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建设要重视发挥跨界民族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视论文,作用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带一路”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出访哈萨克斯坦期间提出的大战略、外交新思维，主要就是要构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紧密联系，形成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和命运共同体，为中国的长久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跨界民族在联系与周边国家的纽带作用上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优势存量，在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会发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 一、跨界民族的特点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长达2.2万多公里的陆路边境线上分布着大约30多个跨界民族。基于自身的特点，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先天功能和优势。 (一)跨国界而居 跨界民族是历史上由于国家间政治划界或民族迁移等原因形成的分居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国家的同一民族。跨界民族在分布上大多处于国家间接壤的交界区位，分居国界两侧，居住地直接相连；也有的民族虽然也在相邻国家的边境地区活动，但居住地没有直接相连。我国陆路边境线绵长，相邻国家众多，陆路边境地区基本上都有跨界民族居住。跨界民族分布地域较广，人口众多，情况较为复杂，很多民族跨越国境线分别居住在3个甚至更多的国家。从跨界情况来看，有的民族主体在中国，也有的民族主体在其他国家，还有的民族尽管不是同一民族，但在历史上就与中亚某一民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撒拉族与中亚的土库曼族。跨国界而居是跨界民族的重要特点，也是我们在研究跨界民族问题时不能忽略的一个显性特征。 (二)与国外民族同根同源，语言文化相通 跨界民族尽管分属不同国家，有些族称在国内国外也不相同，但他们之间同根同源，语言文化相通，彼此认同感强，在语言文化以及民族心理交流上没有障碍，有着较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情感。在民族认同意识的影响下，跨界民族的双方或多方都相互认为属于相同的民族共同体。这种认同意识维系着民族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并不因国籍的不同而有所削弱。隔国界相望的同一民族成员都彼此关注着对方的发展、地位、权益和生活状况，族缘与亲缘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二者的内部认同。 (三)与国外同一民族联系紧密，往来交流频繁 跨界民族虽然被政治疆域分隔在了不同国家，但由于地缘的毗邻和族缘的不可分割性，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具体主要表现为人员往来、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和互相通婚。在被政治边界分割的同时，同一民族的家族和血缘亲属也被分隔开来，但随着边疆口岸的开放，同一家族内部的亲属进行着长期紧密的往来。通商口岸除了加强了同一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交流之外，更重要的是促进了国家之间的经贸往来。在历史上中亚有些国家就曾作为中国的藩属国与我国有着传统的贸易往来。在互通有无的基础上，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边境繁荣和文化交流。这种亲密的关系为“一带一路”战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经贸往来和民意相通基础。 (四)跨界民族大多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 我国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国家，宗教对一些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跨界民族大多有着虔诚的宗教信仰，而这些宗教很多都是世界性宗教，与国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宗教信仰相近或相同。比如我国西北边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乌孜别克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基本上全民族都信仰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在中亚和西亚以及北非等地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甚至有些国家把伊斯兰教奉为国教；西南边疆的傣族、布朗族、德昂族、佤族等民族大多信仰南传佛教，拉祜、壮族、布依族等民族大都信仰汉传佛教，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等民族信仰藏传佛教，瑶族群众的生活受道教影响也比较大；另外，俄罗斯族多信仰东正教，还有一些民族至今还保留着传统的原始信仰和鬼神崇拜。 二、跨界民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一)跨界民族是加强不同国家间人文交流的桥梁 “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但要实现“民心相通”，才能为政策沟通和经济交往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在这种新型的合作模式中跨界民族将起到沟通国家间人文交流的桥梁作用，是我国可以充分运用的既有资源。 尽管我国目前已经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和国外一些相关国家的交流还是比较少，甚至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国情、风土人情等人文知识根本就不了解，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与这些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与交流，难以取得当地社会的切实认同。因此，“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实施首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如何加强对一些国家和地区人文社会的了解以解决盲人摸象的问题，另外也要通过适当途径向更多沿线国家人民宣传“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惠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跨界民族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与周边国家民族同源同宗的族缘关系，为“一带一路”的纵深推进搭建起沟通的精神桥梁，而这种血浓于水的精神桥梁可以让我们更容易跨越与不同国家和地区交流中的人文障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心相通”。“民心相通”目标一旦实现，必然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打通“任督二脉”，实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因此，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过程中，跨界民族凭借自身强烈的民族认同意识和与周边国家民族间的紧密联系，可以作为公共外交的主体之一扮演好民间友谊使者的重要角色，引导沿线国家的民意和舆论，承担起培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民族知华友华的重要任务，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一条“民心之路”。 (二)跨界民族是促进国家间经贸往来与合作的排头兵 在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中亚五国“民心相通”的基础上，贸易交流会更加畅通。跨界民族熟悉周边国家的民族风情、文化需求和生活习惯，在我国一系列经贸往来和道路互联互通的经济活动中，需要跨界民族的主体性参与，盘活优势存量，提升效益增量。民族的多样性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意味着价值与需求的多样性，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规模递增效应”。跨界民族基于自身特点，可以在“民心相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将边际效应降至最低。在经贸往来等活动中，跨界民族可充分利用自身的民族语言优势充当翻译，在对周边国家进行中国政策解读时也更有信服力，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交流中的误解、隔阂甚至排斥感，增强相关国家和地区人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同与支持。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对跨界民族中的各类精英委以重任，让他们充当“一带一路”建设的排头兵，这样就可以在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成就。 (三)跨界民族在增进各国政策沟通了解方面有着很大优势 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政策协商、沟通与宣传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内容。在这方面，除了发挥政府和外交人员的主体作用外，跨界民族也可以起到必不可少的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软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认可和信任。跨界民族中的少数民族干部对政策理解透彻，政治素质过硬，大局意识强，在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一带一路”的具体工作中可以大胆任用这类干部和各方面的技术专业精英人才。推动各少数民族的“参与式发展”，既能促进“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展开，又能实现少数民族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四)跨界民族与国外一些民族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宗教信仰，这是国家间联系的重要平台 “一带一路”沿途国家和地区是世界上典型的多民族、多宗教聚集区域，甚至有些地区还是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发源地或者是圣地，宗教在这些国家和地区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宗教状况复杂，宗教间或教派间的矛盾问题也很大。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宗教方面的因素是我国与这些国家、地区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可以说，取得各类宗教社会的帮助与支持也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开展的重要问题。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是主导思想，但我国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如何通过一个有效平台来宣传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获得宗教社会的信任与支持，这也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巨大挑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仅仅靠国际政治、商业、法律、工程技术人才，无法胜任这些任务。我们必须要有一大批深谙宗教特别是穆斯林社会生活状况、为当地宗教组织和社会所接受的各类人才，通过他们为我国的外派机构和基建项目开展做评估、建议、培训、沟通和公关。跨界民族与“一带一路”一些沿途国家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宗教信仰，共同的宗教信仰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融入机制，更好地同各国的宗教社会打交道，为人文交流提供一个新的平台，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一些矛盾和障碍，减少“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必要的成本。 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跨界民族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跨界民族的自身特点和先天优势可以帮助实现“一带一路”核心区的精准对接，为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国外一些敌对势力也可能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利用跨界民族从事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渗透和破坏活动。 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发挥跨界民族的正能量并消解其负能量，真正发挥软实力的润滑和沟通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首先要充分尊重各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发展民族语言文字，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使中国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先进理念在国内得到全面贯彻落实。另外，也要充分发挥边疆地区各族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大力培养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尤其是跨界民族的产业工人队伍和各类人才，进一步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使各族人民真正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者和实践者，让跨界民族的优势存量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中充分释放，这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顺利推进，而且也有利于边疆地区各民族发展，同时有利于我国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提高。