来说也是如此。工具给某个特定的艺术门类带来局限性，但是由此也带来独特性与丰富性。换而言之，某个艺术门类的独特性与丰富性，往往就是“对局限性的突破”的另一种说法而已。
诗人，这里指现代格律诗人，尤其指自由诗人，要有形式制约感。对于诗而言，从来没有绝端的、漫无边际的“自由”。失去形式制约感的诗人不是真诗人。在他获得了他认定的自由的时候，他也失去了写诗的自由。格律诗与自由诗的确有所不同。然而在同为诗歌上它们没有区别。走路与跳舞的确不同，但是，跳舞有舞步，走路也有走姿。走路虽然有别于跳舞，二者却都有自己的规范，还有一些共同规范。形式上的美学节制与控制，是任何诗歌文本所共有的。要警惕野性。读了《死水》以后，卞之琳在《徐志摩重读志感》中回忆到徐志摩说过的话：“我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一多的谨严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野性必然破坏诗美。
作为诗评人的闻一多是汪洋浩瀚而富有远见的。闻一多不仅属于过去，他更属于现在。我们对闻一多的研究自然属于现代文学研究范围，但也具有解决新诗当下的理论建设的急迫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